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傳_第四章身處險境（1927～1931）_理查德·伊文思

鄧小平回國時，正值國內戰亂紛紜，內戰打得激烈之時。從這以後4年的大部分時間裡，他一直是在隨時會有生命危險的環境中度過的，其中相對安全的一段時間是他剛回國時在西安的那4個月，當時，他在馮玉祥的國民軍中做政治工作。

在西安，鄧小平身兼三職，其中有兩個職務是公開的，一個是秘密的。他是劉伯堅在西安創建的中山軍事學校的政治處處長，同時也是該校的政治教官和中共地下黨組織的書記。他的兩個公開職務的工作主要有兩項：一項是向軍官們講解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特別是著重宣傳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他的另一項工作是發現和結交進步學員，發展他們加入共產黨。他所從事的秘密工作，是主持共產黨一個地下組織的日常工作。這個組織不斷發展壯大，至少有幾十名軍校學生入了黨。鄧小平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把這些加入了共產黨組織的學生分派到馮玉祥的各基層部隊中去，經他輸送出去的軍官中，一些人1928年在西安附近的農村領導了起義，其餘一些人則成了紅軍小股部隊的領導人。這些紅軍部隊建立的根據地後來成為1935年和1936年長征結束後紅軍主力部隊的落腳點。

鄧小平在西安的時候，國民革命運動隨著孫中山的去世，內部矛盾日益加劇，最終分裂成兩派。造成這一局面的一個最主要的原因是，軍隊中的大多數軍官都來自地主家庭，他們堅決反對在農村進行社會革命。另一個原因是，蔣介石和相當一大批國民黨政治家反對採取不利於外國勢力及其利益的行動，他們擔心這樣做會影響或妨礙國際社會承認新生的國民政府。如果還有其他原因的話，那就是他們像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l926年初一樣，想極力避免冒犯各國列強，尤其害怕冒犯日本。

這次分裂是蔣介石蓄意挑起的。從1927年3月起，蔣介石就開始採取分裂行動，整個春天和夏天，他在自己所控制的省份展開了一連串殘酷無情的清洗運動，所有正式或非正式的共產黨組織和國民黨左翼組織都受到整肅，範圍波及他的軍隊所佔領的除湖北、湖南和江西部分地區以外的長江以南的所有省份。這年3月，在贛南的重鎮贛州，一名軍事指揮官拘捕了共產黨的工會領袖並將他處死，從而揭開了蔣介石分裂活動的序幕。4月，蔣介石開始在上海公開地、有組織地進行分裂活動。國民黨軍隊和地方上的黑幫，偽裝成工人，肆意破壞市總工會在產業工人心目中的形象和威信。在巷戰和大搜捕中，數以百計的人被打死。據說，有的鐵路工人被活活地推進燃燒著的火車鍋爐中燒死。這也許並不屬實。但毫無疑問的是，有很多被捕的工會組織者和普通工人被公開處死，而且一旦群眾聚集在一起示威抗議，軍隊就向手無寸鐵的人群開槍。很多共產黨員犧牲，其中有工會的領袖王壽華，他是在一個青幫頭目家吃完飯出來時被捕的，還有鄧小平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引路人趙世炎。當時上海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周恩來倖免於難，他雖然被捕了，但他的運氣很好，他在被送到軍部時被一名熱心的軍官釋放了。

緊接著，蔣介石在南京、廣州以及長江三角洲其他一些小工業城鎮展開了大規模鎮壓和屠殺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的行動。與此同時，在國民黨左翼或工農武裝控制的地區，掀起了針對蔣介石製造的一連串的大屠殺和恐怖行動的抗議活動。在武漢，十幾個反共的工頭被公開處決；在長沙，很多跟外國人有關係的商人被殺害。在政治上，國民黨左派即武漢國民黨中央及武漢國民政府把蔣介石開除出黨。蔣介石則在南京另立政府。到4月底，左右兩派終於正式分裂。

