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蔣介石已經六十八歲，越來越像是「聖哲之君」。對美國的保護有信心，經國又替他管事，他可以怡然自得地維持著令人敬畏的領導人形象，比起往常更發展出定型的生活習慣。他每天黎明即起，靜思、運動，與夫人做完早禱之後，就吃稀飯，配醬菜，還喝一杯冷水，然後批閱經國呈送上來的公文。他每天的其他例行項目——獨自沉思，散步三次，讀中國古書、新儒家文章和《荒漠甘泉》，認真寫日記——都凸顯出他已經不太管日常事務。20世紀50年代追隨蔣經國工作的一位陸軍將領說，即使剛到台灣不久這段時間，蔣介石已經活在「象牙塔」裡，與外界隔絕。蔣介石做所有的「重大決定」，但是越來越依賴兒子做他的左右手及耳目。
蔣經國也有一套定型的生活習慣。黎明起身，運動之後沖涼。副官在上午6點半就送來一大堆公文，黃色卷宗代表例行事務，紅色卷宗則代表緊急事項。看完公文之後，他自己到廚房吃一頓跟他父親一樣簡單的早餐。接著他挑出一些公文去見父親，每件公文他都做筆記和建議處理方式。
1954年美軍顧問團派駐在「總政戰部」的政治顧問巴博中校（Charles H. Barber），在過去兩年半里和經國時常接觸。巴博報告說，經國在處理人事問題上鐵面無私，不講人情，也不考慮誰會受到傷害；可是在其他方面，經國的和藹可親、不傲慢自大，卻讓批評者失去敵意。「許多人在社交場合跟他初次見面後，對他先前的外貌、性格的觀感全部改了。」
《美國新聞暨世界報道》（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週刊特派員馬丁（Robert Martin）自從大陸時期就認識蔣經國，前來台北採訪，跟他見過幾次面，也兩度私底下共餐。馬丁對他佩服得不得了，這樣一個擁有「赤裸裸大權」，被「政客」與部分將領仇恨的人，竟敢輕車簡從，不帶保鏢到處走動、進出餐廳，而且「不矯揉造作，簡樸、客氣」，沒有「國民黨高官身上常見的諂媚逢迎」。馬丁印象最深刻的是經國具有「深入追根究底的精神，全然蔑視我們所稱的民主權利，可又展現出在此間罕見的忠勤任事、專心致志精神，有一股內心發出的精神力量，驅策他每天上午6點半就起床，全速工作到半夜，而由於他只是個淳樸的人，也能夠放輕鬆，享受一下。」
不過馬丁後來跟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官員講話時，又補充一句：「別忘了，他是一個擁有極大權力的人。」20世紀50年代初期和中期到過經國家做客的訪賓，都很驚訝他在長安東路的住所傢俱陳設樸素，看不出官宦人家的習氣。除了一排電話以外，根本沒有跡象顯示這是島上第二位最有權勢者的住家。經國在家裡招待外國訪客時，通常換上中國式長衫，而且親自端菜。美國學者、作家艾倫·懷汀（Allen Whiting）記得，蔣經國在談到自己學英語發生的糗事或是兒子們穿著牛仔裝滿屋子亂跑嬉鬧的故事時，黝黑的圓臉冒出笑容的模樣。蔣經國愛看電影，喜歡瑪麗蓮·夢露。晚飯後，蔣家人往往擠進吉普車跑到電影院看美國電影。他們跟大家一樣排隊買票，然後在擁擠甚至有時還有臭味的電影院裡找位子坐下。
蔣經國即使在家，也經常忙著公事，雖然和兒子們玩在一起，在他們心目中，他是個嚴父。他對兒子們期許很高，他們很怕達不到他的期許。孝勇記得小時候對父親「敬畏得不得了」。孝文、孝武很聰明，據蔣家朋友說，「被寵壞了」，方良若是告訴經國他們怎麼調皮、不聽話，經國就會修理他們。經國希望兒子中至少有一人進軍校。孝文遵從父親的願望，1955年進入陸軍官校。然而到了三年級，孝文聲稱受不了身為「總統」長孫在同學儕輩中受到的壓力，希望退學。經國動用他在美國軍方的關係，讓孫立人的母校弗吉尼亞軍校接受孝文。可是儘管經過一番惡補，孝文的英文達不到美國的大學程度，八個星期之後，他頹然退訓。
