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庫切在2003年曾說過，過去十年時間裡圍繞著他所虛構出的作家伊麗莎白·科斯特洛已經成長起「一小批批評家」。1這種說法充滿諷刺意味地指涉了依托庫切的小說而興起的龐大產業，這個產業在英文研究方面為讀者提供了一些最富洞察力和穿透力的文學批評。儘管人們對庫切作品做了很全面和細緻的探索，但是下面這點就很值得我們注意：訪問有關研究庫切的網站，或者隨意瀏覽庫切生平，我們會遇到數不清的不詳信息，要麼半真半假，要麼完全經不起推敲。比如，有人聲稱庫切出生時的名字是約翰·邁克爾·庫切，但後來將他中間名改成了麥克斯韋爾2，這個信息就是錯誤的，但至今仍然流傳，有時甚至影響到了對庫切作品的解釋。3
庫切的出生證明上清楚地寫著，他出生於1940年2月9日，名為約翰·麥克斯韋爾·庫切（John Maxwell Coetzee），出生地是開普敦的莫佈雷護理院。出生證上父母的「常住地址」一項，填的是大卡魯的西維多利亞。他父親的名字是撒迦利亞·庫切（Zacharias Coetzee），職業為律師。看上去庫切的父母，或至少他的母親，是為了孩子的出生而特意前往開普敦的。庫切母親的全名是維拉·希爾德雷德·韋梅耶（Vera Hildred Wehmeyer）。出生證上沒有提到的信息是，她是一名小學教師。
庫切的祖先來自荷蘭，他們移民到當時的殖民地開普（the Cape），這是荷屬東印度公司（United East Indian Chartered Company）為了給遠航船隊提供補給，而在荷蘭和東方諸國中間建立的一個「中轉站」。這些歷史背景，庫切在他的《白人寫作》（White Writing，1988）的導言中曾側面提到過，該書是他的第一本批評文集，主要關於南非「文學的文化」。他在書中這樣寫道：
1652年，歐洲人在非洲大陸的最南端——好望角——建立了一個殖民點。其目的簡單明瞭：給那些在荷蘭和亞洲之間，從事商貿活動的東印度公司員工提供新鮮農產品。……在接下來的一個半世紀裡……東印度公司試圖……阻止人們向內陸殖民，他們希望這個殖民點保持其最先所規劃的狀態：一個貿易站，一個花園。4
早在17世紀就定居開普的荷蘭人中，有一個名叫德克·庫徹（Dirk Couche）的人，他後來將自己的姓氏改為庫茨（Coetse）。5庫徹在斯泰倫博斯地區的俄斯特河畔建立了庫茨堡農場，後來又收購了相鄰的土地。庫茨堡農場的地契顯示，1682至1692年間，該地的第一任行政長官兼測量師約翰內斯·穆德（Johannes Mulder）用簡筆畫的形式最早在農場上勾勒出房子，煙囪上面飄著縷縷炊煙。6德克·庫徹是斯泰倫博斯的首席公民——他先是被選為教會的執事，然後又被推舉為教會長老，並在1687年成為村議會成員。1706年，他成為斯泰倫博斯步兵首領，掛上尉軍銜。他很可能參與了針對當地總督W.A.范德斯泰爾（W.A.van der Stel）的抗爭。該人於1699年繼承父業，但因其獨裁統治、個人標榜和裙帶作風很不受歡迎，並於1707年被希爾十七世（Here XVII）召回阿姆斯特丹。從1714年的一份法律文件中可以看出德克·庫徹和此次事件的關聯，當時庫徹夫婦為他們的孩子找了兩位監護人，其中之一是亞當·塔斯（Adam Tas），而這位塔斯先生恰恰是斯泰爾抗爭事件中的首領之一。7
1721年，庫茨堡農場被過戶給德克·庫徹的兒子格裡特（Gerrit）。他1683年在開普受洗，1722年與荷蘭的蘇珊娜（Susannah Loefke，後拼作Lubbe）結婚。格裡特對庫茨堡農場的所有權一直保持到1753年，同年，農場被改造成斯泰倫博斯地區的鎮議會。
隨後三代的長子都繼承了家族的第一個長子的名字格裡特。這個由荷蘭語的「赫拉德」（Gerard）演變過來的名字，也成了該家族中J.M.庫切所在這一支的常見名字。8雖然德克·庫徹的兒子仍舊將自己的姓拼為「Coetse」（庫茨），但從家族的第三、第四代成員起，他們已經更多地選擇「Coetzee」（庫切），而後來的兒孫們也普遍採用了該拼法。
居住在開普的庫切家族成員中，有一個人非常令人著迷，他就是第三代成員雅克布斯·庫茨（Jacobus Coetse）——約翰內斯·亨德裡克·庫茨（Johannes Hendrik Coetse）和伊麗莎白·帕爾（Anna Elizabeth Paal）的兒子。9他是第一個具備足夠冒險精神，勇於探索未知的內陸地區的人。當時，區域長官西蒙·范德斯泰爾（Simon van der Stel，1679至1699年任總督）奉行保守政策。他認為最初設立於開普的補給站，只應該建成小規模的農業殖民地。他不允許人們遠離開普，最遠不可越過斯泰倫博斯、帕爾和弗朗斯胡克等地，且不允許人們在任何內陸區域拓展定居點。J.M.庫切在《白人寫作》中這樣寫道：
