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66年，情勢已經很明顯，美國不惜投入金錢、性命來制止它認定的中國共產黨在中南半島的擴張。美國的干預反過來讓毛澤東相信，他在1950年的世界觀一點也不錯：「美帝」氣焰必須被遏制，革命動力只要有機可乘就得推進。在阿爾及利亞、剛果、拉丁美洲和印尼的事件發展，似乎證實了世界政治的極化現象。它們也使毛澤東急切地決定要把中共和中國社會進行革命大改造。這一來掀起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鋪天蓋地而來的大浪潮，毛澤東要在中國社會裡清除僵化、因循、追求私利的惡習，他認為真正的社會主義在蘇聯淪亡就是出於這些惡習。因此整肅了鄧小平，因為他就是共產黨人的具體縮影——這個特質卻是鄧小平多年來被毛主席倚為股肱的主因。鄧小平及其太太和五個子女，被打入牢裡。
大陸因而動亂不安，內鬥頻仍，彷彿《荒漠甘泉》讀者的祈禱得到上帝回應了。為了利用紅衛兵搗毀中國傳統文化做文章，蔣介石發起一項「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蔣經國公開宣稱，只要大陸「義軍揭竿而起」，國民黨軍隊六小時之內立可出動馳援。他命令特戰中心更加緊研究跨海「反攻」的可能方案。
儘管台北當局擺出姿態，蔣經國手下的大陸事務觀察家並不認為共產主義已瀕臨崩潰邊緣，主要原因是人民解放軍依然鞏固團結。王昇表面上只是「總政戰部」副主任，但實際上則主導這個單位，他每週兩次與「美國大使館」政治參事丁大衛（David Dean）會晤，交換對大陸局勢發展的看法。很讓美方意外，王昇的分析相當客觀。 [1]
美方和台灣當局經常在談的中共威脅世界和平，現在讓蘇聯等許多國家越看越當真。毛澤東宣佈蘇聯「社會帝國主義」和「美國帝國主義」一樣邪惡。他和林彪號召全球掀起「人民戰爭」，支持印度、緬甸、泰國、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等國家的游擊隊。江青陣營裡的激進派，接管了對外政策。紅衛兵放火燒燬北京的英國大使館，也騷擾蘇聯外交官及其眷屬。對毛澤東的崇拜運動——「毛主席是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紅太陽」——達到堪與斯大林等量齊觀的地步。
極端主義在中國抬頭，加上台北對美國在中南半島行動的重要性，暫時強化了蔣經國對於美國與台灣夥伴關係緊密發展的希望。到了1967年，駐台美軍及中情局人員加上眷屬，人數已達兩萬人。好幾架配備戰術原子彈的美國幽靈噴射機，依然駐在台中清泉崗機場，一旦越戰升級，大陸像朝鮮戰爭時期一樣介入戰局，它們就可以用來對付大陸。
可是這時候也有一股惱人的潮流。華府與一般西方國家越來越透露跡象，想跟毛澤東修好，也不管他的革命行徑有多麼極端，只因為他已經不再是蘇聯的盟友。艾奇遜曾經預料中蘇關係會破裂，屆時就會替美國與中國之間關係正常化打開大門。為了和中國打交道，美國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提出「圍堵而不孤立」的概念，建議美國應該以把中國納入國際社會為目標。 [2] 地緣政治方面，也出現變化之徵兆。1967年6月，中國試爆氫彈，而且約翰遜政府雖然投入數十萬兵力在越南戰場，卻制壓不住越南共產黨。
雖然與中南半島相關之活動在台灣仍保持在高檔，台灣在美國政府裡最重要的盟友——中央情報局，開始削減它對蔣經國以中國為目標之行動的慷慨資助。中情局縮減「台北站」編製員額，也取消以大陸為目標的若干聯合計劃。中情局甚至出售它擁有的民航空運公司，也取消了特殊的低空偵察飛行任務，後者多年來一直對中共防空設施進行偵測和繪圖。台北站站長通知蔣經國，這些特殊裝備的偵察機即將撤走，通常很冷靜的經國冒火了。中情局站長解釋說，美國新的人造衛星偵測功能高明，才使得這項活動沒有必要繼續下去，可是經國認定美國主要是為了中止對中共的挑釁。 [3] 為了表示他的不悅，經國一連好幾個月拒絕跟台北站站長見面或談話，也關閉了聯合作業室。
