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風乍起的9月，錢學森來到波士頓，首先便要尋找一個落腳之處。他在富人聚居的小鎮紐頓租下了霍巴特路5號一棟帶有殖民時期風格的紅磚小樓裡的一間公寓。這個街區十分安靜，街道兩旁種著楓樹、橡樹和銀杏樹，一片金黃深紅的秋色。然而，在錢學森的眼中，絢爛的秋日風景卻顯得暗淡無光。剛到東海岸，他就開始懷念加利福尼亞。在一個天堂般的宜居之地居住了10年之後，他不得不再一次讓自己適應四季分明的氣候。
「昨天下了一整夜雨，」1946年10月1日，錢學森在一封信中抱怨道，「今天一下子就涼下來了。我想在帕薩迪納，天氣一定還很暖和吧。」讓人感覺冷冰冰的還不只是波士頓的氣候。錢學森還寫道：「我還沒打破和房東太太之間的堅冰呢。」
錢學森住的地方離麻省理工學院只有半小時的車程。當他從紐頓開車前往校園時，鄉村住宅和修建得整整齊齊的草坪逐漸為佈雷頓的大片公寓大樓所取代，接下來，他將看到波士頓大學線條簡潔明快的現代主義教學樓群。在上下班途中，錢學森會開車經過後灣區的連棟別墅，在他的學生時代，因為經常光顧附近的歌劇院，這裡的風景他早已司空見慣。最後，他的車越過橫跨於查爾斯河上的哈佛大橋。幾分鐘之內，他就能到達熟悉的古根海姆大樓——麻省理工學院的33號樓。
作為一名新近就職的教授，錢學森現在在古根海姆大樓的三層有了一間自己的辦公室。辦公室裡面有三張寫字檯，一張會議桌，幾張繪圖桌，還有許多書架。從辦公室的窗戶望出去，可以見到位於樓下的風洞和最東邊新建的斯隆汽車引擎實驗室和蒸汽渦輪實驗室。再往遠處看，便是化學工程大樓的辦公室和實驗室，黃色的外牆磚和大塊玻璃幕牆十分顯眼。在他的右邊，一個停車場和麻省理工學院的主樓擋住了視線，而在左邊，則是水利實驗室和高壓發電機。
目之所及，到處都是戰爭期間倉促完工的四四方方的混凝土現代建築。瓦薩爾街兩邊的新建築包括一個迴旋磁力加速器、一個核研究機構和一個發電廠。再往東邊去，是一些三層的木頭房子，那裡是新建成的輻射實驗室。以往的運動場被改造成體育中心，一棟帶有游泳池、小花園和網球場的玻璃幕牆黃色磚樓。還有許多為退役老兵建造的居屋。一位建築歷史學家這樣寫道：「蜂擁而來的研究合同催生了對房屋的空前需求，建築者無暇作出長遠規劃和考慮技術細節，一切都是急就章。在主校園，建築物像雨後春筍一樣層出不窮。」
戰爭期間，麻省理工學院看起來更像一個軍事基地而非大學。註冊入學的人數與20世紀30年代相比急劇下降，大講堂和課堂全都空空蕩蕩。仍舊留在學校的學生們必須接受軍訓。新生和大二學生需要每日操練，然後穿著卡其布制服出現在課堂上。而海軍V-12項目的學生則穿著一身水手服。與此同時，一群新的科學家來到校園中。大約有2000名陸軍和海軍軍官來到麻省理工學院學習超高頻電波技術。大學與軍方簽訂了400多個國防合同，巔峰時期，校園中的人數將近萬人。
戰爭的結束讓學生們重新又填滿了麻省理工學院的走廊和教室。與以前不同，這些人中有許多都是年近而立之年的退伍軍人，他們老成持重，在戰爭中經歷過生與死的考驗，急於展開一段新的職業生涯並成家立業。1946年，麻省理工學院的在校人數達到歷史最高水平，擁有超過2000名本科生和800餘名研究生。此外，來自政府的研究經費大量湧入，使得教授們不僅能夠招收研究生和研究助理，還可以招募許多工程師來這裡進行博士後研究。
