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伯斯特被死神緊緊抓住，
他看見頭皮下的頭蓋骨；
地底下的無胸生物
沒有嘴唇，齜牙一笑，向後退去。
——T.S.艾略特《不朽的私語》
我草草瀏覽著眼前這些CT片子，診斷結果顯而易見：肺上佈滿了數不清的腫瘤，脊柱變形，一整片肺葉被侵蝕。這是癌症，而且已經擴散得很厲害了。我是一名神經外科住院醫生，這是我接受培訓的最後一年。過去六年來，我已經看過幾十套這樣的片子，每次都懷著微茫的希望，想幫患者找到某種可能有效的療法。但眼前這套片子不同：患者是我自己。
我身上穿的不是防輻射的工作服，也不是手術服或白大褂。我穿著一身病服，和一根輸液桿「血脈相連」。護士把電腦留在我病房裡了。我和妻子露西一起看著上面的片子。她是一名內科醫生，現在就守在我身邊。我一個斷層一個斷層地又看了一遍：肺窗、骨窗、肝窗，從上到下，從左到右，再從前到後，這是培訓的「標準動作」，好像我能有什麼意外發現，能改變診斷結果。
我和露西一起躺在病床上。
她輕聲開了口，像是在念台詞：「你覺得有沒有可能，是別的病？」
「沒有。」我說。
我們緊緊擁抱著彼此，就像年輕的情侶。過去這一年，我倆都懷疑過我得了癌症，但一直拒絕相信，甚至都沒聊過這件事。
大概六個月前，我的體重開始下降，背上疼痛難忍。早上穿褲子的時候，皮帶先是緊了一個扣，接著緊了兩個。我去找我的初級保健醫生，也是我在斯坦福的老同學。她的哥哥是在神經外科住院醫生崗位上猝死的，就因為沒在意一些病毒感染的徵兆，所以她特別關注我的健康狀況，像我媽似的。不過，等我到了她的診室，卻發現裡面坐著另一個醫生。我同學休產假去了，真的要做媽媽了。
我穿了一件薄薄的藍色體檢服，躺在冰冷的檢查台上，向這位新醫生描述我的症狀。「當然，」我說，「如果這是醫生資格考試中的問題，三十五歲，體重莫名其妙地下降，初發性背痛，那明顯該選C——癌症。但也說不定只是我工作太拚命了。我也不知道。想做個核磁共振確定一下。」
「我覺得還是先照X光吧。」她說。背痛要做的核磁共振價格不菲，而且最近全國上下都在不斷強調，為了節省醫療成本，不要做這種不必要的檢查。但醫學掃瞄的價值，要看你找的是什麼：X光基本上是查不出癌症的。不過，很多醫生還是覺得，這麼早就做核磁共振簡直有愧醫者之心。她說：「X光是沒有那麼敏感，但也是個合理的開始。」
「那我們做個屈伸X光，看看更現實的診斷是不是狹部脊椎滑脫？」
牆上有面鏡子，我能看到她正在谷歌上搜索我說的術語。
「一種椎弓骨折，發病率大概是5%，年輕人背痛經常是這個原因。」
「好，那我就約你說的那個X光。」
「謝謝。」我說。
為什麼我穿著白大褂，就說話自帶權威，穿著體檢服，就這麼溫良恭儉讓了？說實在的，在背痛這件事上，我可比她在行。接受神經外科醫生培訓時，有一半內容都涉及脊椎的病。不過，也許真的更有可能是脊柱炎。年輕成年人得這種病的概率是挺高的。而三十多歲脊柱就生了癌？這種概率簡直不會超過萬分之一。就算這概率再高一百倍，還是高不過脊椎滑脫。搞不好我真的是在自己嚇自己。