不過，若干中情局和國民黨當局的情報作業，如U-2高空偵察飛行、通信攔截等項目依舊照樣進行。雙方甚至開始一項新的合作項目——以跨地平線雷達站監測中共發射飛彈。不過，趨勢已經明顯：美國和台灣的情報機關「彼此開始提防太過合作」。中情局台北站注意到，台灣當局高層官員對他們的世界地位「有某種不舒適的感覺」。
美國悄悄抽身的跡象上升，蔣介石依然偶爾對來訪的美國代表大談美國應支持他「反攻大陸」。可是，經國說服他父親對美國人表示，雖然「反攻大陸」仍得三分靠軍事，現在明顯是政治手段優先，展開七分政治反攻之後「可能才需要若干軍事行動來清理殘局」。經國批准一項「強化敵後作戰方案」，明白摒棄「反攻」，原因是國際局勢不利於「反攻」，也因為「反攻大陸」反而會讓共產黨人團結。這個方案要求以政治戰、心理戰優先，期待以台灣的經濟、文化及其他成績影響中國大陸的政治事務。當時，這套構想聽來相當遙不可及，可是到了20世紀80年代可就實現了。
到了1968年，經國曉得他期盼與美國建立緊密戰略夥伴關係的希望要落空了。在越共發動春節大攻勢，羅伯特·肯尼迪和馬丁·路德·金相繼遇刺之後，美國陷於沉鬱局面，反戰、反軍方的浪潮相當強烈。11月1日，約翰遜總統停止轟炸北越。四天之後，尼克松當選總統。尼克松長久以來是國民黨好朋友，可是一年前已宣稱，世界不能把中國摒棄在國際社會之外。台灣當局在聯合國的地位也持續滑降。
1968年夏天，中蘇關係惡化導致蘇聯情治單位國家安全委員會（KGB），對蔣經國投出有趣的試探球。毛澤東認定，美蘇簽署反核擴散條約，以及莫斯科侵入捷克，乃是蘇聯未來可能對中國施加軍事壓力的前兆。周恩來稱蘇聯入侵捷克是「最公然無恥、典型的法西斯強權政治的樣板」。蘇聯紅軍急調好幾師兵力駐防中蘇邊境，其中還包括火箭部隊、配置核彈頭的地對地導彈。 [4]
蘇聯入侵捷克的兩個月之後，《倫敦晚星報》（London Evening Star） 駐莫斯科特派員、俄國籍的維克多·路易（Victor Louis）〔又名維塔利·葉夫金尼耶維奇（Vitaly Yevgenyevich）〕與台灣「駐東京大使館」新聞組官員接觸。路易表示，他希望到台灣訪問。台灣情報機關立刻而且毫無疑問正確地認定，路易是KGB特務；蔣經國不曉得莫斯科葫蘆裡裝什麼藥，但是這個要求又相當誘人，不好棄之不理。他同意准許路易來訪，並要他的好朋友、已經擔任「行政院」新聞局局長的魏景蒙作為接待的窗口。他在此時沒有告訴美國人路易即將來訪——這乃是「國民政府」與蘇聯自1949年以來的首次接觸。
路易抵達台北，與魏景蒙多次會談。他說，由於北京對蘇聯敵意深重，莫斯科有意與蔣介石修睦；他建議，雙方可互在對方政治中心設立貿易代表處作為開端。接下來，路易提出一個令人意想不到的說法：現在是台灣「光復大陸」的最佳時機，而關鍵就在蘇聯中立與否。他說，莫斯科將視國民黨軍隊攻打大陸是內戰，只要台北能讓蘇聯相信，一旦重掌大陸，它不會讓美國在中國設立基地就行。
路易旋即由中國內戰、蘇聯保持中立的說法更進一步，表示由於毛澤東對雙方都是威脅，雙方應研究如何合作，推翻毛澤東。魏景蒙按照蔣經國的指示告訴路易，蘇聯若能廢止1950年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可以有助於台北調整思想」。同時，台灣樂意討論雙方有什麼合作範圍，譬如蘇聯供應彈藥、軍事設施及情報等。魏景蒙表示，如果國民黨軍隊對大陸發動進攻，蘇聯能幫忙的就是在中蘇新疆邊界製造另一場危機。至於美國駐華基地這個問題，蔣經國指示魏景蒙答覆說：台灣將追求「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蔣經國其實非常懷疑。他懷疑路易銜命來訪，是蘇聯對北京搞心戰的一記招數。不過，照局勢發展來看，中蘇危機會導致大規模軍事衝突，倒是比以往更可以說得通。蘇聯肯支持國民黨對付中國共產黨，這個構想很自然會讓經國怦然心動。他這一生裡有好幾次相信這種事有可能發生。他授權魏景蒙表示，推翻毛澤東之後，可以把中國的東北和西北劃為中蘇合作特別區——這個構想他在1946年1月曾經向斯大林提過，只是沒有下文。魏景蒙也向路易強調，雙方之間的重大問題，必須由「最高當局」決定。