戰後麻省理工學院的急速擴張又以航空工程系表現得最為顯著。錢學森在這裡就讀時的許多講師或教授仍未離開，其中包括傑羅姆·亨塞克、夏茨威爾·奧伯、約瑟夫·比克內爾、查爾斯·斯塔克·德雷珀（Charles Stark Draper）、奧托·卡爾·科彭（Otto Carl Koppen）、約瑟夫·紐厄爾（Joseph Newell）、約翰·馬卡姆（John Markham）、曼弗雷德·勞捨爾（Manfred Rauscher）和愛德華·泰勒（Edward Tylor）。但也有一些新加入的成員，如研究空氣動力學的錢學森、羅德尼·史密斯（Rodney Smith）、霍頓·蓋福德·斯蒂弗，研究結構學的沃爾特·蓋爾（Walter Gale）和雷蒙德·比斯普林霍夫（Raymond Bispling-hoff），研究航空工程設計的勒內·米勒（Rene Miller）和弗蘭克·本特利（Frank Bentley），研究引擎的奧古斯塔斯·羅戈夫斯基（Augustus Rogowski）和顧培木（Pei-Moo Ku），儀表與控制領域的沃爾特·麥凱（Walter Mckay）、羅傑·西曼斯（Roger Seamans）、詹姆斯·福布斯（James Forbes）、威廉·威姆斯（William Weems）和羅伯特·米勒（Robert Mueller）。在戰前，這個系每年的招生人數大約為150人，但到了1946～1947學年度，這個數字一下子躍升到了425人。航空是20世紀40年代的熱門專業，正如1960年的航空航天一樣。此外，錢學森的到來也使許多學生對航空工程系趨之若鶩。事實上，錢學森此時已經大名遠揚。「當我們知道錢學森要來的時候，大家都相當興奮，因為他可是一顆正在上升的學術明星。他被視為麻省理工學院的重要新生代生力軍，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大人物。」麻省理工學院校友鮑勃·薩默斯回憶道。
1946年10月，因為要參與兩項機密的海軍計劃，錢學森向有關方面提交了保密許可證申請。這兩項計劃其一為「流星計劃」，是海軍軍械部以合同形式委託麻省理工學院，為其建造一枚配備固體燃料火箭引擎的導彈。另一個項目則屬於海軍武器部，要在麻省理工學院建造一座超音速風洞。錢學森填寫了無數表格，回答諸如父母是什麼人、以前曾住在哪裡、參加過哪些專業社團組織等問題，以便情報部門對其背景加以審查。錢學森還申請了最高級別的保密許可證，從而令其可以接觸空軍的各項計劃以及原子彈研製的曼哈頓計劃。
錢學森在曼哈頓計劃中到底進行了哪些研究工作，現在仍不為人所知。但很明顯，在此期間，錢學森對核物理非常感興趣，甚至設想了一個原子能可以得到和平利用，從而造福人類的未來社會。1946年，《航空科學雜誌》發表了錢學森的一篇說明性論文《原子能》。在這篇論文中，錢學森用通俗易懂的語言詳細解答了愛因斯坦的質能理論、原子結構、核裂變和結合能曲線等科學術語的定義。「這篇論文在美國和平利用核能的發展過程中並沒有起到實質性的影響，但是我認為，文章中勾勒出的核能發展過程與實際上發生的基本相同，」錢學森在加州理工學院時的熟人馮元楨說道，「它的預見性是非常了不起的。」此外，錢學森還準備了一系列關於核能推進火箭的講稿，在麻省理工學院和馬里蘭州的約翰霍普金斯實驗室，他都曾就此作過演講。這些演講如此動人心弦，以至於數十年後人們還記得其中的內容。在這些演講中，錢學森討論了與建造核能推進火箭相關的各種問題。他表示：「建造核能推進火箭的困難之處在於，燃燒室中產生的極度高溫會令燃燒室在一瞬間變形解體。」他還提出了這些問題的可能解決方案。
