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0月底，蔣經國和友人登上泊碇在上海江灣的一艘蘇聯貨輪。他住的艙位原先是作運載牛只之用。船還沒開動，他已經反胃欲吐，起了放棄此行的念頭。但是，看到同行友人強自撐著，經國曉得身為「黃埔軍校校長的兒子」，可不能半途而廢。不久貨輪開動，沿著擁擠的黃浦江下行，經過西岸鱗次櫛比的歐式建築物，臭氣沖天的蘇州河，以及綿延數英里的骯髒工廠和船塢。學生們唱起《國民革命歌》和《國際歌》。不到一小時，船已開進混濁的長江口，最後開進了碧藍大海——東海。蔣經國此去十二年之久，其間不曾再踐履中國國土。
九十名學生乘客之中有位十八歲的姑娘張錫瑗，她在一年之內就成了鄧小平的愛人。蔣介石的首席秘書、地下共產黨員邵力子的兒子邵志剛，還有另一位十八歲的安徽青年共產黨員陳紹禹也在船上。陳紹禹在中國共產黨內使用的化名是王明，日後成為蔣經國和毛澤東的關鍵對手。
學生們組成小團體，一起開會討論、研究和進餐。經國第一次過團體生活，覺得高興又充實，大夥兒討論往往持續到夜裡。他有機會閱讀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著作的《共產主義ABC》，這是他第一次接觸到這類議題的書籍。幾天之後，學生們在海參崴下船，10月31日搭上一班「普通列車」前往莫斯科。
火車蒸汽引擎燃燒木頭啟動，艙位沒有暖氣，也沒有餐車。車上不僅飲用水結冰，就是廁所也是蹲坑式，沒有衛生紙，也沒水沖——一樣結冰。火車沿途頻頻靠站，既要裝載木料，也要接運新乘客。這時候，中國學生就急著跑去買食物、喝水，甚至急著如廁。 [1] 儘管天寒地凍，條件惡劣，經國和許多同伴依然熱情澎湃。有些車站出現工農代表，高舉「中國革命萬歲」、「中蘇合作萬歲」的牌子，歡迎他們，甚至往往在車站月台旁舉行遊行。俄國人和這些中國學生牽手一起遊行，還高唱「前進！黎明就在前頭！」。
俄國大革命發生在八年前，可是令人有恍如隔世之感。戰爭、革命、暴虐、饑荒，無情地橫掃全俄。列寧死後，建設社會主義新世紀，究竟應採取漸進手段還是激烈手段的問題，使得蘇共領導階層分裂——或者換個更精確的說法，使得爭奪權位的領導人借意識形態的名目，行政爭之實。爭議的根本重點在於：社會主義能在資本主義世界帶有敵意環伺之下的一個農民大國中建立起來嗎？由這個議題又引出另一個問題的爭辯：在殖民地國家或是中國這樣的半殖民地國家，蘇聯應該支持類似中國國民黨這樣的反帝國主義、具有民族主義資產階級色彩的革命，還是只能支持由共產黨人領導的革命？
右翼人士相信蘇聯能獨力對抗資本主義的包圍環攻，蘇聯農民可以作為建立社會主義的基礎，接下來所有進步民族（不只是蘇聯人民）的當務之急乃是擁護、鞏固蘇聯的革命。在這場辯論中持右翼立場人士的首領，即是《共產主義ABC》的作者布哈林，他相信社會主義可以也應該在現有的混合經濟基礎上漸進建立，工業成長及朝向社會主義的進展，要依賴消費者市場的擴張，而消費者市場擴張將導致農民累積私有財產。這個過程將提供必要的資本，以備工業快速發展。因此，農業與工業可以攜手並進。
左翼人士以托洛茨基（Leon Trotsky）為首，擔憂蘇聯社會受到資產階級化惡劣影響，也就是受到物慾污染腐化。托洛茨基堅持認為俄國農民不可能是好共產黨員，因此要在蘇聯完全實現社會主義，就必須在更先進的發達國家，成功完成無產階級革命。托洛茨基的這套政策被稱為「不斷革命論」。
斯大林則站在中間立場，既要挫弱托洛茨基，又要與右翼結合，以鬥垮左翼。1924年初，斯大林已罷黜托洛茨基的軍事人民委員（譯按：相當於國防部長） 職位，使他不能再掌控紅軍部隊。然而，蔣經國一行人抵達莫斯科時，已經是托洛茨基失去軍權近兩年以後，托洛茨基和追隨他的「左翼反對派」，依然堅持信念，不肯認輸。
11月底，這群士氣昂揚的中國學生在寒風凜冽下抵達莫斯科中央車站。中山大學校長拉狄克（Karl Radek）親率學校幹部到車站迎接，大夥兒上了巴士來到沃爾洪卡大街十六號的中山大學。學校設於一座不起眼的四層樓樓房，房間約一百間，大樓前一排樹的樹葉早早落光。不遠之處，就是已經結冰的莫斯科河。經國等中國學生通過大門，可以看到基督救世主大教堂的圓頂。往後的歲月裡，中山大學學生晨間就在教堂前的大廣場運動健身，閒暇時就在它漂亮的花園裡散步、討論政治。
校方為學生們取了俄國名字，蔣經國此後就是尼古拉·弗拉基米羅維奇·葉利扎羅夫（Nikolai Vladimirovich Elizarov），陳紹禹則是古路比夫（Golubev）同志。幾天之後，學生們參加中山大學正式開學典禮。禮堂懸掛列寧與孫中山肖像和中國國民黨黨旗、蘇聯國旗。開學典禮由托洛茨基主持。他在讚揚國民黨和蔣介石領導的中國革命之後，話鋒一轉：「從現在起，任何俄羅斯人，不論他是同志還是公民，若是蔑視中國學生，就不配是俄國共產黨員或是蘇維埃公民。」