經國同意路易以外國記者身份來見他。10月29日，賓主以俄語交談，經國絕大部分時間談論蘇聯的情況。 [5] 但是他倒是向路易提起，一旦台灣「光復大陸」，可以「考慮對美關係」，暗示有可能重新考慮對美關係。雖然經國對蘇聯派密使來接觸相當持疑，他已預備好要這麼說，因為情勢很明顯，台灣、美國之間要發展長期的戰略夥伴關係，已經不可能實現了。
他指示魏景蒙應該與路易繼續在歐洲保持聯繫。路易離開台北的次日，經國不經意地告訴美國「大使館」代辦丁大衛，他最近剛見過「由《倫敦晚星報》來的記者，此人俄國話說得很好」。中情局台北站非常懊惱，經國竟然沒有先跟他們透露路易到訪。 [6]
路易到了香港，向《華盛頓郵報》記者提到他剛到台北採訪；這一來全世界都曉得，引起各方臆測——毫無疑問，蘇聯本意就是要讓各方猜測。北京痛斥「蘇修已墮落到要利用蔣幫政治殭屍」。台北媒體則形容中蘇邊境事件是「中共侵略蘇聯」。1969年國民黨召開「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宣稱毛澤東製造中蘇邊境危機，旨在轉移各方對中共內部問題嚴重的注意力。台灣方面停止以詞語謾罵蘇聯，名稱具有反蘇意味的若干政治團體，接到命令改名。台北的媒體和官方談話開始用「反毛」一詞代替「反共」。11月26日，北京向華盛頓提議，翌年2月在華沙恢復會談。
此後三年，魏景蒙六度出國與路易會晤。20世紀90年代中期，蔣經國的助理說，魏景蒙在政治上很天真，誇大了路、魏對話的重要性。但是1969年，中、蘇軍隊的確在新疆及東北邊境交火、廝殺。經國認為值得維持路、魏對話。莫斯科增調部隊到邊境，也向美國試探，如果蘇聯攻擊中國在新疆的核設施，美國會有什麼反應。蘇聯亦傳閱一份秘密文件給東歐盟國，討論針對中共發動先下手為強攻擊的構想。就跟派出路易接觸經國一樣，毫無疑問這一招也是向北京示警。
兩大共產國家戰雲密佈之際，尼克松總統闡釋他的「關島宣言」。他在關島發表的這篇聲明，強調美國會支持她在東亞的盟國及友邦，抵抗共產黨，但是這些國家或地區必須承擔起保衛自己安全的主要責任；換言之，不要指望美國派兵參戰。不久之後，尼克松和他的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明顯地開始採取一些「小步驟」來緩和與中國的緊張關係。就現實面而言，尼、基兩人視與北京修好是地緣政治上的大動作，可以改變全球均勢，也有助於越戰達成和平，是政治上能接受的結局。尼克松政府取消七類美國公民不准到中國旅行的禁令。是年秋天，尼克松在聯合國發表演說，表明美國希望與北京對話，就像她和蘇聯政府一樣能商量討論。12月，華府准許美國公司可以跟中國進行「非戰略性質」商品的貿易往來。最具有象徵意義的是，第七艦隊停止在台灣海峽的巡弋。
國民黨內許多強硬派人士認為，在台灣當局越來越孤立之下，國民黨更得加緊掌控。他們認為如果政府對要求民權的聲音，即使有最小的讓步，國民黨的外省籍人士很快就會交出大權及特權，甚至中國統一這個基本的政治承諾也保不住。但是在蔣經國為首的改革派來看，世局發展多艱，台灣內部情況變化，更需要漸進、有控制地擴大政治參與。 [7]
為了推動改革，蔣經國安排李煥出任國民黨「省黨部主任委員」，以張寶樹出任「中央黨部秘書長」。蔣經國、張寶樹、李煥採取一項非常重要的長期目標——國民黨必須成為全民的、民主的政治組織，即使最後會由台灣本省人主導，也勢在必行。這一個漫長的改革進程涉及吸納更多台灣本省人進入國民黨領導階層，同時審慎、小心地培養與控制溫和的在野勢力之成長。 [8]
在李煥督導下，國民黨迅速調整縣、市級黨部的人事。過去幾乎全由外省人擔當的「主委」，在一年內換上三分之一的本省人出任，還有很多本省人進入中央黨部任職。全省舉辦了一次乾淨的縣、市級選舉，省議會七十一席議員，國民黨贏得六十一席；十五個縣長席次，國民黨候選人當選了十四席。可是，黨外人士贏得了高雄、台中和新竹的市長。反對派的本省人（包括國民黨派任的台北市長高玉樹）現在掌控了台灣四大都市的三個，代表「黨外」勢力普受都會及受過良好教育的台灣本省人之支持。（譯按：當時新竹、嘉義兩市都還沒有升格為省轄市，此處作者說新竹市長是黨外，顯然有誤。） 私底下這些新當選的黨外市長痛批國民黨掌控一切的制度，可是一就職他們就專注於行政管理與建設開發，以及培養本身勢力。 [9] 不論他們多麼仇恨國民黨，他們還是按照國民黨的規則玩遊戲。