種種跡象表明，錢學森在麻省理工學院的上升勢頭將會與他在加州理工學院時一樣迅猛驚人。他剛到麻省理工學院沒幾個月，航空工程系就考慮立即提升他為終身教授，而不是等上幾年再說。當航空工程系主任傑羅姆·亨塞克1947年2月要求馮·卡門為錢學森轉為終身教授寫一封推薦信時，馮·卡門寫道：
在應用數學和數學物理解決空氣動力學和結構彈性方面的問題時，錢學森博士是這一領域當之無愧的佼佼者……我相信，他完全有資格擔任終身教授。我相信，他是一個好老師，而且擁有天才的組織能力。無論對待科學還是所在的研究機構，他都能盡忠職守，全心奉獻。這使他成為一個可以交付重任的人，我確信你也會同意這一點。
1947年春季學期，錢學森在麻省理工學院開設了他的第一門課。這是一門面向30多名航空系研究生的關於可壓縮流體的基礎課程，討論的話題包括可壓縮流體在二維和三維空間中的流動，以及黏性流動問題。此外，這門課還對錢學森個人的一些工作及這一領域其他前輩大師——普朗特、格勞特（Glauert）、雷利（Rayleigh）和詹森（Janson）——所做的工作進行回顧與解釋。
當錢學森第一次大步流星地走進教室的時候，他的學生們都非常吃驚。這個小個子中國人看上去並不比他們年紀更大。吉姆·奧尼爾（Jim O』Neill）回憶道：「他顯得非常年輕，因為身材瘦小，看起來比他當時的實際年齡還要年輕得多。」身高168厘米，體重125磅的錢學森也比他的許多學生都要矮得多。在學生們的記憶中，錢學森總是西裝革履，繫著領帶，顯得十分正式。身形瘦削、聲音尖細、講話慢條斯理的他甚至會給人一種弱不禁風的感覺。不過，不止一位學生回憶道，能夠跟著馮·卡門的得意門生、大名鼎鼎的錢教授上課，當時絕對是一件令人興奮的事情。
然而，這種興奮的感覺很快便讓位給恐懼。儘管學生們來到麻省理工學院時，已經作好了面對激烈競爭的準備（寫有「理工地獄」字樣的小旗子在校園內很容易就能買到），但他們可沒作好當錢學森學生的準備。這個小個子中國教授疾風驟雨式的授課風格讓他的課堂變得恐怖無比，許多學生直到半個世紀後仍對其記憶猶新。他們都記得錢學森出過的那些難得要死的考試題，給他們打的那些慘不忍睹的分數，以及讓人兩腿發軟的毫不留情面的評語。
「他以自我主義和不合群而著稱。」詹姆斯·馬爾斯蒂勒（James Marstiller）寫道。而在丹尼爾·弗蘭克（Daniel Frank）的回憶中，「在輕鬆的社交場合，他總是一副很不得勁的樣子，而對大多數學生來說，他都既冷漠又傲慢。」羅布·奇爾頓（Rob Chilton）表示:「他獨來獨往，看上去缺乏人情味。」弗雷德裡克·史密斯（Frederik Smith）則寫道：「他是一個既冷漠又無情的人。」倫納德·沙利文（Leonard Sullivan）甚至說：「他是一個非常冷漠的人，在我遇見過的教授中，他是最冷漠、最疏遠、最沒人情味兒、最乏味的一個。他思想頑固、一意孤行，讓他講授的課程無趣又無味。他就像一個謎，我對他瞭解甚少，也沒興趣去關心。」克勞德·布倫納（Claude Brenner）形容他：「作為一名教師，錢學森簡直就是一個暴君。」學生們「總體上都不喜歡他，甚至畏懼他」，詹姆斯·范·米特（James van Meter）回憶道。羅伯特·沃森（Robert Wattson）則補充說:「我知道至少有一個人品不錯的傢伙因為與錢學森的不快經歷而流著眼淚離開校園。」