蔣經國和美國人打交道時，相當倚重《英文中國日報》發行人魏景蒙。魏景蒙有時候替經國當翻譯，是他的「老友記」、酒伴。有些美國官員形容魏是「幫襯人物」、「弄臣」。經國與他的莫斯科中山大學同學王新衡交往密切，二兒子孝武還拜王為乾爹。可是當台灣水泥公司推選王新衡擔任董事長，經國對一位助理說，他不能有一位親近朋友在商界地位那麼高，此後就把王當作一般朋友了。 [1] （譯按：這裡一定是錯了。王新衡來台灣後是「立法委員」，被遠東紡織集團董事長徐有庠延攬去旗下生產洋房牌水泥的亞洲水泥公司擔任董事長。王從來沒在台泥擔任董事長。） 另一類型的朋友是不再年輕的「少帥」張學良。經國說服父親把張學良幽居之所由新竹移到北投，准許張學良在若干公共場合露面，但是不准到私人家中做客。大約每個月，經國會帶張學良出來吃宵夜，謠傳偶爾還有美女做伴。 [2]
蔣經國的一群朋友經常帶著妻子在長安東路蔣家聚會，不時也到陽明山一處招待所飲酒作樂。每道菜端上來，全桌人都把面前的酒一飲而盡，當然划拳是少不了的節目，輸的人不是要干一小杯，而是要喝掉整壺酒！男女賓客往往都醉倒到桌下。但是教育長（即使當了「總統」，他在1949年以前就認識的老朋友，仍習慣這樣稱呼他）似乎千杯不醉。偶爾，賓客可能穿錯了外套和鞋子回家，但太太當然不能搞錯，不過經國可能是在這些場合，傳出與部屬妻子發生戀情的傳聞。 [3] 公開場合，除了蔣方良，他從沒有與其他女人一起出現，但是在20世紀50、60年代他顯然有好幾個紅粉知己。
經國權力日增之後，他試圖借星期天下鄉的機會與普通百姓保持接觸。從1950年起直到1978年出任「總統」，他走遍全省三百二十個鄉鎮，不經預告就到一般人家訪問，甚至到地方上一般小館子隨便吃點午飯。 [4] 有時候他還自備乾麵條下鄉。即使在20世紀50年代的台北，他也偶爾不帶侍衛，自己開車到處走。有一天他開著吉普車回城裡，還讓一個人搭便車。他問清此人目的地，還特別繞路把他送到。此人有眼不識泰山，謝謝他，賞給他十塊錢小費，經國也不客氣，收下錢，回家後交給方良，他說：「你瞧，我今天可賺了一點錢咧！」 [5]
蔣經國與章亞若婚外情生下的孝嚴、孝慈兄弟，此時也在距台北車程一小時的小城新竹成長。他們跟外祖母周錦華、舅舅章澣若以及他的大群子女住在中央街一所小房子。學校同學幾乎全是本省人，因此這對雙胞胎不僅會講「國語」，自小還會講流利的閩南話。1955年，兩兄弟都已經十三歲了，外祖母還沒有告訴他們誰是他們的生身父親。他們還以為生父在大陸，沒有逃出來。王昇偶爾來拜訪，看看需要什麼。澣若依然相信姐姐是被謀殺致死，家人有病也不到新竹的公立醫院看病。王昇一再向他擔保，他的焦慮沒有事實根據，可是澣若不肯相信。
1950年代末期，兩兄弟進了高中，各自取了英文名字——孝嚴是約翰（John），孝慈是溫士頓（Winston）。這時候，外祖母徵得經國的同意，才把他們的身世告訴他們。兩兄弟聽到自己是蔣介石的孫子、蔣經國的兒子，大吃一驚，他們感到驕傲，可是外祖母嚴切叮囑，絕對不能向任何人透露這個秘密。他們也曉得不會得到著名的祖父、有權的父親公開承認。章孝嚴相信，宋美齡多年來可能悄悄地間接接濟他們。