蔣經國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及末期，開始延攬新世代的未來領袖——在台灣受教育、再留學深造回台的青年才俊，大部分具有美國學位。蔣彥士、孫運璇等官員構成台灣第二代技術官僚，將在事業上一展宏圖；第三代的歸台學人擔任政府公職，不僅參與經濟事務，也越來越介入政治策略的咨商。這些年輕的外省籍青年才俊在離開大陸、以難童身份逃到台灣時，只有四至十二歲。他們在台灣讀完中學、大學，與本省人為鄰居兼朋友一起長大，因此得到比較自由派的觀感。這些人裡面就有經國的兩個雙胞胎兒子孝嚴、孝慈，以及耶魯大學博士錢復。錢復在20世紀60年代末期以三十四歲之齡擔任「外交部北美司司長」，也曾擔任過陳誠和蔣經國的英文秘書。這一群人當中還有一位生在大陸、長在台灣的本省人連戰，他是芝加哥大學的政治學博士。
1969年6月，蔣經國終於承擔起全面管理政府的正式領導角色。老先生提名他為「行政院副院長」。7月，他兼任「國際經濟合作委員會」主任委員及財經會報召集人。蔣經國對提到經合會和財經會報的議題，仔細聽取簡報，同時反映出他一向的領導作風，與島內企業界及國際投資人進行一系列會談，聽取他們對經濟發展的建言。企業界疾呼簡化行政手續，譬如光是進口汽車就得蓋上一百個印章。經國答應了！他先發動肅貪運動，准許「司法行政部」年輕的檢察官放手追查涉嫌貪污的黨、政高級官員。當時最轟動的一件大案是「香蕉案」，導致與蔣夫人家族有關係的「中央銀行」總裁（譯按：徐柏園） 去職。
經濟發展平順，顯然沒有必要有所更張。1969年的經濟成長率是百分之十。自從1952年以來，台灣經濟已經增長了十倍。台灣每個學童現在都享有九年義務教育。農村越來越富裕，中產階級也在受到良好教育後快速成長，他們從市場上豐富的消費產品中喜滋滋地採購心愛的商品。
然而，經國在家庭計劃這個議題上倒與技術官僚意見相左。李國鼎等高級經濟改革派人士自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就推動政府推行家庭計劃，希望把人口稠密度已經位居全世界第二高的台灣地區之婦女受孕率控制住。1967年11月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開會，李國鼎力陳人口壓力不僅危及全面就業和人均所得的提升，還可能成為社會動亂之源。這個議題引起「激烈辯論」，蔣經國是主要的反對者之一。可能是由他的馬克思主義背景出發講話，他力主一個國家或地區擁有更多的勞動人口，它就會更強大。黨內的大保守派和軍方人士對他這個觀點大有同感，也強烈反對家庭計劃，孫中山也曾批評節育是「種族自殺」，相形之下，嚴家淦和整個技術官僚群都支持家庭計劃。蔣介石過去雖然支持孫先生這方面的觀點，現在卻批准在台灣大量生產、分發婦女避孕用「樂普」（編按：即節育環） 的計劃。台灣的人口增長率終於穩步地下降。 [10]
蔣經國對家庭計劃的立場也有可能是對保守派做個姿態。大約這個時候，他採取另一個步驟保護他的右側。他已經花了一段時間，勸「大哥」陳立夫回台灣定居，頤養天年。4月，陳立夫接受邀請，放棄了他在新澤西的養雞場，飛回台北。儘管陳立夫1950年離開台灣是擔心經國即將逮捕他，兩人顯然已盡棄前嫌，陳立夫鼓勵「立法院」和「國民大會」裡的CC派，要支持蔣經國。 [11]
12月，台灣舉行三年前就答應的「中央民意機關」增額選舉。經國允許各候選人史無前例地抨擊政府，選舉受到種種限制、國民黨花下巨額競選經費、國民黨掌控媒體等等議題，第一次受到傾向黨外的媒體之公開批評。黨外候選人「郭大炮」郭國基和黃信介，抗議本省人受到歧視，當局把極大數額歲入撥給軍方等。他們甚至要求直接民選「台灣省長」，結束戒嚴統治。黃信介更大膽表示，「反攻大陸」已經無望，如果蔣介石繼續長久佔著位置，對「國家」不利。郭國基和黃信介都當選「立法委員」，這代表「立法院」裡首次出現兩位真正的反對黨人士。（譯按：郭、黃當選的是終身職的增選「立委」，任期比照第一屆「立法委員」，可是郭國基當選後，不久即逝世。）
