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編書，就要彙編一部人類死亡記錄，同時附上以下註解：教會別人死亡的人，同時也能教會人生活。
——《探究哲理即是學習死亡》，米歇爾·德·蒙田46
醫院病床上，露西和我相擁流淚。CT掃瞄的圖像仍然在電腦屏幕上閃爍。我作為醫生的身份特性已經不重要了。癌症入侵了多個器官系統，診斷結果已是一目瞭然。病房裡靜悄悄的。露西說她愛我。我說：「我不想死。」我叮囑她要再嫁，一想到她可能孤身一人，我就無法忍受。我告訴她我們應該立刻重新申請抵押貸款。我們陸陸續續打電話告知親友們這個噩耗。過了一會兒，維多利亞到病房來了，我們討論了掃瞄結果，和未來可能採取的治療方案。她說起重返住院醫生崗位的流程，我示意她別說了。
「維多利亞，」我說，「我再也不可能以醫生的身份回到這家醫院了，你不覺得嗎？」
我生命的一個章節似乎已經結束，也許整本生命之書都已臨近尾聲。我不再是牧師或牧人，可以協助生死的過渡；我發現自己就是那茫然困惑、不知所措、需要度化的綿羊。重大疾病不是要改變人生，而是要將你的人生打得粉碎。感覺彷彿神跡降臨，強烈的光突然刺進眼睛，照射出真正重要的事情；其實更像有誰剛剛用燃燒彈炸毀了你一心一意前進的道路。現在我必須繞道而行。
弟弟吉旺來到我床前。「你已經很成功了，」他說，「你知道的，對嗎？」
我歎了口氣。他當然是好意，但這些話非常空洞，沒有意義。我之前的人生一直在積累潛力，現在這些潛力都將是無用的了。我本來有那麼多計劃，那麼接近事業巔峰。現在我體力不支，重病纏身，我想像的未來和個人的身份認同轟然崩塌。我面對著我那些病人曾經面對過的，有關「存在」的窘境。
肺癌確診了。我精心計劃和辛苦創造的未來消失得無影無蹤。我在工作中那麼熟悉的死神，現在親自來做私人拜訪了。我們終於狹路相逢，正面交鋒。然而，我似乎一點也認不出面前這位死神。多年來我治療過無數病人，如今自己站在這個十字路口，我本應該看到和跟隨他們密集的腳印，然而眼前卻是一片白色沙漠，空空蕩蕩，艱險殘酷，荒無人煙，閃著刺眼的光，彷彿一場暴風雨過境，抹去了所有熟悉的痕跡。
夕陽西下。第二天一早我就要出院了。和腫瘤醫生約在那周晚些時候見面。但護士告訴我，我的腫瘤醫生晚上下班去接孩子之前，會來看看我。她叫艾瑪·海沃德，想在正式治療開始之前先打個招呼。我和艾瑪算是認識，之前接過她的一些病人。但除了偶爾因為工作上的事情接洽一下外，沒有過其他接觸。我的父母兄弟們也在病房裡，各自待著，沒說什麼。而露西一直坐在床邊，握著我的手。門開了，艾瑪走了進來，她那身白大褂一看就知道穿了一整天，而且是很漫長的一天。但她的笑容很精神很明朗。艾瑪只比我年長幾歲，深色的長髮，不過有點灰白的跡象。反正和死神打交道的人，幾乎都有過早白頭的狀況。她拉了把椅子坐下。
「你好，我叫艾瑪，」她說，「今天只能待一會兒，很抱歉。但我還是想過來，做個自我介紹。」
我們握手。我的胳膊和輸液管糾纏在一起。
「謝謝你過來，」我說，「我知道你要去接孩子。這些是我的家人。」她向露西點頭致意，接著又向我爸媽和兄弟們問好。
「很遺憾，你遇到這種事情，」她說，「很遺憾你們遇到這種事情。過幾天我們再長談。我已經讓那邊開始檢測你的腫瘤切片了，這樣治療也好有個方向。可能用化療，也可能不用，要看檢測結果了。」
十八個月前，我因為闌尾炎住院。那時候大家都不把我當病人看，我還是他們的同事，甚至是我自己的醫療顧問。我覺得現在也應該一樣。「我知道現在不是時候，」我開口了，「但過幾天想跟你談談卡普蘭-邁耶生存曲線。」
「不行，」她說，「絕對不行。」
短暫的沉默。她怎麼敢這麼說話？我心想。在我這樣的醫生眼裡，這種預測是很有必要的，我有權利知道啊。
「我們後面再談治療方案，」她說，「還可以討論一下你回來工作的可能性，如果你願意的話。傳統的化療方法是用順鉑、培美曲塞，可能還要加阿瓦斯丁，但是引起周圍神經病變的概率很高。所以我們可能會把順鉑換成卡鉑，可以更好地保護你的神經，因為你是個外科醫生。」
回來工作？她在扯些什麼啊？她是出現幻覺了，還是說我對自己的診斷大錯特錯了？還有，要是不對我的生存週期做個實際的估計，這些都怎麼談啊？過去幾天那種天旋地轉的眩暈感又席捲而來。
「細節我們後面再說吧，」她繼續道，「我知道，眼前這些就夠你消化的了。我現在來主要是想在週四之前先見見你們大家。那麼今天，除了生存曲線之外，還有什麼需要我幫忙的嗎？還有什麼問題嗎？」
「沒有了。」我還暈著呢，「謝謝你過來。真的很感謝。」
「這是我的名片，」她說，「還有診室的電話。我們下次見面之前這兩天，要是遇到什麼事，儘管打電話好了。」
我的親朋好友很快尋遍了各自在醫療行業的人脈，看誰是美國最好的肺癌醫生。休斯敦和紐約有比較大的腫瘤中心，我是不是應該去那樣的地方接受治療？至於怎麼搬過去，或者暫時轉院之類的具體操作問題，就到時候再說了。結果大家很快得到答案：艾瑪是全國頂尖、世界知名的腫瘤醫生，在一個國家級的癌症咨詢委員會做肺癌方面的專家；不僅如此，她還是個很會理解病人的好醫生，知道何時進，何時退。我略略想了想冥冥中的一系列事件：我滿世界飄遊，然後電腦隨機地進行一通匹配，我就到這裡做了住院醫生，最後被診斷出絕症，又分配到一個最好的醫生手裡。
這一周的大部分時間，我都臥床不起。癌症在進一步惡化，我明顯更虛弱了。我的身體，與其本身自帶的特性，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上床休息或者下床上廁所已經不是一個自然而然的皮質下運動程序，需要費大力氣，還要事前做好計劃準備。理療師們列了一張單子，要準備些東西，好讓我出院回家也住得舒服：一根手杖、特製的馬桶座圈、休息的時候墊在腿部的泡沫板；還開了一堆新的止痛藥。我邁著蹣跚的步子走出醫院的時候，心裡真是想不通，僅僅六天前，我還在手術室一站就是將近三十六個小時，難道一周的時間，就變得這麼虛弱了？是啊，某種程度上說是這樣。不過，那三十六個小時，我也是用了些小辦法，同時在有別的醫生合作的情況下才挺過來的，而且，即便如此，手術過程中我也感到身體劇烈疼痛。現在，CT片和檢測結果都顯示了，不僅是癌症，而且是擴散到全身的癌症，病入膏肓，死之將至。難道因為自己的恐懼被證實了，我就不再堅持一個醫療工作者對工作、對病人、對神經外科、對完美的職責和追求，不再硬撐了嗎？我心裡給出了肯定的答案，這樣一來就有個悖論：我就像個正接近終點線，卻轟然倒地的長跑運動員。照顧病患的責任再也驅動不了我前進，因為我自己已經成了個病人。
通常遇到情況特殊的病人時，我會去咨詢相關專家，也會去讀相關資料。眼下的情況似乎也沒什麼區別。我開始查閱化療資料，看到了種類繁多的藥劑，還有更為現代和先進的療法，主要針對具體的病變。我腦子裡冒出數不清的問題，根本無法進行有效的直接研究。（亞歷山大·蒲柏47說過：「一知半解最危險；飲則深透暢飲，否則嘗不到知識的甘泉。」）由於沒有相關的醫療經驗，我在這樣一個全新的信息世界裡，真是找不著北，也沒法在卡普蘭-邁耶曲線上給自己定位。我只好有所期待地等著和醫生見面。
不過，做得最多的事，還是休息。
我坐在那兒，盯著一張露西和我的合影出神。那是醫學院時期照的，我們在跳舞，在開懷大笑。真是太憂傷了，照片裡的兩個人，正一起計劃著新生活，對以後的苦難毫不知情，我也從未懷疑過自己的身體會出什麼問題。我的朋友勞裡在遭遇車禍去世時，也是有未婚夫的——這是不是比我眼前的情況更殘酷？
我從一個醫生，一下子變成了病人，整個過程真是措手不及，慌張忙亂，我的家人也捲入其中。我們在一家藥店開了賬戶，定期把藥郵寄到家；訂購了一個床欄，還買了一個根據人體工程學設計的床墊，幫我緩解劇烈的背痛。我們本來有個理財計劃，幾天前還充滿信心地覺得，未來一年我的收入會翻個六倍。而現在，這個計劃風雨飄搖。好像必須要運用新的理財工具來給露西的未來提供保障了。我爸說，要是真的改變計劃，那就是在向癌症投降。他覺得我能戰勝癌症，會奇跡般地痊癒。唉，這話我聽病人家屬說過多少次了？每到這個時候，我都不知道該跟他們說什麼。現在，我也不知道該跟自己的父親說什麼。
難道還能反著說嗎？
兩天後，露西和我去診室見了艾瑪。爸媽在候診室坐立不安地等著。助理醫護人員檢查了我的生命體征。艾瑪和搭檔的護理師分秒不差地到了。艾瑪拉了把椅子在我身邊坐下，和我面對面，我們注視著彼此的眼睛。
