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在高雄事件之後彈壓激進的反對派，顯示出他絕不寬容街頭暴力。現在，他要展現另一新貌。他對國民黨的選務部門交代，即將舉辦的選舉務必民主、乾淨。他說，國民黨「進行改革，不是為了贏得選舉，而是在改革的道路上舉辦選舉」。
反對陣營的激進派領袖大部分關在牢裡，無法參與競選；可是，他們的家屬和辯護律師卻披掛上陣，成為候選人。同時，溫和派的反對人士也繼續以他們的方式奮鬥。《八十年代》被禁，康寧祥並不氣餒，又申請發行《亞洲人》雜誌。「行政院新聞局」和國民黨「中央文化工作會」准予發行。《八十年代》總編輯江春男，出任新刊物總編輯。他希望借由《亞洲人》「投射出西方民主國家忠誠的反對黨的形象……由於傳統中國文化，把批評視同叛亂，這項任務很艱巨，不易成功。但是如果我們失敗了，台灣人溫和的反對就會死亡，取而代之的將是樂於訴諸暴力的激進派」。
江春男的話聽在改革派（不論是青年學人或是蔣經國麾下的自由派大將）耳裡，不啻是悅耳的音樂。可是，「警備總部」不久就找到理由查禁《亞洲人》。康寧祥、江春男又申請辦《暖流》，軍方不久又把它查禁。黃信介的弟弟（譯按：黃天福） 也申請辦一份「反政府」的刊物《鐘鼓樓》（Political Monitor ），同樣難逃「警備總部」查禁、停刊的命運。
1980年12月的選舉活動沒有發生重大事故。黨外人士在避開諸如主張「台獨」、直接抨擊蔣家最具挑釁性質的題目之外，幾乎是暢所欲言，百無禁忌。當局方面的回報是，阻止右翼團體及老兵組織擾亂黨外候選人的集會和競選活動。選舉結果可說是蔣經國和他的改革同盟大勝。「立法院」七十名增額「立委」選舉，反對派人士只當選七席，康寧祥是其中之一。
蔣經國與其他聰明政客在選舉年的做法無殊，借由立法議程爭取民眾支持執政黨，尤其重視爭取勞工和中產階級的向心力。從1979年開始，當局提案，經由「立法院」通過範圍相當廣泛的自由派經濟、社會法令。譬如，增加新的民眾福利、修訂公司法、成立特別法庭處理勞資糾紛等。最低工資由每月六十七美元調升為八十四美元，勞工得享有從業單位年營利盈餘的若干百分比作為紅利，公司發行新股應提撥百分之十至十五由員工認購。其他的法案還有設置勞工購屋貸款專案，大幅增建民眾住宅，提高對貧戶的福利賑濟等。最有意思的是一項中國歷史上、思想上前所未有的立法——頒布實施「國家賠償法」——民眾個人權益、自由，若因可歸咎於公務員或代表政府執行業務之公司的傷害，可以訴請「國家」賠償損失。
裡根1980年當選美國總統。由於這位共和黨候選人在競選期間承諾要和台北當局重新建立「官方關係」，他的勝選可以視為台灣的重大勝利。但是蔣經國明白華府的對華政策受戰略事實的影響，美國的輿論反覆無常。他並不期待裡根會有大幅更張。裡根是他必須打交道的第七個美國總統。他其實也瞭解，如果裡根與台北恢復「官方關係」，中美關係和兩岸關係都會爆發重大危機，後果難料。台北必須又全面依賴美國，而最歡迎此一結果的恐怕非「台獨」運動莫屬。
美國與台灣當局恢復「官方關係」的任何動作，也會使得業已在1980年初恢復的美國對台軍售益加複雜。卡特政府在1983年已核准將近三億美元的對台軍售案，賣給台北艦載防空導彈、一千枚陶式反坦克導彈及發射器等「防衛性」武器。可是，台灣當局採購計劃的爭取重點是先進的美制噴氣式戰鬥機。如果要達成此一目標，就必須悄悄進行交涉，而且必須在美中關係合理平穩的脈絡中進行；這一點也是美國駐台北「非官方」代表葛樂士在和台灣當局官員談話時一再強調的觀點。
