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蠶絲——錢學森傳》這本書講述的是錢學森的故事。他已經近50年未履美國一步，在美國，只有極少數已經垂垂老矣的科學家還記得他。然而，他對於中國航天技術的發展卻居功甚偉，在中國，報紙上將他尊稱為「火箭之父」，而在科幻小說作家阿瑟·克拉克（Arthur C. Clarke）的小說《2010：奧德賽 Ⅱ》（2010: OdysseyⅡ）中，他的名字也用來為一艘中國飛船命名。
錢學森的一生是冷戰的一個絕佳反諷。他是中國第一代核導彈與衛星的締造者，在第一次海灣戰爭中，伊拉克用以與美軍抗衡的「春蠶」（silkworm）反艦導彈便是在他的主持下研製成功的。但他卻在美國接受教育並成長，留美經歷長達15年。直到朝鮮戰爭爆發，因中國的介入而使美國掀起反共浪潮，被「指控」為共產黨員的錢學森才被強制遣返回中國。
錢學森何許人也？出生於1911年的他是教育部一名小官員的獨生子。1935年，作為庚子賠款獎學金獲得者，錢學森首次來到美國。他在加州理工學院的傑出空氣動力學家西奧多·馮·卡門（Theodore von Karman）門下受教，幫助創建了噴氣推進實驗室。在「二戰」期間和之後的一段時間中，儘管身為中國公民，錢學森卻獲准參與美國的機密政府項目。錢學森在流體力學、結構屈伸和工程控制論等方面的工作為美國先人一步進入太空時代而作出卓越貢獻。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然而，美國此時正在進入冷戰的歇斯底里狀態。許多科學家均身陷其中。
錢學森便是其中之一。1950年夏天，就在錢學森重返加州理工學院、就任羅伯特·高達德（Robert Goddard）噴氣推進講座教授一年後，他被「指控」為共產黨員——對此他堅決否認。然而，這一「指控」引發了一系列連鎖反應，最終導致錢學森被收監關押了兩個星期。從監獄中釋放出來後，美國移民局召開了旨在將錢學森遣返中國的聽證會——儘管根本沒有充分證據表明錢學森真的是一名共產黨員。
儘管錢學森和他多年來的同事都力證他的「清白」，但他還是被認定為有罪。在接下來的5年中，錢學森的家一直處在聯邦調查局的嚴密監視下。這是一個機密冷卻期。最後，1955年9月17日，錢學森回到中國。
在錢學森遭美國驅逐回國後，中國的空間研究開始高速發展。威廉·萊恩（William Ryan）和蘇墨林（Sam Summerlin）合著的《中國的蘑菇雲》（The China Cloud）一書中這樣寫道：「從一開始起，1956年就是一個極度活躍之年。」斯坦福大學教授約翰·劉易斯（John Lewis）和薛理泰則寫道：「中國的戰略導彈項目……從1956年初開始初具雛形。」西德尼·德雷爾（Sidney Drell）在為二人撰寫的《造導彈的中國》（China Builds the Bomb）一書所作的序言中指出：「一個工業和科學資源都極其有限的貧窮國家，居然能取得如此輝煌的技術和軍事成就，而且是在『大躍進』所帶來的激烈政治動盪之中，簡直令人驚歎。」導彈專家P. S. 克拉克（P. S. Clark）則表示：「錢學森是最重要的歸國學者……他結合了蘇聯和美國儘管有些過時的知識體系，中國人因此便有能力開展自己的太空項目了。」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電子工程學教授葛守仁指出：「錢學森革新了中國的導彈科學，也因之革新了軍事科學。他是這個國家的首席科學家和工程師。」曾擔任錢學森助手、現任中國科技協會副會長的莊逢甘說道：「錢學森從無到有地開創了中國的火箭事業。」他指出，如果沒有錢學森，中國在技術上至少要落後20年。「中國的太空產業不會有今日的成就。他是最頂尖的科學家，最權威的人物。」
錢學森的故事猶如史詩，包含了本世紀最驚心動魄的技術革命和政治衝突。這其中，有清王朝的土崩瓦解，日本對上海的瘋狂轟炸，在南加州乾枯河谷中進行的美國秘密導彈試驗，誕生於德國集中營工廠裡的V-2火箭，曾關押了錢學森的小島，以及他列席的那些中蘇最高級別會議。
這也是一個關於美國政府如何在可恥的麥卡錫主義盛行的時代犯下最愚蠢錯誤的故事。對共產黨人的搜捕和迫害摧毀了美國許多最優秀的科學家的事業。
這還是一個講述錢學森科學成就和領導才能的故事。在他的幫助下，美國和中國先後進入了太空時代。就在他的有生之年，錢學森將一個「黃包車之國」變成了擁有火箭的軍事強國。即使在數十年的內部政治鬥爭中，中國依然奇跡般地造出了原子彈，擁有了太空項目。