國民黨的分裂使中國共產黨人面臨抉擇：是徹底與國民黨分道揚鑣；還是繼續與國民黨左翼合作，以便將來伺機爭取和控制他們？共產黨的一些領導人，包括毛澤東在內都認為，湖南（毛澤東的家鄉）的數百萬農民已準備就緒，可以舉行革命暴動，因而主張採取激烈的行動。但另一些人，包括當時的總書記陳獨秀在內都傾向於妥協，儘管他們對長遠的國共關係並不樂觀，也不願輕舉妄動。而當時的蘇聯，斯大林正在批判托洛茨基，由於斯大林認為托洛茨基的思想與毛澤東的思想不無一致，因此他指示國民黨左派維持現狀。鮑羅廷當時認為國民黨人即使冒著與共產國際鬧僵的危險也會抵制農村的社會革命。在5月下旬召開的一次共產國際常委會上，斯大林雖然引用了鮑羅廷的觀點，但仍然堅持共產黨應該與國民黨「周旋」而不應該與之分裂。會議最後決定共產黨繼續與國民黨左翼直接合作。這些指示隨後下達給了鮑羅廷和陳獨秀。

此後，形勢的發展對中國共產黨愈來愈不利。6月，新到任的共產國際代表羅易給當時最有影響的國民黨左翼領袖汪精衛看了斯大林本人發來的電報，電報指示陳獨秀和他的同事發動武裝的農民奪取土地，並採取行動阻止反革命軍官的「過激行為」。這一舉動激怒了汪精衛和國民黨中一些支持共產黨的關鍵人物。7月，汪精衛正式宣佈與共產黨決裂。同月，馮玉祥在北方的一次會議上對汪精衛美言了幾句，然後宣佈要與蔣介石合作，並告訴記者，他要「根除」共產主義和軍國主義。幾位本來對國民黨左翼表示友好的擁有實權的將領也開始公開要求把共產黨員清除出國民黨。

7月，共產國際指示中共黨員退出武漢政府，但仍要作為國民黨員留在國民黨內，以便「從基層」設法影響它的領導層和政策。但這樣做已為時太晚。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已經開始考慮正式結束國共合作，政治委員會則正式作出關於「分共」的決定，命令兩黨的黨員都要從對方的組織中退出。幾天之後，武漢政府頒布了戒嚴令，國民黨軍隊開始搜捕共產黨員。

整個夏天陳獨秀始終處在進退兩難的境地。一方面來自共產國際的指令根本不切實際，另一方面他本人也很不情願實行社會革命，毛澤東後來說他是害怕進行社會革命。這時，他辭去了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的職務。但他辭職後仍然在武漢逗留了一段時間。其他的共產黨高層領導人或出走江西，因為那裡的軍事領導人同情共產黨，或躲進漢口的外國租界。

為了躲避馮玉祥將要發動的清共運動，鄧小平在6月離開西安到了武漢，他先到長江南岸的武昌，向周恩來領導的共產黨軍事委員會報到。但很快他又受命到北岸的漢口，在陳獨秀主持的黨中央擔任中央委員會的秘書，這是他第一次在黨中央工作。

也正是出於工作之便，使得鄧小平在中央委員會秘書這個職位上，得以有機會看到中國國民黨與蘇聯合作的最後一幕。鮑羅廷帶著失職的沮喪於7月7日黯然離開漢口。他和他的蘇聯同事們乘坐的火車裝滿了行李。此外，他們乘坐的火車還載有卡車和載重旅行車，這是他們準備穿越戈壁沙漠時用的。依照斯大林的個性，鮑羅廷在中國的失敗理應受到譴責和懲罰。然而鮑羅廷在當時並未受到排擠，只是被調到次要的職位上，並平安地度過了蘇聯30年代的肅反。最後給他帶來災難的不是中國的使命，而是蘇聯的反猶太運動。1949年鮑羅廷和許多猶太血統的黨員一起被捕。1951年他在一所監獄裡去世，年近70歲。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鄧希賢改用「鄧小平」這個名字，這一定是出於安全的考慮，一旦被捕，他可以在審訊時使用化名，不至於被查出真實身份。有很多著名的共產黨人都曾在不同階段使用不同的化名。對王明、博古等回國留學生來說，採用化名則是因為布爾什維克有使用假名的習慣，而其他許多人，例如周恩來，他們使用化名都是出於從事地下工作安全的考慮。而鄧小平在選擇化名時則與眾不同，這個名字並不十分隱蔽，保留了原姓，而且在以後不再從事秘密工作、沒有安全顧慮時，他仍然一直使用這個化名。這在中共的所有領導人中，也算是比較特殊的。