台北對於自己想買哪一種先進或FX型軍機，壓到美國大選結束才做出決定。裡根大勝之後，「外交部次長」錢復強烈建議台北當局節制，不要對華府新政府有太多要求。 [1] 《遠東經濟評論》週刊請教蔣經國，他對裡根政府有什麼期望。蔣經國並沒有提到裡根在競選期間聲稱要與台北當局恢復「官方關係」這件事，只答說：「我們期待《與台灣關係法》受到忠實履行。」
的確，台灣與美國「斷交」瞬即兩年，台灣的孤立感已逐漸消散。蔣經國繼續其強勁、日益彈性的政策，加強與外國政府及國際組織的關係，必要時亦不惜接受所謂非官方或非外交關係的安排。這些關係數量上大增，在性質上亦開始加深、增廣。
台灣的商業前景看好。台北企業界人士越來越樂觀，認為中國大陸市場頗有可能開發成台灣機械工具、消費者產品的天然市場。有些人更預見到台灣製造的零配件和材料將會流入大陸剛出現的「經濟特區」。香港《大公報》宣稱大陸擁有豐富的資源、龐大的市場，適合與台灣經濟互補互利。中國政府對外經貿部宣佈，台灣產品可免關稅。兩岸通過香港進行的貿易金額雖小，但已在成長中。
同時，台北當局在經國許可下，首度發出訊息，准許甚至希望可以與大陸有某種民間的接觸往來。《聯合報》報道，台灣的農業計劃發展協會理事長宣佈，如果中共想要農業「台灣化」，該會樂意提供臂助，「以改善我們同胞的生活水準」。《聯合報》還有一篇文章，引述一位台灣學界人士的話稱，在海外與大陸出來的人接觸，可以有助於開啟他們的心智。同樣在這一年，台北當局又大幅放寬規定，准許老百姓自由申請「護照」。頭十個月就有十五萬人申請護照，許多人前往香港，再轉入大陸老家探望。「三不政策」中的「兩不」，迅速受到侵蝕。這項政策上的寧靜革命，反映出蔣經國的信念。
1980年兩岸間接貿易金額大約三億美元。在福建省福州、廈門港口碼頭上，外國觀察家經常可以看到堆著台灣制電視機和其他家用電器品的紙箱。「警備總部」一再警告民眾，這種交易行為違法，可是把這些物品直接運送到大陸港口的台灣漁民，根本不予理會。 [2] 康寧祥公開指責「三不」成了「僵硬的政策」，「違背台灣人民的利益」。他宣稱：「台灣最終的生存，要依賴大陸的善意。」 [3]
雖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1980年就把台灣取消會籍，台灣並不擔心。台灣外匯存底七十億美元，外債則大約僅只三十五億美元；工業研發費用增加約百分之五十八。台灣地區與東南亞、西歐，甚至東方集團之間的貿易亦蒸蒸日上。外國銀行紛紛在台北開設分行。台灣的資本家首次在海外大幅投資。由於伊朗與美國衝突，引爆全球第二次石油危機，台灣進口石油成本翻升一倍，可是當局應變有方，立刻提高汽油價格，加速發展核能發電計劃。經濟繁榮有助於把階級界限、族群分立（本省、外省之分）消弭。所有階級的家庭都設法借由同一策略——工作勤奮、受教育、儲蓄來攀升社會階梯。
台北市長李登輝定期出席「行政院」院會。他擔任高級官員已近十年，雖然算不上蔣經國的圈內核心幹部，他刻意利用每週兩三次見到蔣經國的機會，請益市政問題。李登輝得到蔣經國的指點，受惠良多，也借請益的機會讓蔣經國注意到他用功任事。有一次，台北市幾個學生因市政府過失淹死，蔣經國召見李登輝，強調需要展現痛悔及同情，李登輝立刻趕到死者家去拜訪、致哀。
李登輝在美國念過書，通曉英文，學人從政，身材高大，溫和有禮，基督徒，善於處理人際關係，也是一流的行政管理人才。 [4] 此外，他個人也和幾位反對派領袖友好。 [5] 蔣彥士繼續提攜這位台灣籍後進，認為他是國民黨未來的棟樑。 [6] 蔣彥士、王昇等人已經開始認真思考繼承問題。七十二歲的蔣經國腿腳一直疼痛不已，晚上難以成眠，經常要服用鎮靜劑。