托洛茨基指的是俄羅斯人對蒙古族人、中國人傳統上的種族歧視態度。譬如說，蔣經國和其他學生有時在街上會遇到俄國人攔路問話：「朋友，你要買鹽嗎？」他們後來才瞭解，俄國人提到的是居留俄境的中國人有一項舊習俗——一旦有人過世，就買鹽塗裹屍身，送回中國老家安葬。
中山大學依照俄文字母簡稱「孫諾夫卡」（Sunovka），學生依黨籍、年齡和教育程度，分成十一班，每班三四十人。第一優先的課程是俄國語文和討論共產主義及帝國主義的入門課程。它還教授一些實務技能，如何滲透到政府機關和軍隊組織，如何製造農民運動和勞工運動。晚間，學生往往被帶到劇院觀賞敘述英、美帝國主義者如何侵凌、欺侮中國人的戲劇。
每個學生都要寫日記，記下自己的政治活動和思想，包括自我批判和批判其他學生，並且在會議中公開朗讀日記內容。 [2] 蔣經國非常積極地參加學校所有的政治活動，在這些批判與自我批判活動中也都不落人後。
若是比起俄國當時的經濟凋敝、物資困窘，中山大學學生的生活條件可謂相當不錯。早餐有蛋、麵包、奶油、牛奶、香腸、紅茶，偶爾還提供魚子醬。學生吃膩了俄國口味，校方還僱有一名中國廚子做飯，讓學生可以選擇吃俄國菜或中國菜。
每次蔣經國到電影院，都可以看到新聞影片播出他父親和國民革命軍遊行的鏡頭。《真理報》、《消息報》（譯按：《真理報》是蘇聯共產黨喉舌，《消息報》是蘇聯政府機關報。） 和莫斯科廣播電台經常讚揚蔣介石和國民黨。經國頗以父親為榮。中山大學每個中國學生都曉得年紀最小的經國，就是大名鼎鼎的蔣總司令的兒子。蔣經國很快就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2月間又申請加入俄共青年團。他寫了一篇文章《革命必先革心》，被中山大學貼上佈告欄《紅牆》，校方十分欣賞這篇文章，拔擢這位年僅十五歲的作者作為《紅牆》的編輯。
此時，托洛茨基的世界觀主導著中共旅莫支部委員會和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莫斯科支部。同時，中山大學的歐洲教師群亦不乏托派人物。校長拉狄克是俄裔波蘭革命者，列寧1917年秘密趕回聖彼得堡芬蘭車站時，拉狄克是隨行親信之一，現在他支持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對派。至於副校長米夫（Pavel Mif）則支持斯大林，顯然是奉派來監視拉狄克的。
拉狄克身材短小粗壯，長得一副「猿猴臉」，額頭高，聰明外露，戴著厚厚的近視眼鏡，不時露出笑容。一個中國學生生動地形容這位無政府主義者的形貌：「他的近視眼十分嚴重，不戴眼鏡就不能走路。他經常頭不梳、鬍子不剃，每天一襲深灰色衣服，似乎永遠不換。不管煙斗裡有沒有煙草，永遠叼著一根煙斗。」
拉狄克比蔣介石年長兩歲，立刻成為經國的父親角色。他教導蔣經國這班學生中國歷史，也常找經國私下討論。拉狄克滿懷著社會主義革命若要存活就必須向世界各地散佈的想法，視蔣介石這個兒子是中國革命運動未來的領導人，也是世界革命的領導人。他鼓勵經國展現出革命人物的大膽、進取，他說：「身為年輕的革命黨人，第一，你必須勇敢；第二，必須努力不懈、積極進取……不能按部就班、循序而進，這不是革命黨人應有的精神；第三，你永遠不應退卻。」
拉狄克說，西方資本主義者利用壓搾殖民地和類似中國的半殖民地的剩餘利益，使本身的「工資奴隸」勉強餬口，因而避免了無產階級革命。因此，中國若要爭取國家自由，就得靠資本主義國家工人的奮鬥，來轉移和挫弱帝國主義者的力量。
另一個教授普裡哥金（Prigozhin）提供托派文件給蔣經國等若干學生。蔣經國成為接受托洛茨基正統立論主張的學生之一。他和一些年輕的左翼中國學生認同托洛茨基的主張，認為共產國際必須以推動帝國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為最高優先要務，否則歐洲、日本等強大的資本主義帝國，將會壓制中國這類落後社會的馬克思主義運動，從而摧毀社會主義祖國本身。
此時的中國，北洋軍閥爆發戰爭，產生新的合縱連橫局勢，莫斯科的中國青年學生聽到馮玉祥倒戈和張作霖、吳佩孚抗爭的消息，大為振奮。然而，馮玉祥進佔天津，兵力過於分散，旋即被迫放棄北京。
1926年1月12日，一位中國共產黨籍學生來到中山大學報到。當年二十一歲的鄧小平直接由巴黎轉來莫斯科；他在巴黎已居住五年，因為負責主編一份油印週刊《赤光》（Red Light ），得到「油印博士」的綽號。鄧小平被校方取了俄國名字伊凡·捨吉維奇（Ivan Sergeevich。編按：一說鄧在中山大學時俄文姓為多佐羅夫。） ，但是不到幾星期，由於他的用功，又得到「小鋼炮」的諢號。鄧小平由於有過一段在巴黎奮鬥的歲月，在中山大學既有特權也十分用功，他找到一個店舖可以買到他喜愛的法式牛角麵包，也偶爾跑到俱樂部打打橋牌。