管理該殖民地的荷屬東印度公司對開普以外的區域毫無興趣。按照那時的報告，內陸區域貧瘠荒涼，人煙稀少，散居著原始的霍屯督人和布須曼人。加上探險隊沒有在那裡發現任何礦藏，人們對那裡的興趣便越發減退。10
然而，東印度公司的政策在實際執行時鬆鬆散散，再加上西蒙·范德斯泰爾的兒子兼繼任者W.A.范德斯泰爾（1699至1707年任總督）大力支持養牛業，這導致限制人口擴張的政策不管怎麼說都非常失敗。養牛業促使耕種農戶進一步向內陸滲透，進而產生了一種新型的遊牧民族。他們逐漸愛上了廣闊的內陸地區，並在身體和心理兩方面都做好了準備，應對開拓者的艱辛生活。因此，雖然庫切家族的族長德克·庫徹和十個孩子中的大部分人選擇待在相對安閒的開普，但是他的子孫後輩中，很快便有人萌生了跋山涉水、探索內陸的願望。他們先是挺進西北省，而後又來到洛基維爾德的薩瑟蘭和大卡魯的格拉夫熱內。這種向著內陸不斷前進的趨勢也是不斷壯大中的南非白人群體的特徵。
最先離開舒適的開普盆地的，是族長的第四個和第五個兒子——約翰內斯·亨德裡克（Johannes Hendrik）和科尼利厄斯（Cornelius）。按照東印度公司的農場租賃制度，他們兩個購得今天的皮凱特貝赫附近地區的放牧權。而早在1670年，荷屬東印度公司就為了保護荷蘭殖民者不受住在大山對面的科伊科伊人的武裝威脅，而在今天的皮肯尼斯克羅夫關隘下，設立了統治區最北端的軍事哨所。科尼利厄斯去世之後，他的遺孀與約翰·海因裡希·朗格（Johann Heinrich Lange）結婚。不過，在1758年該農場由約翰內斯·亨德裡克的第六個兒子雅克布斯接管。雅克布斯在很小的時候就隨全家人一起搬到了這個殖民區的邊境地帶。
雅克布斯是一個冒險家，膽子奇大無比。他出生於1730年，24歲的時候娶了瑪麗亞·瑪格麗塔·克盧蒂（Maria Margaretha Cloete），在1810至1816年間的某個時間點告別了人世。1760年，在總督瑞克·圖爾巴（Rijk Tulbagh）的祝福下，雅各布斯向著今天皮肯尼斯克羅夫的北面，不屬於荷屬東印度公司的區域開始了遠征。11東印度公司的官員在1660至1664年間曾經因為貿易需要進入這片領土與當地人交往，同時尋找傳說中的莫諾莫塔帕和金色城市韋傑塔麥格納。但是直到1683年，奧洛夫·伯格（Oloff Bergh）才真正深入到納馬誇蘭的銅山區域。兩年後，西蒙·范德斯泰爾也完成了這一壯舉。
據說雅克布斯·庫茨走得更遠，他到了大河流域，一開始是葛瑞普，然後是奧蘭治河，甚至深入了今天的納米比亞南部。他看到了很多長頸鹿，而在那時，開普人還不知道長頸鹿是何種動物。他還發現了許多新植物，並將其中一種命名為駱駝刺，因為長頸鹿（kameelperde，阿非利堪斯語，字面意思是駱駝馬）很喜歡吃這種樹頂端的葉子。他很可能是第一個長途跋涉、深入該地區的白人。回來後，雅克布斯·庫茨參加了斯泰倫博斯一年一度的武器展。其間，他有關旅途的講述引起了轟動。有人勸說雅克布斯·庫茨允許好望堡(1)的書記員把他的經歷寫出來，而庫茨提供的消息，特別是有關達姆若克沃斯人（Damrokwas）「黃皮膚，長頭髮，身著亞麻布衣服」的傳說，使得1761年的總督圖爾巴批准亨德裡克·霍普（Hendrik Hop）沿著同樣的路線，進行一次官方遠征，由雅克布斯·庫茨本人陪同並擔任嚮導和翻譯。
雅克布斯·庫茨的「描述」由當地官員記錄下來，並由他本人簽上一個「十」字以示確認。由此可以推斷出，雅克布斯其實是個文盲。這一點很奇怪，因為他的祖父是斯泰倫博斯一位德高望重的村議會成員，無疑是會讀寫的。雅各布斯之所以不識字，或許可以歸因於他在很小的時候就離開了開普鎮，而邊境地帶又找不到好老師。雅克布斯·庫茨本人是個沉迷大自然、喜愛野外並熱衷於探索新天地的冒險家。由此來看，雅克布斯·庫茨顯然不是我們這位傑出作家J.M.庫切在文學方面的前輩。而事實上，作為約翰內斯·亨德裡克·庫茨的兒子，他與J.M.庫切來自不同的家族分支。