「又見面了，」她說，「這位是艾麗克西斯，我的得力助手。」她指了指坐在電腦前做記錄的護理師，「我知道我們要談很多問題，但我要先問問，你怎麼樣？」
「大體上來說，還行。」我說，「反正嘛，『度假』挺開心的。你怎麼樣？」
「哦，我很好。」她有些遲疑。一般來說病人是不會回問醫生這個問題的，但艾瑪也是我的同事啊。「這周我負責住院部，你也知道是啥樣的。」她笑了。露西和我當然完全瞭解。門診的醫生會定期去住院部輪班，本來每天都忙得焦頭爛額了，這樣一來工作時間又會延長好幾個小時。
我們又互相插科打諢一番，然後自然而然地談起肺癌研究的情況。艾瑪說，有兩條路可選。傳統的方法就是化療，主要是針對快速分裂的細胞：首當其衝的自然是癌細胞，但也會影響骨髓、毛囊和腸道等多處的細胞。艾瑪回顧了各種數據和不同的方案，也是把我當作一個醫生在進行解釋，但對卡普蘭-邁耶生存曲線還是隻字不提。不過嘛，還有更新的治療方法，專門針對癌症本身的分子缺陷。我聽說過有關這些療法的一些傳言，也為取得的進展驚訝不已。據說這一直是攻克癌症領域的一座聖盃，似乎讓「某些」病人得以長長久久地活下去。
「你的大部分檢查結果都拿到了，」艾瑪說，「你的PI3K48有突變，不過現在還說不准到底意味著什麼。你這樣的病人最常見的就是EGFR49突變，但檢查結果還沒拿到。我猜你應該是有突變的，要是真的如我所說，那就不用化療，可以吃一種叫特羅凱的藥。明天星期五，結果就應該出來了。但是你病得這麼重，我已經幫你安排了下週一開始化療，免得檢查結果出來是陰性的。」
我立刻對她產生了一種親近感。我做神經外科手術也是如此，隨時都有方案A、B、C，以防萬一。
「如果化療，那我們主要是決定用卡鉑還是用順鉑。針對個體的研究來看，硬碰硬的話，卡鉑的耐受性是比較好的。順鉑的治療效果可能更好，但毒性要高很多，特別是對神經的損傷很大。不過這方面的各種數據都有點舊了，也沒法直接和我們的現代化療法做對比。你有什麼想法嗎？」
「我不太在意以後還能不能做手術。」我說，「我一輩子還能做很多事情。如果雙手不行了，我可以找其他的工作，或者就不工作，諸如此類。」
她稍稍猶豫了一下：「那我問你：做手術對你來說重要嗎？是你想做的事情嗎？」
「嗯，是啊。我人生有三分之一的時間都在為這個做準備。」
「好。那我就建議還是用卡鉑。我想不大會改變生存的概率，但是會很大程度上改變你的生活質量。你還有什麼問題嗎？」
她似乎很清楚前進的方向，我也樂於追隨。我開始說服自己，也許，再次拿起手術刀是有可能的。我感覺自己輕鬆了些。
「我能抽煙嗎？」我開了個玩笑。
露西哈哈大笑。艾瑪卻翻了個白眼。
「不行。還有什麼嚴肅的問題嗎？」
「卡普蘭-邁耶——」
「那個我們就不談了。」她說。
我不明白她為什麼這麼抗拒。畢竟，我是個醫生，很熟悉這些數據。我自己也能查到……那我也只好這麼幹了。
「好吧，」我說，「那一切都很清楚了。就等明天你拿到EGFR結果了。如果有突變，我們就開始吃那個藥——特羅凱。如果沒有，那就週一開始化療。」
「對。我還希望你清楚一件事：現在我是你的醫生。你有任何問題，不管是初級治療還是其他什麼，你都要第一時間來找我們。」
又是一陣強烈的親切感。
「謝謝，」我說，「住院部值班好運。」
她離開了，但片刻之後又探頭進來：「這事兒你想拒絕就拒絕，不過有些肺癌相關的募款組織想見見你。你別急著表態，自己先想想，感興趣的話就跟艾麗克西斯說一聲。別做任何你不願意做的事。」
我們離開診室，露西說：「她很棒，很適合你。不過……」她笑了，「我覺得她喜歡你。」
「所以呢？」
「嗯，有個研究說，醫生在診斷有自己個人感情的病人時，表現比較糟糕。」
我大笑一聲，說：「現在那麼多煩心事，這事兒估計是最不用操心的了。」
我開始意識到，如此接近自己的死亡，好像什麼都沒改變，又好像一切都改變了。查出癌症之前，我知道總有一天我會死，但不知道到底是哪一天。查出癌症以後，同樣地，我知道總有一天我會死，但不知道到底是哪一天。不過，我對死亡的感覺變得更尖銳和強烈了。這個問題已經不是科學層面可以解決的了。死亡臨近的事實令人坐立不安，但也沒有其他辦法可以繞道而活。
慢慢地，醫學上的迷霧也「撥雲見日」——至少現在我掌握了足夠的信息，可以盡情翻閱相關資料了。雖然各項數據還是很模糊，但至少可以說，EGFR有突變的話，大概平均能多活一年，甚至還有長期生存下去的可能性；如果沒有，那就有80%的概率在兩年內死亡。要搞清楚我還能活多久，還需要等待檢查結果。
第二天，露西和我去了精子銀行，我留下一些生殖細胞，也給自己多留了條路。我們原本計劃等我住院醫生的生涯結束後就要孩子，但現在……抗癌藥物對我的精子的影響還不得而知，所以，如果還想要孩子，我們不得不在開始治療之前冷凍一些精子。一個年輕姑娘給我們介紹了各種付款方式、儲存方式，還有關於所有權的法律表格。她桌上擺著各種五顏六色的小冊子，都是年輕癌症患者的社交活動宣傳：即興表演小組、無伴奏合唱小組、開放式表演晚會，等等。我對小冊子上那些歡快的臉龐真是「羨慕嫉妒恨」，因為，從數據上說，這些人得的癌症應該都比較容易治療，剩餘的壽命也應該比較長。三十六歲就得肺癌的概率只有0.0012%。誠然，得了癌症都是不幸的，但癌症和癌症也是有區別的。如果得了「那種癌症」，那你是真的真的很不幸。姑娘問我們，要是我們其中一個「不幸去世」，該怎麼辦，法律上來說誰擁有這些精子。淚水從露西臉上滑落。
英語裡的「希望（hope）」這個詞出現在大概一千年前，融合了信心與渴望的含義。但我現在渴望的是活下去，有信心的卻是死亡，這兩者可是截然相反的啊。那麼，當我說起「希望」的時候，是不是「為沒有根據的渴望留下一些空間」的意思呢？不是的。醫學數據不僅僅會顯示平均存活率這一類數字，也會測量我們對這些數據的信心水平，測量工具包括置信度、置信區間和置信域等。所以，我口中的「希望」，是不是指「為一個統計學上不大可能但仍然說不准的結果留一點空間，相信自己能超越95%的標準測量置信區間活下來」呢？這就是希望嗎？我們能不能把這個曲線準確地劃分區域，從「崩潰」到「悲觀」到「現實」到「希望」再到「幻覺」呢？還是說數字就只是數字？我們難道不都曾懷著希望，覺得每個病人都能奇跡般地超越平均值嗎？
我發現，當自己成為這個數據中的一員時，我與數據的關係，就完全改變了。
住院醫生時期，我曾經和無數病人與家屬談過殘酷的預後狀況：這是一個醫生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如果這個病人已經九十四歲高齡，癡呆症晚期，嚴重腦出血，談起來倒是比較容易。但是像我這樣的病人，三十六歲，癌症晚期，那真是不知道說什麼好。
醫生之所以不跟病人談具體的預後狀況，不僅僅是因為他們不能。當然，如果一個病人的期望實在太不切實際，比如有些人覺得自己能活到一百三十歲，有的又覺得皮膚上長了幾個微不足道的斑點就是將死的徵兆，那麼，醫生應該引導他們，讓他們的想法變得合理一些。病人們尋求的，不是醫生們沒說出口的科學知識，而是那種必須靠自己才能獲得的穩妥的真切感。過於深入地談論數據，就像給乾渴的人喂太鹹的水，無異於飲鴆止渴。面對死亡產生的那種焦慮，遠不是數據上的「概率」可以緩解的。
從精子銀行回到家，我接了個電話，被告知的確有EGFR突變，可以治療。謝天謝地，不用去化療了，我要開始服用特羅凱這種小小的白色藥片了。我感覺自己一下子強壯了許多，而且突然有了一絲希望，雖然如今的我已經不太明白「希望」的真正含義。籠罩在我生命周圍的迷霧又消散了一點點，露出一線藍天。接下來的幾周，我又有胃口了，體重回升了一些；我長了嚴重的痤瘡，不過這通常代表藥效良好。露西一直很喜歡我光滑的皮膚，但現在上面痘瘡遍佈，再加上我攝入了血液稀釋劑，所以這些瘡疤總在流血。如果說以前我身上還有些地方稱得上「帥氣」的話，現在這種氣質正在慢慢地流失，不過，公平地說，我寧願醜一點，也要保命啊。露西說她還和以前一樣愛我的皮膚，才不管痤瘡什麼的呢。然而，儘管我很清楚人的特性不僅來自於大腦，但現在也只能完全聽大腦的擺佈和支配了。那個熱愛遠足、露營、跑步，會通過熱情的擁抱來表達愛意，會把侄女高高拋起逗得她咯咯直笑的男人，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我充其量也只能把他作為「奮鬥目標」而已。