X光檢查的結果沒啥問題。我們把所有症狀都歸咎於工作太累和身體機能老化。約好了下次治療的日程安排後，我回去處理了當天的最後一個病例。體重下降得沒那麼厲害了，後背的疼痛也可以忍受了。每天適量來點布洛芬止痛，也能撐過去了。還有，這種每天工作十四個小時的艱難日子也快要到頭了。我馬上就要從醫學生變成神經外科教授了：十年無情殘酷的訓練都過來了，我下定決心，要把接下來的十五個月熬過去，圓滿結束住院醫生的生涯。我已經贏得了前輩的尊重，獲得了極負盛名的全國性醫學獎項，幾所著名大學紛紛向我拋出橄欖枝。最近，我在斯坦福的課程主管找我談了一次，他說：「保羅，我覺得，你不管申請什麼工作，肯定都是最優秀的候選人。我就跟你說一聲，我們準備找個人加入教職團隊，像你這樣的。當然，在這兒不能給你什麼承諾。不過你應該考慮考慮。」
三十六歲的我已經走上了人生巔峰。眼前就是一片遼闊的「應許之地」，從基列到傑利科，一直延伸到浩瀚的地中海。8海上有一艘漂亮的遊艇，週末的時候，我、露西，還有假想中的孩子們，駕船出海，共享天倫。可以預見，等工作強度降低，生活稍微輕鬆些，我的背痛也會減輕。可以預見，我終於能像此前許諾的那樣，做個好丈夫了。
接著，幾個星期以後，我開始感覺到間歇性發作的嚴重胸痛。是不是工作的時候撞到什麼，肋骨骨折了？偶爾我會在夜裡驚醒，大汗淋漓，床單都被浸濕了。體重又開始迅速下降，而且速度更快了，從一百七十五磅9急劇跌落到一百四十五磅，還不停地咳嗽。我對自己的病情已經不做他想了。一個週六的午後，露西和我躺在舊金山多洛雷斯公園的陽光下，等著見她的妹妹。她看了一眼我的手機屏幕，上面是醫學數據庫的搜索結果：「三十到四十歲人群癌症發病率」。
「啊？」她說，「我沒想到你真的在擔心這個。」
我沒有回答，也不知道該說什麼。
「你想跟我聊聊嗎？」她問道。
她生氣，是因為她也有過這樣的擔心；她生氣，是因為我都沒跟她提過隻言片語；她生氣，是因為我向她許諾的生活是一回事，給她的，又是另一回事。
「求求你告訴我，為什麼不願意對我說真心話？」她問道。
我關掉手機。「咱們去買點冰激凌吧。」我說。
*
我們本來安排下周去度假的，到紐約去找幾個大學的老朋友。也許一起好好睡一覺，再喝上幾杯雞尾酒，能幫我們倆恢復一下感情，讓婚姻的「高壓鍋」降降壓。
但露西別有計劃。「我不跟你一起去紐約。」出發幾天前，她宣佈。她要搬出去住一個星期，想趁這個時間思考一下我們的婚姻狀況。她這番話說得很平靜，卻讓我更加頭昏腦漲了。
「你說什麼？」我說，「不行。」
「我很愛你，所以才感到很困惑，」她說，「但我擔心，我倆想從這段關係中得到的東西不一樣。我們倆好像沒那麼心意相通了。我不想無意中發現你擔心的事情。我跟你說我自己覺得很孤單，你好像也不當一回事。我得做點不一樣的事。」
「一切都會好的，」我說，「都是因為我在做住院醫生。」
事情真的這麼糟糕了嗎？在全世界最為嚴格和高要求的醫學專家門下接受神經外科的訓練，的確讓我們的婚姻亮起了紅燈。多少個夜晚，我很晚才回家，露西已經睡了，而我筋疲力盡地倒在客廳的地上。多少個清晨，天還沒亮我就離家去上班了，她卻還沒睡醒。但現在我倆的事業都正處在高峰期，大多數大學都希望我倆一起去：我進神經外科，露西進內科。這人生之路最艱難的一段我們都熬過來了。這事兒我們不是討論過很多次了嗎？她難道不知道現在鬧情緒是最不明智的嗎？她難道不知道，我住院醫師的生涯只剩最後一年了？她難道不知道我愛她？她難道不知道我們馬上就要共同奔赴理想的生活了嗎？