據當年的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生的說法，鄧小平和蔣經國分配在同一班，共有二十人；鄧是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小組長，因而負責評估所有團員的意識形態和表現。 [3] 可惜我們迄今還未看到他對蔣經國的評語報告；不過，鄧、蔣兩人顯然交情不錯。鄧小平身高勉強才五英尺，比蔣經國還矮，兩人因體形相近，反倒倍覺親近。蔣經國經常藉著在莫斯科河邊散步的機會，向鄧請教他在巴黎的經歷。於是鄧寫了幾篇文章，談論他在法國的工作經驗，交給蔣經國的《紅牆》發表。鄧小平與張錫瑗熱戀——張父是鐵路局的一位主管，張本人則是與蔣經國一道跋涉到莫斯科的青年學生之一。
同年1月，陳果夫的弟弟立夫完成留學美國的課業，取得工程碩士學位，並於賓州某煤礦場有了一年實習經驗，回到廣州。陳立夫接受出任「介石三叔」機要秘書的工作。這位年輕、英俊的留美歸國學生，立刻見識到蔣介石的火暴脾氣；他向蔣報告說，他願意效忠三叔，但是如果蔣再對人破口大罵，他立刻辭職走人。蔣介石保證以後不再罵髒話，果然此後二十五年都遵守承諾。陳立夫也果然如同兄長一樣，忠誠追隨蔣氏，日後成為國民黨內的要員。
陳立夫的一部分工作就是過濾情報報告。他說，因此「他非常瞭解共產黨的勾當」。這些材料來自於陳果夫在青幫協助下布建成功的線民網，陳氏兄弟把蔣氏在廣州及其他地區的敵人及潛在敵人之資訊，源源不斷地提供給蔣。3月18日，中國共產黨執委會一名成員向蔣密報，有人醞釀陰謀對付他。兩天之後，國民革命軍的炮艇「中山艦」（譯按：即永豐艦改名） 突然神秘地由廣州開往黃埔，甲板上的炮亦卸下炮衣。蔣介石當機立斷，採取行動，逮捕中山艦艦長（譯按：黃埔軍校畢業生李之龍） 、船員以及周恩來等二十五名共產黨員。此時，蔣已牢牢掌控國民黨的軍、政大權。他向蘇聯方面擔保，無意破壞與蘇方或中國共產黨的合作關係——他只是對付犯錯的個人。他要求回到莫斯科開會的鮑羅廷提早回廣州，也請已經奉命回國的布柳赫爾將軍，再回廣州復任高級軍事顧問。蔣氏並發表公開信，昭告黃埔軍校學生，他和孫總理一樣，相信若不能容共，革命陣線就不能統一。他釋放了早先扣押的周恩來等一干中共黨員，並逮捕若干右翼軍官，以示平衡。
蔣介石原本認定國民黨的聯俄容共政策，不至於嚴重威脅到本身的優勢。但是，在中山艦事件爆發之前，他已接到陳氏兄弟提供的報告，起了疑慮，遂採取行動，掌控住他在同盟中的權勢。同時，蔣氏瞭解，北伐要成功，蘇聯的物資援助非常重要。因此，何時、如何與共產黨決裂分手，要視事態發展而定。在蔣氏的盤算裡，國共合作也可以無限期持續下去，只要蘇聯和中共不挑戰他的權力就行。
事實上，蔣介石此時的世界觀依然十分左傾。我們可以從他和兒子在中山艦事件爆發前的往來信函中，看到這種左傾觀點。2月12日，經國向父親問起，日前來函似乎反映出「不脫離宗法社會的語意」，他請父親說明孫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的關係究竟如何。蔣介石答說，前一封信裡的舊式思想，意在測試經國，他很欣慰兒子本身的「思想、語言」，都很「正確」。他進一步解釋說，孫中山的民生主義就涵蓋了共產主義。他說，中國革命「只有在成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之下，才有意義。
蔣介石3月16日發出的信函，支持兒子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決定，並表示國民黨和共產黨原是「革命同志」。蔣介石曉得蘇聯秘密警察一定會攔截、閱讀他給經國的信函，恐怕也刻意要在信中如此表態。但是，它也充分反映出蔣介石在針對中山艦事件採取行動之前四天，仍然持有激進立場。
儘管發生中山艦事件，共產國際卻同意繼續與國民黨結盟合作。中共領導人雖然希望與國民黨分手，仍再度服從共產國際的決定，繼續維持國共合作。斯大林最關心的是，如何犧牲中國東北權益，討好日本人（托洛茨基此時的態度與斯大林無異）。蘇共政治局接受「今後南滿仍由日本掌控」，也同意蘇聯應與控制東北及華北部分地區的張作霖，維持「和平、穩定的關係」。斯大林明白表示，此一階段的國共聯合陣線應該極力排斥以積極軍事行動統一中國的主張，也要迴避可能把「帝國主義者推向軍事干預之路」的一切行動。