談到下一世代領導人，不由得就要提到蔣經國身邊一群年輕、留美回台的才俊。1978年台北國民黨機關報《中央日報》刊登哈佛大學法學院畢業的馬英九一篇文章，馬英九當時在波士頓一家著名法律事務所擔任律師。馬英九這篇文章探討共產主義為什麼必然失敗，經國讀了大有所感。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這還是少有的奇異想法，但是蔣經國早已信服此一觀念。馬英九也在台北報章上發表若干文章，探討台灣如何應付與美國「斷交」的局勢。1981年9月，蔣經國約見馬英九，三個月之後，馬英九被延攬出任「總統府第一局」副局長。
1981年11月的地方公職人員選舉也相當平順，沒有傳出暴力、做票或騷擾反對派候選人的情事，有些黨外領袖對投開票作業的公正表示滿意。各地議會七百九十九席，國民黨贏得百分之七十七席次，黨外推薦三十一名候選人，也當選了十九位。全省十九個縣市長，黨外當選四席。選舉之後，「行政院長」孫運璇大幅更動內閣人事，新閣員平均年齡比舊閣員年輕了九歲。觀察家認為新人反映出國民黨改革派勢力抬頭。
台籍人士躥出來亦是一個明顯跡象。陳守山成為第一個台灣本省籍的「警備總司令」——由於陳守山是個「半山」，又受王昇提攜，其實此一任命案的劃時代意義沒有那麼大。前任「警備總司令」汪敬煦調任「國家安全局」局長，汪敬煦與王昇關係亦十分親近。
1981年，鄧小平加緊向蔣經國示好。北京先停止了紀念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例行活動；7月間，新上任的中國共產黨主席胡耀邦邀請蔣經國等國民黨官員回老家瞧瞧。這還只是起頭而已，9月間，中國大陸發動全面和平攻勢，發表中國統一的九條原則，包括台灣可以維持自己的軍隊，充分自治，不干涉台灣內部事務，甚至可與台灣領導人一起來領導、治理中國本土。北京各種聲明開始強調，國民黨和共產黨有共同的歷史傳承。中共中央還下達指令給溪口的黨委，要他們修繕豐鎬房，以及蔣經國母親、祖母的墳墓。中國大陸也表示願以優惠價格賣給台灣石油、煤和藥物。
鄧小平還就他的「一國兩制」統一模式，提供法理架構。他指示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賦予台灣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特殊地位。「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自治」，亦即對它們現有的經濟、政治、社會和司法制度有控制權。北京單獨代表中國在國際舞台出現，可是台灣和香港將享有「相當的外交權處理一些涉外事務」。為了進一步改善氣氛，人民解放軍還從台海對岸的福建撤走相當數量的部隊。
文字上，台北的「三不」政策還繼續存在，但是親國民黨的報紙開始出現文章，認為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大陸非常不可能武力犯台；和平、漸進與大陸統一是正確的道路，可以先從通郵、旅遊和間接貿易做起。美國布朗大學教授高英茂是個台籍學者，發表一篇類似的文章，被蔣經國約見，聽取他進一步闡明觀點。在此後數年裡蔣、高幾度晤談，蔣經國只問問題，高英茂只好一路說個不停。不過，蔣經國很顯然同意高英茂的分析。 [7]
裡根政府一上台，戈德華特、赫爾姆斯（Jesse Helms）等參議員即要求政府批准出售先進戰鬥機給台灣。行政部門內部為此意見分歧，爭論不休。白宮高級幕僚，包括國家安全顧問艾倫（Richard Allen）在內，支持美國對華開放，但是也願意強化美國對台關係的性質，不惜冒觸犯北京的風險。裡根競選期間發表與台北當局恢復「官方關係」的聲明，就是艾倫所起草的。可是，國務卿黑格（Alexander Haig）跟他的兩位前任一樣，把鞏固對北京的戰略關係視為最高優先。起先黑格佔上風，白宮原本有意邀台北當局派高級代表出席裡根總統就職典禮，經黑格力陳，打消邀請。北京在公開場合、私下場合都一再警告，出售FX或其他先進戰鬥機給台灣，將使中、美之間剛萌芽的戰略關係終止。
