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喲，天哪，你還在這裡等呀！記者招待會的地點已經變了，我們已在內閣大樓舉行過了。很抱歉，非常抱歉未能通知你。不過，我可以肯定，總理將會單獨與你會晤，以此來進行彌補……”
尼泊爾禮賓官身著寬鬆的白衣褲，頭戴高高的白色帽，把我引向一簇剛剛來到拉那宮的人群旁。漸漸地，人群閃開了，從中顯出了一個令人感到驚訝的瘦小而又虛弱的身軀—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周恩來。
真是一個令人難以捉摸的情形。按照原計劃，周1960年對尼泊爾的這次訪問將在他的下榻處會見來自世界各地的記者。他下榻在古老的拉那宮，距尼泊爾王國首都加德滿都3英里開外。我到尼泊爾去的原因之一，就是為了採訪來訪的中國人。不巧的是，在他們訪問的最後一天，我要替我的雜誌幹些其他事情，所以沒接到記者招待會變更地點的通知。
因此，按照約定的午夜時間，我單獨前往拉那宮去參加記者招待會，結果發現那裡空空蕩蕩、寂靜無人，只有兩個持槍但卻熟睡了的哨兵。我戰戰兢兢地從他們中間跨過去，穀倉般的大廳裡見不到一個人，出現在眼前的只是佈滿地毯的煙蒂和雞骨。沒有中國的採訪者，沒有尼泊爾的官員。
而此時此刻，我卻面對著62歲的中國總理。儘管是由於尼泊爾人的過錯而不是周的過錯使我失去了參加記者招待會的機會，但周卻欣然接受了單獨會見我以示補償的建議。當時已過午夜許久，中國方面的隨行人員已到各地訪問了幾個星期，預訂第二天清晨黎明時分起飛回國。他們人人都感到疲倦了，然而周的隨行人員中的十幾名官員，其中包括外交部長陳毅，卻站在那裡等待著這個未被列入計劃的會晤的結束，然後他們才能去睡覺並為他們的啟程作準備。他們中的一些人眼睛盯著我，帶著一種不露聲色的憤懣感。
但是，周卻不是這樣。他跟我談了40分鐘，卻顯得謙恭耐心。我感到有點尷尬，便把提問限制在一些重要的問題上，如周的這次訪問如何改善了中國與該地區國家的關係，並希望得到簡單的回答。但是，周卻進行了極為詳盡的闡述，一個一個地講到了他這次所訪問的國家。這又持續了大約半小時，其中包括翻譯佔用的時間。實際上，正如我後來發現的那樣，他所講的話與記者招待會上發佈的內容都是一樣的，因此，我的單獨會晤並沒有獲得很大的價值。
如果只是週一個人在場的話，我將借他這次邀請的機會多提些問題。但是，由於陳毅不停地交換著左右腿來支撐他那相對而言較為肥胖的身體，再加上那些年輕些的隨行人員斜著眼睛望著我，所以我便決定到此結束。然而，周卻還沒講完。他繼續往下講，好像時間還很多似的。他問我是否去過中國，是否知道蒙哥馬利將訪問中國，以及我是否也願意去中國，等等。
我的心情激動起來了。一年多來，我一直在設法進入中國，但卻未獲成功。
“歡迎你！”總理突然用學生式的英語說道，並揚起他的雙臂做了個表示歡迎的姿勢。
中國官員們互相看了看對方，好像在說：“終於結束了！”我激動地走出拉那宮，闖入了喜馬拉雅山那寒冷的夜空之中。這簡直是一場夢。周善於使事情看起來像夢一般，但卻不大善於把這些夢變為現實。我後來給他寫了幾封信，但卻從未收到過有關邀請方面的信函。只是過了數年，在蒙哥馬利訪問了中國之後，我才第一次來到中國訪問。但是，周給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卻依然歷歷在目。他注意盡可能全面地滿足我的要求，毫無傲氣和任何架子。他的行為近乎卑微，但他的助手們對他的恭敬態度卻反映了他所具有的政治權力的強烈影響力。
