會議進入第三個晚上，局面已經完全明朗化了。於是，著手進行最後的議題，即作出四項決定。
這四項決定，並未見諸張聞天起草的會議的決議。直至陳雲手稿於1985年公開發表，這四項決定才正式公佈：
（一）毛澤東同志選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決議，委託常委審查後，發到支部中去討論。
（三）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
（四）取消「三入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周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
這四項決定，是遵義會議的重要成果。
其中第一條，「毛澤東同志選為常委」，是指毛澤東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進一步選為政治局常委。常委與非常委的區別在哪裡呢？當時正處於戰爭環境，尤其是長征途中政治局委員們分散在各部隊之中，不能經常開政治局會議，重大的事務由政治局常委決定。進入常委，意即進入中共領導核心。
當時，究竟哪些人是政治局常委？無原始常委名單檔案可查。不過，以陳雲手稿為依據，可以巧妙而準確地「推算」出常委名單來：
一、「毛澤東同志選為常委」，表明毛澤東是新任常委。
二、「擴大會議畢後中常委即分工，以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表明周恩來是常委。
三、「決議發出以後常委各同志——毛、張、陳——均到各軍團幹部會中傳佈決議」，表明張聞天、陳雲也是常委。
四、「在由遵義出發到威信的行軍中，常委分工上，決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負總的責任」，表明博古是常委。
根據以上「推算」，常委共五人，即原常委博古、周恩來、張聞天、陳雲，加上新選的毛澤東。
遵義會議的第四條決定，是以組織決定形式的方式最終取消了「三人團」，並宣佈剝奪了李德的軍事指揮權。
不過，遵義會議結束時，博古仍為中共中央負總責，只是他這負總責已很難開展工作了。
戰事匆急，遵義會議在1月17日晚剛剛結束，柏輝章師已逼近遵義城了。趁著紅軍在遵義休整，蔣介石重新部署了追堵紅軍計劃，紅軍在1月19日撤出了遵義。這時的紅軍，由周恩來、朱德指揮，周恩來「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
紅軍撤離遵義城之後，第一個回到柏公館的是柏輝章的表弟余大勳。他來到二樓客廳，據他回憶：「餐桌仍在原處，四周有木椅、木凳和一張籐睡椅。」這便是遵義會議後殘留的現場場景。
博古在遵義會議之後，下台已成定局。終於，在一個「雞鳴三省」的地方，博古結束了他的中共中央負總責的職位。
周恩來曾十分清楚地說及博古交權的過程：
當時博古再繼續領導是困難的，再領導沒有人服了。本來理所當然歸毛主席領導，沒有問題。洛甫那個時候提出要變換領導，他說博古不行。我記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洛甫現在要變換領導。我們當時說，當然是毛主席，聽毛主席的話。毛主席說，不對，應該讓洛甫做一個時期。毛主席硬是讓洛甫做一做看。人總要幫嘛。說服了大家，當時就讓洛甫做了……
周恩來說及博古交權的地點：
我們趕快轉到四川、貴州，雲南交界地方，有個莊子名字很特別，叫「雞鳴三省」，雞一叫三省都聽到。就在那個地方，洛甫才做了書記，抉下了博古。
據考證，那個「一雞長鳴，三省皆聞」的村子，是雲南省威信縣水田賽鄉的一個村子。
博古交權的時間，是1935年2月5日，即遵義會議結束半個多月後。
在博古準備「交權」時，凱豐一再向他說：「不能把中央的權交出去！」
「博古沒有聽他的，還跟凱豐說，應該服從集體的決定，這樣他把象徵『權』的幾副裝有中央重要文件、記錄、印章的挑子交給了張聞天。」
這樣，博古結束了自1931年9月下旬起的三年零四個月的中共領袖地位，由張聞天接替。從此，張聞天成了中共中央負總責。
在「雞鳴三省」的那個村子裡，只要毛澤東點一下頭，他完全可以出任中共中央負總責。當時，周恩來、張聞天都力推毛澤東接替博古。但是毛澤東畢竟看得深遠，鑒於種種因素，推舉了張聞天：
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中共要更換領導人，需經共產國際批准。毛澤東出自「山溝溝」，從未去過蘇聯，因此共產國際缺乏對他的直接瞭解。張聞天是「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之一，原是王明、博古的密友，共產國際信得過。
張聞天又具有很好的馬列主義理論修養。自從他從「左」傾營壘中殺出來之後，便跟毛澤東緊密合作。在遵義會議上，張聞天站出來作「反報告」，立了頭功。再則，如毛澤東曾說過的那樣，「洛甫這個同志是不爭權的」。
容易與毛澤東共事，電能團結別的同志一起共事。
毛澤東的眼力不錯。此後，張聞天擔任中共中央負總責長達八年之久，與毛澤東一直保持著良好的共事關係。