我和艾瑪每兩周見一次，一開始，我倆的討論就從醫學方面的問題（「皮疹感覺好些了嗎？」）上升到更具有存在主義意義的話題。通常來說，得了癌症的人都會選擇休假，和家人一起，慢慢接受現實。這也是我的選擇之一。
「很多人一查出癌症就徹底辭職了，」她說，「但有的人又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工作。無論怎樣都行。」
「我早就給自己做了四十年的職業規劃，頭二十年是外科醫生兼研究人員，後面二十年去寫東西。但是現在我基本上就在『後面二十年』了，也不知道該做什麼了。」
「嗯，這個我沒法說。」她說，「我只能說，如果你願意的話，可以重返手術台，但你必須搞清楚，對你來說最重要的是什麼。」
「如果我知道自己還剩多少時間，那就比較容易決定。如果我還有兩年，那我就去寫東西。如果還有十年，那我就回去做手術，做研究。」
「你也知道，我沒法跟你說到底還有多少年。」
是啊，我知道。她經常「打太極」，說我要自己去找到自己的價值。我覺得這是在逃避：好吧，可以啊，反正我也從來不跟病人說具體的時間，但我可是一直都很清楚病人該做些什麼的呀，不然我怎麼去做那些生死攸關的決定？接著我想起我犯過的錯誤：有一次，我建議一家人撤掉兒子的生命維持系統。結果兩年後，那對父母又出現在我面前，給我看一段網上的視頻，是他們的兒子在彈鋼琴。他們還給我帶來了杯子蛋糕，感謝我挽救了那孩子的生命。
我又開始和好些相關的醫療人士定期見面，和腫瘤專家的約診當然是最重要的。但這還不夠，露西堅持帶我去見一個專門針對癌症病人的夫妻關係專家。專家的診室沒有窗戶，露西和我坐在並排的扶手椅中，詳細討論了我的病會對兩人現在和將來的生活造成何種影響，還有未來將面對的已知與未知的痛苦，對生活做出計劃的困難，以及彼此陪伴的必要。說實在的，癌症，其實從一定程度上拯救了我們的婚姻。
「嗯，在這件事情上，你倆比我見過的任何夫妻處理得都要好。」第一次約診結束後，專家說，「我還真沒什麼建議可以給你們的。」
走出診室的時候，我大笑起來，至少我又在什麼事情上傑出了一把。這麼多年幫助那些絕症患者，還是有收穫的！我轉身看著露西，本以為她也在微笑，但她卻不停搖著頭。
「你沒聽明白嗎？」她握住我的雙手，「如果我們就是做得最好的，那說明沒有好轉的餘地了。」
如果死亡的沉重感不會減輕一分一毫，那麼至少，能不能變得更習以為常一些？
被診斷出絕症之後，我開始擁有了兩個角度的世界觀，分別用醫生和病人的身份去看待死亡。作為醫生，我知道不要去宣稱什麼「抗癌是一場戰鬥，我會贏」，也不要問「為什麼是我」。（答案是：為什麼不是我？）我很瞭解相關的醫療服務、併發症和治療方法。我很快從腫瘤專家和自己的研究中得出結論——肺癌第四期，在今天的醫療界，算是有變數的絕症，就像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的艾滋病：死亡率依然很高，但也有很多相關方面的專家紛紛湧現，出現了長期存活下去的病例。
借助醫療和科研方面所受的訓練，我得以分析各種數據。而根據數據來分析我的預後，顯然是不夠的，這種局限我也能接受。然而，這並不能幫我做好一個病人。那些訓練無法給露西和我一個確切的答案，到底要不要往前一步，生個孩子；也無法告訴我們，當我的生命正在消逝時，去培養一個新生命，到底意味著什麼。我也不得而知，在不能保證充足時間的情況下，還要不要去為我的事業抗爭，重新去實現我多年來一心一意立下的雄心壯志。和我過去的病人一樣，我也必須面對自己即將死亡這個事實，努力去弄清楚是什麼讓我這輩子值得一活。我需要艾瑪的幫助。醫生和病人的雙重身份讓我有種撕裂的感覺，我一邊鑽研醫學，一邊又轉向文學作品尋找答案。面對自己的死亡，我在掙扎，是重建舊生活，還是去尋找新生活？
不過我每週的主要時間並非在進行認知療法，而是接受物理治療。每個我經手的病人，幾乎都被送去接受過物理治療。結果現在我才震驚地發現，原來過程是這麼艱難。作為醫生，你當然瞭解生病是怎麼回事，但如果不親身經歷，你就不算真正瞭解。跟墜入愛河或者生孩子是一樣的。堆積如山的病歷表格需要填寫，還有其他煩瑣的小事，都會讓你心煩意亂。比如，輸液的時候，液體進入血管時，嘴裡真的會湧起一股鹹味。他們告訴我，人人都是這樣，但從醫十一年的我卻是頭一回切身體會。
在物理療法上，我還沒進展到舉重物的那一步，只是抬抬腿什麼的。這就已經累得我筋疲力盡了，真是丟臉。我的腦子還在，但根本找不回以前的自己了。我身體很虛弱，不堪一擊，那個經常去跑半程馬拉松的人，似乎已成為遙遠的過去。這也成為你的特性之一。難以忍受的背痛可以塑造你的特性，疲乏與噁心的感覺也可以。負責我物理治療的教練凱倫問我有什麼目標，我說了兩個：可以騎自行車，可以出去跑個步。身體虛弱了，決心就變得很重要。我每天都堅持鍛煉，力量每增加一點，我的世界就更寬廣一點，我自身的可能性也就更多一點。我開始增加鍛煉的次數、抬舉的重量和練習的時間，逼著自己一直練到想吐為止。兩個星期後，我可以連坐三十分鐘不覺得累，也能跟朋友出去吃個晚飯了。
一天下午，露西和我開車到了幽谷路——騎單車的好地方，也是我們的最愛。（出於個人的驕傲，我得說一句，一般來說，我們都是騎車去那裡的，但我這弱不禁風的身子骨，騎車怕是爬不上那些小山坡了。）我左搖右晃地騎了十公里左右。去年夏天，我可是輕輕鬆鬆就騎了將近五十公里啊，現在和那時比起來真是天壤之別。但至少我還是在兩個輪子上坐穩了。
這到底是勝利，還是落敗？
我開始期盼和艾瑪見面。在她的診室裡，能有種找回自我的感覺，至少是某一個自我。走出她的診室，我就又不知道自己是誰了。我沒有工作，過去的那一個自己，那個神經外科醫生，那個科學家，那個相對來說眼前有一片光明坦途的年輕人，彷彿迷失在了某個地方。在家裡，我虛弱疲憊，也不是露西的好丈夫。如果我的人生是由很多句子組成的，那我已經從每個句子的主語，變成了直接的賓語。十四世紀的哲學專著中，「病人（patient）」這個詞的意思就是「一個動作的對象」，這就是我現在的感覺。作為醫生的時候，我是動作的發出者，動作的原因，但作為病人，我僅僅是某個事件發生的對象。然而，一進艾瑪的診室，露西和我就能輕鬆自在地開玩笑，你一言我一語地說著醫學術語，敞開聊我們的希望與夢想，試著制訂下一步的計劃。已經兩個月了，對於我生命還剩多久的預言，艾瑪仍然語焉不詳。而且我無論說起什麼相關的數據，她都斷然制止，提醒我好好注重自己的價值。儘管我對此略有不滿，但至少在她這兒，我感覺自己是個人，活生生的人，不僅僅是一個「熱力學第二定律」（一切的熱量都是要衰落，減退……之類的）的例子。
面對死亡，很多決定都顯得迫在眉睫，沒有退路，容不得一點優柔寡斷。對於露西和我來說，所有決定中最緊迫的是：我們該不該要個孩子？就算我的住院生涯快結束時我倆的婚姻關係有點緊張，但我們彼此一直是非常相愛的。我們的關係仍然非常深厚，我們分享生命中最重要的東西，也攜手成長。如果人與人之間的關聯性是人生意義的基石，那麼生兒育女就為這個意義增添了新的維度。要孩子是我們一直渴望的事情，而現在我們仍然被這種本能驅使著，想為家中的餐桌再添一把椅子。
我們倆都渴望為人父母，同時又極力為對方著想。露西當然希望我還能多活幾年，但也很理解我預後的情況，覺得應該由我來選擇餘生是否想當爸爸。
「你最害怕，或者最傷心的是什麼？」一天晚上，我們躺在床上，她問我。
「離開你。」我告訴她。
我知道，一個孩子能給整個家帶來歡聲笑語。我根本不忍心去想，等我撒手人寰後，露西既無丈夫又無孩子陪伴的樣子。但我堅持，最終的決定必須由她來做：畢竟，她很有可能需要獨自撫養這個孩子；隨著我病情的惡化，她可能還要同時照顧我們倆。
「生了孩子，會不會影響我們在一起的時光？」她問，「你不覺得，向自己的孩子告別，會死得更痛苦？」
「如果真的是這樣，那不是很好嗎？」我說。露西和我都覺得，生活絕不是要一味地躲避痛苦。
多年前我就發現，達爾文和尼采有一個觀點是一致的：生物體最重要的特徵就是奮鬥求生。沒有奮鬥的人生，就像一幅畫裡身上沒有條紋的老虎。多年來與死亡並肩而行的經歷，讓我更深刻地懂得，最輕易的死亡有時候並非最好的結局。我們就此事進行了長談。家人也表示支持，並給予祝福。我們決定要孩子。我們要繼續活著，而不是等死。
由於我在吃藥，借助外力來懷孕看來是唯一的選擇。我們去找了帕洛阿爾托一家生殖內分泌診所的專家。她雷厲風行，非常專業，但顯然，她之前接觸的大都是不孕不育的病人，對於我這種時日無多的絕症患者，還很缺乏經驗。她給我們說了一連串相關的東西，眼睛一直盯著筆記本：