在那個特殊的歲月裡，相當多的中國人在挨餓，俄國人從中國撤走了他們的經濟專家，中國統治階層兩個權力大於周的人物之間難以緩和的矛盾似乎在加劇發展，中國又感到自己正被敵對的美國軍事力量所包圍，並且尼赫魯在中印邊界爭論問題上不願進行妥協。然而，40分鐘的時間內，在繁忙地工作了一天後即將結束時，周卻令人覺得他好像什麼都不在乎似的，只注意傾聽並回答我的提問。而這些問題是別的記者曾向他多次提出過的。這一天是他們離開舒適的家庭，在外面連續工作了許多天後的最後一天。
在我的記者生涯中，這種感覺偶爾也因像尼赫魯、肯尼迪等權勢人物的影響而出現過，但卻從來沒有如此強烈。周幾乎給每個見到過他的人都留下了同樣的印象。周體現了舊時中國那些文雅、禮貌和謙遜的品質，然而他也用這些品質來為某種政治意識形態服務，而這種政治意識形態把引起暴力作為自己政綱的一個必要組成部分。正是因為這些，才使人們都對這位溫文爾雅的總理感到困惑不解。他的言行舉止溫柔和藹，然而，為了使他的國家能迅速在一代人的時間內從封建主義進入現代社會，他的一些所作所為卻顯得冷酷、好鬥，甚至是不可理解。這個在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和1955年的萬隆會議上曾表現出良好理智的人，為了殺一儆百，也曾下令處決過叛徒，也曾在20世紀50年代共產黨人革命的第一次浪潮中容忍了對反革命分子的鎮壓。
周瞭解不同國家的不同文化。大陸歐洲對他的才華和智慧有著一致的印象。《世界報》《革命者》等報刊均用大標題把這些表面印象歸納成文。亨利·基辛格發現周是他所見到過的“給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兩三個人物之一”，稱他“文雅、非常富有忍耐性，極為聰慧、機敏”。哈馬捨爾德說周是“目前為止我在對外政治領域中所見過的最優秀的人物”。在法國外交部長E·馬納克看來，中國的這位總理是“一個完人”。
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心理表現雖然略顯不同，但他們卻都有同樣的感受。白修德發現周是他遇見過的三個偉人之一，“在他們面前，我的不信任感幾乎完全沒有了”。但後來，白修德卻改變了他的看法，把周與1949年後共產黨機構所實施的統治等同起來。因此，在白修德的腦子裡便出現了另一種看法。用丹尼斯·布拉德沃裡的話來講，周“或許是他們當中最好的共產主義者”，“一個比毛主席本人更富有彈性的革命者，以及一個對資本主義世界來講更為危險的長期的敵人”。
這種人最初是如何獲得了改造自己的祖國並使之民主化的動力的呢？這是有關周恩來的第一個大問題；而他如何漸漸地選擇了馬克思主義作為這種改造的媒介則是第二個大問題；第三個大問題是為什麼在半個多世紀的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過程中，他始終堅持使他人身居最高的位置，而自己卻拒絕這種地位；第四個大問題則是，他為什麼繼續支持自己過去的對手毛澤東並跟隨其後參加狂熱的、毀滅性的1958年“大躍進”及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
與毛及其他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相比，周顯得更為開明，更加信任人民，對世界歷史瞭解得更廣泛，出訪過更多的國家並會見過更多的訪問者。但是，在這個面帶笑容的領導人和頗具魅力的外交官形象背後，一個真正的周卻有待於人們去進一步深刻認識。
在加德滿都的那個4月之夜，當我離開拉那宮時，內心懷有一種良好的感受，即周恩來令我感到更加具體一些了。我羨慕他的魅力與技巧，後來我繼而對他的機智、敏捷和遠見感到驚訝。這種好奇心導致了20年後我對這個人及其一生工作的刻畫與描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