到了1954年，金門、馬祖和更北的大陳列島駐有好幾千名美式訓練、裝備的特種作戰部隊。中央情報局由這些地方發動的突擊及其他秘密活動，依然瞞著駐台北美國「大使館」。藍欽「大使」曾在一封電報裡抱怨，為了要知道中央情報局和美軍顧問團究竟幹什麼，他必須依靠台灣當局官員告知，以及「其他小道傳聞」。同時，中央情報局和美軍顧問團也在較勁，互爭對中國大陸發動突擊作戰的主導權。美國的其他單位也來攪局，譬如美國陸軍出了名差勁的第五○○軍事情報組，沒有照會美軍顧問團或中央情報局，更沒有通知美國「大使」，也跑來提供訓練及器材給蔣經國的單位。藍欽溫和地在電文裡指出，蔣經國、中情局、美國軍方這些秘密軍事行動究竟範圍如何，他只能臆測，可是它們攸關本地區的和平或戰爭，需要「比當前更多地從政策角度來加以注意」。
中央情報局和美軍顧問團不讓「大使館」知道這些秘密活動，部分原因是他們曉得外交部門一定會說它們挑起事端、無濟於事，尤其是朝鮮戰爭已經停火，更沒有必要招惹中國。藍欽形容這些秘密活動好像是「拿雞毛撣子去撩撥共產黨大老虎」。這樣撩撥可能激怒北京以軍事行動對付外島。1954年，藍欽兩度向「外交部長」葉公超表達對此一問題的關切。葉公超兩次都乾淨利落地推搪掉藍欽的抱怨，聲稱他瞭解駐台美國軍方代表對此有相當不同的意見。
朝鮮戰爭結束之後，蔣介石繼續堅持只有消滅北京共產政權，亞洲才能安定、和平。他告訴美國訪客，他的六十萬大軍可以在沿海地區建立堅強的橋頭堡，然後中國大陸就會有大批「義軍揭竿而起」，屆時毛澤東就得逃到莫斯科去。蔣介石承認，要發動此一作戰，美國必須先以三到六年時間提升國民黨軍隊武器和設備的水準，包括協助國民黨軍隊大規模建立海、空軍武力。
蔣介石曉得他的部隊能力有限，也瞭解全面進攻大陸一旦失敗，會毀掉國民黨軍隊的精銳核心部隊，甚至可能導致當局垮台。跟往常一樣，除非勝券在握，他無意直接由台灣發動「反攻」或大規模突擊活動。所謂勝券在握，就是共產政權，包括人民解放軍在內，陷於明顯的崩潰狀態，或是美國預備挑起主要負擔。
針對大陸進行騷擾性質的突襲，雖然符合台北的目的，台灣當局在執行這類行動時都十分謹慎。朝鮮戰爭期間跟蔣經國的特種作戰部隊在外島並肩工作的美國軍官及中情局人員都說，國民黨軍隊拒絕對大陸發動大規模的突擊。有位美國官員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指出，台灣當局生怕如果真的重重傷害中共，中共會採取必要報復手段，把他們驅離外島。從大陳發動的秘密活動，基本上只等於是鼓舞本地區傳統的海盜行為而已，據美國人說，其結果充其量只是騷擾共產黨而已。
杜勒斯國務卿在1950年曾私下表示支持「台灣獨立」，並不期待能推翻中國共產黨。他真正的戰略目標是：圍堵大陸、保衛台灣。美國學者唐耐心記述，自從蔣介石不再受羈束之後，杜勒斯設法爭取掌控蔣先生的行動。1953年12月，杜勒斯與「外交部長」葉公超信件往返，台灣當局再度正式承諾，國民黨的部隊事先若不與美國咨商、得到美方同意，不會進擊中國大陸。 [6]
杜勒斯國務卿決心要避免美國在亞洲捲入另一場地面戰爭。元月間，他宣佈「大規模報復」政策（依靠核武器，不再像朝鮮戰爭期間只靠美國地面部隊作戰）業已在遠東生效。可是，圍堵政策和大規模報復的威脅，不久即在中南半島遭到嚴重考驗。到1954年，美國對越南的軍事援助計劃已投下十億美元，支付法國百分之七十四的作戰費用。但是在朝鮮戰爭停火之後，中國的大炮、迫擊炮、彈藥及其他補給品由北方源源不斷流到越盟手中，大大抵消了美國對法國的援助。艾森豪威爾一度斟酌調派蔣介石的部隊入越南增援法軍的構想，但是屬下反映，這麼做有招惹中共大規模介入的危險，他就放棄此一構想。此外，法國本身也拒絕這個方案，指出國民黨的部隊在越南將「高度不受歡迎」。