1926年夏天，蔣介石出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吳稚暉代表中央授旗。陳果夫出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此一要職。陳果夫在弟弟及他人密切配合下，開始改組廣東及鄰近省份的國民黨黨部，將多數中共黨員革掉領導職位及一些基層職位。陳果夫開始把他們的秘密「政治組織」滲透進入工會、農民協會及中國共產黨之內。7月，蔣介石說服廣州總商會，以大筆金額捐助國民革命軍。蔣掌握住豐厚財源之後，開始北伐行動，要把全中國統一在國民黨旗下。蔣氏面臨十倍於國民革命軍兵力的各路軍閥部隊。
蔣經國仍以相當正面的角度看待中國的局勢發展。他瞭解，他的父親必須堅實掌握力量，對付廣州的異議人士。中共黨員認為中國的革命以及中國國民黨，終究要由他們的先鋒黨接管。蔣經國和他們看法不同，他相信，國民黨在他父親領導下，不僅將會擊敗帝國主義、統一中國，也將完成無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革命；中國共產黨在這個大局勢之下，將是配角，最終將由國民黨這個真正的先鋒黨，把它吸收、整合。
蔣經國在中山大學的中文期刊上發表一篇題為《中國國民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的文章，抨擊中共阻礙革命事業，在國民黨內散播紛爭的種子，集結無業遊民、流浪漢起來反抗國民黨部隊。他指控中國共產黨進行滲透活動，擴大控制地區，並建立自己的武裝。蔣經國認為，中共替中國真正的革命力量——他父親領導的國民黨，帶來麻煩。 [4] 他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自此開始惡化，也是可想而知的。
10月，斯大林把托洛茨基逐出蘇共政治局，譴責托洛茨基及其追隨者是社會民主黨偏離分子。可是，中山大學絕大多數中國學生、拉狄克以及若干老師，依然贊同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觀點，同學們開始稱蔣經國是托派的組織者。接著，消息傳來，蔣介石不顧蘇聯反對，率領人數微寡的國民革命軍，跨出廣東，展開北伐。蔣介石正是拉狄克經常鼓吹的革命黨人大無畏的表率。
大約就在這段時間，蔣經國處於早熟的十六歲青春期，也有了一段羅曼史。他和馮玉祥的十五歲女兒馮弗能墜入情網（馮弗能和哥哥馮洪國在5月間抵達莫斯科）。馮弗能寫了許多情書給男朋友，芳心暗喜這樣一位優秀學生關心她。 [5] 當時，中山大學男生人數遠遠多於女生，而且絕大多數男生都比經國年歲要大，他竟然能獨獲美女芳心，的確在同學群中成為轟動一時的大新聞。
蔣經國身材並不高大，在同學裡也稱不上英俊貌美，但是他具備農家子弟雄獷的面貌。雖依然瘦削，他已練就一身強壯體魄。同學們都說他幽默風趣、活力十足、信心堅強。跟在上海唸書時期一樣，他是個天生的領袖，能高瞻遠矚，看清目標，鼓勵同儕努力達成目標。
中山大學少數已婚的夫婦檔學生，起初被迫分開居住。男生住在中山大學校內，女生則安置在彼得洛夫卡街一個舊俄貴族的宅第。在學生抱怨之下，校方一邊開始興建夫妻宿舍，一邊設立「幽會室」，供夫妻檔學生燕好之用；未婚的革命情侶也偶爾利用幽會室談情說愛。
蔣經國和馮弗能的幽會乃是此後他一連串羅曼史的開端。然而，他只追求與他地位相當的女性，不像他父親多年來淨與一些煙花女來往。蔣經國自幼在無微不至的女性呵護照料下長大，到了青少年時期，又碰上年紀足可當他女朋友的年輕「上海姆媽」，對於女性，他有種崇拜的浪漫憧憬。終其一生，他都在追求完美的愛，且發現追求的過程遠比達致目標更能留下美好記憶。
蔣經國和馮弗能旋即決定成婚。當時在莫斯科，結婚是很簡單的程序，甚至根本不必辦理婚姻登記，男女雙方情投意合，同居一起，就算成婚。當年（1926年）中山大學的學生名冊上指出，妮芝達諾娃（Nezhdanova，馮弗能的俄國名字）是「葉利扎羅夫〔蔣經國〕之妻」。我們猜想他們也分配到一間夫妻檔的新宿舍。由於馮弗能並不是積極參與政治活動的學生，蔣經國的一些社會主義派友人，並不贊同他們倆的結合。 [6]
蔣經國和馮弗能小兩口經常前往莫斯科的中國工人俱樂部，那裡有全市搜藏最完備的中文報紙；他們邊喝茶或開水，邊留心中國的局勢發展。蔣經國好幾次被請上台，就國內局勢發表演講。有一次，他對三千名莫斯科市民，以「中國〔國民黨〕北伐的目標及其最後成功」為題發表演講。後來，又對三千五百名鐵路工人以同一題目演說。
蘇聯原本擔心中國在國民黨領導之下統一，將會刺激日本與英國干預，現在疑慮已消。蔣介石在蘇聯的武器援助和布柳赫爾將軍協助下，用兵神速，向北進伐。戰役往往十分激烈，傷亡人數很高，但是長沙首先克復，武漢三鎮旋即落入國民革命軍手中。蔣介石部隊打到長江時，已有三十四個各地軍閥見風轉舵，加入國民黨。這批雜牌軍日後對國民黨的發展，福禍難以一概而論。
