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人們通常把毛澤東領袖地位的確立，說成是遵義會議。其實，這裡所說的遵義會議是廣義的，即前有發展過程，後有完善過程：
遵義會議前的發展過程是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
遵義會議後的完善過程是「雞鳴三省」常委會、扎西會議直至苟壩成立「新三人團」。
正因為這樣，關於毛澤東和遵義會議的關係，有著各種評價：
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
1991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說，遵義會議「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
1993年出版的，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毛澤東年譜》上說：「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共中央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領導。」
1996年出版的，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毛澤東傳》中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
這些提法大同小異。這裡所提到的遵義會議，實際上是指廣義的遵義會議。
遵義會議，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歷史的進展，日益受到注目——因為它是確立毛澤東領袖地位的起點，隨著毛澤東的聲望的不斷提高，人們這才逐漸意識到這一起點的重要性，這一歷史的選擇的重要性。尤其是毛澤東從遵義會議起，直至1976年去世，這漫長的四十一年間他一直是中共最高領袖，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歷史進程，影響了世界的歷史進程，這一起點也就益發顯示了它的重大的歷史意義。誠如1921年7月23日晚，那十三位來自天南地北的人物聚首上海望志路李公館所舉行的中共「一大」，成為中國歷史上紅色的起點，也是隨著中共的日漸壯大以至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執政黨，益發顯示了它的重大的歷史意義。
從以下權威性的著作中，可以大致看出對於遵義會議的認識的演變過程——
1936年夏，當美國記者斯諾採訪毛澤東時，毛澤東沒有提到遵義會議。斯諾在《西行漫記》中，只提到這麼一句話：「紅軍攻佔了王家烈省主席的司令部，佔領了他在遵義的洋房」。實際上，他把柏輝章誤以為王家烈了。毛澤東提到了「遵義的洋房」——柏公館，沒有提到在那「洋房」裡開的會議。
1936年12月，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這麼提及遵義會議：
反「游擊主義」的空氣，統治了整整的三個年頭。其第一階段是軍事冒險主義，第二階段轉到軍事保守主義，最後，第三階段，變成了逃跑主義。直到黨中央1935年1月在貴州的遵義召開擴大的政治局會議的時候，才宣告這個錯誤路線的破產，重新承認過去路線的正確性。這是費了何等大的代價才得來的呵！
博古，作為遵義會議上受批判的對象，他在1943年11月13日，這樣評價遵義會議：劃全錯的（指博古、李德制定的長征軍事計劃——引者注），使軍隊有被消滅的危險，所以能保存下來進行二萬五千里長征，因有遵義會議，毛主席挽救了黨，挽救了軍隊。教條宗派統治開始完結，基本上解決問題，組織上也做了結論。
作為接替博古擔任中共中央負總責的張聞天，他在1943年12月16日，以一位理論家姿態，對遵義會議作出四點評價：
遵義會議在我黨歷史上有決定轉變的意義。沒有遵義會議，紅軍在李德、博古領導下會被打散，黨中央的領導及大批幹部會遭受嚴重的損失。遵義會議在緊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這是一。第二，遵義會議改變了領導，實際上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領導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義會議克服了「左」傾機會主義，首先在革命戰爭的領導上。第四，教條宗派開始了政治上組織上的分裂。這個會議的功績，當然屬於毛澤東同志，我個人不過是一個配角而已。
作為黨的正式文件，1945年4月20日由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嚴謹的筆調評論遵義會議——此時離遵義會議已有十個年頭：
1935年1月，在毛澤東同志所領導的在貴州省遵義城召開的擴大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得以勝利地結束了「左」傾路線在黨中央的統治，在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
遵義會議集中全力糾正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上和組織上的錯誤，是完全正確的。這次會議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是中國黨內最有歷史意義的轉變。也正是由於這一轉變，我們黨才能夠勝利地結束了長征……
在遵義會議後的第四十六個年頭——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根據陳雲的建議，也概略地論及新中國成立前的中共歷史。對於遵義會議，是這樣高度評價的：
1935年1月黨中央政治局在長征途中舉行的遵義會議，確定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使紅軍和黨中央得以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保存下來，並且在這以後能夠戰勝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勝利地完成長征，打開中國革命勝利的新局面。這在黨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在遵義會議後的第五十六個年頭——1991年7月1日，江澤民《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七十週年大會上的講話》，又一次高度評價遵義會議：
在革命力量不斷壯大的時候，敵人的瘋狂「圍剿」，加上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使革命陷於極端困難的境地。國內外敵人曾斷定我們黨要徹底失敗，在這個關鍵時刻，黨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撥正了革命的航船。黨及其領導下的紅軍勝利地完成了兩萬五千里長征，奇跡般地打開了革命新局面。
以上所引述的從毛澤東到江澤民的對於遵義會議的評價，語調都是極為嚴肅的，都是字斟句酌的。
在這裡，不妨引用美國記者索爾茲伯裡在1986年所寫下的一段很坦率、很生動卻又不失準確的一段話：
遵義會議之後，一切都變了。這是分水嶺——毛澤東牢牢地掌握了領導權，而且中國共產主史運動宣佈獨立於莫斯科的指揮棒。在以後的二十五年裡，世界並沒有意識到這種獨立性，但斯大林卻早已把這種獨立性同毛澤東的名字連在一起了。
遵義會議還標誌著毛澤東和周思采的政治大聯合，從此以後，他們一輩子保持了這種夥伴關係，至少一直保持到他們去世前的一兩年。
可以說，中共「一大」是中國共產黨成長的起點，遵義會議是毛澤東作為中共領袖的起點。遵義會議和毛澤東的名字緊緊相連。從1935年到1976年，漫長的四十一個春秋，毛澤東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歷史進程，成為20世紀中國最富有影響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