7月，距提名經國出任「行政院副院長」不久，蔣介石夫婦乘坐的轎車在兩輛安全隨扈汽車前後保護下，駛上陽明山陡坡，要到現在作為別墅的住處。有輛吉普車疾駛下山，越過中線。前導的安全車駕駛緊急踩剎車，蔣介石座車剎不住，追了尾。老先生由後座衝撞到駕駛座，飽受驚嚇，並沒有受重傷。可是車禍之後，他的健康和心智能力就走下坡了。 [12]
蔣介石開始有頻尿的問題。美方派了陸軍一名泌尿科專家來檢視，建議老先生動前列腺手術。老先生猶豫，蔣夫人勸他同意。她依然對美國人有信心。據在場的熊丸醫師說，這位美國醫生在手術時手都發抖。開刀過程順利，可是雖然沒有直接的併發症，老先生從來沒有真正復原，原本對「黨國大事」已少管，此後更難得過問了。蔣介石繼續接見重要外賓，偶爾也露面公開演講，但是，經國除了名義上之外，已是台灣不折不扣的領導人。
過後不久，蔣家又發生一件預料不到的健康危機。蔣經國的長子孝文已經晉陞為台灣電力公司桃園營業處經理，也曾在金門建一座發電廠，內定要調升一家化工廠總經理。但他還是有酗酒的習慣，每次喝醉就會大罵太太。有一個故事說，孝文1960年代末有一天在台中某酒吧喝酒，跟人打架，酒吧保鏢把他趕出去。孝文打電話給「警備總部」中區警備分部司令，命令他把酒吧封了，司令聽命照辦。蔣經國聽到這件事，把司令召到台北，以一向的作風告訴這位司令：「你過去工作備極辛苦，應該休息一下囉！」此君辭職。
孝文的糖尿病現在幾乎每個月發作一次。1970年10月15日，在他即將榮升化工廠總經理之前，他又開懷暢飲，當夜就陷入昏迷狀況。經國頗以自己把糖尿病遺傳給兒子自責，天天到醫院探視孝文。他握著兒子的手低聲呼喚：「孝文，爸爸來看你，請趕快醒過來。」後來，孝文果然醒過來，但是仍在醫院住了近五年，徐乃錦帶著女兒友梅陪他住在醫院內某棟小房子。
經國的次子孝武當年二十五歲。他和哥哥一樣，出名的愛玩，愛追女人——而且也有糖尿病，只是在喝酒方面比哥哥節制。他曾經到慕尼黑政治學院唸書，結識漂亮的汪長詩，也結了婚。最想討好父親的幼子孝勇，由陸軍官校預備班畢業，升為正期生，經國感到非常榮耀。蔣家總算有人延續從軍的傳統。不幸，後來孝勇操課時傷到腳，最後由陸軍官校退訓，轉進台灣大學政治系唸書。
孝嚴、孝慈兩兄弟也在1968年由東吳大學畢業。孝嚴進入「外交部」；1970年派駐比利時期間，與黃美倫成婚。黃美倫是他在東吳大學的同學。婚禮前幾分鐘，他才告訴新娘，他是蔣經國的兒子、蔣介石的孫子。黃美倫大吃一驚，覺得很榮耀。翌年，他們的大女兒出世，孝嚴通知王昇，王昇傳話回來，經國建議給孫女取中文名蕙蘭。孝慈由東吳大學畢業後，入伍服役兩年，再回到東吳大學，獲得法學士學位。
1970年初，美國副總統阿格紐（Spiro Agnew）飛到台北訪問一天。他直接趕到日月潭，與蔣介石兩度會談，並與經國共進約兩小時的「工作早餐」。經國交給他一份備忘錄，列舉中國大陸對台灣及澎湖的威脅。阿格紐保證美國會遵守承諾，保衛台、澎，可是對金、馬地位就閃爍其詞。阿格紐針對美國對北京的政治意向說了一些話，意在安撫——畢竟阿格紐根本就被蒙在鼓裡，不曉得尼克松與基辛格正在試探與中共實質和解——他的話其實並沒多大意義。
美國在中南半島的軍事行動現在雖緩下來，規模依然很大，台灣依舊是個重要的後援基地。華府依然把台灣當作針對中國大陸的一個非常關鍵的情報收集基地——非常關鍵，指的是美國如果繼續把中國大陸當成嚴重的軍事威脅的話。但是在台北與美國之間的政治交往，乃至發展戰略夥伴關係的概念，則實質上每個月都在消退。繼第七艦隊停止在台灣海峽巡弋之後，美國空軍開始把配備核武器的B-52轟炸機撤出沖繩，可是美方答應若情勢需要時，它們會回到日本。經國下令撥款三十萬美元，擴建台灣好幾個空軍基地的跑道及其他設施，歡迎B-52進駐這些基地。可是，華府從來沒有認真考量此一可能性。
此時，遊說團在美國的影響力也大幅衰退。固然，台灣還是具有強大的友人〔如友台國會議員安排三艘潛水艇（譯按：應是兩艘） 移交給台灣〕，可是，重要的組織如「反對中共加入聯合國百萬人委員會」等已逐漸乏人支持。越戰，以及它給美國社會帶來的動盪，使許多美國人預備接受和北京修睦。