1926年8月，莫斯科報紙報道，蔣介石部隊攻佔華中重鎮長沙之後宣稱：「革命要成功，就必須聯俄以推翻帝國主義……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環……」蔣介石此時很可能還相信，蘇聯仍將繼續支持類似中國境內的反帝鬥爭，不會從中渾水摸魚。莫斯科方面絕大多數人非常認真看重蔣介石這番革命言論。蔣經國尤其認為它們證實了他心目中的父親，乃是真正的列寧信徒，甚至是托派的信徒。
然而，國民黨的軍事指揮官在戰場上的表現，可不像左派人士。中共的活動家在國民革命軍部隊之前，先到地方上組織農民及工人團體。可是，國民黨將領一旦佔領某地區，立刻推翻原先沒收土地的決定，並取締解放區內由中共組織起來的各式團體和工會。周恩來培訓出來的政治幹部在國民革命軍部隊中據有團級以上的職位。理論上，他們的權位高於這些第一線指揮官。可是，前敵指揮官一再不理會政工人員的命令，3月20日之後，又自己派人換掉周恩來培訓的幹部。中國共產黨決定，命令在國民黨地區任職的中共黨員辭去政府公職，不願對各地情勢發展承擔責任。然而，共產國際推翻了這項決定。
蔣介石可以信賴國民革命軍中絕大多數的高級將領，可是共產黨員和左翼人士在國民黨中央裡勢力較大。蔣介石8月12日離開廣州之後，這些人的影響力迅速增長。國民黨內自由派人士（包括孫中山的遺孀宋慶齡在內）越來越擔心，蔣介石意圖建立軍事獨裁。政治顧問鮑羅廷留在廣州，在左派人士之中扮演重要角色。10月間，宋慶齡等中央執行委員在廣州開會，通過決議暗批蔣介石緊抓政治大權。11月，中執會表決把黨中央和國民政府移到比較左傾的工業重鎮——武漢，不接受蔣介石屬意的南昌（蔣的軍事總部此時設在南昌）。
武漢開始出現傳單，拿蔣介石和墨索里尼相比擬。但是，莫斯科的報紙和紐約等地的馬克思主義刊物，繼續讚揚蔣的戰果。斯大林在11月間舉行的共產國際第七屆大會上，引用北伐成功作為他政策得當的證明。斯大林相信，國民黨會聽命行事，在國民黨領導下統一的中國將會回應他的政策和利益。甚且，他相信國民黨的領導權，「無可避免」將落到勞工階級手中，中國的資產階級將會出走，或被清掃出國民黨陣營。地緣政治考量亦激勵斯大林必須支持越來越強大的國民黨。斯大林依然認為（他的看法正確），中國統一之後將刺激日本堅定掌握整個東北地區之霸權。當蔣介石向北挺進之際，斯大林開始認為，在中國積弱、分裂之下，日本的擴張主義野心恐怕會更強大。因此，南方若出現國民黨一再擔保的友好強鄰，乃是符合蘇聯利益的發展。國民黨事實上亦派員以「副會員」身份出席11月間在莫斯科舉行的蘇共黨代表大會。代表蔣介石向俄國「同志」提出報告的代表，不是別人，正是蔣介石的首席秘書邵力子。
1927年1月，鄧小平離開莫斯科，加入「基督將軍」馮玉祥部隊，擔任顧問。他回國的時機正是中國局勢大動盪的緊要關頭。桂系將領白崇禧、李宗仁率領的一支國民革命軍部隊剛剛解放了蔣介石的故鄉——浙江省，通往上海之路已經敞開。起先，武漢的國民黨中央（包括共產黨人在內），希望繼續往北京進軍。蔣介石則堅持先攻略上海。如果他能掌握上海，就能掌握龐大的財政資源，可望獲得列強承認國民政府，也就不再需要事事仰承蘇聯鼻息。蔣介石部隊未經激戰，就在3月21日佔領上海。
中國傳來消息，共產黨組織人員在前線迭遭迫害，國民黨持續右傾，托洛茨基和拉狄克對此起了警覺，托洛茨基首次公開主張中共要和蔣介石及右派國民黨完全決裂。然而，他依然認定，中共不能放棄對左派國民黨人主導的武漢國民政府，以及仍在武漢政府掌控下的國民革命軍部隊的支持。拉狄克立刻遵循托洛茨基路線，要求中共和左派國民黨人攜手，從蔣介石及右派手中奪回控制權。到了3月底，拉狄克已大膽預測，蔣介石會對付共產黨人、背叛革命。
此時的蔣經國相當彷徨，他心儀的蘇聯英雄托洛茨基和拉狄克，成為他所敬仰的父親之政敵，而斯大林和蘇聯官方媒體繼續替與國民黨結盟辯護，也替國民黨領導人辯護。北伐軍佔領上海的消息傳到莫斯科時，俄國首都報紙出版號外，興奮的群眾擠滿街頭狂歡。中山大學學生也開會歡慶，並拍發賀電向經國的父親恭喜。蔣經國一馬當先，站在學生隊伍前排，率領數千名工人在共產國際總部前集會，群眾活動持續到深夜。此後數天，中國學生走到哪裡，都受到民眾歡呼喝彩。俄國女郎還跑到中山大學，願意以身相許這些年輕的革命黨人。此時，由左派控制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在武漢召開會議，發佈命令，要求蔣介石總司令接受軍事委員會節制。中執會又把蔣在黨內的職位轉移給其主要對手汪精衛。這一來，局勢急轉直下。蔣介石可能直到3月底，都還未能下定決心鎮壓中國共產黨。他與陳果夫兄弟、戴季陶、吳稚暉等一小撮親信，就當前嚴峻態勢密商對策。