1981年稍後，美國中央情報局和國防部研究的結論是，台灣的防務還不需要這類先進的戰機。葛樂士本身贊成出售FX戰鬥機給台灣，繼續勸台灣官員要有耐心。國民黨領導階層內部也就台灣要多堅強、多公開來推動爭取FX戰鬥機而產生激辯。夏天時，裡根通過一個「非美國人管道」傳遞私人訊息給蔣經國，向他擔保台灣可以得到「某種蔣經國可以接受的先進飛機」。黑格並不曉得有這個訊息，這似乎是由艾倫出的主意。 [8] 這個「管道」就是（新加坡總理）李光耀。他在6月間訪問華府，與裡根總統促膝密談，不久即前往台北與蔣經國有一番內容秘而不宣的談話。 [9] 李光耀是美國與中國大陸、台灣地區三角關係幕後交涉穿針引線的重要人物。接到這個訊息後不久，「行政院新聞局」7月15日發表蔣經國「一份非常權威、重要的政策聲明」，稱譽裡根是「有原則、堅強反共的人」，因此台灣在對美關係上應該有耐心，「以最大的耐心與堅毅，一步步地推進」。 [10]
10月間，裡根在墨西哥坎昆市（Cancun）南北高峰會議見到中國總理趙紫陽。趙紫陽重申中國堅決反對對台軍售，強調承認北京對台灣享有主權的原則，才是確保台灣安全、維持現狀的最佳辦法。接下來，北京逼促華府定出明確日期，終止華府對台一切軍售。北京又升高警告宣稱，如果美國銷售FX戰鬥機給台灣，將降低與美國的外交關係級別。
此後一年，黑格得以主導美國的對華政策。他勸服裡根總統，基於美國重大戰略利益，華府必須盡早解決卡特政府遺留下來的軍售問題。黑格給裡根呈了一份備忘錄，聲稱由於卡特在處理軍售問題時顯有不當，以致美中重要戰略關係岌岌可危。華府終於宣佈，不會批准出售FX型戰鬥機給台灣，但是將會批准在台灣生產沒那麼先進的F-5E戰鬥機。美國駐華大使恆安石（Arthur Hummel）開始與中方交涉對台軍售問題的新諒解。
鄧小平當家做主的新紀元在中國大陸迅速揭幕之際，蔣經國也更注意如何把台灣的改革經驗推展到中國大陸。至少自從20世紀70年代初期起，蔣經國就相信，長期而言，台灣要盼望永續生存，就得作為成功的政治、經濟模範。現在，鄧小平的經濟改革在大陸如火如荼地展開，蔣經國越來越清楚地看到，台灣政治進展也會在大陸鼓舞起同樣的動能。他從過去的經驗曉得，一旦政治改革的進程開始，就很難倒轉。關鍵在於如何創造一個進程，不僅要維持台灣的安定，還要能推廣到整個大陸。 [11] 宋楚瑜、馬英九和其他受蔣經國提攜的從政學人開始公開表示，台灣模式事實上可以在大陸取得和平勝利。宋楚瑜1981年曾經在演講裡提到：「現在我們是更好的抉擇。當我們談到『光復大陸』時，可能不是直接去做，而是提供一個不同的抉擇。」
蔣經國把他的意圖告知美方。當年稍早，在李潔明（James R. Lilley）離開華府到台北接任「美國在台協會」處長之前，與蔣經國關係密切的一位著名中國人拜訪李潔明。此君顯然是替蔣經國傳話，提到蔣先生有四點計劃。第一點是民主化，包括全面選舉。第二點是台灣化，外省人掌權的日子行將結束，本省人必將全面逐步出任要職。第三點是「完成前兩點的關鍵」，也就是大幅提升民眾所得和生活水準，這個目標則需要有更多的基礎建設，更重視科技與出口。第四點，也是最震撼的一點，就是「與大陸發展工作關係」。 [12]
台北歡迎李潔明出任新職。李潔明是由美國中央情報局退下來的傑出官員，與裡根政府關係密切，與副總統布什的交情尤深。 [13] 蔣經國不信任國務院型的駐台北代表（不過丁大衛是個例外），反而與中央情報局或軍官出身的美國人關係比較融洽。葛樂士除了官式接見外，從來沒見過蔣經國。可是，李潔明多次到七海官邸晉見，密室密談良久。蔣經國一向友善、節制，在李潔明的印象中，他是「一個高瞻遠矚的強勢領導人」。