3月間，武元甲開始團團圍住奠邊府一萬六千名法國守軍。美國聯合參謀本部提出一個計劃，「動用三顆小型戰術原子彈，摧毀越盟陣地，拯救守軍」。但是，艾森豪威爾和杜勒斯都認為，只有在中共公然入侵之下，美方才有理由迎戰，並採取如此激烈的措施。問題是沒有中共直接介入，北越已經佔了上風。不過，在蔣經國督導下，民航公司飛機由台灣起飛，對被圍困末期的奠邊府提供運補。法國守軍於5月間投降，一萬四千名未戰死者列隊成為戰俘。可是，美國威脅要動用核武器，倒是促使莫斯科和北京說服胡志明暫時和解，接受南、北越分治。
中南半島妥協和解，乃是中、蘇已經推動一年的和平共存新國際政策之一環。毛澤東接受莫斯科後斯大林時期新領導人此一全球戰略，但是他希望向他們及其他每個國家表明，和平共存不代表中國接受台灣由美國永久「佔領」。或許出於這個理由，毛澤東立刻在金門、馬祖發動危機。國共雙方飛機在金、馬上空交戰，兩邊也互相以重炮轟炸對方。
美方認為中共對金、馬施壓，是即將進襲金、馬的跡象。在世界及聯合國看來，遠東地區即將爆發又一場戰爭。然而，毛澤東幾乎肯定沒有意願在此時針對金門或馬祖發動重大攻擊。當時許多人認為，毛澤東敲山震虎，意在阻撓美國在亞洲籌組反中共的安全同盟或是蔣介石企盼的與美國的「共同防禦條約」之簽訂。其實也不太像。基本上，毛澤東要向國內（包括台灣當局）及世界（尤其是莫斯科和華盛頓）展示，中國內戰還沒有完，他還未放棄統一中國。
事實上，1954年的金門危機給台灣與美國的「共同防禦條約」的構想產生推動力。杜勒斯希望未來和中國大陸保持彈性，並不贊同與台灣當局簽署共同防禦條約。金、馬危機上升，杜勒斯想把危機提到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討論、處理，可是蔣介石堅持唯有華府簽約承諾保衛台灣，才肯把案子交到安理會討論。1954年10月，杜勒斯和艾森豪威爾勉強同意簽署共同防禦條約，條件是蔣介石「願意在台海採取守勢」。艾森豪威爾要說清楚：「我們不會在我們的夥伴〔台灣〕去進攻〔中國大陸〕時，來防衛我們的夥伴。」杜勒斯拒絕明白把外島納入條約防禦範圍。但是就蔣介石而言——甚至就毛澤東而言——美國與台灣當局的同盟條約還有一層更重要的意義：它堅定強化了「一個中國」原則。
1954年夏天，大多數駐台美軍顧問，乃至中國人，都預料孫立人會是國民黨軍隊下一任參謀總長。孫立人私底下還是繼續對政工制度及蔣介石在金、馬部署大批兵力的做法不以為然。孫立人對短暫回台述職的顧維鈞說起，蔣介石決定全面防衛金門的計劃，是犧牲軍事戰略的政治考量。顧維鈞提醒孫立人「多加小心，因為不是人人……會瞭解或欣賞他的觀點或態度」。
關於孫立人的種種報告傳到蔣氏父子耳中，使他們相信史迪威的這個舊部有可能即使不在老蔣生前，也會在老蔣百年之後圖謀不軌。1954年8月，蔣介石突然解除孫立人的兵權，派他出任位高權虛的「總統府參軍長」。1955年5月，憲兵逮捕孫立人舊部屬郭廷亮，罪名是涉嫌陰謀在軍中煽動叛變。不久之後，憲兵告訴孫立人，他被軟禁了！
蔣氏父子曉得美方一定不會相信這樣一位受到高度尊敬的將領會涉嫌叛亂，可是卻沒有料想到美方的反應那麼激烈。聽完顧維鈞說明台灣當局對孫案的偵查經過，雷德福上將驚愕得說不出話。他說，孫立人是國民黨軍隊最幹練的將領，「不可能，也絕對不會是親共分子」。雷德福說：「如果〔照控方所說〕散佈在不同單位的一百位軍官自動加入反對蔣委員長的陰謀的話，中國部隊一定發生極嚴重問題。」這位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越說越上火，聲稱他同意孫立人的見解，「總政戰部」不是好制度：「〔國民黨的軍隊裡〕陞遷不依指揮官的推薦，要依政工人員的建議……導致士氣低落……指揮官不能管控部下。」他的結論是，這樣的部隊不能有效地作戰。關於這場對話的報告，一定讓蔣氏父子大為震驚。