汪精衛在4月1日抵達上海。翌日，吳稚暉顯然在蔣氏知情之下，向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秘密會議提交一封信函。中央監察委員會雖然只是顧問備詢單位，卻由保守派人物居主導地位。這封信開門見山，直言建議把中共黨員「清除」出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無異議地通過了這項清黨提案。決議案要付諸實行，必須蓋上黨部關防大印，可是關防大印在武漢；陳立夫於是設法在上海複製一枚黨部大印。
4月5日，奉系軍閥張作霖的部隊在北京闖進蘇聯大使館，逮捕藏身其內的中國共產黨員，扣押藏有秘密文件的保險箱。文件詳載蘇聯涉入中共之地下滲透活動，及近來之街頭群眾運動的狀況。張作霖把逮到的二十名共產黨員絞死，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李大釗。蔣經國在北京唸書時就認識李大釗，且相當佩服他。
國民黨的中央監察委員會在上海再度開會，成立一個委員會，執行清黨任務。清黨始於1927年4月12日。根據陳立夫的說法，國民黨並沒有和青幫正式訂下合作計劃，但是「策劃、執行清黨的一個主要人物是楊虎；他是青幫領袖」。楊虎「把我們的建議傳遞給（青幫領袖）杜月笙……青幫就採取行動」。軍隊進佔總工會會所，射殺在會所和街頭反抗的工人。國民黨部隊將共產黨工人糾察隊解除武裝，沒收三千支步槍。次日，軍隊向街頭抗議群眾開火，接下來就是動刑殺人。周恩來也被逮捕，但是他設法逃走。傳說是白崇禧放走了周恩來。4月15日，蔣介石下令廣州也執行「清共」。陳立夫的結論是：「剷除內部敵人，手法相當殘忍。我必須承認，許多無辜者也被殺害。我們付出慘重代價。」
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生正在籌劃慶祝五一勞動節；蔣介石和馮玉祥的肖像在學校附近到處都是。群眾在五一當天遊行經過紅場，舉著馬克思、列寧、斯大林及其他社會主義知名人士的肖像，蔣介石也是其中之一。蔣氏乃是世界革命運動的英雄，報紙無不同聲歌頌這位紅色將領的事跡。
但是，中國學生並不清楚斯大林對支持蔣介石有一番嘲諷解釋。4月6日，針對托洛茨基及其他批評者的抨擊，斯大林覺得有必要回應，對莫斯科的黨部工作人員發表談話，他在這項沒有公佈的談話中提起中國問題。他向聽眾重申，國民黨就「好像革命議會」，有左派、右派，也有共產黨人。他說：「當右派對我們有效用時，為什麼要趕走他們？當他們沒有用處時，我們就會擺脫他們。」接下來，他講出了他對蔣介石的著名比喻——「像檸檬一樣擠干、丟掉」。
六天之後，從中國傳來的消息衝擊了莫斯科，蔣介石已先發制人。中山大學學生聞訊，不敢置信。詳情逐漸明朗，學生們轉而動怒，迅速召開會議，蔣經國走上講台，宣稱「不是以蔣介石兒子的身份發言，而是以共青團之子的身份講話」。他口若懸河，譴責他父親是「叛徒、殺人兇手」，贏得聽眾如雷的掌聲。 [7] 接下來，他發表一篇聲明，俄國報紙把它刊登在頭版上。他說：
蔣介石曾是我的父親和革命友人，現在卻是我的敵人。幾天前，他已經不再是革命黨，成了反革命分子。他對革命說盡好話，時機一到卻背叛了革命……打倒蔣介石！打倒叛賊！ [8]
繼這項譴責之後，《消息報》在4月21日刊載一篇題為《父與子》的文章，摘錄蔣經國給父親的公開信，他在公開信中說：
介石，我不認為你會聽到我要說的話，你也可能根本不想讀到它們。但是，不管你會不會讀到，我都要寫出來。今天，我要重複你曾經在信裡告訴我的話，謹記「革命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要務，我願意為革命赴湯蹈火……」現在我要說，革命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要務，今後我不再認你為父。 [9]
斯大林立刻把這一變故怪罪到中國共產黨和托洛茨基頭上，聲稱他早已預見國民黨右派會掉頭出賣革命。他現在把希望寄托在繼續與武漢左翼國民黨以及「基督將軍」馮玉祥結盟之上。斯大林當時的盟友布哈林在《真理報》發表兩篇文章，堅稱革命大業並未失敗，左派國民黨依然實力可靠。他指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多數是左派，他們和中共掌握住武漢國民政府，已整合起來對抗蔣介石。托洛茨基卻主張與國民黨各派全面決裂，在中國各地建立工農蘇維埃奪權。