1982年蔣經國因視力減弱，住進榮民總醫院接受視網膜手術。住院期間，他批准讓中國大陸代表隊到台北參加「世界女子壘球錦標賽」。「劉少康辦公室」建議蔣經國准許北京代表隊參賽。王昇也跟蔣經國一樣，相信逐步開放和大陸接觸，對台灣利多於弊。可是，北京卻出人意表，不肯前來台北參賽。不過，「外交部北美司」新任司長告訴李潔明，雖然這次沒有接觸成功，以後還有機會。這位「北美司司長」不是別人，正是蔣經國的兒子章孝嚴，他最近才攜眷由華府調回台北。
1982年5月，美國與中國戰略利益的優先性，充分呈現在裡根分別緻鄧小平、總理趙紫陽和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三個人的信函裡。裡根給胡耀邦的信由黑格的部屬起稿，他在信上重申美國信守一個中國的原則，又說：「我們不會讓美國人民和台灣的中國人民之間的非官方關係，削弱了我們對此一原則的信守。」蔣經國最感興趣的，應是裡根致函鄧小平說道：「我們完全認知到1981年9月30日九點方案的重要意義。」這裡的九點方案訂下中國對兩岸統一的條件。裡根告訴趙紫陽說：「美國期待在朝向兩岸問題和平解決進展的脈絡下，很自然就使台灣對武器的需求降低。」副總統布什20世紀70年代中期曾任美國駐北京聯絡辦事處主任，傾向於黑格的觀點，他在裡根這些信發出後，到北京正式訪問，傳達了相同的修好訊息。
以戈德華特、赫爾姆斯和瑟蒙德（Thurmond）為首的保守派參議員，以及裡根白宮的多數幕僚，在中國議題等國際問題方面，與黑格意見嚴重不合。他們在幕後推動裡根開革黑格。戈德華特決定到台灣走一趟。啟程前，他鐵定與裡根有一席談話，我們也很可以假設，6月4日抵達台北的戈德華特，向蔣經國簡報黑格與北京談判的始末，也請他不用擔心——裡根不會批准違背《與台灣關係法》及對台灣安全承諾的美中協議。我們倒是明白知道，戈德華特向蔣經國擔保，裡根一定會信守承諾，給台灣「某種先進的飛機」。
戈德華特訪問台北不久之後，黑格手下外交官和北京談判代表，就雙邊公報草稿達成協議。美國保證對售予台灣的武器「量與質」設限，申明對台軍售將逐漸縮小，「經過一段時間後達成最後的解決」。在這份不尋常的文件中，中方不再要求「確定時間」中止美國對台軍售，也默允美方把承諾減少對台軍售、最後則停止軍售，跟中方聲明「其大政方針是力求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說法掛鉤起來。戈德華特和白宮裡親台灣的保守派，獲知這項中美公報草稿內容時，大為震怒。6月23日，戈德華特在裡根與一批國會議員會晤的場合，痛批黑格在美中談判走勢上，對總統、他本人及其他人都扯謊，沒有說老實話。 [14]
兩天之後，裡根沒讓黑格有機會替自己辯解，就告知黑格他會接受他送上來的辭呈。1982年6月25日，黑格遞出辭呈，指控有人躲在暗處搞「游擊戰」，破壞他對外交政策的經營管理。 [15] 7月9日，二十八個保守派團體的代表警告裡根，如果他同意減少對台軍售，將有「非常劇烈的反彈」。裡根陣營裡的親台派在1980年大選之後失勢，卻因此事又佔了上風。裡根認為他不能從與中方已講妥的公報草稿後退，但是為了彌補其影響，他在7月14日批准對蔣經國提出的「六項保證」，包括美國將信守《與台灣關係法》的規定，美國過去沒有、將來也不會定下終止銷售武器的日期，美國不會企圖壓迫台北和北京談判。此外，白宮宣佈有意多賣F-5E戰鬥機給台灣，數量超過12月間已核准的架數。稍後，美國也同意安排，讓台灣提前向西德購買過剩的F-104戰鬥機。 [16]