8月7日，中共中央委員會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會議選舉了新的臨時政治局，並通過4個文件，但沒有選出新的總書記。共產國際代表貝索·羅米那茲在其中的一份文件中譴責了前任黨領導的「機會主義」；其他三份文件號召全黨推翻在南京和武漢的國民政府，組織武裝起義，建立地方和省的蘇維埃政府。但出於策略上的考慮，起義仍將打著國民黨左派的旗幟。鄧小平以黨中央秘書的身份參加了會議，從而親身經歷了共產黨從慘敗轉向實施全新戰略的過程。

中國共產黨人是在完全沒有把握的情況下開始實行新的戰略行動的。整個夏天，斯大林和共產國際都在強迫共產黨與國民黨左派合作，現在他們又要求共產黨加快取得革命勝利，而這恰恰是共產黨所不可能達到的。在城市，共產黨的工會領導人不是犧牲就是轉入地下。在農村，農民的武裝鬥爭在許多積極分子慘遭屠殺後轉入低潮。在軍隊，共產黨人及其同情者倒是擁有一些軍團的支持，並且在其他武裝力量的政治部門有很強的勢力，但他們都是以國民黨軍官的身份執行任務的。另外，陳獨秀下台後，一些毫無軍事經驗的人掌握了領導權。政治局的代理書記瞿秋白是作家，而其他10名委員中沒有一個軍人。說起來作為中央候補委員的毛澤東，倒是穿過軍裝，但那也是1912年在一個湖南軍閥的軍隊中當兵，他也從沒有當過軍官。

在「八七會議」之前的8月1日，已經舉行過中共策劃的第一次武裝起義。這次起義是江西首府南昌附近駐紮的兩個兵團發動的。起義者佔領了南昌，並建立起第一支由共產黨直接領導的擁有一萬五千人的軍隊，但勝利並沒有維持多久。這支新組建的隊伍在向廣州以東海岸的長途跋涉中，士兵不斷逃跑，還有一名師長率部叛變，致使兵力銳減，最終被國民黨軍隊打散，以致到了無法整編的地步。起義部隊的大部分領導人轉移到香港或上海。發動和領導起義的周恩來，抵達香港時身患重病，在九龍住了很長一段時間的醫院。後來的紅軍總司令朱德，留下來繼續帶領他的部隊堅持，最後率領著僅存的600人於1928年4月與毛澤東在井岡山會合。

南昌起義後，中共隨後於9月發動的「秋收起義」也失敗了。在湖北，拼湊起來的農民軍隊很快就被原以為是盟友的國民自衛隊解除了武裝。毛澤東是湖南秋收起義的組織者，他率領著由起義士兵、礦工、農民等組成的四個「團」。他接到的命令是攻佔長沙，經過接二連三的幾次敗仗，期間他手下的兩個團之間還發生了內訌，毛澤東意識到自己手下的這支隊伍根本無法完成上級交給他的任務。於是，毛澤東在遠離長沙的一個小鎮集合起剩餘的兵力，勸說其中的大部分人跟他上了井岡山。井岡山位於湖南、江西兩省交界處，地理位置偏僻，地勢險峻。經過幾個星期的長途行軍，毛澤東和他的部隊終於抵達他們的目的地，但整個隊伍只剩下幾百人。井岡山自古以來就是土匪經常出沒的地方。當時有兩伙土匪盤踞在山上，毛澤東說服他們的首領與他結成同盟，在山上駐紮下來。於是，在這個中國南方最易守難攻的峭壁密林深處，毛澤東和他的隊伍度過了一個極其艱苦但相對安全的冬天。