起先，蔣經國加強支持托洛茨基路線。他出席准許學生發言五分鐘的集會，一邊翻書尋找引用托洛茨基的話，一邊像機關鎗般快速發言。有位同學形容他是「條理分明」的演講者，能充分運用五分鐘的發言時間。蔣經國也寫文章讚揚托洛茨基立場，張貼到學校的《紅牆》等大字報上。他還一度與幾位同學一起去見托洛茨基。
蔣介石在上海讀到外電報道他兒子的聲明。身為中國人，兒子宣稱以父親為敵人，簡直就是大逆不道，難以想像。19世紀的中國，父親可以因兒子稍有拂逆頂撞殺死兒子，還被鄉里視為當然。我們不清楚蔣介石對兒子的聲明反應如何。他絕口不提此事，可能是因為既憤怒，又摻雜著歉疚。蔣介石在發動上海清黨行動之前，顯然生怕洩露風聲，刻意不通知經國回國，他對兒子處於困境，恐怕有說不出的歉疚之意。表面上，甚或內心裡，蔣介石都接受官方解釋，認為經國是被迫發表批判父親的聲明。他在日記或任何文件中，絕口不提這件事。
「四一二」上海「清共」事件之前，蔣介石的兒子住在莫斯科也有一個作用，可以證明斯大林支持蔣介石乃是明智之舉。蔣氏「背叛」斯大林之後，斯大林聽到蔣經國批判父親的聲明，理解到可以拿經國當作有力武器。蔣經國在回憶錄中提到，他曾在此時申請回中國。如果確有此事，他一定是表明要加入反蔣革命行動。他若表露有心到南京投入蔣介石新組建的國民黨中央，協助對付中國共產黨，一定會被認定是「反共」叛徒，斯大林必然一口回絕。
共產國際一位代表通知蔣經國，中山大學規定學生修業兩年，雖然他只完成十七個月的學習，將可提早畢業，進入莫斯科一所軍校修課，準備上軍事院校進修。毫無疑問，他也清楚表明，蔣經國必須放棄親托洛茨基的活動和信念。
短短幾個月之內，十七歲的蔣經國就得面對兩項重大抉擇。4月間，他必須在父親和革命理想之間做取捨。現在，他必須決定是放棄托派思想，還是做個烈士，無謂犧牲！
蔣經國胸懷大志，必須英勇決定，但是他識時務，會選擇有勝算的目標。當年春天，他「突然放棄托洛茨基運動」。 [10] 這是他一生之中，直覺務實克服情感和智性理想的第一個實例。這個經驗讓他體會到生命的複雜和無常。此後一生，經驗判斷左右他對直覺目標的追求。行動必須以堅實的理智做基礎，不能全憑情感或政治承諾作定奪。
5月間發生若幹事故，凸顯出武漢國民黨自由派人士和共產黨之間的鴻溝。國民黨左派主張現代化，也認真推動改革，可是不脫遵守法制的溫和派色彩。6月1日，共產國際派在武漢的代表羅易（M. N. Roy）收到斯大林一封電報，斯大林訓令他，國民黨內「搖擺不定的舊領導人」（指的是汪精衛這類左翼資產階級）必須靠過來，否則就得設法拋掉他們。斯大林的電報又說，主要任務是打定基礎，成立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的革命部隊。不知道為了什麼原因，羅易竟把這封電報交給武漢國民黨左派人士過目。
大約在這個時候，鄧小平意識到馮玉祥部隊正在醞釀「清共」，悄悄溜走。幾天之後，馮玉祥和蔣介石在徐州會談。蔣、馮達成全面「清共」協議。1927年7月15日，左翼掌控的國民黨中執會下令把中共黨員逐出國民黨與政府。左派國民黨部隊開始捕殺共產黨員。中共領導人四散逃亡，有人躲進武漢的外國租界，有人躲進上海的外國租界，也有人躲到中共控制的江西地區。毛澤東、鄧小平即潛入江西。鮑羅廷倉皇跑回俄國，馮玉祥部隊中的蘇聯顧問也收拾行囊，取道戈壁沙漠回國。我們不曉得馮玉祥是否考量到他在莫斯科留學的子女之命運，他的兒子馮洪國立刻譴責父親，也痛罵蔣介石「屠殺工農民眾」。 [11]
斯大林又宣稱他早就看到分裂的危機，怪罪中共領導人不能執行農業革命，把工人武裝起來。他命令中共發動革命攻勢。瞿秋白取代陳獨秀出任中共總書記，秉承莫斯科的新路線行事。毛澤東組織起一支大約兩千人的兵力，在各地發動攻擊。地方部隊很快就敉平此一秋收暴動，毛率殘部逃到江西省井岡山。
「四一二」上海「清共」之後，南京國民黨中央訓令莫斯科所有國民黨籍學生離開中山大學。許多人不知何去何從。俄國檔案裡有一份蔣經國在7月間寫下的自白書，宣稱他要和馮弗能終止夫妻關係。他指控說，國民黨利用她來監視自己，影響他的政治思想。可是，他們這對青年夫妻的信函往來持續到1927年秋天。8月5日，總共兩百三十九名學生（幾乎全是國民黨員）獲准回中國。滯留下來的三百二十名中國學生，絕大部分是中國共產黨籍。然而，其中約有五十名屬於國民黨籍，決心留在中山大學，這裡面有蔣經國、馮弗能和她哥哥馮洪國。
11月，斯大林率領蘇共政治局成員站在列寧墓前，檢閱遊行民眾和武器，歡慶布爾什維克革命十週年。貴賓席中有一位著名的國民黨左派領袖——孫中山的遺孀宋慶齡，她是蔣介石的政敵。由於沒有合適的皮靴和冬衣，她在嚴寒中顫抖了好幾個小時。
一群俄國民眾走近斯大林時，突然亮出預藏的牌子，高呼口號支持托洛茨基。安全警察和便衣人員衝向這群抗議民眾，爆發鬥毆，警方在中山大學學生隊伍走近列寧墓之前，把這些民眾驅離現場。一小撮親托洛茨基的師生，亮出歌頌托派的布幅標語，高呼反斯大林的口號。人數眾多的親斯大林民眾，旋即在安全人員協助下恢復了秩序。
