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涵
1995年我在台北與時報出版公司簽約，撰寫一本蔣經國的傳記。合約裡有一條重要條款，載明作者將對英文版、中文版都有「充分、完整的寫作與編審獨立自主權」。
我和《中國時報》董事長余紀忠先生會晤時，強調我會客觀記述蔣經國的一生事跡，正、反面評價和爭議性評價，都會兼容並包。我提出警告，寫作中可能會呈現出蔣氏的若干瑕疵。與蔣經國相識相交多年的余先生回答說，他完全理解，也接受我們的條件。余先生和時報出版公司從未試圖影響我的研究，甚至提議修改書稿的情形都沒有。顯然當年簽約時的要求，實在是多餘的。哈佛大學出版社後來答應要出版這本英文版《蔣經國傳》，並與時報出版公司協議，由時報出版公司根據哈佛版本出版不做改動的中文版。
關於蔣經國在蘇聯的生活，莫斯科的遠東研究中心拉林（Alexander Larin）教授和前任駐中國大使李多夫斯基（Andrei Ledovsky），提供給我寶貴的協助。台北「中央研究院」余敏玲博士與我多次會晤，慷慨把她在莫斯科檔案裡整理出來的成果，分享給我得知。通過親自到中國訪談，以及經常的電子郵件往來，當年主持中國現代史研究的楊天石教授，給予我相當寶貴的支持。南京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收藏的蔣介石日記，就是由楊教授熱心提供。我也要感謝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相關負責人馬振犢（音譯）和上海市檔案館相關負責人陳正卿（音譯）的協助。奉化的研究學者王宣志（音譯），曾經針對蔣經國的早年生活寫過若干文章，他協助我到奉化、溪口訪問調查，也提供了罕見的材料。
我和奉化的一批研究人員聚會研討，受益良多。這些人士包括：奉化文藝協會副秘書長王丘石（音譯）、奉化副市長斯端侖、奉化台辦幹部胡元福、竺家惠、夏明曦以及毛炳岳等蔣家遠親。
我第一次到台灣收集資料的得力助手是狄可（Halima Dick）小姐，後來，沈筱綺小姐的協助至為重要，筱綺不方便時，鄭雅玲小姐迅速地頂替了她。蔣經國的舊部楚崧秋、王紹堉以及東吳大學張中訓博士，在我赴台期間的協助，至為銘感。美國方面，弗吉尼亞大學若干研究生在研究工作上提供了相當重要的協助，他們是劉德彬、賀松柏。杜智平則從一開始，就是十分積極的好助手。蔻妮莉雅·萊文（Cornelia Levin）的生花妙手把一千兩百頁的初稿，修刪成為不至於太過蕪蔓的版本；犬子約翰，接續完成最後的定稿。
我要感謝許多朋友與學者，他們審閱了不同階段的稿本，提供了寶貴的批評與建議。他們是：張旭成、高立夫（Ralph Clough）、丁大衛、傅建中、賈浩偉（Harvey Feldman）、許倬雲、柯偉林、冷紹烇、李潔明（James Lilley）、班立德（Mark Pratt）、楚崧秋、杜智平和魏興禮（音譯，Wei Xing-li）。當然，消息來源和評閱人士有時候對事情會有不同的解讀與詮釋。身為作者，我對於它們的呈現方式與內容，必須獨當責任。最後，我要感謝愛人貝蒂的愛與支持，旅途中，她更義無反顧擔負起伴侶、顧問和調度管理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