當年中國共產黨發動的第三次起義，也是最後一次起義，於12月在廣州爆發，這次起義也以慘敗告終。起義者計劃利用共產黨領導的當地軍隊和武裝工人佔領城市，建立蘇維埃市政府或公社，開闢一個長久的紅色區域。但經過幾天激戰，中國共產黨在廣州的所有組織被徹底摧毀，幾位全國著名的領導人犧牲，數以千計的工人慘遭殺害，其中許多人手無寸鐵。斯大林認為，廣州起義還有另一個損失，那就是國民黨軍隊在街上打死了幾名蘇聯人並襲擊了蘇聯領事館。斯大林竭力將派往中國的共產國際顧問和蘇聯外交官區別開來，但「廣州慘案」表明國民黨的軍官並沒有對他們加以區別。自此，蘇聯與中國國民黨之間的合作，在這個孫中山和鮑羅廷曾為之牽線搭橋的城市，劃上了一個蘸滿鮮血的句號。

那年秋天，中共中央政治局新任負責人瞿秋白，決定將共產黨中央遷回上海。因此，仍擔任黨中央秘書的鄧小平於9月底或10月初到了上海。和他一同到達上海的是李維漢。李維漢與鄧小平早在法國時就已相識，當時李維漢剛被提拔到政治局工作。鄧小平在7年前從上海前往法國，如今在繞了一大圈之後，他又回到了闊別7年的上海。

鄧小平到上海不久就被任命為中央秘書長，負責處理中央機關的文書、機要、交通、財務等工作。在平時，這類工作原本就很繁瑣，在當時艱苦的工作環境下就更繁重了。當時，中國共產黨是非法組織，共產黨員隨時都有被捕的危險。國民黨的軍隊和警察逮捕到共產黨嫌犯後，會使用一切手段對他們嚴刑逼供，如果有一個人叛變，就會牽連到許多人。在中共最想重建黨的影響的產業界，很多勞工組織都屬於青幫或其他反共的黑社會組織，到處都有密探。公共租界的巡捕、法國租界的警察和國民黨的警察一樣仇視共產主義和共產黨人。他們經常主動搜捕共產黨人，然後再把抓到的嫌疑犯交給上海的國民黨警察。

中共中央機關及其下屬部門附屬機關在上海分佈很廣。中央委員會的大多數部門集中在上海市中心；江蘇省委機關設在閘北和虹口的工業區內；青年團的部分單位則設在法租界。周恩來當時負責中央機關的安全工作，他規定，政治局開會時，政治局委員不必全到，至少要有一至二人缺席，以防警察局一旦突襲時不致於全體被捕。政治局會議常常在公共場所比如醫院等相對安全的地方召開。據周恩來的傳記記載，鄧小平經常前往市中心威海路的一家醫院開會。1929年8月，大約是在鄧小平離開上海前往西南的同一個時間，兩名政治局委員被出賣後遭到逮捕和殺害。總的來講，在鄧小平做地下工作的兩年之中，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安全工作一直做得很好。

大約在1928年的某個時候或1929年年初，鄧小平結婚了。新娘子叫張錫瑗，也是中國共產黨黨員。她曾經在江西與福建交界處的某個地處山區的地方黨組織任過職。鄧小平究竟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同她相識，目前仍不得而知，很可能是她奉命到上海送信時兩人相遇的。

不管鄧小平和張錫瑗是在什麼情形之下相識和結婚的，他們的婚姻只持續了很短的時間便悲劇性地結束了。張錫瑗因難產去世。關於她去世的時間有不同的說法，但有一點是一致的，即當時鄧小平不在上海。有關鄧小平在1928年和1929年間活動的記錄很少。但作為中央的一名重要官員，他不可能經常離開上海。因此，合理的推論是，張錫瑗去世時，鄧小平已離開了上海，調任新的工作了。這個重大的打擊，一定在他的心中留下很深的傷痛。但鄧小平一向閉口不談自己的私生活，也從不對外人談他的感情，在他的官方傳記裡甚至沒有提到這次婚姻。