裡根最後只略加修改就批准了由黑格起草的中美公報。李潔明向蔣經國報告中美協議的最後定稿時，蔣氏反應「非常均衡、理智」。裡根私下派戈德華特傳達的承諾和擔保，讓蔣經國相信，中美公報對美國之對台軍售，不會產生實質差異。
美中公報8月17日正式公開後，美國政府補充一份澄清聲明，裡根總統亦在記者會上講話，聲稱對台軍售減少是與北京承諾和平解決台灣未來地位聯結掛鉤的協議。兩者掛鉤是一個重要環節，可是它卻是非正式的關鍵。北京迫於裡根的聲明，也得澄清立場，因此發表聲明強調絕無明示、暗示的連帶關係存在。 [17] 蔣經國的忍耐、節制策略再度產生效用。除了F-5E和F-104之外，他曉得台灣最後還會得到新的先進戰鬥機。事實上，美中「八一七公報」在美國產生的政治分歧，倒是令台北獲益。自從1960年以來，國務院和國家安全會議的領導人，首次高度同情台灣，不過它仍信守美國要對中國大陸開放的承諾。
雖然「八一七公報」本質上是個負面衝擊，台灣民眾認為它是對台灣安全的又一個打擊；可是島內民心因而凝聚，「台灣獨立」的聲音又弱了下去。康寧祥甚至率領黨外四名「國會議員」（譯按：這四人行是康寧祥、張德銘、黃煌雄三位「立委」，尤清「監察委員」） ，到華府力爭不應限制對台軍售。島內媒體鼓勵民眾討論，面臨美國最新一波不友善動作，如何才能加強團結、凝聚共識。蔣經國派錢復到華府，擔任「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駐美代表。另一方面，蔣經國指示「參謀總長」加快武器研發計劃。核武器顯然在優先項目上。「美國在台協會」官員對台灣當局高級官員提出警告，反對台灣方面繼續研究或實際製造核武器，不過台灣方面矢口否認有任何類似活動。 [18]
同一時期，蔣經國也逐漸放寬對大陸的姿態，連談判也似乎可以考慮。「行政院長」孫運璇一番公開談話似乎就是政治氣球。他說，台灣對於與北京談判的立場，就像肯尼迪總統1961年的談話一樣。當時肯尼迪表示：美國絕對不怕談判，但是也絕對不因害怕而談判。孫運璇說：統一應該「以全體中國人民的自由意志」為基礎，如果中國大陸與台灣之間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差距繼續縮小，和平統一的條件就會水到渠成」。
下一個月，廖承志又給「同學好友」蔣經國一封信，表示願意訪問台灣，討論兩岸統一的問題。台北方面很堅定地謝絕廖承志來訪。蔣經國說，共產黨提議兩岸對話，是「舊瓶裝新酒」。
裡根總統在職的第一年，台北又發生一樁命案，讓當局顏面無光。1981年5月，在美國已取得永久居留權的卡內基·梅隆大學統計學教授陳文成回台探親。7月1日，「警備總部」把他帶走問話。翌日早晨，他的屍體橫陳台灣大學校園內，多處骨折，也有大量內出血現象。美國方面為之大嘩。據「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葛樂士的說法，「有明顯證據顯示官方涉及」這樁命案。美國國會眾議院東亞及太平洋事務小組委員會為此一事件召開聽證會。
劉少康辦公室在王昇主持下，逐漸插手各方面的「國家決策」。到了1983年，王昇已經養成習慣，召集各「部」「會」副首長開會，下達命令，預期這些命令會得到執行。劉少康辦公室已經儼然「太上內閣」。 [19] 照王昇自己的話說，劉少康辦公室「實質上涉及每個政策問題」。某些高級官員開始看到其中動機可能十分險惡——準備在蔣經國大去之後接班掌權。這一大群政工人員、情治機關人員的網絡，效忠對像除了蔣經國之外，就是王昇，使得他可能具備最強大的權力基礎，在蔣經國賓天之後接管大權。