每堂課前，錢學森都會把自己關在辦公室裡，在黑板上狂寫板書。從門前經過的人甚至可以聽見粉筆吱吱作響，幾個小時都不停下來。然後，錢學森便會胸有成竹地大步走向教室，面對等在那裡的學生。
在《星期六評論》（Saturday Review）雜誌上，可以找到出自錢學森教過的一名學生埃德加·基茨（Edgar Keats）之手的一段對錢學森教學風格最精彩的描述文字。「既沒教科書，也沒講義，更沒有實驗室。我們所擁有的只是錢博士和掛在教室四壁的大黑板。錢博士大量地、充分地、迅速地使用著這些黑板，而我們盡可能跟上他的速度在後面狂抄。黑板上一個字都沒有，全都是數學符號。」
上課鈴聲響過兩分鐘後，他會悄無聲息地準時走進教室，走近教室前方左端的黑板，嘴裡念叨著：「讓我們開始……」隨即用清晰堅定的筆跡寫下一個等式。然後，他會瞄一眼自己的教案，在等式下面再寫下一行等式，一行又一行，直到黑板寫滿。當然，他寫些什麼，我們完全看不見，因為都擋在他身後。當他走向下一塊黑板時，我們趕快抄寫露出來的部分，就這樣直至繞教室一周。在第二輪板書時，錢學森會把黑板逐一擦乾淨。
偶爾，他也會給我們一些提示，讓我們知道接下來要做些什麼。他會說「積分」或是「微分」，我就趕快把這些提示寫在公式旁邊。但我永遠都無法肯定他所指的到底是剛剛寫下來的那個等式，還是他馬上要寫的一條。
大約這樣寫了20分鐘，他會退後一步，看一眼黑板，然後說：「這中間有著非常重要的關係。」但是他卻從來沒告訴過我們為什麼。在我們跟上他的思路之前，他便又開始在黑板上寫起來，直到下課鈴聲響起才停止。此後，他便一言不發，走出教室，讓我們把黑板上的公式抄完。
我們沒有家庭作業，只有那些從課堂上抄下來的有待解密的公式。這並不容易，而錢博士一點兒忙都不幫。他無法忍受笨蛋。我的一個室友在第三堂課開始時打斷了他，說：「錢博士，我沒搞明白你是怎麼推導出壓力和體積之間的關係的。」
錢學森問：「你好好上課了嗎？」
「當然。」
「那你就應該明白。」他回答說，轉過身去繼續在黑板上書寫。
錢學森偶爾缺課。但他卻從不解釋。「週三不上課。」他說，然後就這樣了。沒人替他代課。有人猜測，錢學森可能不願把講課筆記交給別人。另一些人則認為，沒有其他教授敢於取代錢學森。有傳言說，當錢學森不來上課時，他其實是在高層會議上提交機密技術論文，但他從來都沒有提到過這些論文或會議。
期末將近時，我們知道，考試將會來臨。錢學森絕口不談與之相關的一切問題。「如果你們真的理解了，那就不會有麻煩。」這是他給我們的建議。
結果證明他說的沒錯。滿分100，我的分數是12分。班級裡的最高分是22分，那個學生絕頂聰明，後來成為一名麻省理工學院教授。錢學森最終算我及格，但我永遠不敢運用從那門課上學來的任何東西。
或許在中國文化裡這些都是合情合理的吧。
有時候，錢學森也會試圖不帶講義授課。他會趕著在忘記前盡可能多地將內容寫在黑板上，而這往往演變成一堂馬拉松式的大課。根據一位學生霍爾特·阿什利的回憶，在兩個小時的授課過程中，休息時間一到，錢學森就會「狂奔到位於三層的辦公室中，關上門，研讀第二個小時的授課內容筆記，隨後再衝回來，接著再講一個小時！這太可怕了。我從來沒見過其他老師這樣做過，我們都很怕他」。