對中國共產黨人來說，1928年最重大的政治事件是第六次黨的代表大會的召開。由於在中國境內沒有一個安全的地方允許幾十名中共代表集中在一起，這次大會選在莫斯科郊外的一所舊式莊園舉行。中國共產黨的大多數政治局委員參加了這次會議。但李維漢留在上海沒有參加，鄧小平也和他一起留在上海。在中國共產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上，布哈林作為共產國際常務委員會的主席出盡風頭。布哈林曾與斯大林一起批判托洛茨基的對華政策，但不久就因其「右傾」和「富農路線」受到批判。布哈林性情怪異，有時身穿獵裝出現在主席台上，有時他的手腕上甚至會站著一隻獵鷹。在他的主持下，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通過的決議與2月份召開的共產國際會議的決議口徑完全一致。

經過整個6月的爭論，大會總結認為，中國革命尚處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不屬於社會主義革命），全國的形勢處於兩次「革命高潮」之間。大會批判了陳獨秀的「機會主義」路線（陳獨秀未到會），同時也批判了瞿秋白的「盲動主義」。大會通過了十大綱領，其中的三大任務是推翻「國民黨軍閥政府」，沒收地主階級的一切土地，「聯合世界無產階級和蘇聯」。後來，當毛澤東自己總結出一整套關於中國革命性質的理論時，肯定了這一綱領的正確性，但應該強調革命的持久性和「農村根據地的重要性」。

1929年年中，鄧小平的工作發生了新的變化。中央政治局免去了他中央委員會秘書長的職務，派他前往地處西南的廣西執行一項特殊任務，這項特殊任務的主要工作有三個：一、與廣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和廣西省綏靖司令李明瑞建立聯繫，這兩個人雖然都是蔣介石任命的，但他們當時正在策劃反蔣的軍事行動，並表示了與共產黨合作的願望；二、接管和主持廣西省的黨務工作；三、準備武裝起義。這些都是極其艱巨而危險的任務。雖然俞作柏和李明瑞都同情共產黨，但他們在當地的勢力很弱。而且，如果他們採取反蔣行動，失敗的可能性更大。況且廣西地處偏僻，僅與法屬印度支那和廣州有來往，而廣州當時卻控制在堅定的反共勢力手中。由此可見，廣西當時遠離共產黨軍隊所活動的任何地區。難怪當俞作柏和李明瑞極力邀請共產黨派人前往廣西協助他們時，當時在上海秘密活動的共產國際遠東支局堅決反對接受他們的倡議和邀請。

然而，鄧小平還是奉黨中央之命，於九月初抵達廣西省省會南寧。鄧小平是從上海經海路到達法屬印度支那的海防，然後由陸路進入廣西的。在他之後，又有幾位黨的幹部陸續進入廣西，其中包括曾經在蘇聯受過軍事訓練的張雲逸。鄧小平見到省主席俞作柏後，立即說服他任命張雲逸為廣西省警備大隊的大隊長和教導總隊的隊長，專門培訓初級軍官。之後，鄧小平和張雲逸開始靜候俞作柏出征反蔣。果然，俞作柏很快出兵，並帶著李明瑞和他一同行動。他們一出發，鄧小平和張雲逸就命令南寧警備部隊的一個營進駐廣西的西北山區待命，另一個營鎮守南寧通往河內的必經之地。他們還派出可靠的部隊佔領了省軍械庫，庫裡有5000支步槍，一些山炮、迫擊炮和機關鎗，幾台無線電裝置和大量的彈藥。這些戰利品是當時率領兩三千人在江西南部一帶活動、極度缺乏武器裝備的毛澤東做夢都想不到的。

俞作柏和李明瑞的軍事行動很快就結束了。他們的軍隊在廣西、廣東交界處被打敗，潰不成軍，他們兩人倉皇逃走。鄧小平和張雲逸一聽到這個消息，立即將軍械庫的全部軍火轉移到早已在南寧港準備好的汽船上，並命令部隊撤出南寧。鄧小平率領一支部隊乘船溯右江而上，在平馬（現在的田東）等待同張雲逸率領的部隊會合。兩支部隊會合後，繼續向廣西省西部一個偏遠的小鎮百色進發。在那裡鄧小平和張雲逸開始謀劃起義，它標誌著中國共產黨把蘇維埃運動擴展到了中國一個新的地區。

