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又一年的「七一」，對於毛澤東的宣傳在逐漸升溫：
1942年的「七一」，《晉察冀日報》發表號召「全黨學習掌握毛澤東主義」的社論。
1943年的「七一」，王稼祥首次提出「毛澤東思想」並加以論述。
1944年的「七一」，紅緞子封面上燙著五個金色大字的《毛澤東選集》出版了！
著作是思想的載體。在宣傳毛澤東思想、學習毛澤東思想呼聲日益強烈之際，毛澤東的著作也就日益受到人們注目。
最初，毛澤東的著作零零散散地發表在報紙、雜誌上，或者作為黨內文件印行，或者單篇印成小冊子。
最為「豪華」的，要算是遵義會議之後，共產國際曾在莫斯科印行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單行本，用紅綢封面精印。
在延安，印行過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單行本。
毛澤東的最初的選集是延安印行的《毛澤東救國言論選》，當然那只是收入毛澤東一小部分著作。1942年出過《毛澤東言論選集》，也只是收入他的《論新階段》、《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等五篇著作。
鄧拓自從1942年「七一」發表了那篇關於「毛澤東主義」的社論之後，就立下宏願，即為毛澤東編一本比較完整的選集。
1944年初，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書記聶榮臻和副書記程子華、劉瀾濤決定委託鄧拓編選，由《晉察冀日報》出版《毛澤東選集》。經向中共中央宣傳委員會（主任毛澤東、副主任王稼祥）請示，獲得了同意。
這樣，鄧拓就著手編選中國第一部《毛澤東選集》。
挑起這一重任的鄧拓，那時三十二歲。他是福建福州人氏，本名鄧子健。1929年，他人上海光華大學政治法律系，翌年加入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不久加入中國共產黨。他曾兩度被捕。
1937年春，鄧子健終於出獄。他在寫給友人的信中稱：「西方有巨人，吾將往從之。」於是他前往中國西部，尋覓「巨人」，進入了晉察冀紅色區域。從此，他將「開拓新的生活」，因此改名鄧拓。
鄧拓有著倚馬可待的文才。他進入紅區，負責主持《抗敵報》。此報在1940年11月7日（蘇聯「十月革命節」）改為《晉察冀日報》，鄧拓便成為社長兼總編（後來張春橋成為副總編）。報社社長駐河北阜平城南莊附近馬蘭村，後來鄧拓取諧音「馬南村」為筆名，為《北京晚報》寫專欄文章《燕山夜話》。
鄧拓曾寫過一首詩《勖報社諸同志》，記述當年辦《晉察冀日報》的勃勃雄風：
筆陣開邊塞，
長年鉤剪風。
啟明星在望，
抗敵氣如虹。
發奮揮毛劍，
奔騰起萬雄。
文旗隨戰鼓，
浩蕩入關東。
鄧拓敬仰「巨人」毛澤東，悉心收集毛澤東散見於各報刊的著作。正因為這樣，當他受命編選《毛澤東選集》，很快就選出了毛澤東的二十九篇文章，約五十萬字，分成五卷；第一卷五篇，關於國家與革命的論著；第二卷十一篇，關於統一戰線的論著；第三卷三篇，關於戰爭與軍事的論著；第四卷三篇，關於財政經濟的論著；第五卷七篇，關於黨的建設的論著，在當時極為艱難的條件下，《晉察冀日報》印刷廠精心排印出了《毛澤東選集》。鄧拓親自擔任校對。
此書第一版印平裝本四千冊。另外，還印了一百冊精裝本，用紅緞或藍緞作封面，燙上金字，頗有氣派。
《毛澤東選集》的首頁，用銅版精印毛澤東在延安的近照，下印一行字：「中國人民領袖毛澤東同志」。
鄧拓為《毛澤東選集》寫了《編者的話》：
過去革命鬥爭的經驗教訓了我們：要保證中國革命的勝利，全黨同志必須徹底地團結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之下。
一切幹部，一切黨員虛心和細心地學習毛澤東同志的學說，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自己……這是異常迫切的任務。
《毛澤東選集》在1944年5月定稿付排，「七一」時就出書了。
《毛澤東選集》第一版四千冊不脛而走，不斷重印。
1947年3月，中共晉察冀中央局主編新版《毛澤東選集》，共六卷，六十餘萬言，由新華書店晉察冀分店發行。前面曾提及的收入遵義會議決議的《毛澤東選集》，則是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在1948年出版的另一種版本。
《毛澤東選集》的出版，使人們對於毛澤東思想有了全面的系統的認識。這樣，對於毛澤東思想的宣傳又進了一步。此時，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最主要的宣傳者，不是王稼祥，不是鄧拓，而是劉少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