J.M.庫切在英國工作和在美國學習的過程中，曾在大英圖書館和得克薩斯州立大學奧斯汀分校那所藏書豐富的圖書館中，讀到早期非洲南部移民的報告。在奧斯汀，他碰巧讀到了雅克布斯·庫茨的官方敘述。因為覺得這個故事是如此令人著迷，庫切把它用作素材，巧妙地調整成一個偽紀實作品《雅各·庫切之講述》，用作第一部小說《幽暗之地》 Duskland，1974）的第二部分。J.M.庫切虛構的父親——歷史學家S.J.庫切博士——在《幽暗之地》的後記中提到，官方敘述來自好望堡的一位尺二秀才，一個荷屬東印度公司的小文員，一個不得不記下雅克布斯·庫茨經歷的筆墨匠。12作為一位荷屬東印度公司的官派記錄員，他只能以乾巴巴的口吻記述雅克布斯的經歷，而《幽暗之地》的附錄也模仿了這種表述方式，這就讓全書的第二部分更像一份官方文件了。爭權奪利與暴力事件本來沒有出現在小文員的記述中，但是在庫切筆下，這些內容成了《雅各·庫切之講述》中的真實事件。這是庫切對原官方「敘述」的重寫，也是他強調的「真相」。
在小說《幽暗之地》出版之前，拉萬出版社的彼得·蘭德爾（Peter Randall）讓J.M.庫切提供一些他自己的身世細節以供圖書宣傳，庫切並不是非常願意這樣做。在1974年1月17日給蘭德爾的信中，他這樣寫道：「關於我的家庭背景只佔南非所有姓庫切的人口的萬分之一，除了能說雅克布斯·庫茨是所有這些人的先祖外，還有什麼可談的呢？」後來蘭德爾違背庫切的意願，把這句話印在了《幽暗之地》的封皮上。從其表述看，好像庫切本人並不真正瞭解雅克布斯·庫茨在庫切家族中的位置，並把他看作是自己的直系祖先。也許，作為這個家族在南非的一名後裔，從文化角度來說，庫切對自己的定位同《幽暗之地》中的雅各·庫切一樣：「我只是歷史手中的工具。」13
二
庫切的爺爺名叫格裡特·麥克斯韋爾·庫切，他是弗雷德裡克·勞倫斯·約翰內斯·庫切（Frederik Laurens Johannes Coetzee）和伊麗莎白·艾格尼絲·米爾斯（Elizabeth Agnes Mills）的長子。1868年11月19日，格裡特出生於霍普菲爾德，他的第一任妻子是來自蘇格蘭的瑪麗·安·富勒（Mary Ann Fuller），比他小兩歲。儘管瑪麗·安不是 J.M.庫切真正的祖母，但是他們的婚姻給庫切家族的這個分支帶來了英國的影響。格裡特與瑪麗·安一共孕育了四個孩子，但不幸的是，兩個女兒早逝，僅餘一兒一女：艾琳·琳達（Irene Linda，1899—1990）和斯坦利·麥克斯韋爾·布勒（Stanley Maxwell Buller，1901—1985）。1902年，小兒子斯坦利出生兩個月後，尚且年輕的32歲母親便告別了世界，很可能死於分娩併發症。1905年，格裡特·麥克斯韋爾·庫切第二次結婚，這次的妻子名叫瑪格達萊納·卡特琳娜·德比爾（Magdalena Catherina de Beer），暱稱列尼（Lenie）。她1884年出生於阿爾伯特王子鎮，1978年在南非開普敦高齡逝世。
庫切家族這次的親家德比爾家族在阿爾伯特王子鎮很有名。141804年2月，旅行家辛裡奇·利希滕斯坦（Hinrich Lichtenstein）曾經在J.W.詹森總督的陪同下參觀他們位於大斯瓦特貝赫山腳下的科維克瓦裡農場。1802至1806年間，開普鎮曾被巴達維亞政府短暫控制，J.W.詹森（J.W.Janssens）在此期間擔任總督。為了歡迎來訪者，德比爾強征當地的全部白人，約二十人列隊持槍，他們家的大孩子演奏八孔直笛，房子上空飄揚著巴達維亞政府的旗幟。他為客人提供了精美的菜餚，還送給利希滕斯坦一些德比爾家自釀的葡萄酒，讓他帶回歐洲。儘管德比爾如此熱情地款待了利希滕斯坦，但後者看出他是一個自負且虛榮的人。在英文版《南非遊記》中利希滕斯坦這樣寫道：
他性格的主要特點是虛榮、偏執和控制欲強，熱衷於政治，還很愛發牢騷……他很是瞧不上他的鄰居，覺得自己比他們聰明得多。……與他的大多數同胞一樣，他認為只要農民不那麼懶惰和愚蠢，非洲就是世界上最有福祉的地方。他認為非洲的土地是最肥沃的，可以長出任何人們需要的東西。為了證明自己的說法，他以自己的經驗為例，些許誇張地講述他是如何使自己的這片土地變成沃土的。15
塞繆爾·德比爾用兩位法國將軍的名字為他的兩個孩子起名：波拿巴和莫羅。當亞眠和平條約簽訂時，他真是喜出望外，因為開普鎮又一次回到了荷蘭手中。而它之所以回到荷蘭人手中，是因為戰爭中荷蘭一直作為法國的盟國，對抗英格蘭。奇怪的是，庫切家族的後人卻會有相當強烈的親英情緒，到了20世紀，會對南非白人民族主義側目而視，按理說他們家的人是不應該與如此反英的德比爾家族聯姻的。德比爾家族的後裔——撒迦利亞·約翰內斯·亨德裡克斯·德比爾（Zacharias Johannes Hendricus de Beer），暱稱扎格（Zaag），出生於1858年。他是一個較為溫和的商人，在阿爾伯特王子鎮擁有兩家商店，並在長達25年的時間裡擔任教會執事、長老和書記員，此外他還在鎮議會任職。正是他的女兒列尼·德比爾嫁給了格裡特·麥克斯韋爾·庫切，而扎格的妻子是加布裡埃爾·雅克布斯·勒魯（Gabriel Jacobus le Roux）的女兒。加布裡埃爾·雅克布斯·勒魯的子孫裡出了一位非常著名的作家——艾蒂安·勒魯（Etienne Leroux），其代表作品是《西爾伯斯坦斯七日》（Sewe Dae by die Silbersteins）。就這樣，雖然細碎，但南非的這兩位重要的作家仍然有親戚關係。