儘管在教學上極為專注投入，但如果錢學森可以放鬆一些，收效也許會更好。他的集中轟炸式的教學風格和求全責備的天性嚇壞了學生。就像一根繃緊了的彈簧，他的情緒彷彿隨時蓄勢待發。錢學森的學生鮑勃·薩默斯回憶道：「當你看著他的時候，他的表情很緊張。事實上，他根本不願意與人對視，除非是在課堂上被人提問。在這種情況下，當你一看到他那具有穿透力的目光，便會頓時雙腿發軟。天哪，他真的有本事讓你癱倒在地。」當一些學生在下學期拒絕再選錢學森的課時，他似乎把這當成了個人攻擊。「第二學期開始後不久，我在航空大樓的樓梯上遇見了錢博士，」當時麻省理工學院少有的幾個女研究生之一羅伯特·波斯特爾（Robert Postle）回憶道，「我們的對話可以用兩句話概括。他說我是個不合格的學生，不選他的課將最終一事無成。而我回答說，我很享受我的新課程。」
在考試中，錢學森對學生實在過於苛刻。他們抱怨說，錢學森出的題太難了，甚至可以難倒一名頂尖的火箭科學家或數學博士。「你要足夠聰明才能看得出他在題目裡繞的彎子，」一位學生回憶道，「否則，你就根本解不開。」據說在錢學森擔任麻省理工學院終身教授期間，14名航空工程系的博士研究生中，只有一人通過了他主持的學位答辯。一名錢學森的學生舉例說明了他出的考試題到底有多難。吉姆·馬爾斯蒂勒指出，在他選修錢學森的課的那個學期，只有一名博士研究生在期末考試中拿到了73分的及格分數。「大家公認的天才」、後來成為麻省理工學院和斯坦福大學教授的霍爾特·阿什利拿到了第二名，58分。他後來以全世界最優秀的結構動力學家之一而著稱。另一個未來的麻省理工學院教授泰德·皮安（Ted Pian）不是得了30多分就是40多分。全班的平均分數只有20多分，而較差的學生只得了14分。
讓這門課程令人望而生畏的另一個原因是錢學森的英文發音。他總是把「mathematics」（數學）讀成「masamatics」，偶爾還會突然拔高聲調，學生們很費力才能理解他的授課內容。學生們認為錢學森的口音很奇怪，彷彿是德國腔和中國話的混合。一位學生寫道，「我經常懷疑，他是從馮·卡門那裡學來的口語。馮·卡門的一句口頭禪就是：『額要汗呢薛西街語（我要和你說世界語）：那就是爛英文。』」
無計可施的學生只好在下課後把黑板上的所有內容都照抄下來，然後在晚上舉行小組討論會，試圖理解這些符號的意義。更糟糕的是，當時並沒有壓縮流體方面的教科書可供參考，只有一些過了時的德國著作。結果正如埃德溫·克魯格（Edwin Krug）所描述的:「最後我手裡只有一本寫滿我根本不懂的各種符號的筆記。」
然而，錢學森所準備的教案卻為未來研究壓縮流體的學生留下了永久的參考資料。幫他準備這些授課筆記的人是萊斯利·馬克（Leslie Mack），一個瘦瘦高高、有點兒駝背的麻省理工學院博士研究生。儘管錢學森是他的論文導師，馬克卻從一開始就對錢學森心懷懼意，以至於完全沒有請教過錢學森的意見便獨立完成了自己的碩士論文。
在馬克的記憶中，錢學森是個將全副身心投入到工作中的教授。他希望學生也能和他一樣地投入與專注。而當這些學生表現出未能如此時，錢學森會勃然大怒。有一次，錢學森讓馬克進行一些關於渦輪鼓風機的計算。「我連寫帶算，過了好一陣，然後午餐時間到了，」馬克回憶道，「於是我就去吃午飯。當我回來的時候，錢學森暴跳如雷。他說：『你算哪門子的科學家，居然在計算進行到一半的時候去吃飯！』」