「你倆試了多久了？」
「這個嘛，我們還沒試呢。」
「哦，對。當然。」
最後她問道：「根據你的……呃……情況，我猜你們應該想快點懷孕吧？」
「是的，」露西說，「我們想馬上開始。」
「那我建議你們先嘗試一下試管嬰兒。」她說。
我說，我們想盡量減少培養和破壞的胚胎數量。專家看上去滿臉疑惑。大多數來這兒的人都是怎麼方便怎麼來。但我下定決心，一定不能在我死後讓露西面對好多胚胎，不知如何是好。那是我倆共享的基因組，也是我留存在世界上最後的遺物，封存在某個地方的冰櫃裡，要毀滅掉太痛苦，又不能把它們變成真正的人——畢竟現在的技術有限。然而，幾輪人工授精之後，很顯然我們需要借助更高深的技術：我們至少需要培養幾個試管胚胎，然後移植最健康的那個。其他胚胎只能自生自滅。就連一個新生命誕生的過程，死亡也佔有一席之地。
治療開始後六個星期，我去做了一次CT，看看特羅凱的療效。等我從CT機上下來，工作人員看著我說：「醫生，這本來是不合規矩的，但你如果想看看就去看吧，電腦在那邊。」我把指示器上的圖像上傳到電腦，把自己的名字打了進去。
長痤瘡是令人安心的好現象。我的肢體力量也有所恢復，儘管背痛依然劇烈，疲乏感還是不斷襲來。我坐在那兒，回想艾瑪說的話，不管腫瘤生長情況如何，只要是比較小規模的生長，都算是治療有效果。（當然，我父親之前預言說，一切癌細胞都會消失。「你的片子上肯定什麼也沒有，保比！」他喊著家人對我的暱稱，鄭重其事地宣佈。）我不斷對自己重複，就算是小規模的生長，也是有療效的，然後深呼吸一下，在屏幕上點開圖像。我的肺部，之前散佈著數不清的腫瘤，現在卻非常清晰，只有右肺上葉有一個一厘米左右的小瘤子。看得出來，我的脊椎也開始康復。很顯然，腫瘤大大減少了，實在令人始料未及。
我大大鬆了一口氣。
我的癌症病情穩定下來了。
第二天，我們去見艾瑪，她仍然不願意預測生命週期，但有點鬆口了：「你現在好轉了很多，我們可以改到每六個星期見一次面了。下次見的時候，我們可以談談你未來的生活了。」我感覺到，過去幾個月來的那種混亂恐慌在逐漸退卻，新的秩序開始慢慢建立。我對未來那種心急火燎的緊張感也放鬆下來了。
那個週末，有個當地斯坦福神經外科畢業生的聚會，我很期待，因為又有機會尋找一下過去的那個自己了。然而，去了現場才發現，兩相比較之下，自己現在的生活顯得更不可思議了。我周圍這些人，身上洋溢著自信與抱負的氣息，他們的生命有著無限的可能性。有的和我同屆，有的是前輩。我已經遠離他們的生活軌跡了，他們的身體還能夠支撐八個小時的殘酷手術。他們的生活如同美妙的聖誕頌歌，而我卻陷入了「倒帶」的苦惱。維多利亞興高采烈地拆著「禮物」：各種津貼補助、工作機會、發表文章。我本來也應該和她一樣的。我的那些前輩則展現著我再也不敢去想的未來：年輕有為，拿各種大獎，升職加薪，喬遷新居。
沒人問我接下來有什麼打算，這倒是讓我鬆了口氣，因為我什麼打算也沒有。我現在走路倒是不用枴杖了，但人生的前路仍然像癱瘓病人一樣，充滿不確定：我會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繼續走在人生之路上呢，能走多久？繼續做一個病人，搞科研，當老師？做生物倫理學家？像艾瑪說的那樣，再次回到神經外科？在家當奶爸？寫東西？我能夠，或者說應該，成為一個怎樣的人呢？做醫生的時候，我也略略體會到那些因為一場病改變一生的病人面對著什麼，也正是在那樣的時刻，我非常希望和他們攜手去探索。那麼，這樣的絕症，對於一個想要理解死亡的年輕人，難道不是一份很好的禮物嗎？還有什麼，是比親身體驗更好的理解方法呢？但我之前根本無從知曉，這有多麼艱難；我需要去跋涉、探尋與摸索多少艱難險阻。我一直覺得，醫生的工作就像把兩節鐵軌連接到一起，讓病人的生命旅程暢通無阻。根本沒想到，我自己的死亡之旅，是如此混亂，如此沒有方向。我回想更年輕的自己，胸懷大志，要將「人類尚未產生的道德良知鍛造進自己的靈魂」；現在，我審視自己的靈魂，才發現鍛造的工具太脆弱，鍛造的火焰太微弱，就連鍛造自己那點小小的良知都有限。
自己的死亡，是一片毫無特點可言的荒原，我迷失其中，科學研究、細胞分子與無窮無盡的生存數據曲線，都無法指引前進的方向。於是我又轉而求助於文學：索爾仁尼琴50的《癌病房》，B.S.約翰遜51的《不幸的人》，托爾斯泰的《伊凡·伊裡奇之死》，內格爾52的《心靈與宇宙》，還有伍爾夫、卡夫卡、蒙田、弗羅斯特、格雷維爾等人的作品以及癌症病人的回憶錄。無論是誰，只要寫的東西與死亡有關，我都如饑似渴地閱讀。我尋找那些能夠把死亡及其意義解釋清楚的字字句句。我要從中開闢一條路，好為自己下個定義；我要在其中探索方向，好繼續緩步向前。我「有幸」能親身體驗死亡，所以之前覺得不必再求助文學與學術著作，然而，現在我發現，要理解自己這種直接的體驗，還需要將其放回到語言文字之中。海明威也描述過類似的經歷：獲得豐富的體驗，然後退避三舍進行深思，接著將體驗付諸文字。我也需要借助這些字字句句，才能前進。
所以，在這段難熬的時光，是文學讓我重獲新生。關於未來的那種巨大的不確定感令人死氣沉沉；不管我走到哪裡，死亡的陰影都會模糊任何行動的意義。我還記得那豁然開朗的一刻，壓倒一切的不安終於消散，似乎不可逾越的惶恐之海裡終於顯現出前進之路。當時的我在疼痛中醒來，又要面對毫無意義的一天，除了吃早餐，我也不知道自己該做什麼。我無法前行，我心想，然而心中立刻有聲音附和，完成了這句來自塞繆爾·貝克特的話。這句話我早在多年以前的大學本科時期就讀到了：我仍將前行。我下了床，向前一步，一遍遍重複著完整的句子：「我無法前行。我仍將前行。」
那天早上，我做出了一個決定：我要逼迫自己，回歸手術室。為什麼？因為我做得到。因為那就是我。因為我必須學會以不同的方式活著。我會把死神看作一個威風凜凜、不時造訪的貴客，但心裡要清楚，即使我是個將死之人，我仍然還活著，直到真正死去的那一刻。
接下來的六個星期，我改了一下物理治療的重點，主要集中練習恢復手術時需要的力量：長時間的站立，對小物件的精密操縱，手掌向內翻轉放置椎弓根釘。
接著我又去做了一次CT，腫瘤略微縮小了一點。艾瑪和我一起看片子，她說：「我不知道你還能活多久，但我想說，今天我在你之前見的那個病人，吃特羅凱已經七年了，還沒出什麼問題。當然距離你的癌症穩定下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是，看你現在的樣子，說能活十年也不算瘋話。你可能活不到那麼長，但也不是天方夜譚。」
終於做了預測了，不，不是預測，是理由，是我決定重回神經外科的理由，重回過去生活的理由。我一方面為自己可能再活十年而歡欣鼓舞，一方面又希望她說：「重新做回外科醫生太瘋狂了，做點更容易的事情吧。」我很震驚地意識到，不管怎麼說，過去幾個月至少有一個方面是輕鬆明快的：不用去承受身為神經外科醫生那種重若千鈞的責任。我竟然隱隱地希望有人能給我個台階，讓我順著走下去，不再重拾這沉重的負擔。神經外科真的很辛苦，就算我不回去，也沒人會指責我。（總有人問這是不是一種使命召喚，我總是給出肯定的回答。你不能把神經外科看作一份工作，因為，如果是工作的話，那就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工作。）有幾個教授非常不贊成我回去的想法：「你難道不該花點時間陪陪家人？」（「難道不該嗎？」我也捫心自問。我做出重返工作的決定，是因為對我來說，這份工作是非常神聖的。）露西和我才去爬過山，整個硅谷盡收眼底，我們看到很多著名的地標，很多建築上的名字都標示著上一代的生物醫學和技術革新，我要是想去，隨便哪一家都可以。然而，最終，想重握外科鑽的渴望變得過於強烈，不容忽視。道德義務是有重量的，有重量的東西就有引力，所以道德責任的引力又將我拉回手術室。露西也表示全力支持。
我給課程主管打了電話，說我準備好了，要回去了。他非常激動。維多利亞也和我促膝長談，討論如何讓我重新融入團隊，迅速適應工作。我要求隨時給我配一個後備的住院醫生，以防萬一。另外，我一天只能處理一個病例。等病人出了手術室，我就不管了，也不會值班。我們需要保守前進，一步一步來。手術安排出來了，我被派去做一個顳葉切除術，這是我最喜歡的手術之一。一般來說，癲癇是海馬異常放電引起的，而海馬就在顳葉的深處。切除海馬，癲癇就治癒了。但這項手術還是很複雜的，需要手法輕柔地將海馬體從腦膜上切除。覆蓋著大腦的透明腦膜非常脆弱，就在腦幹附近。