「如果只是因為住院醫師，我沒問題，」她說，「我們都走到這一步了。但問題是，如果不僅僅是因為住院醫師呢？你真的覺得，等你成了神經外科主治醫師和教授，一切就會好起來嗎？」
我提出不去紐約了，大家都用開放的心態，去看看幾個月前露西提議的婚姻咨詢師。但她堅持說，她需要時間，要一個人待著。當時，我頭腦裡那種混亂迷惑的嗡嗡聲已經消失了，只剩下冰冷堅硬的現實。行，我對自己說，要是她決定離開，那我就認為這段關係應該結束了。如果最後真的診斷出癌症，我也不會告訴她。她可以自由自在地去過自己選擇的生活。
動身去紐約之前，我偷偷去看了幾次醫生，排除了一些年輕人常見的癌症。（睪丸癌？不是。黑色素瘤？不是。白血病？不是。）神經外科一如既往地忙碌。週四晚上到週五早上我一直連軸轉，在手術室整整待了三十六個小時，處理一系列非常複雜的病例：巨大的動脈瘤、顱內動脈搭橋、動靜脈畸形。主治醫生進來的時候我滿懷感激地默默舒了口氣，至少能靠在牆上鬆動鬆動背部的筋骨了。唯一能去照個胸片的時間是離開醫院後回家的路上，還有去飛機場之前。我心想，如果我得了癌症，那這就是最後一次見那些朋友了；如果沒得，那更沒理由取消這次行程了。
我急匆匆地回家拿了行李。露西開車送我去了機場，告訴我她安排了婚姻咨詢師。
在登機口，我給她發了一條短信：「真希望有你和我一起。」
幾分鐘後，她回了短信：「我愛你。你回來的時候，我會在這裡。」
飛行途中，我的背部感覺非常僵硬。等我終於來到紐約中央車站，趕火車去北部我朋友家時，全身都已經痛得不行了。過去幾個月，我有過不同程度的背部痙攣，從可以忽略的小疼痛，到痛得我咬著牙說不出話來，再到痛得蜷縮在地上尖叫。這次的痛比較接近最痛的那種。我躺在候車室一張硬邦邦的長椅上，感覺背部肌肉全都扭曲了。我開始深呼吸，試圖控制疼痛，反正現在布洛芬也救不了我了。然後每感覺到一塊肌肉抽搐，我就背出它的名字，好把眼淚忍回去：豎脊肌、菱形肌、背闊肌、梨狀肌……
車站保安走到我身邊：「先生，您不能躺在這兒。」
「抱歉，」我上氣不接下氣地吐出幾個字，「後……背……抽……痛。」
「你還是不能躺在這兒。」
真的很抱歉，但我得了癌症，要死了。
這些話都到嘴邊了，但萬一我沒得呢？也許那些經常背痛的人就是這樣的遭遇。我算是很瞭解背痛了：解剖學原理、生理學原理，還有病人們用來描述不同痛感的不同詞彙。但我從不知道背痛的感覺，也許就是這樣的，也許。又或許，我不想給自己添霉運，也許我就是不想把「癌症」這兩個字說出口。
我努力站起來，蹣跚著走向月台。
到朋友家已經要臨近黃昏了。這裡在曼哈頓以北八十多公里，是哈得孫河附近的冷泉小鎮。多年來交往的十幾個最親密的朋友全都出來迎接我，他們熱情的歡呼中夾雜著快樂的小孩子們吵吵嚷嚷的聲音。我跟他們一個接一個地擁抱，不過很快就聊到讓我臉色陰沉的事了。
「露西沒來？」
「工作上突然有急事，」我說，「快出發了才通知的。」
「哎呀，真掃興！」
「話說，能不能讓我把行李放下休息一下？」