走筆至此，不能不追溯到半個世紀前在上海發生的一幕，竟在無意之中給毛澤東幫了大忙，為中國共產黨在遵義會議上第一次獨立自主地解決黨內問題提供了機會……
1934年的上海，中央地下組織面臨著最為嚴峻的「圍剿」。
自從中共臨時中央在1933年初遷入中央蘇區之後，上海設立中共中央上海局。共產國際通過中共中央上海局，與在中央蘇區的中共臨時中央取得聯繫。盧福坦被指定為中共中央上海局負責人，他於1933年4月被捕，後來叛變。於是，康生被指定為中共中央上海局負責人。由於形勢日益嚴重，康生和妻子曹軼歐一起於1933年7月中旬離滬前往莫斯科，出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副團長。
康生離去後，李竹聲任中共中央上海局書記。
差不多與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圍剿」同步進行，中統特務加緊了對中共中央上海局的偵察、搜捕。
1934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上海局被偵破，書記李竹聲落入中統特務手中。李竹聲叛變，又使一批中共地下黨員落網。
盛忠亮成為李竹聲的繼任者。1934年8月，這位上任才兩個月的中共中央上海局書記也被逮捕。起初，盛忠亮受審時一言不發。中統特務知道他與秦曼英感情很好，而秦曼英已與李竹聲同案被捕。他們勸降了秦曼英，讓秦曼英跟盛忠亮見面，這促使了盛忠亮叛變。
中統特務知道了盛忠亮家的「警號」。所謂「警號」，便是窗台上的一盆花、窗口掛著的一件雨衣之類，一旦取掉，表示出事。中統特務「保護」了盛家的「警號」。中共秘密電台台長武子明見到「警號」依在，進入屋裡，當即落入中統特務手中。
武子明的被捕，使中共中央上海局的電台遭到破壞。從此，中共中央上海局與瑞金失去了無線電聯繫。於是，在瑞金的中共臨時中央，也就失去了與共產國際之間的無線電聯繫。本來，王明通過無線電報「遙控」瑞金，這下子鞭長莫及了！
李德對此事極為遺憾，他在回憶錄《中國紀事》中寫道：
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就這個問題（指與粵軍陳濟棠進行秘密談判——引者注）的無線電往來，是一年半中最後的一次，中央委員會上海局連同電台都被國民黨秘密警察查獲了。這樣，我們同共產國際代表團以及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聯繫完全中斷了。由此而來的中央同外界的完全隔絕，對以後事態的發展產生了無法估量的影響……
李德所說的「共產國際代表團」，即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明，副團長康生。
由此，王明無法再對中共中央發號施令，只能在莫斯科乾著急。
由此，博古、李德無法用共產國際（實際上是王明）這張王牌來壓服毛澤東。
由此，中國共產黨在「同外界完全隔絕」的情況下，獨立自主地處理黨內事務。
由此，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這一系列的會議在沒有外來干涉的情況下舉行。
由此，遵義會議得以順利地批判博古、李德，得以把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削除軍權。
由此，中國共產黨可以不經共產國際的批准，獨立自主地選擇自己的領袖——張聞天接替了博古。
張聞天從「雞鳴三省」的那個小村子起，實際的職務是中共中央總書記，但並沒有這樣的稱謂。這是因為自向忠發被捕後，中共中央便不設總書記。博古的實際職務也是中共中央總書記，但是只稱「中共中央負總責」。張聞天接替他，因此也只稱「中共中央負總責」。這在當時陳雲的手稿中，就已寫得很明白：「在由遵義出發到威信的行軍中，常委分工上，決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負總的責任。」
此後，張聞天還曾公開發表啟事，否認他的「中共中央總書記」之稱。
那是1938年4月12日武漢《新華日報》在第一版所載《張聞天（洛甫）啟事》：
廣州《救亡日報》3月27日栽有署名洛基者所寫的所謂「張聞天論抗戰諸問題」。洛基君指此稿為他在2月12日與「中共中央總書記張聞天先生之談話」，本人特鄭重聲明：（一）該談話發表未經本人允許，記錄內容未經本人看過，因此，本人對該談話不負任何責任。（二）中共中央設有由數同志組成之書記處，但並無所謂總書記。
也就在那個雞鳴三省的小村子裡，在進行常委分工時，開始授予毛澤東以軍權。陳雲手稿中寫及：「以毛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這表明毛澤東可以著手過問軍事，雖說還只是周恩來的幫助者。
博古呢？他在失去中共中央負總責之職後，仍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軍委委員職務。自1935年2月7日起，他擔任紅軍總政治部代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