手術前一晚，我熟讀各種手術教科書，複習解剖圖和手術步驟。我睡得很不安穩，腦子裡一直浮現著頭顱的角度，鋸子鋸開顱骨的情景，切除顳葉之後反射在骨膜上的燈光。我起了床，穿上襯衫，打好領帶。（幾個月前我把所有的刷手衣53都還了，以為這輩子都用不上了。）我來到醫院，十八個星期以來頭一次換上那身熟悉的藍色衣服。我和病人聊了聊，確定沒什麼最後的問題了，就開始手術的準備。病人插了管，主治醫生和我也消好毒，準備開始了。我拿起手術刀，劃開病人耳朵上方的皮膚，慢慢地進行每一步，努力確保毫無遺漏，不犯任何錯誤。我一邊進行電凝止血，一邊繼續切到骨頭的部位，然後鉤起皮瓣。一切都感覺很熟悉，肌肉記憶並未消退。我拿起鑽子，在顱骨上鑽了三個洞。主治醫生在旁邊噴水，給鑽子降溫。我又換了開顱器，也就是從側面切割的鑽頭，把幾個洞連了起來，鑽開一大片頭骨。「卡嗒」一聲，我把頭骨撬開，銀閃閃的硬腦膜就出現在眼前。值得高興的是，我沒有犯很多初學者常犯的錯誤，鑽子沒有傷到這片區域。我拿了一把鋒利的手術刀，割開硬腦膜，也沒有傷到大腦。接連的成功讓我放鬆下來，我略微在硬腦膜上縫了幾針，把它勒起來，免得進行主要步驟的時候礙事。大腦在輕輕地跳動，發著微光。巨大的腦靜脈縱貫顳葉頂部，這情景原始而質樸。我熟悉的大腦啊，一個溝壑縱橫的桃子，正在召喚著我。
突然，我視力的餘光有些模糊，只好放下工具，從手術台旁後退。眼前的黑暗逐漸擴大，蠶食著我的視力，一種輕飄飄的感覺佔據了全身。
「抱歉，先生，」我對主治醫生說，「我有點暈，可能需要躺下。我的助理住院醫生傑克會完成這台手術。」
傑克很快就趕來了，我離開了手術室，到休息室喝了點橙汁，躺在沙發上。二十分鐘後，感覺好些了。「神經心源性暈厥。」我低聲自言自語。自主神經系統突然引發短暫的心律不齊。說得通俗點，就是神經出了毛病。這是菜鳥才會出的問題。和我想像中重返手術室的情景可不一樣。我走到更衣室，把髒了的刷手衣扔進髒衣籃，穿上便服。離開的時候，我抓了一摞乾淨的刷手衣，告訴自己，明天會更好。
的確是這樣。所有病例感覺都很熟悉，隨著日子一天天過去，似乎越來越平穩順暢了。第三天，我給一個病人的脊椎做退變椎間盤移除手術。盯著那凸出的椎間盤，我記不起之前到底是怎麼做的了。負責監督我的同事建議用咬骨鉗一點一點地來處理。
「嗯，我知道一般的方法，」我含糊地說，「但還有別的辦法……」
我用咬骨鉗一點點弄了二十分鐘，一邊在腦子裡尋找之前學過的更為優雅從容的方法。進行到下一節脊椎時，我在電光石火間想起來了。
「剝離器！」我大聲說，「骨錘。超薄咬骨鉗。」
三十秒內，整個退變椎間盤就被移除了。
「這就是我的辦法。」我說。
接下來的幾個星期，我的力量繼續回升，操作手術的流暢性與技巧也漸漸重回巔峰。我的雙手重新熟練起來，能夠操縱和調整那些只有幾微米細的血管，又不造成任何傷害。我的手指又找回曾經的靈活。一個月後，我幾乎是全負荷地在做手術了。
不過我還是有意識地限制自己。只做手術。相關的行政文件、病人看護，以及晚上和週末的病例，都交給維多利亞和其他資深高級住院醫生。反正，那些技巧我已經爛熟於心了，只需要做一些更複雜精確的手術就算圓滿了。每一天工作結束的時候，我都感到極度疲乏，身體肌肉火辣辣的，就像要燃燒起來，它們在慢慢恢復力量。但事實上，我卻絲毫不覺得快樂。曾經在手術中獲得的那種發自內心的愉悅感不知所終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冷冰冰的專注，要去克服不斷襲來的噁心、疼痛與疲乏。每天晚上回到家，我會趕緊吞下一把止痛片，然後上床，在露西身邊躺下。她也恢復了全職工作，而且已經懷孕了，還沒滿三個月，寶寶的預產期是六月，剛好我也將在那時結束住院生涯。移植之前，我們給孩子的囊胚照了張相片。（「她的細胞膜長得像你。」我對露西說。）此時此刻的我，仍然想讓自己的生活重回原來的軌道。
診斷出癌症後的六個月，再次照片子，病情穩定。我又開始找工作了。既然癌症沒有再擴散，我也許還能活好幾年。那麼，我為之辛勤奮鬥多年的事業，經歷了病痛的阻礙之後，似乎又重回到咫尺之遙的地方。我幾乎都能聽到嘹亮的勝利號角了。
接著，我去見艾瑪，談論宏觀意義上的生命，以及我自己的生命走向。我說起亨利·亞當斯54，他曾比較過內燃機帶來的科學力量，以及聖母瑪利亞的存在帶來的力量。現在，關於我的科學問題算是暫時塵埃落定，關於我存在的問題就成了頭等大事。不過，這兩種問題都是醫生所關心的。最近我聽說斯坦福那個外科兼科研的職位，就是那個我幾乎已經被內定為「法定繼承人」的職位，在我病假期間已經找到人了。我很崩潰，也跟艾瑪傾訴了。
「嗯，」她說，「這件事情還真是挺折磨人的。你肯定已經深切體會到箇中滋味了。我很遺憾。」
「嗯，我覺得科研給我的興奮點是，能花個十幾二十年去做項目。現在那麼長的時間我是不敢想了，所以也就不那麼迫切想當科學家了。」我想安慰自己，「短短幾年，也做不成什麼。」
「說得對。只要記住，你做得很好。你又開始工作了。你就要有孩子了。你在尋找自己的價值。這可不容易。」
那天晚些時候，一個比較年輕的教授——過去也是住院醫生，我的好朋友——在走廊裡叫住我。
「嘿，」她說，「系裡開會，都在討論拿你怎麼辦。」
「拿我怎麼辦，為什麼？」
「我覺得有些教授很擔心你畢業的問題。」
住院醫生畢業有兩個條件：一是達到一系列國家級和地方級的要求，這我已經做到了；二就是系裡的批准。
「怎麼了？」我說，「不是我驕傲，我也算很好的外科醫生了，比得上——」
「我知道。我覺得他們只是想看到你完全承擔起住院總醫生的責任。那是因為他們很喜歡你。說句真心話。」
我意識到她這話的確真心：過去幾個月裡，我的表現僅僅稱得上是一個「外科技師」。我拿癌症當借口，沒有履行對病人的全部職責。話說回來，癌症也真是個好借口啊，媽的。但現在我已經漸漸早出晚歸，又開始看顧病人，每天工作十二小時之外，還加班四個小時。我再次時時刻刻以病人為中心了。頭兩天我以為自己快不行了，無時無刻不在忍著波濤洶湧的噁心、疼痛與疲乏，撐不住的時候找張沒人的病床就睡了。但是，到了第三天，儘管身體還是不行，我卻又開始享受工作了。與病人重新親密接觸，讓我又找回這份工作的意義。手術與看顧的間隙和查房之前，我會記得吃止吐藥和非類固醇的抗炎藥。的確很痛苦，但我又完全回歸了。我不再去找沒人的病床，而是在初級住院醫生的沙發上休息，指導他們看顧我的病人；一邊忍受背部痙攣，一邊給他們講課。身體上的折磨越多，完成工作的樂趣就越大。第一周結束後，我整整睡了四十個小時。
但我已經是那個威風凜凜發號施令的人了。
「嘿，老大，」我說，「我剛剛在看明天的病例。第一個病例預備從大腦兩半球之間動手術。但我覺得經過顱頂骨從皮質入刀會安全很多，也容易很多。」
「是嗎？」主治醫生說，「我看看片子啊……嗯，你說得對。你能改一下方案嗎？」
第二天：「嗨，先生，我是保羅。剛剛在重症監護室見了F先生和他的家屬，我覺得明天應該給他做個融合手術。我現在預約可以嗎？您什麼時候有空？」
手術室裡，我也重新變得雷厲風行：
「護士，呼一下S醫生好嗎？他進來之前我這兒就可以結束了。」
「我打電話了。他說你肯定不可能做完。」
主治醫生是跑著來的，上氣不接下氣。刷手消毒後，他透過顯微鏡看著手術的地方。
「我稍微切了個銳角，避開靜脈竇，」我說，「但是整個腫瘤都切除了。」
「你避開了靜脈竇？」
「是的，先生。」
「你整個一次切除的？」
「是的，先生，就在檯子上擺著呢，您可以看看。」
「看上去不錯，真的很不錯。你什麼時候變這麼快的。不好意思，我沒能早點到。」
「沒關係。」
人一旦遭遇頑疾，最需要小心的，是價值觀的不斷變化。你努力思考自己到底看重些什麼，答案也會接踵而至。感覺就像信用卡被人拿走了，我不得不學會討價還價。你可能本來已經下定決心，自己寶貴的時間要投入到神經外科的工作中，但兩個月以後，你的想法又會有所改變。再過兩個月，你可能就想去吹吹薩克斯，然後每天去教堂，全心全意去敬拜上帝。死亡也許只是一生一次的短暫事件，但與絕症共存則是個長期的過程。