我本來希望能遠離手術室幾天，睡眠充足，好好休息，多多放鬆，簡單地說，就是過過正常的生活，能讓我的症狀得到緩解，背痛和疲累都能控制在可以忍受的範圍內。但一兩天之後，很顯然沒有任何緩解。
早飯時間我通常都在呼呼大睡，午飯時才搖搖晃晃地走到餐桌前，盯著盤子裡滿滿的豆燜肉和蟹腿，卻完全沒有胃口。到吃晚飯的時候，我已經筋疲力盡，準備繼續睡覺了。有時候我會給孩子們讀點故事，但他們一般都在我身上和周圍玩耍，一邊跳，一邊大叫。（「孩子們，我覺得保羅叔叔需要休息。你們到那邊去玩好嗎？」）我想起十五年前，請了一天假去做夏令營輔導員，坐在北加州的湖岸邊，開心的孩子們在玩複雜的奪旗遊戲，把我當作障礙物。而我讀著一本名為《死亡與哲學》的書。過去，每每想起這很不搭的一幕，都會發笑：一個二十歲的小伙子，在湖光山色、鳥鳴綠樹、四歲孩子嬉鬧的一片祥和之中，卻埋頭於一本關於死亡的黑暗之書。而此時此刻，我才感到命運冥冥中的交會：只是太浩湖10換成哈得孫河；陌生的孩子變成朋友的小孩；那本讓我和周圍一派生機勃勃分離開來的死亡之書，變成我自己行將就木的身體。
第三天晚上，我跟男主人麥克聊了聊，說要提前結束旅程，第二天就回家。
「你看上去不是很好，」他說，「沒事吧？」
「要不我們拿瓶蘇格蘭威士忌，然後坐下來聊？」我說。
在他家的壁爐前，我說：「麥克，我覺得我得了癌症，而且還不是那種良性的。」
那是我第一次把這話說出口。
「好吧，」他說，「這應該不是什麼精心策劃的惡作劇吧？」
「不是。」
他頓了頓：「我也不知道該問你什麼。」
「嗯，可能首先我需要說明，我的癌症還沒有確診。我只是自己比較確定，很多症狀都指向癌症。我明天回家就去檢查清楚。希望是我錯了。」
麥克提出幫我把行李郵寄回家，這樣我就不用受累一路拎著了。第二天一早，他開車送我去機場。六小時後，我回到舊金山。剛下飛機，手機就響了。是我的初級保健醫生，打電話告訴我胸片結果：我的肺部有模糊的陰影，就像曝光時間太長似的。醫生說，她不確定這到底意味著什麼。
她應該知道的。
我知道。
露西到機場接我。但一直等回了家，我才把壞消息告訴她。我們坐在沙發上。我開口對她一說，她就知道了。她把頭靠在我肩上，我們之間的距離都消失了。
「我需要你。」我輕聲低語。
「我永遠不會離開你。」她說。
我們給一個好朋友打了電話，請他收治我。他是醫院的神經外科主治醫生。我拿到了所有病人都必須戴的塑料手環，穿上熟悉的淺藍色病號服，走過那些我都叫得出名字的護士，住進了一間病房——多年來，我在這裡見過成百上千個病人。正是在這間病房裡，我坐在病人身邊，解釋我最終的診斷和複雜的手術；正是在這間病房裡，我祝賀病人痊癒，見證他們回歸正常生活的幸福；正是在這間病房裡，我宣佈病人死亡。我曾在椅子上坐過，我曾在水槽裡洗過手，我曾在通知板上寫下過潦草的說明，我曾把日曆翻到新的一頁。甚至，在完全筋疲力盡時，我還曾經渴望過，可以躺在這床上好好睡一覺。
現在，我就躺在這床上，很清醒。
一個我不認識的年輕護士在門口探進頭來。
「醫生馬上就到。」
於是乎，我想像中的未來，就要實現的未來，那麼多年奮鬥即將迎來的人生巔峰，都隨著這句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