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涵
1988年蔣經國去世時，他剛完成為時二十年的改革，更於生前最後一年開啟自由、多黨民主的大門。他曉得在民主體制內，人性的奇想怪行，不論好壞，全都會釋放出來，但最後仍能去蕪存菁，只有沒有監督制衡的社會才會落到最壞的地步。所以能有今天，除了歸因於反對黨人士持續不斷的壓力和正面批判，另一就是蔣經國及其同僚的智慧。蔣經國早就瞭解，國民黨及蔣家要能延續，只能朝向一人一票的民主體制；反對黨人士也曉得時間站在他們這邊，使用暴力只會適得其反，會破壞島上正在進展的「經濟奇跡」。
台灣政治火炬的傳遞，等同要少數的外省人權力交棒——他們曾經以殘暴威權掌權，造成與台灣本省人的長期對立。蔣經國曉得，由於許多台灣本省人嚮往「台獨」，這種轉變將威脅到一個中國的原則。可是，誠如本書指出，蔣經國也相信，唯有台灣人民支持，與中國大陸的統一才能完成，而且只有中國大陸變成一個民主、開放的社會，這才有可能——直到1989年前這似乎是進行式，其中有部分正是受到台灣政治自由的催化。
此後二十年，中國大陸的經濟增長成績亮麗，1997年全國七十三萬四千個村級單位也開始選舉，讓一些中國人學到自由的代議制度的規範和程序。
中國領導人相信儒家的觀念——良好社會應奠基在和諧之上，若無穩定和紀律，就不可能有和諧。值得注意的是，中國領導人，包括先前的蔣介石，都以儒家思想和中國歷史文化的光榮作為國家的道德、倫理基礎。當然，蔣注重的還有「反共」，一場要到他死後才結束的戰爭；但蔣介石更聲稱國民黨的長期政治目標是自由民主。結果他宣示的理想使舊政權處處受敵，必須對不民主的作風自圓其說，同時也把體制推向漸進改革之途。
儒家也相信，要使社會和諧、井然有序且欣欣向榮，在位者除了要有強大魄力，也必須開明、澤被四方。在這樣的體制下，統治者自然偶爾感覺到需要寬容或假裝寬容一個相對開放的公民社會。蔣經國時期，甚至他父親的晚年，也變成越來越「軟性」的威權主義。之所以會如此轉變，有幾個原因，諸如斷絕「外交關係」後，蔣氏有需要安撫他們最重要的美國盟友；蔣經國在20世紀60年代末期體認到外省人的獨裁體制最多不會再存續超過一個世代；20世紀70年代及80年代初期，中國大陸已結束孤立狀態；台灣退出聯合國之後「外交困厄」。凡此種種因素之外，台灣人民日益富裕、教育發達、城市化，也都有助於政治改革的推動。台灣——而不只是蔣氏政權——必須找出另一個存在的理由。
與台灣情況相若的是，大陸在經濟起飛之際，公民社會也相當蓬勃發展。我20世紀70年代到大陸旅行、80年代長住中國大陸，當時公開存在的組織無一不是黨、政、軍的機關工具。今天，中國一般老百姓其實能夠隨心所欲地生活，私底下講話也相當自由。2009年，中國號稱有近二十九萬個非政府組織、二百七十萬種期刊、一億五千萬網民。
目前促使大陸自製、沒對公民自由設限，且主張起碼的軟性威權主義，有一個既獨特又諷刺的因素，就是他們需要去說服海峽對岸的人民，大陸儘管近來改革怠馳，實際上卻和蔣經國時代的台灣一樣，在個人自由方面，曲折、緩步邁向更加開放的社會。
馬英九曾是蔣經國的親信部屬，他在2008年以極為懸殊的選票當選，反映出族群趨於諧和、台灣民主更加成熟。台灣完成第二次政黨和平輪替。馬英九贏得絕對多數票，意味著2008年絕大多數台灣人認為在可預見的未來追求「獨立」是不可行或危險的事。同時，兩岸的經濟愈見統一，台商在大陸設立七萬家公司、投資逾一億美元（譯按：原文如此） ，有一百萬名台灣員工和眷屬長住大陸。在馬英九主政下，相信此項重要關係還會成長，也有助於雙方克服漫長的世界經濟危機。更重要的是，它將有利長期的臨時協議，或甚至在兩岸政治關係出現有創意的正式協議。畢竟儒家不斷反覆教育的，正是在棘手的爭議中尋求符合雙方原則與利益的精妙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