1970年春天蔣經國到華府正式訪問，試圖探究尼克松究竟預備向北京做何讓步。美方佈置紅地毯熱烈歡迎這位來自台灣的訪客。身為「行政院副院長」的蔣經國，只是內閣的第二把手，被安置在通常接待行政首長或國家元首的布萊爾賓館。東道主認為他們接待的是蔣介石的繼承人。不過，尼克松和基辛格腦海裡第一要務是，與北京正在進行中的秘密接觸，以及一旦與中國大陸關係突破後，對台灣可能會有什麼影響？經國到訪前幾個星期，國務院才剛把一份報告送交基辛格，它的內容是：美國是否可能與北京達成放棄武力對峙之協議，以及中、美關係改善後之影響。如果美國與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大陸之關係，能照尼克松與基辛格的期望發展，那麼他們就希望能緩和台灣的反應，維持台灣的穩定和繁榮。台灣的反應緩和節制，可能紓緩保守派共和黨人必然的怒火。
尼克松總統在橢圓形辦公室和蔣經國晤談七十五分鐘——與一位副閣揆晤談這麼久，並不多見。會談中，尼克松採用經國本人接見訪賓的技巧——多問問題，少表達意見。「外交部次長」沈劍虹以譯員身份陪同蔣經國與會。沈劍虹說，尼克松「非常注意聆聽」蔣經國說話，但是就美國對北京的關係「未作任何承諾」。尼克鬆解釋，美國與中方的交談是試探性質，不會影響到美國與台灣的友誼。他說：「美國不會拋棄她的盟友。」
當天晚上在歡迎蔣經國的盛宴上，尼克松舉杯致意，重申他的政府決心在國際事務上與台灣堅定站在一起。然而，經國心裡也明白，美國這番承諾也未必就與美、中關係突然間大有改善互不相容。他也曉得，台灣問題是美中關係能否突破的關鍵。事實上周恩來在不久之前才通過羅馬尼亞傳話給尼克松，周恩來重申他的公開談話立場：「我們之間只有一個問題有待解決——美國佔領台灣的問題。」
為了表示尊重蔣經國，4月22日，基辛格跨過賓夕法尼亞大道親到布萊爾賓館與經國晤談。兩人辟室單獨會面，以英語交談了半小時。據當時擔任基辛格中國事務助理的何志立（John Holdridge）說，這是非常罕有的安排——尤其是訪賓只是「行政院副院長」。 [13] 基辛格向蔣經國問起，如果中美會談由華沙易地到華府或北京舉行，他會有什麼反應？這個問題本身就已經透露雙方談話已經十分嚴肅認真了。白宮把中美下一回合的華沙會談延期到5月20日，以免距蔣經國結束訪美日期太近。事後，沈劍虹問經國，基辛格是否傳達任何其他重要訊息。經國笑而不答。
蔣經國亦與國務卿羅傑斯（William Rogers）、國防部長萊爾德（Melvin Laird）等美方高級官員會晤，他們全部向他保證，美國堅定支持台灣。蔣經國和美國人打交道的經驗沒有他父親豐富，但是他並不天真。尼克松是他見過的第四位美國總統。更重要的是，蔣經國在評估世界趨勢時比他父親更宏觀、更客觀。即使不在此行之前，也必定在此行之後，他比大多數美國觀察家看得更清楚，美國與中共首次同時看到，雙方建立良好關係彼此互利。
與基辛格晤談後兩天，蔣經國來到紐約，預備向東亞美國工商協進會（East Asian-American Council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發表演講。蔣經國一行及隨扈的美國秘密勤務局保鏢、警察，在中午過後不久抵達富麗堂皇的廣場大飯店。經國看到「台獨聯盟」約二十五個留學生守在飯店門口附近，高舉標語，喊著抗議口號。他從轎車下來，步上台階；當他正要推開大旋轉門時，門旁大理石柱後跳出兩個持槍男子。其中一人開了槍，紐約市警局一名便衣眼疾手快，把槍推開，子彈從經國頭上飛過。這位便衣和隨行的軍事副官溫哈熊（譯按：溫是蔣的辦公室主任） ，把刺客抱住，制伏在地上。其他的安全人員也抓住另一個共犯。
經國稍微停了一下，看看現場的混亂，然後就進入大廳，坐電梯到餐會會場。幾分鐘後警察追上他，報告一切已經掌握住，把搶下來的槍給他看看。蔣經國表示，希望和企圖行兇的刺客談談。警方認為不妥。經國就泰然自若向來賓發表演講，隻字不提幾分鐘前他差點遭謀殺。回到下榻的旅館後，他打電話回台北給方良，叮囑她不必擔心。當天夜裡行程表排的是華僑團體盛大歡迎晚會。經國的助理和安全人員都勸他不要出席；紐約警方還建議他立刻離開紐約市。經國說：「不用再說了，一切照行程進行。」