蔣氏父子決定妥協。陳誠主持的調查委員會發現，孫立人在軍中拉幫結派，指示郭廷亮「加強」這方面的活動，對郭廷亮規劃的陰謀也知情。不過，調查委員會又說，孫立人並不曉得郭廷亮是共產黨，也沒有證據顯示孫立人是「陰謀的主要推動者」，建議寬大處理。蔣介石因此下令不進一步懲處，把孫立人責付「國防部」管束。此後三十三年，孫立人過著被軟禁的幽居生活。
除了孫立人之外，最敢批評「總政戰部」的就是蔣緯國。緯國1955年初由美國回來後，蔣介石有意派他到「國防部」擔任參二助理次長。參二主管軍事情報，主要是戰術和戰略情報，如敵軍部隊部署等，與「國防部情報局」主司間諜和反間諜活動有別。不過，它依舊是情報事務，是個敏感的職位。經國向父親建議，緯國英文好，在參三作戰次長室比較能發揮。老先生點頭，發表緯國擔任參三助理次長。
外島的軍事危機持續到1955年。杜勒斯向台北提議：如果台灣當局肯撤出大陳，美國行政部門將安排一項國會決議案，授權總統不僅協助國民黨防衛台灣、澎湖，也保護「有關陣地」。蔣介石點頭，經國前往大陳督導撤遷事宜，坐上最後一班船退出大陳。
同一時間，蔣介石繼續在金門、馬祖增強兵力部署。金、馬各有十萬名守軍，大肆構築坑道，廣積糧米彈藥。金、馬增加兵力部署，升高了一旦失守的心理及政治代價，也使美國人不好抽身。4月間，毛澤東熱度降低。毛、蔣各有斬獲。另一個因素是，不結盟國家組織即將在印尼萬隆開會，討論和平共存議題。
美國行政部門雖然剛在國會促成《台灣決議案》過關，現在卻悄悄設法要讓蔣介石退出金門、馬祖。雷德福上將和助理國務卿羅伯遜（Walter Robertson）4月間與蔣介石開會時表示，儘管《台灣決議案》經國會通過，艾森豪威爾總統不批准動用美國兵力保衛金門、馬祖。如果國民黨軍隊肯退出金門、馬祖，美國海軍會限制南起汕頭、北至浙江溫州的中國海岸海路交通。換言之，為了讓蔣介石肯退出金門、馬祖，美國願意在台灣海峽地區針對共產中國進行「實質」的交戰狀態。可是，蔣介石拒絕考慮這個突如其來、影響深遠的方案。外島象徵著國民黨政權與中國大陸仍有關聯，這一點比什麼都重要。蔣介石瞭解，美國提議以海軍限制中國海路交通，加上國民黨軍隊撤出金、馬外島，等於把台灣地位凍結成為一個孤立的個別實體。
1955年，儘管對外島地位意見分歧，華府和台灣當局似乎關係甚為密切。中蘇兩大共產國家雖然意識形態有差異，也似乎合作無間。莫洛托夫宣稱社會主義陣營是由蘇聯和中國一起領導。他們在和平共存策略上尤其合作無間。周恩來在萬隆亞非國家會議上表示，中國希望與所有國家保持友好關係，他提議北京和華府就消除台海地區緊張局勢展開談判。在中國新姿態之下，許多國家與台北斷絕關係，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政府。台北最困擾的是，華府與北京1955年8月在日內瓦展開大使級對話。美方向蔣氏父子解釋，對話的目的在於迫使北京在台灣海峽放棄使用武力。但是，台灣當局擔心的也正是這一點。如果北京承諾不在台海地區使用武力，台灣當局威權統治的借口也就沒了。