後蔣經國時代，恐怕已不是假設性問題。1983年初的蔣經國已經不良於行，他告訴醫生，走路「像踩在棉花上」，但是他不肯坐輪椅，而且他還常常劇烈頭痛。他每天到「總統府」個把小時，可是幾乎所有的會議都在七海新村召開。 [20]
台北的新聞界此時展現出活力、開放的氣象，密切猜測接班問題——在蔣介石時代，這可是前所未聞的事。孫運璇是個可能人選，可是他已經六十九歲，身體狀況並不太好。海外及台灣觀察家經常認為，蔣彥士和王昇在後蔣經國時代的台灣，將扮演重要角色。一般盛傳，蔣彥士本身有心擔任「行政院長」，王昇則覬覦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一批「中常委」和「資政」（包括沈昌煥和蔣介石的老朋友張群）採取不尋常的動作，私下見蔣經國，說出他們的關切。他們認為，王昇有心當「國王」。 [21]
大約這時候，李潔明認為可能應該邀請王昇到美國參觀，理由和三十年前邀請蔣經國訪美如出一轍——美方希望擴大這位情治沙皇對民主政治的認識與瞭解。王昇向蔣經國報告美方邀請他訪美，經國問：美國人為什麼這麼做？王昇答說，他也不曉得，並請示，是不是應該婉拒。蔣經國表示不用婉拒，於是王昇公開往訪，拜會國會議員及高級官員。王昇回到台北不久，蔣經國在七海新村官邸召見他。蔣經國對這位老同志說：「劉少康辦公室似乎已經變成另一個領導系統。有兩位『中常委』來跟我談起這件事。我關心黨內團結，不允許有派系。如果劉少康辦公室繼續下去，我認為它會發展成為派系。」
可是，兩星期後蔣經國又召見他，表示要把他調到另一個不出名的單位，擔任「聯合作戰訓練部」主任。王昇大吃一驚。他自認為已經竭盡全力避免製造派系。他在台灣及世界各地擁有一萬名門生，可是他聲稱從來沒有結幫成派的念頭。王昇敬禮告退，結束了長達四十五年的一段友情，新任「總政戰部」主任的人選，蔣經國捨專業政工，挑選陸軍將領許歷農出任。
王昇接下來的言論，讓蔣經國越發相信自己沒做錯。王昇在政戰學校發表告別演說，據報道指出，王昇說出「殺了一個王昇，沒有用，因為還有好幾千個王昇」，顯然指的是政戰學校有許許多多畢業學生。王昇在給「參謀總長」郝柏村的一封信裡，自稱是「最反共的人」。王昇後來認為他失寵、貶職，是因為蔣經國健康大壞，「偏執、妄想」，加上若干「有影響力人物」的陰謀中傷。但是，第一次貶職還不是結局，蔣經國又派孫運璇通知王昇，派他到巴拉圭擔任「大使」——恐怕是台灣能派去的最遙遠的地方了！
王昇履任前，蔣經國召見他話別。他說，王昇最好「離開台灣做一陣子『大使』」，否則，「可能成為派系的焦點」。王昇聲稱，他直率地向蔣經國說：「你應該瞭解我的……別用自己的拳打自己的頭！」蔣經國沒有理會他的粗魯無禮，他告訴王昇：「我一度當過東北外交部特派員，對我是一大歷練。」他又加了一句頗有玄機、深奧難解的話——「一個人不下游泳池，就永遠不會游泳」。
註釋：
[1] 錢復1996年5月15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所說。原書注8。
[2] 本書作者1980年年和1981年在福州、廈門親眼目睹這種景象。原書注13。
[3] 康寧祥1995年9月1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原書注14。
[4] 熊丸1996年5月31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原書注19。
[5] 謝東閔1996年6月4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原書注20。
[6] 李潔明1996年8月15日在華府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原書注21。