12月11日，在廣州起義兩週年的紀念日，鄧小平和張雲逸以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的名義在百色鎮中心升起了鐮刀和斧頭交叉的旗幟。在右江下游的平馬，工人、農民和士兵的代表集會，選舉出了工農蘇維埃政府。在這兩個鎮，他們都沒有遇到武裝抵抗。鄧小平出任紅七軍的政委和前委書記。不久後，他又前往龍州地區，組織第二次起義，因為早在這年秋天，鄧小平就派南寧警備大隊的一個營佔領了這一地區。

1930年2月1日，在臨近印度支那邊界的龍州，成立了蘇維埃政府以及中國工農紅軍第八軍。

在這個關鍵時刻，鄧小平突然神秘地回到了上海。據他的官方傳記記載，他此行的目的是向黨中央匯報工作。他可能是通過無線電（經香港中轉）收到了上海的指示，也可能是他自行決定回去的(1)，而且後一種可能性更大，因為黨中央不太可能在兩個新建的根據地尚待鞏固的時刻把他召回去。另一方面，他很可能還面臨著一個政治上的難題，那就是如何安排李明瑞。李明瑞在廣西東部吃了敗仗後逃回了龍州，並一直在龍州協助鄧小平組織起義。李明瑞當然想在新建的軍隊中擔任某項職位，鄧小平也許是想同中央商量這件事。更富人情味的原因也許是他在為當時留在上海的妻子擔心。

鄧小平在上海待了兩個月，直到4月份才回廣西。在上海，黨中央決定任命李明瑞為紅七軍和紅八軍總指揮，鄧小平為政委。這一方面解決了李明瑞的安排問題，另一方面也表示中央對鄧小平這一段時間的工作是滿意的。當時黨中央的工作並不是由總書記向忠發負責，而是由組織部長李立三掌管。

鄧小平從上海回到廣西後發現，廣西的形勢在他離開的這段時間急轉直下。李宗仁和白崇禧，這兩個在1926年參加北伐之前統治廣西的軍閥，此時已經回到南寧，並迅速出兵進攻紅八軍。紅八軍只有大約不到2000人，戰敗後被趕出根據地。紅七軍立即趕往南寧馳援紅八軍，但也被打敗，被迫撤退到百色城外偏僻的山區裡。

當年的春天和夏天，鄧小平冒著生命危險在當地幾乎沒有紅軍存在的地區，開展了「土地改革運動」。協助他實施這項計劃的是韋拔群和李明瑞。韋拔群是共產黨員，也是當地農民運動的領袖，幾年前他就開始帶領一支農民部隊在山區活動。鄧小平「發動群眾，打土豪，分田地，進行土地革命」。沒收地主的土地，這一相當大膽的行動，完全是貫徹當時中央的精神。這一做法比毛澤東當時在江西實行的土地政策還要過激，鄧小平後來轉而支持並採納毛澤東的做法。也許他意識到，徹底的土地革命往往造成土地收成減產，使農民的處境更加艱難，而農民正是紅軍主要的政治支柱和經濟支柱。

1930年6月，紅七軍離開山區，再次回到百色，開展革命活動並建立根據地。鄧小平也在這時重返紅七軍，開始積極地抓部隊的訓練工作。他還著手政治和行政工作，幫助創建了幾個縣級蘇維埃政府。到夏末，百色根據地已經擴大到約20個縣，總人口超過100萬。

如果黨中央能夠允許鄧小平、李明瑞和張雲逸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百色根據地很有可能繼續存在下去，只是邊界會不斷發生一些變化。然而，他們三人和所有其他在前線戰鬥的共產黨領導人一樣，最後都成為所謂的「立三路線」的受害者，李立三所推行的是共產黨「一省或幾省」首先奪取政權的大膽計劃。

「立三路線」最完整的表述是1930 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的由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務的決議》。決議認為中國是「帝國主義世界的鎖鏈中最薄弱的一環」，中國革命的高潮已經到來，世界革命會緊隨中國革命而爆發。而且蔣介石正忙於與馮玉祥和另一位北方軍閥閻錫山作戰，共產黨在三大根據地和許多小根據地內已擁有了五萬名武裝力量。同時資本主義世界爆發了經濟危機。據此李立三天真地認為共產黨已擁有足夠的實力攻佔武漢、廣州和其他大城市。攻佔大城市成了他主要的軍事目標。