「他是一個極其勤奮的人。」馬克回憶道。他舉例說，有一次，當錢學森受邀為普林斯頓大學H. W. 埃蒙斯（H. W. Emmons）教授主編的一本教科書《空氣動力學基礎》（Fundamentals of Gas Oynamics）撰寫部分章節時：「每個星期他都用自己在家中的休息時間做這件事，然後每星期交出一章謄寫得整整齊齊的文稿。以這種速度撰寫關於一門新學科的技術資料，實在有些驚人。這本書本來計劃於1950年出版，但實際的付梓時間卻是1958年。這對於由多名作者合著的教材來說非常常見。只有像錢學森這樣的人才能按時完成書稿。」
在學校裡，錢學森是個神秘人物。課堂以外，同事和學生們就只能偶爾在古根海姆大樓中見到他匆匆而過的身影。只有一位教授——勒內·米勒——到過他的家裡。當學生們在錢學森的辦公室外問他問題時，他通常只是回上一句「這沒什麼問題」便關上了門。有時候他拒絕見任何人。據拉裡·馬諾尼（Larry Manoni）回憶：「錢學森會坐在辦公室中，緊鎖大門，當有人敲門時，他便大喊一聲：『走開！』在我和他事先預約好討論我的論文進展的時候，這種情形在我身上發生過好幾次。」
曾經是錢學森的一名學生，現任共和能源集團總裁的克勞德·布倫納寫道：「不可避免地，學生們找到了表達不滿情緒的一些小伎倆。」
因為我們西方人在讀錢學森的名字時有些困難，有人就將他稱做「Choo Choo Train」（啾啾小火車）。這沒有詆毀他的意思，只不過是讓他更人性化一點兒，讓這個令人敬而遠之、不可侵犯的教授變得可親一些。在某種程度上，這也是對他講課速度的一種調侃。不管怎麼樣，他還是值得大家尊敬的。我們知道我們應該學會他努力教給我們的那些東西，雖然他實在是個糟糕的老師。
在麻省理工學院有一個傳統，研究生院的學生每個月可以邀請一位教授與他們共進晚餐，討論他所在領域的職業前景。學生們為教授單獨預定一個包間，受邀而來的教授坐在席首。飯後喝咖啡時，學生們會輪流向教授發問。航空系的研究生們此前已經邀請過了傑羅姆·亨塞克、約瑟夫·比克內爾和其他教授。然後，他們想到了錢學森。
「我們敢邀請錢學森嗎？他會來嗎？」布倫納和他的朋友們猜測著。「我們最終還是戰戰兢兢地向他發出了邀請——錢學森真的來了。出乎大家意料，錢學森與我們共進晚餐時非常健談，也相當和藹可親。甚至可以說他是平易近人的。當談及職業規劃的時候，他開誠佈公，給了我們很多幫助。一點兒都不像我們此前擔心的那樣大兜圈子或是冷嘲熱諷。」在這之後，布倫納和其他學生發現，錢學森「其實是個相當有人情味的人」。
在眾多的批評之中，也夾雜著一些正面評價，它們來自那些能夠認識到錢學森授課內容重要性的學生。現任麻省理工學院航空系教授的賈德森·巴倫也曾師從錢學森，他說，錢學森將應用數學方法用於解決問題，這顯然基於德國的學術理念，而又源於錢學森多年在馮·卡門門下工作的經歷。其他校友也指出，除了在加州理工學院，當時還沒有一所大學可以像麻省理工學院一樣開出如此深入和理論嚴謹的壓縮流體課程，而這都拜錢學森所賜。利奧·塞尼克（Leo Celniker）回憶道：「上錢學森的課對我職業生涯頭10年的價值不可估量。」
1947年5月，《麻省理工評論》（MIT Technology Review）上登出了錢學森被升為正教授的消息。在全美範圍內，大多數教授都要從事20年以上的教學、咨詢和管理工作才能獲得這樣一個永久教職。而此時的錢學森卻僅有35歲。「錢學森如此年輕便能拿到終身教職，這是非同尋常的。」有人就此評價說。錢學森是麻省理工學院歷史上最年輕的終身教授之一。