[7] 高英茂1995年9月4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原書注27。
[8] 本書作者1998年5月28日在華府，訪問了黑格這個時期的一位親信助理，承他見告。原書注29。
[9] 見葛樂士未出版之回憶錄，第130—131頁。錢復和宋楚瑜1981年7月18日對葛樂士描述這封信的內容。原書注30。
[10] 葛樂士未出版之回憶錄，第130—131頁。錢復和宋楚瑜告訴葛樂士，裡根捎給蔣經國的訊息，是蔣經國對FX戰鬥機銷售問題採取審慎、耐心態度的關鍵因素。原書注31。
[11] 蔣經國這段時間的觀點，是本書作者綜合對他身邊老、少親信多次訪談得到的結論。它也符合「美國在台協會」的分析。見「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1980年2月21日第00846號電文。原書注32。
[12] 李潔明1996年8月15日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原書注34。
[13] 李潔明通曉中文，曾以中央情報局官員身份在台北任職多年；1970年代中期布什擔任美國駐北京聯絡辦事處主任時，李潔明是中情局北京站站長，身份公開。原書注35。
[14] 吉伯特（Steven P. Gibert）、卡本德（William M. Carpenter）《美國與海島中國：文獻史》（American and the Island China : A Documentary History ），第39頁，兩位作者對幾位主要當事人的訪談。這個說法亦符合涉及該談判事宜的美國外交官（包括本書作者）所聽到的背景故事之說法。原書注41。
[15] 黑格《警告、現實主義，裡根與外交政策》（Caveat, Realism, Reagan and Foreign Policy ），第194—215頁，以及高德柏（Sherwood Goldberg）1998年5月27日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原書注42。
[16] 李潔明1996年8月15日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原書注45。
[17] 張旭成《1982年的台灣：島外外交挫敗、島內要求改革》（Taiwan in 1982 : Diplomatic Setback Abroad and Demands for Reforms at Home），載1983年1月號《亞洲觀察》第38—39頁。原書注47。
[18] 本書作者1995—1997年在華府訪問了許多此時涉及台灣事務的「美國在台協會」官員。原書注50。
[19] 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亞太事務小組委員會人權及國際組織小組，1981年6月30日及10月6日召開「台灣在美特務及陳（文成）教授之死」聽證會記錄，第69—73頁。原書注55。
[20] 溫哈熊1996年5月17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所說。原書注56。
[21] 姜必寧1996年6月5日、李潔明1996年8月15日接受本書作者訪談，都有同樣的說法。原書注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