按照李立三的軍事行動計劃，紅七軍的任務是佔領廣西東北部的兩個大城市柳州和桂林，進而在廣東建立根據地（以阻止該省的反動勢力向北進攻共產黨軍隊），最終佔領廣州。8月，中央代表鄧崗帶著李立三的命令來到廣西。據鄧小平的官方傳記記載，鄧小平「認為要打下這些城市是沒有把握的，提出了不同意見」。但又說「多數人主張服從中央代表的指示，他只得隨軍行動」。這一說法有待考證。從鄧小平以後的性格來看，他是不會遵從自認為是錯誤的指示的。而在廣西，除了上海代表，他比任何人都有發言權。但最終他還是接受了大多數人的觀點。

1930年9月底，在收編了紅八軍的殘餘部隊以後，紅七軍離開了根據地。紅七軍共有三個師，但出發後不久就損失了一個師，由於韋拔群率領的這個師掉頭西行，很快就被消滅，韋拔群被出賣後遭殺害。另外兩個師在鄧小平和張雲逸的帶領下繼續向東征戰。後來表明，這次征戰是五年後長征的一次預演。

起初，鄧小平和張雲逸盡量按照李立三的指示行動。他們率領部隊向柳州進軍，但當他們聽說白崇禧正率增援部隊前往柳州時，只好放棄攻佔柳州的計劃。後來因為部隊作戰連連受挫，傷亡很大，才不得不放棄攻打大城市的計劃。這一行動造成了他們與李立三的代表鄧崗的決裂，很快鄧崗便離開了他們。

這裡有一個問題直到現在也說不清楚，即鄧小平和張雲逸是何時認定他們唯一可行的進軍路線就是到江西的中央根據地去尋找毛澤東的。據紅七軍的一名老兵記述，那一年秋末冬初，他們的隊伍在湖南西部的山區裡轉戰了好幾個星期，一直沒有什麼明確的目標。不過，他們最終還是確定了明確的目標。最初有一萬人的隊伍這時只剩下不到四千人，經過重新整編後，紅七軍決定到井岡山去。當時的條件很艱苦。大多數士兵都穿著單衣草鞋，難以抵禦寒冷的襲擊，糧食也極度匱乏。1931年2月，紅七軍倖存下來的兩三千人在廣東北部山區樂昌渡河時，又遭到敵人襲擊。樂昌河河面寬廣，河水湍急，當時，紅七軍的大部分隊伍已經乘船先行到達了對岸，還有一小部分人渡河時受到炮火攻擊，無法過河。紅七軍因此被分成了兩部分，幾個月後，部隊才重新會合。鄧小平在先行渡河的部隊中，他和李明瑞率領這部分隊伍進入江西，到達了離毛澤東最初創建的井岡山根據地不遠的地方。

這時，鄧小平離開了他的部隊。他的官方傳記稱，他是被派至上海向中共中央匯報工作。然而在後來的「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卻在他們創辦的刊物上撰文指控他當時叛離了紅軍隊伍。刊物上有篇文章寫道，當鄧小平巡察回來的時候，聽到營地上槍聲大作，便決定逃往「香港花花世界」。而當時的情形很可能是，他必須作出選擇，離開部隊或是冒著死亡和被捕的危險去參加戰鬥，鄧小平選擇了前者，但是他的選擇並不是不體面的，因為他不是紅七軍的指揮官，而且他的確是受紅七軍前委委派前往上海的。還有一種說法是，當他後來在1931年8月回到江西時，曾經有一個審查委員會調查了此事，結果證明鄧小平是清白的。

紅七軍最後只有少數人倖存下來，在井岡山附近征戰了幾個月後，紅七軍終於在1931年7月進入中央蘇區，並被編入中央紅軍。

(1)鄧小平赴上海匯報工作，是同李明瑞、許卓商議後決定的。——譯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