我突然驚覺，自己已經經歷了悲痛的五個階段，就是老生常談的「否認→憤怒→討價還價→消沉→接受」。但我完全是反著來的。剛診斷出來的時候，我對死亡已經做足了準備。我甚至自我感覺良好，完全接受現實，有種萬事俱備的篤定感。接著我開始消沉，因為我畢竟不大可能很快就死去。這當然是個好消息，但也令人困惑迷茫，甚至很奇怪地令我萎靡不振。抗癌技術的飛速發展以及各項相關數據，說明我也許可以再活十二個月，或者一百二十個月。本來，這種大病是應該讓你完全看清自己和生命的。然而，我只是知道自己要死了——可我以前也是知道的呀。我所知的東西仍然一樣，但已經不能像從前那樣隨意約見朋友，享受正常生活了。要是我確切地知道自己到底還剩多少個月或者多少年，前路也許會清晰很多。你要是告訴我，還剩三個月，那我就全部用來陪家人；還剩一年，我可能會寫一本書；還有十年，我就回去救死扶傷。「活在當下」這種真理對我根本沒有幫助：我這當下到底該怎麼活啊？
接著，在某個時刻，我又開始討價還價，嗯，其實也不算討價還價吧。我心裡默默地說：「上帝啊，我讀了《約伯記》55，不能完全理解。但如果這是測試我信仰的方式，那你應該已經看到我的信仰很弱。可能你在熏牛肉三明治上留點那種辣芥末也能測試我的信仰呢？真的不用這麼大費周章地給我來個『核爆炸』吧，真的……」討價還價之後，怒氣就一陣陣湧上心頭：「我這小半輩子都在努力奮鬥，已經到了這份兒上了，居然得了癌症？」
現在，可能我終於來到「否認」這個階段了。也許是完全的否認。也許在缺乏任何定論的情況下，我們應該假設自己能活很久。可能這是前進的唯一辦法。
現在，查出癌症九個月了，我幾乎天天做手術到深夜，甚至到凌晨，一心一意要好好畢業。我的身體遭受了沉重打擊。每天回到家，我都累得吃不下東西。而且慢慢在加大泰勒諾、非類固醇抗炎藥和止吐劑的用量。我開始不停咳嗽，大概是肺部惡性腫瘤纖維化引起的。我告訴自己，只需要再堅持幾個月，就可以結束這種馬不停蹄的工作狀態，順利從住院醫生畢業，安心做個相比之下更平靜、更輕鬆的教授。
二月份，我飛去威斯康星參加工作面試。他們的一切條件都正合我心：數百萬美元的資金供我開設神經系統科學實驗室；領導自己的臨床醫學團隊；工作時間和內容都靈活，根據我的健康情況而定；終身教授職位；對露西也有很優厚的工作安排；高薪、美景、田園牧歌般的城市、完美的老闆。「我瞭解你的健康狀況，你和你的腫瘤醫生應該也很親密。」部門主管對我說，「如果你想繼續在那邊的治療，我們就幫你來回飛。不過我們這兒也有一流的抗癌中心，你願意的話就去看看。我還能不能再做點什麼，讓這個工作更有吸引力？」
我想了想艾瑪說過的話。我之前不相信自己能繼續外科醫生的事業，如今卻已經成功重返手術台，這個轉變是很有份量的，甚至有點宗教層面的意味。在我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時候，她還一直記掛著我的這個身份。我多年前立志成為醫生時對自己提出的挑戰，她做到了：審視靈魂，接受自己作為凡人的責任，讓我重新找回自己。我已經抵達了很多神經外科住院醫生的制高點，立志不僅要做個神經外科醫生，還要做個神經系統科學家。這是每個學生夢寐以求的目標，但能實現的卻寥寥無幾。
當晚晚飯後，主管開車送我回酒店。他在路邊停了車。「我給你看個東西。」他說。我們下了車，站在醫院門口，面前是冰封的湖水，對岸是科系辦公室星星點點的燈光。「夏天，你可以游泳或者開船去上班。冬天呢，滑雪滑冰都可以。」
真是太夢幻了。也就是那個時候，我恍然大悟：這只是夢幻而已。我們不可能搬來威斯康星。萬一我這兩年癌症嚴重複發呢？露西得孤孤單單在這裡，遠離朋友和家人，僅憑一己之力照顧病入膏肓的丈夫和新生的孩子。我近乎暴怒地抵擋著想接受這份工作的慾望，也意識到，癌症已經徹底顛覆了我對人生的規劃打算。過去幾個月來，我一直全力以赴，想讓生活恢復到癌症之前的軌跡，否認癌症對我的生活造成了任何影響。然而，現在的我，不管多麼希望感覺到勝利的喜悅，還是感到癌症如同螃蟹的大鉗子，緊緊夾住我，阻止我前進。癌症的詛咒是奇怪而緊張的存在，也是對我的極大挑戰，對於死神的步步逼近，我既不能無視，也不能任其擺佈。就算現在死神蟄伏起來，他的陰影也時刻籠罩著我。
一開始丟掉斯坦福那個教授職位的時候，我安慰自己，要管理一個實驗室，至少需要有二十年的計劃。現在，我覺得這安慰其實是不折不扣的真理。弗洛伊德一開始就是個成功的神經科學家，後來他認識到，神經科學還需要至少一個世紀的時間，才能滿足他在瞭解心靈和思想方面真正的抱負，於是丟開顯微鏡，另起爐灶。我的感覺跟他可能有點像。通過研究來創造神經外科的變革就像一個長期的賭局，因為我的病，這個賭局幾乎沒有了勝算；我所剩的籌碼不多，不想押在實驗室裡了。
我耳邊又響起艾瑪的話：你必須弄明白，自己最看重的是什麼。
如果我已經不想再問鼎神經外科與神經系統科學這兩座高峰了，那我想幹什麼呢？
當個爸爸？
做個神經外科醫生？
教書？
我也不知道。不過，就算我不知道自己要什麼，也還是有收穫，這收穫並非來自於希波克拉底、邁蒙尼德或者奧斯勒，而是我獨有的頓悟：醫者的職責，不是延緩死亡或讓病人重回過去的生活，而是在病人和家屬的生活分崩離析時，給他們庇護與看顧，直到他們可以重新站起來，面對挑戰，並想清楚今後何去何從。
現在，我那些屬於外科醫生的驕傲自負實在毫無用處。我的確是本著對病人盡職盡責的態度，全心全意地救死扶傷，但說穿了這就是暫時的責任，是轉瞬即逝的全心全意。解決了嚴重的健康危機，病人醒來了，身上的管子拔掉了，然後出院了，病人和家屬繼續生活，但事情永遠不會和以前一樣了。醫生的話能安撫人心，就像神經外科醫生的手術刀能減緩大腦的疾病。然而，這其中的不確定性與後續的發病率，還是需要繼續去克服，去纏鬥。
艾瑪沒有讓我恢復原來的個人特性，而是保護了我創造新特性的能力。終於，我明白，必須要去創造新的自我了。
大齋節56的第三個星期日，明澈通透的春日清晨，我們夫妻倆和我的父母一起去了教堂。他們倆從亞利桑那飛來過週末。我們一起坐在長長的木凳子上，媽媽和坐在旁邊的一家人攀談起來，先是對那位母親說，她小女兒的眼睛真好看，接著迅速聊起格局更大的話題。她充分展示了一個傾聽者、好閨密和聯結者的高超能力。牧師讀《聖經》的時候，我突然情不自禁地偷笑起來。這段《聖經》文字中，沮喪的耶穌說了一些隱喻，而使徒們非要去做一些字面的解釋：
耶穌回答說：「凡喝這水的，還要再渴；人若喝我所
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賜的水，要在他裡頭成為泉源，直湧到永生。」婦人說：「先生，請把這水賜給我，叫我不渴，也不用來這麼遠打水。」
……這其間，門徒對耶穌說：「拉比，請吃。」耶穌說：「我有食物吃，是你們不知道的。」門徒就彼此對問說：「莫非有人拿什麼給他吃嗎？」57
正是這樣的文字，很明顯地諷刺了對《聖經》進行拘於字面意義來理解的行為，也讓我對基督教長期的疏離之後得以回歸。大學以後，我對上帝和耶穌的概念逐漸變得貧乏（這個詞算是用得比較委婉了）。當時我一頭扎進堅不可摧的無神論。對抗基督教思想的主要武器，就是基督教義在實際運用中的失敗。啟蒙的理性當然更說得通，更能解釋身邊的種種；「奧卡姆剃刀理論」58當然也將信眾們從盲目的信仰中解放出來。沒有證據能證明上帝的存在，所以，信仰上帝並不合理。
我在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家庭長大，禱告和閱讀《聖經》是每晚的儀式。儘管如此，我和大多數從事科學工作的人一樣，相信現實的物質概念，擁有終極的科學世界觀，遇事會力求用完整的形而上方法去研究和解決，不去考慮那些陳舊的概念，什麼靈魂啊，上帝啊，穿著長袍、留著大鬍子的白人男子之類的。二十幾歲的時候，我花了很長一段時間，努力去建立這樣一種認知框架。然而，最終問題還是顯現出來：把科學作為形而上的最終裁決標準，不僅否定了上帝在這個世界的存在，還同時否定了愛、恨與意義；這種思想中的世界，本來就與我們所生活的這個世界天差地別。當然，並不是說如果你相信人生的意義，就必須也要信仰上帝。準確地說，如果你認為上帝在科學中無立足之地，那麼你就幾乎一定會認為人生的意義在科學中也無法容身。因此，生命本身也毫無意義。換句話說，那些關於存在主義的言論沒有任何份量，一切認知都是科學認知。