差一點打死蔣經國的年輕人名叫黃文雄，是在康奈爾大學攻讀工業工程的台灣留學生。經國的安全單位立刻清查黃文雄在康大的交遊接觸關係。他們發現，台灣知名的農業專家李登輝夫婦在康大期間，雖然沒參加「台獨運動」，卻在台灣本省人圈子社交生活很活躍。不過，李登輝夫婦並不認識黃文雄。安全單位對這位李教授注意起來。但是「內政部長」徐慶鐘，剛被經國拔擢為「行政院秘書長」的蔣彥士，都向老闆擔保，李登輝和黃文雄以及「台獨運動」沒有關聯。
黃文雄的同謀人是他的連襟妹夫鄭自才。兩人在過堂時都認罪不諱，交保後也都棄保，並逃往瑞典。鄭自才後來被遣送回美國，坐了五年牢，黃文雄則潛逃無蹤。蔣經國回到台北時，一萬多人到機場迎接。
蔣經國訪美回台後不久，又到西貢訪問，考察尼克松主義對中南半島的影響。此時，正是美軍大舉進入柬埔寨，掃蕩北越游擊基地的時候。尼克松決定將美軍撤出越南，但也不排除偶爾有大膽、積極的「剿共」行動。北京方面，國防部長林彪借口美國攻打柬埔寨，抨擊周恩來與美國試探修好的政策。在美軍打進柬埔寨三周之後，北京取消預定5月20日在華沙召開的中、美會談。蔣經國清楚看到他在西貢的東道主前途堪憂。經國仍在南越訪問時，尼克松宣佈美軍預備再撤出十五萬名部隊。這裡頭的教訓已經很嚴峻——台灣需要自立自強，也必須建立全民支持的基礎。
1970年6月19日，國務卿羅傑斯呈遞備忘錄給尼克松提出警告，台灣在聯合國所獲得的支持正在快速瓦解。他提醒尼克松，可能需要改採「雙重代表權」對策。共和黨、民主黨及獨立人士之中不乏支持以「兩個中國」為解決台灣問題之計的聲音，此時迅速再浮上檯面。許多人認為這是合邏輯的一個方法，既可讓中國大陸進入國際社會，又可支持台灣人民的權利及利益。可是，基辛格和尼克松都明白，如果美國推動「兩個中國」成功，不僅打開不了和解修睦的大門，還會把美國捲進與中共長期對抗的僵局。
經國現在已經肯定尼克松有心在他第一個四年任期內，就與北京開啟中、美關係新紀元。雖然他相信尼克松會遵守諾言，對台灣、澎湖提供美國軍事保護傘，他也擔心美國與中共交好會永久掃除美國與台灣之間的戰略關係。它也會撕毀在台灣實施一黨統治的理論基礎——國民黨聲稱它是代表全中國的政府——並且會嚴重傷害到台北以中華傳統文化保衛者自居而在國內外得到的道德力量之基礎。 [14]
蔣經國訪問西貢回台之後，展開一連串變革以強化掌控，譬如他把軍方高階主管全數異動。現任各軍種「總司令」都是經他親手拔擢，但是換上一批更年輕的軍事首長，可以更強化軍隊的效忠程度。蔣經國以「行政院長」嚴家淦的名義也調整了若干閣員。同時，台灣的原子能委員會成立一個核能研究中心，表面上的宗旨是研究核能的和平用途。被中央情報局吸收的張憲義，在這個單位的地位與職責也穩步上升，他隨時把發展偷偷捎給中情局。
蘇聯的軍事威脅像一桶冷水，對毛澤東可以有醍醐灌頂的功效——現在蘇聯紅軍大軍壓境，在中、蘇邊境部署了四十個師具有核武器的兵力。「文化大革命」的結果是全國大亂，經濟停滯，實質陷入軍管、派系鬥爭失控，也使毛澤東清醒過來。聯合國之內對「兩個中國」的主張有甚囂塵上之勢，加上華府對北京態度大幅轉變，在在亦使毛澤東和周恩來在籌劃大計方針時，起了重大作用。
1970年秋天，北京收到白宮傳來相當明確的訊號。華府建議在兩個首都之間建立熱線電話，同時尼克松第一次在公開場合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正式名稱稱呼北京政權。毛澤東決定必須給予這些訊息正面回應。毛澤東對出席8月、9月間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幹部宣佈，中國現在最危險的敵人是蘇聯，他也向同志透露，已經跟美國就恢復兩國關係正在進行交涉。
加拿大在10月與台北斷交，承認北京政權。華府亦公開暗示，明年台北若希望保住聯合國席次，必須接受「兩個中國」的安排。同一個月，路易和魏景蒙在維也納再次碰頭。路易強調，克里姆林宮內的親中派正在抬頭，他要求台北提供情報支持「即使毛澤東去世，中國還是會繼續仇俄」的說法。事實上，在中國共產黨秋天中央委員會之後，以及魏、路維也納密會之後，北京與莫斯科關係顯著改善。中蘇兩個共產主義政府的大使都各自回到任所，在10月1日、11月7日雙方國慶日也都互相交換親切的賀電。路易告訴魏景蒙，來年3月蘇聯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對於蘇聯對華政策的未來方向，將有關鍵性的重大決定。他說，蘇聯方面希望台北證實，莫斯科與台北原則同意進行軍事合作。 [15]