20世紀初，列尼在斯泰倫博斯學習鋼琴、風琴和小提琴。她是一位出色的鋼琴家，一直彈到90多歲。她在晚年給自己的兒孫輩講述她的父親當年在斯瓦特貝赫開設的貿易站，那個時候重要的斯瓦特貝赫關口正在修建之中，最終在1886年開通。她講到自己還是一個小女孩的時候，有一天和父親在山上突然遇到暴風雨，是一個修路的犯人扛著她回到了鎮裡。她家有一柄銀勺，是當時的築路工程負責人托馬斯·貝恩Thomas Bain）贈送的禮物。帕特裡夏·斯托拉（Patricia Storrar）16把這位負責人稱為「道路巨人」。在布爾戰爭期間，16歲的列尼曾因在英軍士兵面前，公然演奏德蘭士瓦省歌而被軟禁家中。17
「麥克斯韋爾」並不是庫切家族舊有的名字，而是在格裡特·麥克斯韋爾之後被使用的。人們很容易猜想，這是格裡特·麥克斯韋爾的母親伊麗莎白·艾格尼絲·米爾斯嫁給其父時帶來的名字，但是米爾斯家族中並沒有人叫「麥克斯韋爾」。在一封既沒有註明日期，也找不到發信人信息的寄給J.M.庫切母親的信件殘片中18，寫信人說道：「麥克斯韋爾並不是家人的名字，它來源於弗雷德裡克·勞倫斯·約翰內斯·庫切的一位朋友，其人是開普敦麥克斯韋爾和厄普公司的合夥人。」這家公司原本由約翰·埃本·麥克斯韋爾（John Eben Maxwell）經營，但是到了19世紀末期，公司由他的遺孀和兒子羅伯特·米勒·麥克斯韋爾（Robert Miller Maxwell，1862—1935）經營，當時的合夥人是愛德華·約翰·厄普（Edward John Earp）。他們的經營內容主要是餐具和五金，當然可能也包括鐵匠的工具。19也許因為弗雷德裡克·勞倫斯·約翰內斯·庫切與麥克斯韋爾一家是如此親密的朋友，所以加上他們的名字，將兒子叫作「格裡特·麥克斯韋爾」。
格裡特·麥克斯韋爾在開普西海岸靠近韋德瑞夫的奧羅拉長大，而後與他的父母及十個弟弟妹妹搬到了塞雷斯。20他的兄弟中有兩個會計，一個郵政局長，和一個銀行經理。儘管不是什麼赫赫有名的重要人物，但都是正直而受人尊敬的公民。格裡特·麥克斯韋爾有點例外：他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商人和農場主，在他的圈子裡，他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可能是因為父親的財產被查封而帶來的財務問題，他在學校大概讀完七年級就到卡魯打工了。起初，他靠跑運輸謀生，後來在蘭斯伯格附近的古布站開了一家小雜貨店。再後來，他到當地一個姓富勒的人的店裡打工，之後還娶了他的女兒為第一任妻子。這位妻子去世的時候，他名下的財產包括蘭斯伯格的一個店舖和一個屠宰場，以及弗雷斯伯格路（後來的利烏哈姆卡）的一家旅店和一個屠宰場。後兩項產業由兩個未婚的妹妹負責經營。從他首任妻子的遺產清算和分配單據上可以看出，格裡特·麥克斯韋爾與麥克斯韋爾·厄普公司的交易頗多。21像他的父親一樣，他與羅伯特·米勒·麥克斯韋爾的關係也非常親密。弗雷德裡克·勞倫斯·約翰內斯·庫切總是要求孩子們在給長子取名時加上「麥克斯韋爾」。這種友誼的性質並不為人所知，但是很顯然，他們的情誼很深，弗雷德裡克的子孫也都很尊重他的要求。
格裡特（或稱其為「格特」）續娶了小他15歲的列尼·德比爾之後，仍然生活在蘭斯伯格。他們前三個孩子都出生在這裡。他也曾於1907年至1908年擔任過這個地方的市長。22每到星期六，他經常乘坐火車到附近的馬傑斯方丹。在那裡，有一個很紅火的酒店，由年輕的蘇格蘭人吉米·洛根（Jimmy Logan）經營著。每天都有絡繹不絕的旅行者，坐著牛車、馬車、長途汽車或火車光顧這裡，然後繼續向金伯利鑽石區域進發。洛根將他所在的村子開發成了一個美麗的維多利亞式的休養與度假勝地。歐洲人也會跑到這裡來，因為卡魯乾燥的空氣可以治療他們的肺病。開普敦著名的政治家塞西爾·約翰·羅德（Cecil John Rhodes）以及英國的許多貴族都是這裡的常客。另外還有奧立弗·施賴納，世界名著《非洲農場的故事》（The Story of an African Farm，1883）的作者，她不僅在那裡待了一段時間，後來還經常回訪。她的一部主要著作《南非思》（Thoughts on South Africa，寫於1896年，但是在她去世後的1923年出版）的構思就是在這裡完成的。布爾戰爭期間，馬傑斯方丹城外曾經駐紮了一個擁有一萬軍隊和兩萬馬匹的軍營，酒店的部分房間轉型為英國軍官的療養院，中間還修了一個小瞭望塔以偵察敵人。