然而，這其中就存在一個悖論。科學的方法論是人們的雙手創造出來的，因此無法涉及一些永恆的真理。我們建立科學理論，是為了組織和掌控這個世界，將各種現象局限在可控的範圍內。科學的基礎，就是各種現象的重複出現以及人為製造的客觀性。這是很強的後盾，讓科學有能力去建立並闡釋各種關於物質和能量的主張，但也讓科學知識無法解釋人類生命中存在主義的本能特性。人類生命本身就是獨特的，主觀的，無法預測的。也許在組織和研究重複出現的經驗主義數據時，科學提供了最有用的方法，但另一方面，科學卻無法用來解釋人類生命中最為核心的方面：希望、恐懼、愛、恨、美、妒忌、榮譽、軟弱、奮鬥、痛苦和美德。
這些核心的情感與科學理論之間，總是存在一道鴻溝。沒有任何思想體系能夠完整地包含人生所有的體驗。形而上學仍然停留在提供啟示的範圍，並沒有那麼寬泛（畢竟，奧卡姆的核心觀點是這個，而不是無神論）。而只有在這樣的基礎上，無神論才是合理的。最典型的無神論者，大概是格雷厄姆·格林59的著作《權力與榮耀》裡的中尉，他的無神論，來自於「上帝不在」的天啟。唯一名副其實的無神論，必須建立在創造世界的願景之上。很多無神論者都喜歡引用諾貝爾獎得主、法國生物學家雅克·莫諾60的一句話，而這句話其實在掩飾無神論的一個富有天啟色彩的特徵：
古老的聖言已經灰飛煙滅，人類終於知道，自己是這冷酷無情的廣闊宇宙中孤獨的存在，而自己在這宇宙的誕生，也是偶然的。
而我最終回歸了基督教的核心價值：犧牲、救贖、寬恕。因為吸引力實在太大，令人歎服。《聖經》裡，正義和仁慈，在《新約》和《舊約》之間都存在一種拉鋸。《新約》說，從善沒有盡頭：善良就是人生的目標，你永遠也不可能做到盡善盡美。我相信，耶穌傳遞的主要信息，是無論何時，仁慈都重於正義。
不僅如此，也許原罪傳遞的主要信息也不是「應該時時刻刻抱有愧疚之心」。也許這樣解釋反而更為恰切：「我們心中都有一個善的概念，但不是時時刻刻都做得到。」大概這才是《新約》想要傳遞的信息。就算你心中對「善」的認識和《聖經·利未記》中一樣嚴苛全面，你也不可能像那樣生活。真的不可能，瘋子才會那樣。
當然，關於上帝，我無法提出任何明確的觀點，但人類生命的基本現實，本來就是極度反對盲目決定論的。另外，包括我在內的任何人，都不認為天啟論在認知領域擁有任何權威。我們都是講求理性的人，天啟論不足以解釋所有疑惑。就算上帝真的與我們對話，我們也會認為那是幻覺。
那麼，我會想，有追求的形而上學者，應該做什麼呢？
放棄嗎？
幾乎就要放棄了。
朝著終極真理掙扎向前，但發現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或者說，有可能找到正確答案，但證實這個答案，是絕對不可能的。
毫無疑問，我們每個人最終能看到的，都只不過是生命的局部。醫生看到一個方面，病人看到另一個方面，工程師、經濟學家、潛水採集珍珠的人、酗酒的人、有線電視修理工、牧羊人、印度乞丐、牧師……看到的都不盡相同。沒有什麼人能完全包攬人類所有的認知。認知產生於我們所創造的，我們彼此之間的關係，以及我們與世界的關係之中，永遠不可能完整全面。而終極真理凌駕於一切之上，在其存在之處，播種者與收割者可以一同欣喜狂歡，正如禮拜天的《聖經》布道的最後。因為，終極真理之中，有句話說得清楚明白：「那人撒種，這人收割。」61我派你去收穫你並未付出努力的東西；辛苦勞作都是別人的，你分享了他們的勞動果實。
我跳下CT台。這已經是重返外科的第七個月了。這將是我的最後一次CT，這之後我將完成住院生涯，成為一個父親，我的葬禮也終有一天會成為現實。
「想看看嗎，醫生？」掃瞄人員問我。
「現在不看，」我說，「今天我還有很多工作。」
已經下午六點了，我必須去查房、探視病人，做明天的手術室安排，看看各種掃瞄片子，向別人口述我的臨床筆記，查查病人術後的情況……很多事等著做。晚上八點左右，我在神經外科的辦公室坐下，旁邊就是放射照片觀測台。我打開來，看著第二天要做手術的病人的掃瞄片，是兩個比較簡單的脊椎病例。最終，我輸入了自己的名字。片子出現在屏幕上，我不斷縮放著，彷彿孩子在隨意翻看畫冊，把新的片子和上次照的對比。一切看起來都沒有變化，原來的那些腫瘤還是一個樣。啊，等等。
我滑動滾輪，再看了一下今天的片子。
一個新的腫瘤出現了，有點大，填滿了我的右肺中葉。看上去竟有點像一輪幾乎照亮了整個地平線的滿月。再回去看原來照的片子，我能辨認出這個腫瘤非常微弱的跡象，原來只是幽靈一般的預兆，現在則完全變成了現實。
我既不憤怒，也不恐懼。本來就是如此。這是大千世界中的一個事實，就像太陽與地球的距離。我開車回家，告訴了露西。那是星期四的晚上，我們和艾瑪的見面要等到下週一。露西和我坐在客廳，各自打開筆記本電腦，列出了接下來要做的事情：活檢、體檢、化療。這次的治療肯定更艱難、更痛苦，而活得久一些的可能性更為渺茫。我又想起艾略特寫過的詩句：「可是在我背後的冷風中，我聽見/白骨在碰撞，得意的笑聲從耳邊傳到耳邊。」62也許未來幾個星期，幾個月，甚至永遠，我都無法再重返神經外科了。但我們覺得，這一切都可以等到週一再來考慮。今天是星期四，我已經做好了明天手術室的安排；我決定，要去當最後一天的住院醫生。
第二天早上五點二十分，我在醫院門口下了車，深深吸了口氣，聞著桉樹的氣味。好像還有什麼氣味……是松樹嗎？以前都沒注意到呢。我把住院醫生們集合到一起，準備上午的各項工作。我們先回顧了前一晚發生的事情，入院的病人，新的掃瞄片子，然後去查房，之後還開了「M&M」會，也就是定期召開的關於發病率與死亡率的會議，神經外科醫生們會聚集到一起，檢討一段時間內犯的錯誤和做得不好的病例。開完會，我又跟病人R先生多待了幾分鐘。他得了一種罕見病，叫格斯特曼綜合征63。我切除他腦內的腫瘤後，R先生開始顯露出一系列行為缺陷：讀寫能力缺失，說不出每根手指的具體名字，不會算數，分不清左右。這種事我之前只碰到過一次，還是八年前做醫學生，剛剛進入神經外科實習時跟過的一個病例。和那個病人一樣，R先生也是精神愉快，情緒高昂，我懷疑這會不會也是症狀之一，只是從來沒人當作症狀描述出來而已。不過R先生正在好轉：他的語言能力幾乎已經恢復正常，算數能力也只是有一點點偏差。他完全康復的可能性很大。
上午很快過去了。我刷手消毒，準備做最後一次手術。突然間，我感覺到這個時刻意義重大。這真的是我最後一次刷手了？也許真的走到頭了。我看著肥皂水順著手臂流下來，然後流回水槽裡。我走進手術室，穿好手術衣，給病人蓋上無菌布，專門扯了扯四個角，確保沒有褶皺。我希望這台手術完美無缺。我割開他背部下方的皮膚。這個男人已經上了年紀，脊椎退化，壓迫神經根，造成嚴重的疼痛。我撥開脂肪，筋膜出現，感覺到凸起的椎骨。我割開筋膜，又順利地割開肌肉，直到眼前的傷口中只剩下閃著亮光的寬闊椎骨，乾淨純粹，不沾一絲血跡。主治醫生進來了，我正在切除椎骨後面的椎板，那裡有增生，再加上下面的韌帶，一起壓迫著神經。
「看著挺好，」主治醫生說，「如果你想去今天的會，我找同事進來接手做完。」我的背痛又開始了。我之前怎麼不再吃點消炎藥呢？不過，這台手術應該很快了，我快做完了。
「不用，」我說，「我想把這台手術做完。」
主治醫生也刷手消毒進來了，我們一起切除了增生。他開始撥弄韌帶，下面是硬膜，裡面有脊髓液和神經根。這一步最容易犯的錯誤，就是在硬膜上弄個洞。我負責處理另一側。突然，我眼角的餘光瞥見，他的手術用具旁邊有一抹藍色——硬膜開始破裂了。
「小心！」我說。此時他手上的器具已經夾到硬膜了。清澈的脊髓液開始填滿傷口。一年多了，我還是第一次遇到漏液的情況。修補這個漏洞又需要一個小時。
「把刀頭拿出來，」我說，「漏液了。」
等我們修補完這個漏洞，把壓迫神經的軟組織切除之後，我的雙肩火辣辣地痛。主治醫生脫掉手術衣，向我道歉又道謝，離開了，留下我收尾。一層層組織整齊地合到一起。我又開始用尼龍線一針一針縫合皮膚。大多數外科醫生都會選擇縫合器，但我一直覺得尼龍線的感染率比較低。這個病人，這「最後一役」，要按我的想法來做。皮膚完美地縫合，沒有拉扯褶皺，彷彿這台手術從未發生過。
很好，這樣很好。
我們掀開病人身上的無菌布，一個以前沒合作過的手術助理護士問我：「這週末你值班嗎，醫生？」
「不。」也許永遠都不值班了。
「今天還有手術嗎？」
「沒有了。」也許永遠都沒有了。
「啊，那好。那就是大團圓結局了！工作做完啦。我喜歡大團圓的結局，你也是吧，醫生？」
「是啊，是啊，我也喜歡大團圓。」
我坐在電腦旁邊輸入一些術後指令，護士們進行著清理工作，麻醉師開始喚醒病人。我一直半開玩笑地威脅說，如果是我主刀的手術，就不許聽那種人人都喜歡的「打雞血」的流行音樂，只能聽巴薩諾瓦舞曲。我播放了巴薩諾瓦風格的經典專輯《不老的傳說》64，薩克斯柔和而又鏗鏘的演奏響徹整個手術室。