最後，這亦是一個羞澀、內向、天資卓越的科學家的個人傳奇，他畢生都渴望在和平環境中工作，但卻不斷捲入全球政治的漩渦中。
撰寫這本書並非出自我的想法，而是源自哈潑·柯林斯出版社（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資深編輯蘇珊·拉賓娜（Susan Rabiner）的主意。1990年，在西雅圖舉行的一次科學史會議上，拉賓娜從加州理工大學檔案管理員和歷史系兼職教授朱迪思·古德斯坦（Judith Goodstein）和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科學史教授勞倫斯·巴達斯（Lawrence Badash）那裡第一次聽到了錢學森的故事。這個故事的諷刺意味使得蘇珊開始積極尋找撰寫錢學森傳記的作者。1991年，拉賓娜將這個項目介紹給了只有22歲、仍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攻讀研究生寫作課程的我。儘管我對錢學森的生平一無所知，我卻和蘇珊一樣為他的故事所深深吸引。我決定接手這本書的寫作。
難度從一開始就顯而易見。首先，錢學森是航空工程學領域的專家，而我對此一竅不通。作為一位全才，錢學森撰寫的論文跨越多個領域，我訪問的專家中沒有一個熟知他的全部工作，即使是錢學森最有成就的學生也一樣。其次，關於錢學森生平的許多材料都是中文，儘管我能說流利的漢語，但中文閱讀能力卻相當初級。再次，錢學森畢生與政治和軍事機密打交道，由於牽涉國家安全問題，無論是在中國還是美國，獲取相關文件都很困難。最後，錢學森自己不接受採訪，儘管一次面談就可能永遠地澄清圍繞著他生平的眾多陰影。回到中國後，錢學森從未接受過美國記者或學者的採訪，並拒絕了無數中國傳記作家為他作傳的請求。他只允許自己的秘書在他去世後為他撰寫傳記。20世紀50年代，錢學森曾對一名加州理工學院學生說道：「一個人不到臨終最好不要寫書，免得活著後悔。」
我想強調的是，這本書當然有它的局限性。其中之一便是，許多技術細節都被省略了。自圓其說的解釋是，在美國，錢學森並不是因為他的科學成就而被大家銘記的。相反，人們記住的是他被遣返，並成為中國科學帶頭人的事實。毫無疑問，錢學森是一個出類拔萃的學者，但他的同事們反覆向我強調，他並不能躋身於牛頓或愛因斯坦這樣的大科學家之列，甚至也無法匹敵他在加州理工學院的導師西奧多·馮·卡門。在美國，錢學森或許解決了一些空氣動力學領域的理論問題，但他並未令他所在的領域發生革命性的變化，也未能開創出一個自己的領域。如果錢學森在1955年去世，此後沒有回到中國，他的生平不可能成為一本一流傳記的素材。
許多人都認為，儘管作為一名理論學家的錢學森天資聰穎，但他最值得人們銘記的是在中國發揮的領導作用，而不是在美國的科學成就。「在科學的預見性上，他不像馮·卡門、愛因斯坦和特勒等科學巨人一樣，富有遠見卓識，」錢學森的朋友、曾任普林斯頓大學航空系教授的馬丁·薩默菲爾德（Martin Summerfield）指出，「他和他們不是一類人。他可以幫助那些人完成計算工作，成為他們的左膀右臂，但卻無法成為大師。我認為，錢學森的長處在於複製。複製大師們所創造的東西。」錢學森在麻省理工學院的同事蓋福德·斯蒂弗（Guyford Stever）也持同一觀點：「錢學森對美國的貢獻很大，但並不是無與倫比的。他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貢獻才是驚人的。」曾受教於錢學森門下的霍爾特·阿什利（Holt Ashley）猜測：「如果不是錢學森回到中國，並致力於向美國展開『復仇』行動，中國可能不會擁有相對於美國的某種技術優勢。回過頭來看，這真是非常不幸的事。」
此外，這本書也並無野心揭示麥卡錫時代發生於錢學森與美國政府之間的全部活動。我依據《信息自由法案》向聯邦調查局提出的許多信息披露請求仍在處理過程中，一旦這些請求得到答覆，或許會對錢學森在麥卡錫主義盛行期間的經歷有更多瞭解。法律規定，聯邦調查局必須對依《信息自由法案》而提出的請求在10天之內給予答覆，但由於請求堆積如山，通常的回復時間至少要等上兩年，有時甚至長達10年。