作為一個狂熱的板球運動員，格特非常喜歡參加洛根（同樣也是一位板球迷）每週六在馬傑斯方丹組織的板球比賽。他的妻子列尼也是一個熱心的參與者，她總是站在球場上的所謂「自殺點」上。為了在南非推進板球事業，洛根可以說是不惜工本。他曾經邀請英國板球隊MCC到南非，而在他組織的主場隊裡，格特也是其中的一員。23
幫助經營酒店和屠宰場的一個妹妹結婚以後，格特和列尼帶著他們的孩子搬到了弗雷斯伯格路（即利烏哈姆卡）。在那裡，他們買了第一輛汽車：BSA(2)，有的時候為了找樂子，他們會以每小時15英里的速度與火車賽跑。1916年，格特買下了沃傑爾方丹農場（Vogelfontein），家人都稱其為百鳥噴泉農莊（Voelfontein），並於1919年舉家遷到那裡。那時的格特手中有很多產業，是一個相當富有的人。除了養殖羊群，大規模種植水果之外，他還是一個估價師，連續30年在農展會上為牲畜估價。在百鳥噴泉農莊居住期間，他還擔任附近默韋維爾鎮議會的議員。他和妻子為這小鎮上的荷蘭歸正宗教會的教堂捐贈了布道壇。24
現在，這個家庭農場歸傑拉爾德·庫切所有，他是J.M.庫切的一個表弟。農場的面積有14130摩根（相當於3萬英畝/1.2萬公頃），距離利烏哈姆卡約30公里。格特在這裡建了一個美麗而寬敞的宅子，帶有開普特有的荷蘭角山牆。每年，這個家庭的成員們都會到這裡過聖誕節或復活節，有時聚會的甚至多達40人，而且隨著各個家庭的擴大，每年來自全國各地的家庭成員越來越多。這裡寬闊的門廊上留下了許多歡聲笑語和共同的回憶。從門廊可以看到遠處明亮的卡魯，房子的一邊開著繁茂的三角梅，正前方還有一片橘園。對於男人來說，這裡的清晨是捕獵野生鳥類或小羚羊的好時候。對於孩子來說，閣樓裡面蘊藏著許許多多的秘密。房子裡面幾乎每一個房間都有床、床墊或折疊床，有的孩子甚至睡在屋外門廊上，還有的甚至睡在後面的皮卡車上。25在寬闊的廚房裡，列尼在她的女兒、兒媳和眾多農家婦女的幫助下，為大家提供早間咖啡和美味的糕點，也為客人做大餐。農舍的上方有一個水庫，每次有訪客來之前，都會有人專門清理一番，孩子們可以在那裡游泳。農舍的周圍是厚達兩英尺的牛欄圍牆。許多子孫繼承了格特和列尼的音樂天賦，而且幾乎所有的後代都喜歡運動。在這些家庭聚會中，子女們會打板球，而其餘的家庭成員則坐在寬敞的門廊上觀看。
格特和列尼的幼子們的兒時教育由他們同父異母的姐姐艾琳負責，她是一位受過專業訓練的老師。再大一點之後就到阿爾伯特王子鎮接受教育。在那裡他們可以住在外祖父和外祖母的家裡。20世紀30年代，格特和列尼將農場交給他們的兩個兒子斯坦利（格特的第一任妻子所生）和傑拉爾德·撒迦利亞（常被稱為「桑」）打理後，也搬到了阿爾伯特王子鎮與列尼的父母德比爾一家住在一起。1935年9月至1941年9月期間，格特擔任阿爾伯特王子鎮的鎮長。26孩子們長大一些後會被送到開普的中學接受教育：女孩子們進入溫貝赫女子高中，男孩子們則被送進帕爾男子高中。
格特是一個親英派，有一半英國血統，沉迷板球。他始終是一個堅定的統一黨選民，支持斯穆茨（Smuts），令人奇怪的是他竟然與德比爾家族的後裔聯姻，因為德比爾家族在20世紀是南非國民黨的堅定支持者，在1949年參加了比勒陀利亞開拓者紀念碑（Voortrekker Monument）的奠基典禮。格特和列尼在家裡說阿非利堪斯語，但是他們的英語也說得不錯，這要歸功於19世紀開普殖民地學校的英語教學，這在當時十分普遍。
格特於1946年6月21日在百鳥噴泉農莊去世，享年77歲。在墓地裡，他的墓碑被其他農場早期居民的墓碑所環繞，上面刻著他的死亡日期和年齡，寫著：「永遠懷念我心愛的丈夫格特·麥克斯韋爾·庫切。那裡沒有黑夜。」最後一句來源於《啟示錄》21：25與22：5。格特的孫子後來對這個大卡魯荒涼土地上墓地的描述有所質疑：「不管怎麼死的，生老病死都一樣：皮肉都會給螞蟻吞噬乾淨，骨頭都會給太陽曬得發白，就是這樣啦。然而，穿行在這些墓地中，他的腳步踏得戰戰兢兢。地上是一片靜穆，渾然的靜穆似乎在發出嗡嗡的聲兒。」27祖父去世的時候，約翰剛剛6歲，在他的記憶中，祖父「是一個彎腰弓背的老人，脾氣很暴躁」。28這位富裕且衣冠楚楚的祖父被稱為「打著領帶的農民」29，用他孫子的話來描述是這樣的：