事實上，中美大使級談判進行了幾個月，中方就建議中美發表共同聲明，表明兩國將以和平手段，放棄訴諸武力以解決彼此爭端。中方代表王炳南在澄清關鍵問題時，「表明兩國在此一聲明中所稱之爭端，可包括美國與中國在台灣地區的爭端」。換言之，毛澤東在1955年預備簽署中美放棄武力的聯合協議，中方代表願意在官方記錄上載明，承認這項承諾適用於與台灣有關之問題。接受北京的提議，對杜勒斯促進台灣海峽長期和平的目標大有裨益，讓台灣地位問題開放等待討論，也可在未來對中國關係上取得彈性。美國談判代表約翰遜（U. Alexis Johnson）大使大為振奮，急電華府，力促接受中國的提議。
這時候，中央情報局的情報評估分析也預測，即使中美關係沒有突破，台灣的「國際地位」將持續惡化，同時中國大陸的外交、軍事和經濟力量將上升。但是杜勒斯和艾森豪威爾擔心，中美之間在台海地區終止緊張關係的任何協議，不論它對美國公佈的目標有何裨益，恐怕會激起蔣介石及共和黨右翼的憤怒反應，甚至惹出許多國家狼奔豕竄，爭相放棄台北，轉而承認北京政府。戰略上來講，這個提議是個好交易；政治上而言，它卻會惹出大亂。美國政府拒絕中方提議，回到往常的要求：北京必須正式、明確「整體而言放棄使用武力，並特別標明不在台灣地區使用武力」。北京1955年12月此一提議，反映出毛澤東跟赫魯曉夫之間，對於和平共存究竟是戰術政策，還是戰略政策，存在哲學思考上的歧見，他在當時準備追隨莫斯科，尋求與美國徹底修睦交好。華府拒絕毛澤東在台灣議題上妥協的提議，對毛澤東過後幾年的激進化，以及最後與莫斯科決裂，扮演了相當角色。美國此後再也得不到類似的提議！
註釋：
[1] 錢復1995年8月29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原書注9。
[2] 王冀1995年11月12日在華府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原書注11。
[3] 晚宴情形是一位參加這些活動的親密朋友所說。有關蔣經國與一些部屬的妻子有染（其中之一傳說是某位少將之妻）的故事，來自若干消息來源。消息來源包括班立德（Mark Pratt，1995年12月2日接受本書作者訪談），以及若干與經國工作關係密切的台北高級官員；不過這些傳言從來沒有得到他的任何密友證實。原書注12。（譯按：班立德20世紀70年代曾擔任美國「駐台北大使館」政治參事。）
[4] 馬紀壯1995年8月31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原書注13。
[5] 某位蔣經國的前高級助理1995年8月30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提到這段逸聞。原書注14。
[6] 唐耐心《杜勒斯與兩個中國政策的台灣根源》（John Foster Dulles and the Taiwan Roots of the Two Chinas Policy），收於殷默曼（Richard H. Immerman）編《杜勒斯與冷戰外交》（John Foster Dulles and the Diplomacy of the Cold War ），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241—242頁。另參見唐耐心著《台灣、香港與美國，1945至1992年》，第36—38頁。原書注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