魏景蒙11月回到台北，向蔣經國報告。談話結束前，魏景蒙拿出一個信封，是路易托他送達。魏景蒙說，這是蔣方良離散三十三年的姐姐寫的一封信。經國打開信封，讀了一遍，說：「沒錯，這是她姐姐寫的信。」他旋即把信揉成一團，丟進要送銷毀的機密文件堆中，經國命令他：「別跟任何人提起這封信。」蔣經國這麼做似乎很殘忍，但是顯然是因為方良開始得了憂鬱症，經國可能怕她讀了信更加沮喪，斷然做此處置。他可能也想到，蘇聯或許想利用方良姐妹關係，如果消息傳出去，台灣可能又重掀風波，恐怕「經國親俄，甚至是地下共產黨員」的謠言又起。
1970年行將落幕，台灣多數人民根本不太介意世界局勢。他們只顧快樂過日子，做生意。美國與台灣貿易已超過二十五億美元，高雄加工出口區共有一百二十家製造企業，生產工廠成天忙碌。這一年，全台灣工業生產增長了百分之十七。
註釋：
[1] 丁大衛1996年4月30日在弗吉尼亞州費爾法克斯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原書注3。
[2] 「圍堵而不孤立」這個概念由鮑大可（Doak Barnett）提出。原書注5。
[3] 高立夫1995年11月30日在華府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透露。原書注7。
[4] 本節取材自1995年5月台北《中國時報》討論路易事件的系列報道。這一系列報道則根據魏景蒙日記為本。本節亦大量取材作者在1995、1996年與多位蔣經國部屬及美國官員的訪談記錄。另外，亦可參見《遠東經濟評論》週刊1969年4月3日第7頁，以及1969年8月7日第318頁。原書注15。
[5] 錢復1995年9月6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原書注16。
[6] 丁大衛1996年4月30日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原書注17。
[7] 李煥1998年3月9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原書注19。
[8] 同上注。原書注20。
[9] 當時作者在駐台北「美國大使館」擔任「政治官」，專注台灣的政治發展和態度，經常與黨外政治人物接觸。台灣當局並不鼓勵這些接觸，「外交部」不止一次向「大使館」抱怨這類會晤太具挑激意味。原書注21。
[10] 李國鼎1995年9月7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原書注24。
[11] 陳立夫1996年5月29日在北投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所說。原書注26。
[12] 熊丸1996年5月31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另參見翁元《我在蔣介石父子身邊的日子》，第128—129頁。原書注29。
[13] 據何志立1997年10月10日在華府與本書作者通電話時所說。何志立不記得見過這次會談的內容報告。基辛格則通過助理告訴作者，他不記得當時說些什麼了。原書注41。
[14] 蔣經國對地緣政治迅速變化的分析評估，是本書作者採擷1995、1996和1998年訪問他當年多位高級副手的談話資料所整理出來。這些人包括蔣彥士、李煥和當時受器重的年輕一代，如錢復等人。原書注49。
[15] 見1995年5月30日台北《英文中國日報》。原書注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