他祖父喜歡把自己弄成一副紳士模樣，他不但擁有農莊，擁有一家旅館和弗萊瑟堡路那家雜貨商店的一半股份，而且在默韋維爾還有一幢房子，房前的旗桿是他為英王生日懸掛英國國旗用的。30
他的兒子們會把他稱為「一位真正的老紳士和真正的沙文主義者」，並認為應該把這個稱謂刻在他的墓碑上。約翰的母親則奚落地指出她的這些兄弟是如何害怕她的公公：「你們甚至長大以後都不敢在他面前點火抽煙。」31約翰的表妹瑪戈特在《夏日》中半真半假地講述：
吃過午飯後，整幢房子裡馬上就闃然無聲：祖父要睡午覺了。即便在她當時的年紀，她還是能夠驚奇地注意到，這個老人居然能讓那些成年人見了自己就像老鼠躲貓似的。然而，沒有這個老人，她就不會在這兒，約翰也不會……此人從smous〔沿街叫賣的小販〕開始做起，向他的鄉親們兜售印花棉布，還有鍋子、盤子和成藥，隨後等他攢夠了錢，就跟人合夥買下一家旅館，後來又把旅館賣掉再買土地，然後安頓下來，做一個有身份的人該做的事兒，如養馬、牧羊。32
瑪戈特覺得，與這位強勢的老人相比，其他姓庫切的人就像沒一點膽量的「軟蛋」（slapgatte）。33
他們的老爹暴跳如雷大聲吼叫，嚇得他們渾身顫抖，這當兒他們的母親踮著腳走來走去活像一隻老鼠。其結果是，一旦進入社會，他們都成了毫無勇氣、缺少血性的人，沒有自己的信念和膽略……
這些特性使庫切們成為很隨和（gesellig）的人，友好相處的同伴關係正是他們所偏好的一種現成的生活方式，他們的天性使得聖誕聚會變得如此有趣。他們從不跟人爭吵，他們自己也決不鬥嘴……他們的孩子進入社會後，原本期待著世界是另一個slap，另一個gesellig的地方，只不過是放大了的百鳥噴泉農莊。可是，卻傻眼了，原來不是那樣！34
三
格特和列尼一共生養了十個孩子：利奧諾爾（琳妮），康斯坦茨（康妮），傑拉爾德·撒迦利亞（桑或桑尼，即百鳥噴泉農莊的經營者），撒迦利亞（傑克），珍妮特·艾格尼絲（格裡，後來嫁給約書亞·茹貝爾·奧利維爾，居住在威利斯頓區一個農場），艾格尼絲·伊麗莎白，喬伊，阿爾弗雷德·肯尼思（巴伯斯），艾倫·休伯特和詹姆斯·米爾斯。巴伯斯在威利斯頓區經營農場，以冷幽默著稱。艾倫則經常給報界寫些詼諧的文字。格特所有的孩子，從第一次婚姻的兩個孩子，到第二次婚姻的十個孩子，幾乎都認同南非文化，在家裡使用阿非利堪斯語，只有一個是例外。
這個唯一的例外就是約翰的父親——撒迦利亞（後來叫扎克或傑克）。他1912年9月29日出生於阿爾伯特王子鎮，1988年6月30日在南非開普敦去世。他的名字來源於外祖父和曾祖父德比爾。他從小就非常希望成為一名水手，在神奇的海洋中航行，涉獵異域，但他的父親可不允許這樣的事情發生。35他的這些童年夢想表明他是一個浪漫的夢想家，這與庫切家譜的主線條是不一致的。他最終並沒有到未知的大海中航行，而是在卡利登的一家律師事務所裡做職員，之後又到開普敦短暫地工作了一陣。然後在西維多利亞自己獨立開業。就是在那裡，他遇到了尤寧代爾區歐德沃爾維卡拉農場主皮特·韋梅耶（Piet Wehmeyer）的女兒維拉·希爾德雷德·瑪莉·韋梅耶（Vera Hildred Marie Wehmeyer）。維拉1904年9月2日出生於尤寧代爾，1985年3月6日在南非開普敦去世。雖然她可以很流利地講阿非利堪斯語，但是很可能是受她母親路易莎的影響，她在家裡和孩子說英語。路易莎小時候曾經在美國待過一段時間，所以更喜歡用英語。維拉在開普敦大學完成了一年的小學教育的課程後，就開始在西維多利亞教書。在那裡，她與傑克相識並墜入愛河。他們於1936年結婚。孩子出生時，英語已經成了他們的家庭語言。從長子約翰的出生證明可以看出，他們結婚的時候，傑克24歲，維拉32歲，兩人年齡相差8歲，這在那個時代是很不尋常的。36
據J.M.庫切回憶37，母親告訴他，外婆路易莎一輩子都厭惡南非布爾文化，所以一直與她的孩子講英語。路易莎在美國度過的童年時光讓她學會了英語，同時，她還從父母那裡學會了他們講的德語。正因如此，路易莎給她的孩子們所起的名字也都來源於英文：羅蘭，維尼弗雷德，艾倫，維拉，諾曼，蘭斯洛特。即便如此，因為她和孩子們要在尤寧代爾區生存，他們就必須會講阿非利堪斯語。令人驚訝的是，皮特·韋梅耶竟然是尤寧代爾區國民黨的創始成員之一。儘管他的妻子強烈反感，他的很多朋友都有布爾文化背景。也許，這對夫妻能夠接受對方不同的政治立場，這種現象在20世紀上半葉的南非白人之間很常見。