然而，與此同時，錢學森也在考慮離開。1947年，就在錢學森接受麻省理工學院教授職位的一年之後，他得到了一個回國任教的機會。關於這個職位的確切資料不詳，但看上去，似乎國民黨政府有意任命錢學森擔任他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學的校長。雄心勃勃的錢學森決定認真考慮這個邀請。他計劃當年夏天回中國看看。這是他去國10年後的第一次歸國。
這是一步錢學森必須仔細考慮周全的棋。這很可能意味著他將犧牲在美國奮鬥得來的一切。然而，想到可以管理一所大學，對他來說也充滿誘惑力。錢學森將可以影響到幾代中國最優秀的工程專業學生，正如他的導師陳石英當年對他所做的一樣。他可以在中國培育新思潮，甚至可能帶來航空工業的一場革命。
鑒於日本已經戰敗投降，戰爭已經結束，中國必將進入一個加緊建設的時代。國家將會急需頂尖的工程師和科學家，以及像錢學森這樣在美國接受教育、在航空領域擁有很深造詣的華人教授。在中國，錢學森的成就很可能不僅限於一名大學校長。他可能將成為一個傳奇。
對於錢學森來說，還有另一個因素促使他考慮這一職位：他與麻省理工學院其他教授之間的分歧正在變得越來越大，對於航空系本身，他也越來越不滿。很不幸，錢學森並不像他的同事那樣受到學生的歡迎。這種衝突在麻省理工學院的研討會上不斷體現。
麻省理工學院舉辦這種研討會的目的本來是促進學生、教授和訪問學者之間友好的意見交流。但錢學森卻總是坐在房間最後，翻看著雜誌。每當發言者犯錯誤時，錢學森便會從房間一端大聲指出錯誤。「錢學森把加州理工學院對發言者極其挑剔嚴苛的研討會風氣帶到了麻省理工學院，」錢學森的助手萊斯利·馬克回憶道，「這樣做並不是為了羞辱發言者，但錢學森的標準太高了。他毫無顧忌地表達自己的看法，很不幸，不管他是否有意為之，有時他的言辭就是太尖刻了。」
錢學森對於那些他認為理論上不夠嚴謹的人態度尤其尖銳。這些人很多都是航空工程系的資深員工，其中一些人僅有學士學位，甚至有人根本沒受過大學教育。在他們那一代，航空工程師主要是探險家和飛行員，而不是數學家。因為在那個時代，這一領域還是一門新興學科，根本沒有相關的大學課程存在。「像夏茨維爾·奧伯和奧托·科彭這樣的老一輩，根本對科學沒什麼概念。」馬克回憶道，「他們認為馮·卡門那一套學術理念與造飛機毫無關係。不僅存在智力上的鴻溝，而且還有個性問題。我懷疑錢學森在麻省理工學院根本就不開心。」錢學森對使用數學分析方法預測物理現象的執著觀念，使得他成為一個「異類」。麻省理工學院校友吉姆·奧尼爾指出：「錢學森不是一個工程師，他是一個科學家。」
儘管馬克和奧尼爾都無法給出肯定答案，但錢學森對航空系裡那些不擅理論的同事表現得之所以格外粗魯無禮，很可能源自他還是一名航空系學生時的記憶。在那個時候，即便掌握全世界所有的數學技巧，他依然必須滿足「造出實用的東西」這個要求。
但是，離開麻省理工學院是一回事，回中國可就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儘管錢學森計劃親自考察一番中國的現狀，他仍在考慮永久留在美國的可能性。1947年，錢學森申請了永久居住身份。為了獲得簽證，錢學森必須先離開美國，然後以新的身份再次入境。1947年春天，錢學森飛往蒙特利爾，然後又於4月2日經由紐約州的羅斯邊防檢查站再度進入美國。這之後，他飛往加州，與帕薩迪納的朋友們相處了幾個星期，隨即於7月啟程返回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