這一幕騷亂替托派命運敲下喪鐘。1928年1月，斯大林下令把托洛茨基流放到中亞，拉狄克發配到西伯利亞西部。斯大林又命令米夫剷除中山大學內托派，此後中山大學托派運動轉入地下，直到1930年有三十六名中國學生被捕，多數命喪異域之後，托派才被完全撲滅。
這些事件使得馮洪國學到謹慎保身之道，退出托派組織，但是他和蔣經國不同，兩兄妹決定回到中國，與父親和好。馮家兄妹一連數月，處境十分困難，從早到晚躲在圖書館裡讀著又厚又重的俄文書。
蔣介石在1927年上半年雖然連連得勝，但領導地位並未鞏固。7月間，他的部隊在徐州遭北洋軍閥部隊擊敗，汪精衛等左翼國民黨人恢復倒蔣政治活動。8月13日，蔣介石宣佈基於南京、武漢國民黨派系分裂，僵持不下，辭掉北伐軍總司令職位，回到故鄉。陳果夫兄弟留在南京，繼續努力布建政治、情報網。
蔣介石率領兩百多名衛隊前往雪竇山。不時一襲長衫在山間小徑散步的蔣介石，對訪客表示已無意參與政治。事實上，蔣氏曉得國民黨少不了他。南京政府立刻發現，沒有他，不能籌足經費運作，更不用談到恢復北伐軍事行動。翌年，蔣介石將奠定他身為現代中國領導人的地位，也一躍成為世界舞台的一位重要政治人物。他不久也將娶進一位家財萬貫、身世顯赫的妻子。蔣介石的唯一憾事就是兒子不認他為父，成了政治上的敵人。
註釋：
[1] 見盛岳（Yueh Sheng）《莫斯科中山大學與中國革命》（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Moscow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堪薩斯大學東亞研究中心，1971年版，第29頁。原書注5。
[2] 俄國歷史學家、中國問題專家拉林（Alexander Georgievich Larin）1994年接受俄羅斯RTR電視台紀錄片《易膚之人：經國先生特殊身世》專訪所述。原書注8。
[3] 余敏玲《俄國檔案中的留蘇學生蔣經國》，收錄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九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6月出版，第111頁是余敏玲在俄國當代史文件保存研究中心編號530-4-49中找到的一封信。原書注22。
[4] 見克萊恩（Ray S. Cline）《悼念蔣經國》（Chiang Ching-Kuo Remembered ），1989年華府美國全球戰略學會出版，第160—161頁。這本雜誌可能是《國際評論》，參見潘佐夫（Alexander Pantsor）《由學生到異議人士：中國托派在蘇聯》（From Students to Dissidents： The Chinese Trotskyites in Soviet Russia）第一篇，載於1994年3月台北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出版之《問題與研究》，第118頁。原書注33。
[5] 余敏玲，前引書，第112—115頁。原書注35。
[6] 這份學生名冊曾在1994年俄羅斯RTR電視台紀錄片中播報。1927年5月的一份文件顯示，米夫主張羈押馮玉祥子女，並稱馮弗能是蔣經國妻子。見注〔4〕潘佐夫《由學生到異議人士：中國托派在蘇聯》（第三篇）第79頁。另，余敏玲於1998年6月26日傳真給本書作者，提到當年莫斯科的結婚方式。原書注37。
[7] 盛岳，前引書，第122頁。《消息報》報道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生對上海「清共」事件的反應，提到蔣經國此一演講。原書注53。
[8] 1927年4月25日《時代週刊》（Time ），第44頁。原書注54。
[9] 1994年俄羅斯RTR電視台紀錄片曾引述這封信內容。原書注55。
[10] 盛岳，前引書，第131頁。潘佐夫，前引文，第二篇，第64頁。潘佐夫指出，蔣經國是中山大學學生中第一批退出托洛茨基反對派之一。蔣經國在哪一天作出決定，不詳。可能是4月底，距上海「清共」事件只有兩個星期。蔣經國曾說他在4月提前畢業，兩者對照有一致性。但是，我們也不排除，他可能是在7月份武漢國民黨左翼人士與中共分裂之後，才決定退出托派。原書注59。
[11] 見1927年8月20日《真理報》。原書注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