南非韋梅耶家族不是一個很大的家族。年輕的戈特利（第三代）可能是其中比較有作為的一個代表，達琳·馬蒂（Dalene Matthee）在小說《費拉的孩子》（Fiela』s Child）中曾經提到他。曾有人口普查員來到他家，登記了費拉和家人的名字、確定了她所居住土地的歸屬。記錄是這樣的：「這是我的土地。我的父親和祖父一輩子都在為韋梅耶家服務。你可以說他們為韋梅耶一直工作到死。祖父去世後，歐德沃爾維卡拉農場這12摩根的土地被過戶到我已故父親的名下。尤寧代爾鎮的凱恩克羅斯先生保存著遺囑和所有其他文件。」38
四
對庫切這一輩的孩子來說，外祖母的父親（即他們的曾外祖父）是位令人著迷的前輩，但他的怪異行為也讓人不得不懷疑其神智是否正常。路易莎是巴爾塞·杜比爾（Balcer Dubyl）的女兒。巴爾塞後來將自己的名字改為巴爾薩澤·杜比爾（Balthazar du Biel）。他1844年出生於波蘭波茲南省的一個小村莊，1923年在斯泰倫博斯去世。他兒時除了幫助父親放牛，還時常獲得神啟。一次，在經歷神啟後，他奉命去給異教徒傳福音。他向巴門的禮賢會（Rhenish Mission Society）提交了檔案，被任命為傳教士。1868年年底，他被派往南非。1870年，他在南非與一名摩拉維亞傳教士的女兒安娜·路易莎·佈雷赫爾（Anna Louisa Brecher）結婚。杜比爾擔任傳教士的地方當時是德屬西南非洲，但在1872年，他離開非洲前往美國，向那裡的德裔福音派教徒傳教。因為傳教需要，他遊走於美國多個地方，曾經在伊利諾伊州的布盧明頓生活過一段時間。1881年，在岳父費迪南德·佈雷赫爾（Ferdinand Brecher）的推薦之下，他回到南非納馬誇蘭，成為禮賢會一位老傳教士的助理。在這個位置上做了九個月之後，他投身荷蘭歸正教會，在尤寧代爾擔任小學老師和助理傳教士。八個月後，他斷絕了和教會的所有關係，開始進入商界，到莫索灣地區做了商販。
杜比爾和安娜·路易莎有六個孩子。路易莎·阿瑪利亞（J.M.庫切的外祖母）1873年出生於伊利諾伊州梅納爾區的彼得堡，1928年在尤寧代爾去世。
巴爾薩澤·杜比爾是約翰·庫切祖先中第一個有案可查的作家。在夏日》中，表妹瑪戈特講的內容是接近真相的，她告訴傳記作者，作家庫切的「古怪」，也就是他的天賦，並不來源於他父親的家族，而是繼承自他母親的家族，「來自東開普省的梅耶。梅耶，或是梅爾，或是梅林」。39雅克布斯·庫切的「敘述」是好望堡裡一個缺乏想像力的產物。在南非的庫切家族，除了安穆派·庫切（Ampie）和克裡斯多弗爾·庫切（Christoffel）以外，並沒有誰因寫作而為人所知。40不過巴爾薩澤·杜比爾寫過兩本有關「心靈」的書籍。在他去世後，他的女兒安娜（或者叫安妮）將這些書從德文翻譯成阿非利堪斯語，然後由她的弟弟艾伯特刪減修訂為《從不治之症到永久痊癒》（Deur』n gevaarlike krankheid tot ewige genesing，1934）和《相似與音樂流》（』n Ewebeeld en stroom musiek，1941）。這些書是根據杜比爾的日記所創作的。41書中講述了飽受精神煎熬的人如何被各種異相所困擾。姨媽安妮也是約翰的教母，她在羅斯班克的寓所摔壞尾骨後，約翰同他的母親和兄弟一起去醫院看望她。庫切在小說《男孩》中這樣描述：她住處的儲藏室裡堆著許多舊報紙。這些紙原計劃用來包裝書籍，儲物間裡還有上百本沒賣出去的《從不治之症到永久痊癒》。約翰打算讀讀這本書，但是沒讀幾頁就覺得很無聊了。他在《男孩》中這樣寫道：「一開始是敘述巴爾扎撒·杜·比爾(3)在德國的童年生活，書中充斥著諸如天空的閃電和來自天庭的聲音在跟他敘談什麼。」42他的肖像也沒有激發別人對他的喜愛：「安妮阿姨臥室的照片上，巴爾扎撒·杜·比爾瞪著一雙冷酷的眼睛，緊緊抿著那張無情的嘴巴。在他旁邊，是他那看上去無精打采滿臉愁苦的妻子。」43約翰問他的母親：「安妮阿姨的爸爸是個瘋子嗎？」她母親的回答是：「沒錯，我想他是個瘋子。」她繼續解釋說，安妮姨媽也許是因為害怕才同意翻譯他的書。「他是個可怕的德國老頭，非常凶狠而獨斷專行。他那些孩子個個都怕他。」44有人認為，這個家庭總是有兩種力量交織出現，有時是極端情感障礙和精神分裂，有時是藝術天賦。當藝術衝動找不到發洩渠道時，精神的不穩定就佔據主導地位。45在巴爾薩澤·杜比爾這裡，它形成了一種有害的宗教狂熱和一堆前言不搭後語的書，也導致部分子孫與他對抗，成了反宗教者。到了約翰·庫切這裡，藝術才能得到自由發揮，延續了這個家庭的文藝特長，並將其從平庸發展至優秀。