幸運的是，有很多其他消息來源願意講述錢學森的生平故事。關於錢學森留美那20年中發生的事，資料並不匱乏：在美國政府和大學的檔案、公開出版物和學術雜誌中，可以找到大量文獻記錄。聯邦調查局關於錢學森的文件一部分保存在美國海關文件中，大量陸軍情報部門的文件可以在美國國家檔案館找到。錢學森在美國時的同事和學生大多均尚在人世，且健康狀況良好，他們都很願意提供關於錢學森個性、科學成就和與美國政府之間關係的口頭歷史記錄。錢學森回國後，也有大量關於他的新聞報道，英文部分都可以在計算機數據庫中找到，此外，我的研究助理、中國科學院科學史學者姚蜀平也系統性地幫我挖掘並翻譯了大量材料。
最大的問題是獲取錢學森在幫助中國建設導彈和太空項目的那幾年中的個人情況。他從事了哪些科學工作？他在政治上付出了多大的代價？關於錢學森生命中各階段的記錄幾乎是一片空白。事實上，整個20世紀60年代，幾乎沒有任何關於錢學森在中國活動的新聞報道。
我很幸運地找到了少數願意與我交談的中國火箭科學家。總體上，這些人都是20世紀50年代的留蘇工程學研究生，在錢學森歸國時剛剛走上工作崗位。比錢學森年輕一代的這批人仍思維敏捷，當我與他們交談時，他們依然清楚地記得中國太空項目的發展歷程。他們說，我是唯一一個到中國來就此進行深入採訪的美國人。我和他們先後在華盛頓、上海和北京見面。談及中國太空項目的缺點和優勢，他們身處其中的共產黨政權，以及錢學森其人，他們都非常坦誠，對此我深表感激。不幸的是，由於某些敏感問題，在寫作時我只能隱去許多人的姓名。
與我最初的預想相反，我在中國訪問過的絕大多數人渴望談論錢學森。他們對這一寫作項目的熱情和誠摯幫助令我驚訝。他們邀請我到家中，與他們共進晚餐，與我一道分享那些老照片、信件和回憶錄。沒有一個人拒絕我使用錄音機。我採訪的人中包括錢學森的親戚、朋友、老同學、同事、學生和手下的工作人員。此外，還有一些間接認識錢學森但卻提供了非常好的線索和素材的人：一位最近剛剛拍完一部關於中國導彈項目的紀錄片的製片人，幾位新聞記者，歌劇演員，歷史學家，以及圖書編輯。為了完成這些採訪，我的足跡遍及三個城市，從杭州山上的高塔，到舉行於上海的太空展，從北京一條小巷子裡的小學，到只有少數政府官員才有資格參加的晚宴。
與錢學森之子錢永剛的對話是最重要的採訪之一。1991年，我有幸在加州弗裡蒙特採訪到了錢永剛，當時他正在一家台灣電腦公司中任職。錢永剛與他父親40多歲時幾乎一模一樣：個子不高，長圓臉，圓眼睛，皮膚光潔無瑕，帶著溫和的微笑，烏黑的頭髮留著偏分的髮式。他把車開到附近的一個公園，我們就在車中交談，因為他不想讓室友知道他是錢學森的兒子。
錢永剛乘船離開美國時只有7歲。直到30多年後，他才再度踏上這片土地。「文化大革命」中斷了他的學業，錢永剛不得不參軍入伍，在工廠裡待了10年，教工人們如何操作機器。「文革」結束後，錢永剛重返大學，並於1983年畢業於位於湖南長沙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科學技術大學，獲得學士學位。3年後，錢永剛被加州理工學院計算機系錄取，並於1988年拿到碩士學位。
在這次難得的採訪中，錢永剛告訴我的第一件事便是，他的父親仍對美國政府在20世紀50年代對他的所作所為心懷怨恨。「這就像有人在你家裡做客，你卻把他踢出去一樣，」錢永剛說，「如果我父親在這個國家犯過罪，那倒也無話可說。但我父親卻將他生命中近20年的時間奉獻給美國，為這個國家的技術進步作出了那麼多的貢獻，得到的唯一回報卻是被趕出這個國家。」
錢永剛說，這便是錢學森為什麼拒絕重回美國的原因——即便是在1979年，被加州理工學院頒授了「傑出校友獎」，也沒有使他改變主意。錢永剛指出，錢學森在加州理工學院最好的朋友、航空學教授弗蘭克·馬布爾（Frank Marble）曾邀請錢學森前往帕薩迪納參加頒獎典禮。當時的加州理工學院校長李·杜布裡奇（Lee DuBridge）甚至與美國總統卡特的科學顧問弗蘭克·普雷斯（Frank Press）協商解除錢學森驅逐令的事宜。然而，錢學森卻並沒有回去。
在錢學森的中國同事中，那些年輕一點兒的人很多都完全不瞭解錢學森與美國移民局的這段痛苦往事，因此，他們對錢學森拒絕重返美國大惑不解。錢永剛回憶說，有人勸告錢學森抓住這個去美國的機會，讓過去的事情一筆勾銷。
但錢永剛對我說，世界上只有一件事可以讓他的父親重返美國：來自美國政府的道歉。這是一種姿態，為美國政府在20世紀50年代把錢學森當成犯人一樣關押起來的所作所為而贖罪，彌補錢學森在被遣返回中國前的那5年中所經受的折辱。錢永剛指出，這甚至不需要是來自總統一級的道歉：「只要政府中有人站出來說，美國在40年前的所作所為是錯誤的，那就足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