過了一會兒，我出了手術室，收拾好七年來用的所有東西——一些為通宵工作準備的備用衣服、牙刷、幾條肥皂、手機充電器、零食、我的頭骨模型和一系列神經外科的書，諸如此類。
我轉念一想，又把書留下了。它們在這兒，應該更能發揮作用吧。
走向停車場的路上，一個同事走過來想問我什麼事，但他的呼機響了。他看了一眼，揮揮手，轉身往醫院裡面跑。「晚點再找你！」他回頭朝我喊了一聲。我坐在車裡，熱淚盈眶，轉動鑰匙，慢慢開到路上。回到家，我走進家門，掛好我的白大褂，摘下我的名牌，接著取出呼機的電池，脫下手術衣，痛痛快快地洗了個澡。
再晚點的時候，我給維多利亞打電話，告訴她週一我沒法去上班了，可能永遠都不能去了，所以就做不了手術室的安排了。
「嗯，我一直做噩夢，夢見這一天來了。」她說，「真不知道你是怎麼堅持這麼久的。」
星期一，露西和我一起去見了艾瑪。她肯定了我們列出的計劃：支氣管鏡活檢，針對性地尋找突變，實在不行只有化療。但我去見她的真正原因，是希望得到一些引領和指導。我告訴她，已經在神經外科那邊請假了。
「好，」她說，「沒事。嗯，要是你想集中精力做更重要的事情，那就別回神經外科了。但別單純因為你病了就不幹了。和一個星期前相比，你的病情並沒有加重。這一路上的確有些顛簸，但你還是可以維持現有生活軌道的。對你來說，神經外科的工作很重要。」
我再一次走上了從醫生到病人的軌道，從行動者變成被動者，從主語變成了直接賓語。生病之前，我的生活可以說是心想事成，按照既定的軌道一帆風順地前進著。大多數現代文學作品中，人物的命運都是由自身和旁人的人為行動決定的。《李爾王》65中的葛羅斯特伯爵埋怨過，說人類的命運之於神明，正如「蒼蠅之於頑童」。然而那部作品主要的戲劇衝突，還是來源於李爾王的虛榮與專制。從啟蒙運動開始，佔據舞台中心位置的，就是個人。但現在，我所在的世界已然不同，這是個更古老的世界，人類的行動在超人類的力量面前顯得蒼白無力。這個世界比起莎士比亞的作品更具有希臘悲劇的色彩。不管付出多少努力，俄狄浦斯66和他的父母都逃脫不了命運的股掌；他們只能通過神諭與預言，通過那些既定的占卜，才能接觸到掌控他們命運的力量。我來找艾瑪，不是想要治療方案。我讀的資料已經夠多了，未來會採取什麼樣的醫學手段我已經瞭然於心。我想要的，是眼前這個「神諭家」充滿智慧的安慰。
「這不是結束。」她說。這種說辭她恐怕已經用過成千上萬遍了。想想我自己，難道就沒有跟病人說過類似的話嗎？反正面對那些想尋找不可能的答案的人，她肯定都這麼說。「甚至都不能說是結束的開始。這僅僅是開始的結束。」
我居然感覺好些了。
活檢後一個星期，護理師艾麗克西斯打電話給我通報情況。沒有可以採取針對性治療的突變，這樣化療就成了唯一的選擇。已經安排好週一開始。我問具體用什麼化療藥物，她說這個問題必須跟艾瑪談。艾瑪正和孩子一起在太浩湖玩，不過週末會抽空給我個電話。
第二天是星期六，艾瑪的電話來了。我問她對化療用藥有什麼想法。
「嗯，」她說，「你有什麼具體想法嗎？」
「我覺得主要問題是要不要加阿瓦斯丁吧，」我說，「我知道最近有研究說這個藥沒有好處，副作用還比較嚴重，有的抗癌中心逐漸棄用了。我覺得那只是一個研究而已，之前那麼多數據都證明是有用的，我比較傾向於還是要用。如果我反應不好，再棄用也不遲。你覺得這樣行嗎？」
「嗯，沒什麼問題。後期加的話還要過保險公司那一關，比較難。所以前期就使用比較好。」
「謝謝你打電話來。我就不耽誤你享受湖邊的美景了。」
「好的，但我還要再多說一句，」她略有遲疑，「很高興咱們可以一起制訂你的醫療計劃，因為你是個醫生，你什麼都懂，而且這也是你自己的命。但是，如果你什麼時候想讓我單獨來做你的醫生了，我也是很樂意的。」
我還從來沒想過，可以不負責自己的醫療計劃。我還理所當然地以為所有的病人都是久病成醫。我還記得醫學生時期的我，剛剛開始進入醫學實踐，對什麼都懵懂無知，經常會讓病人解釋他們自己的病症和治療手段，問他們為什麼出現藍色腳趾的症狀，這個粉色的藥片是幹什麼的。但正式成為醫生之後，我從未要求病人自己做決定，我對他們有責任。我意識到，自己現在也在做同樣的事，心中那個作為醫生的自我在對那個作為病人的自我負責。也許我真的被哪個希臘的天神詛咒了，但放棄對自己病情的控制彷彿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就算可能，那也太不負責任了。
化療開始的週一，露西、我母親和我一起去了輸液中心。我安好一個靜脈注射的針頭，找了把舒服的椅子坐好，開始漫長的等待。化療的混合藥物需要四個半小時才能全部輸完。整個過程中，我要麼打盹，要麼讀書，有時候又百無聊賴地看著身邊的露西和媽媽，偶爾聊兩句，打破沉默。病房裡的其他病人健康和精神狀況各不相同：有的頭髮已經禿了，有的髮型還很不錯，有的形容憔悴，有的活潑爽朗，有的不修邊幅，有的衣冠楚楚。不過所有人都靜靜地躺著，任憑注射管裡那些毒副作用劇烈的藥物慢慢輸入伸展的手臂。我每三周來接受一次治療。
第二天我就有反應了。非常強烈的疲乏感，深入骨髓，全身無力。本來特別能喚起愉悅感的進食，對我來說就像喝海水一樣折磨。突然間，所有我喜歡的東西都變鹹了。露西給我做了貝果麵包加奶油奶酪做早餐，吃起來就像鹽鹼地裡那種經常被動物舔舐的鹽塊。我只吃了兩口就放到一邊。看書也讓我筋疲力盡。本來答應了要為兩本重要的神經外科教科書寫個幾章，闡述我和V的研究是否有臨床治療的潛力，現在也被擱置了。一整天，我都只能靠看電視和強制進食來打發時光。幾周以後，逐漸形成了一種模式：不舒服的感覺會慢慢減輕，等恢復常態的時候，恰好又到下次治療的時間了。
就這麼循環往復著。我因為一些輕微的併發症在醫院進進出出，也就排除了任何重返工作崗位的可能。神經外科認為我無論從國家標準還是地方標準來說，都已經符合畢業的條件。畢業典禮安排在一個週六，露西預產期的前兩周左右。
那一天來了。我站在臥室裡，為畢業典禮穿衣打扮，這畢竟是七年住院生涯的高潮。但突然之間，強烈的噁心感氣勢洶洶地襲來。感覺不像化療引起的通常的噁心。那種噁心一般像潮水一樣湧來，也像潮水一樣迅速退卻。我開始不斷嘔吐出綠色的膽汁，那種粉筆一樣的味道和胃酸大不相同。這是內臟深處湧上來的。
說到底，我還是去不成畢業典禮了。
我需要馬上靜脈注射，防止脫水。於是露西開車帶我去了急救中心，開始復水過程。嘔吐變成了腹瀉。急救處的住院醫生布蘭德和我友好地交流了一會兒，我詳細敘述了自己的醫療史，歷數了所有的用藥。最後我們討論了分子療法取得的進步，特別是我在用的特羅凱這種藥。眼前的醫療計劃很簡單：一直用靜脈注射的方式保持我不脫水，直到我狀態恢復，可以正常用嘴喝水。那天晚上，我住進了醫院病房。但護士在看我的用藥單時，我注意到上面沒有特羅凱。我請她打電話給住院醫生，改正這個疏忽。這種事也是常有的。畢竟我同時在吃十幾種藥呢。隨時隨地滴水不漏是很難的。
午夜過去很久，布蘭德出現了。
「聽說你對自己用的藥有疑問？」他問道。
「是啊，」我說，「沒有開特羅凱。你補開一下，不介意吧？」
「我決定不讓你再服特羅凱了。」
「為什麼啊？」
「你的肝酶太高，不能再吃了。」
我有點摸不著頭腦。我的肝酶已經高了好幾個月了。如果這是個問題，之前為什麼沒討論過呢？不管怎麼說，這肯定是搞錯了。
「艾瑪，就是我的腫瘤醫生，你的上司，也看過這些指標了。她想讓我繼續吃。」
如果例行公事，住院醫生做出治療決策都是不用主治醫生從旁指導的。不過現在我向他轉述了艾瑪的意見，他肯定會讓步吧。
「但這個可能就是你胃腸道問題的原因。」
我更摸不著頭腦了。一般來說，轉述了主治醫生的命令，就不會再討論下去了。「我已經吃了一年了，沒有任何問題，」我說，「你覺得現在的問題是特羅凱突然引起的，不是化療？」
「有可能。」
我的困惑升級成了憤怒。這孩子，才從醫學院畢業兩年，和我的助理住院醫生一般年紀，居然跟我叫板？嗯，如果他是對的，那就另當別論，但他現在說的這些毫無道理啊。「呃，今天下午我是不是提過，不吃那個藥的話，我的骨轉移癌就會很活躍，引起劇痛？我不是想小題大做，以前練拳擊的時候我也骨折過，但現在痛得比那時候厲害多了。從一到十打分的話，現在是十分痛。我很有可能很快就會痛得忍不住尖叫起來。」
「嗯，考慮到這個藥的半衰期，估計還要等個一天左右才會出現這種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