巴爾薩澤的另一個孩子也表現出這樣的特點。他的兒子約翰·阿爾伯特·恩斯特（Johann Albert Ernst）在20世紀20年代，以阿爾伯特·杜比爾（Albert du Biel）的名字出版了許多阿非利堪斯語小說，也取得了一定的聲望。阿爾伯特從父母那裡學習了讀寫，但沒有受過太多的正規教育。1928年，他與人合作，在帕爾開了一家小型的出版公司，出版雜誌、刊登英文和阿非利堪斯語的文章，也出版了一些杜比爾的書。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期間，該雜誌社破產。
阿爾伯特·杜比爾15歲時才通過期刊上的故事和詩歌，接觸到書面的阿非利堪斯語。雖然他的早期著作使用英語，但是他寫小說和故事時則使用阿非利堪斯語，目的是給南非年輕人提供有教育意義的閱讀內容。在《高山與平原》（Oor Berg en vlakte）系列讀物的推介中，他希望作品中的主要人物能夠以身作則，為年輕人提供積極的榜樣，對讀者起到寓教於樂的作用。為了達到這樣的目的，他在小說中總是不斷插入敘述者的說教，讓讀者不得不從故事的情節中抽離出來，停頓一下。講述故事的歷史背景時，他也會這麼做。對講阿非利堪斯語的大眾來說，用阿非利堪斯語寫的書還是很新鮮。為了保持這些讀者的興趣，在《父輩之罪》（Die misdade van die vaders）中阿爾伯特還採用了一個屢試不爽的辦法，零星穿插一些浪漫的情節，比如一個神秘的騎手在夜裡保護農民不受黑人部落的攻擊。這樣，浪漫故事就與19世紀大遷徙前夜，布爾人在東部邊境的歷史經歷交織起來，按照P.C.斯庫尼斯（P.C.Schoonees）的話說，他「將中世紀遊俠巧妙地加以南非化」。46
他的小說集多以布爾戰爭為背景，此外，還有一些故事是講述年輕的姑娘愛上了一位青年，而家長希望女兒嫁一個年齡大但富有的老頭。父母的話對當代讀者來說很膚淺：「如果你願意嫁給克拉斯，你就可以一輩子吃上白麵包，要什麼有什麼。」47
現在除了一些專業人士研究他作品的歷史背景外，已經沒有人閱讀阿爾伯特·杜比爾的作品了。根據《男孩》中的內容，得到母親的許可後，年輕的庫切將阿爾伯特的書搬出姨媽的居所。他試著讀《父輩之罪》，但還不到十頁就讀不下去了。母親也告訴他，很多年前她也讀過阿爾伯特的書，但覺得沒意思，根本讀不下去，也記不住裡面的任何內容。她說，阿爾伯特的小說「很老派的手法，現在人家都不喜歡看那樣的書了」。48
但是，杜比爾的作品對庫切後來的創作很重要。《父輩之罪》的主題與庫切作品的主題很相似：一個人的惡行和罪過被投射到下一代，讓他們不得不帶著恥辱生活。庫切在《白人寫作》中提到莎拉·格特魯德·米林（Sarah Gertrude Millin）是南非重要的小說家，與奧立弗·施賴納（Olive Schreiner）和納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不相上下。儘管如今，米林因處理種族問題的手法，在道德上不受歡迎而不受重視。在米林的作品中，占主導地位的主題就是父輩的罪行變成「遺留下來的邪惡」影響著下一代。49在關於米林作品的評論中，庫切將這一過程稱為「血、污點、瑕疵、退化」。50
不過，庫切在處理幾代人的內在關聯性時所採取的方法，與米林或阿爾伯特·杜比爾完全不同。雖然杜比爾也對退化與代代相傳的罪惡感興趣，但是他是從猶太基督教的角度，將其看作懲罰和訓誡，這也是許多其他作家描述南非大農場的故事時所採用的視角。即使如此，我也時常懷疑是否正因為杜比爾，因為他敘述中的笨拙，而讓庫切在不知不覺中找到了某個主題，讓他能夠從個人角度以及民族角度，多方位地進行探討，也是由此，逐漸形成了他的偉大作品《恥》（Disgrace，1999）。早在他的第一本書《幽暗之地》中，主人公尤金·唐恩在接受醫生治療時，想要做的就是從「小心謹慎地調查我像迷宮般複雜的歷史」，弄清楚之前的祖先到底犯了什麼罪。在《幽暗之地》的第一部分《越南計劃》的結尾，尤金·唐恩「深深盼望著能弄清楚我是誰的過錯」。51
(1)好望堡（Castle of Good Hope）建於17世紀晚期，位於南非西開普省開普敦，是歐洲人在南非的第一個軍事基地。曾作為荷屬東印度公司總督的官邸，現在是威廉·菲賀藝術品收藏館，軍事博物館。
(2)BSA：一種英國品牌汽車。
(3)在中文版《男孩》中，譯者文敏將 Balthazar du Biel譯作巴爾扎撒·杜·比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