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中說，有頭戴儒生帽子的人求見劉邦，他會把人家的帽子摘下來，往裡邊撒尿。不過那說的是起兵初期，等到他立定取天下的志向，想往「漢高祖」的目標進軍的時候，人家可是把有才的儒生當神一樣供著的。
同樣，張作霖也經歷過這樣的心理變化，最早他不但曾輕視王永江這樣的「大儒」，還經常把一句話掛在嘴邊：「法律是人造的，怎能約束我呢？」一副渾不吝、我行我素的模樣。後來他就知道這樣不行了，也明白「儒」是個好東西，他用劉邦式的口吻對手下親信們說：「我這個位置（指督奉）是得自馬上，然而馬上得之，卻不可以馬上治之。如果地方上有賢俊之士願替我效勞的，我們應當不辭卑辭厚幣以招之。」
正是瞭解張作霖態度的變化，所以袁金鎧才會再一次在幕主面前引薦自己的老友：「岷源（王永江）乃天下奇才，將軍幕下諸君無出其右者。將軍應直釋小嫌，以就大業。」
張作霖本來也有要起用王永江的念頭，只是因為原先輕慢和威脅過對方，怕王永江記恨在心，不肯投於麾下，當下就笑著說：「我哪是不願意用岷源，主要是岷源不屑來屈就罷了。」他知道袁金鎧與王永江的關係，因此又試探著追問道：「人家肯到咱們這裡來嗎？」
袁金鎧等的就是這句話，趕忙回答：「只要咱們對他優禮相待，言聽計從，他也能來。」
張作霖一聽大喜。這時王永江正充任遼康稅捐局局長，張作霖先讓袁金鎧寫封信給他解釋原委，繼而又將王永江調到奉天任稅捐局局長。
為了充分做到「優禮相待」，王永江一到奉天，張作霖就派人上門邀請他到府中做客。雖然有袁金鎧預先做了鋪墊，但王永江對張作霖如此高規格的接待仍有措手不及之感，也不免疑心張作霖會在門口做點文章，為難為難他什麼的，於是就對來人說：「張公門前戈戟森列，我這樣的小官到了門口，萬一門衛不讓我進去，那該怎麼辦？」
使者回稟張作霖。張作霖就像是那個已發現龐統是大才的劉備，早就迫不及待地要見到對方了，他立刻讓使者轉告王永江：「不要擔心，我已經預先跟門衛講過，你不會受到任何阻攔。」
既然張作霖誠心誠意，王永江便放下顧慮，收拾整齊後前來將軍署拜會。當他走到門口時，果然有人主動上前迎接，剛剛進入中門，等候多時的張作霖急步走下台階，對王永江說：「公來何遲？」
張作霖一邊說，一邊親切地握著王永江的手，就像是多年不見的好朋友一樣。隨後，他又把王永江拉進內室，密談了一天。雖然外人並不知道他們談話的所有內容，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兩人已盡釋前嫌，王永江正式加入了張作霖的核心智囊團。
當時由於張作霖所屬軍隊很大一部分出自綠林，所以經常有不法軍人胡作非為，欺行霸市。城內雖有警察，但根本不敢管或管不了，比如段芝貴督奉時期，湯玉麟的士兵公然搶劫，警察出動抓住劫犯，而湯玉麟竟然會親自帶人把劫犯又給搶回去。長此以往，導致奉天的治安狀況十分混亂。
取得奉天省的軍政大權後，張作霖即宣佈軍人不能干政，軍隊應嚴守軍紀，不准擾民害民，如果有誰敢故意違反，就以軍法懲治。問題是再嚴的制度，最終都得靠人來執行。原省警察廳廳長宋文郁雖與張作霖是親戚，又支持張作霖多年，但他與軍隊的高級軍官大多認識，在維持省城秩序和糾察軍隊風紀方面，難免礙於情面，不能嚴格執行命令，湯玉麟士兵搶劫案即典型例子。
王永江初到奉天，張作霖就明確說明，請他到奉天不是專辦稅務，而是辦理一切政治。鑒於王永江在警政方面既有理論又有實績，張作霖很快做出決定，用王永江替換宋文郁，主抓全省警務。
王永江甫一上任，就將他在遼陽試行警政的經驗推廣於全省，開始在省城各處設立警務分駐所。警務分駐所相當於現代的派出所，原先軍人橫行街市已成習慣，自從有了「派出所」，他們的行動便處處受到限制和干涉。這些出身綠林的軍人對此十分反感，他們罵警察為「巡警狗」，將「派出所」稱之為「西瓜棚」，軍警衝突事件因此一再發生。與此同時，以馮麟閣為首，一些軍官也紛紛要求張作霖取消「派出所」，有人因此勸張作霖說：「你犯不上為王某得罪很多的人，請把王某調開吧。」
張作霖在跟馮麟閣爭「奉天王」時可以百般忍讓，但在這件事上卻不肯讓步，尤其是看到經過一段時間的治理，省城治安情況已得到極大改善後，他反而對王永江更加信任。反對者們見狀，也就只好把反感情緒都咽到肚子裡，暫時敢怒不敢言了。
在張作霖的支持下，王永江一面對不法軍人採取嚴厲懲處措施，一面對奉天省各縣警務長的職權重新做了規定，並且要求認真執行，不得敷衍了事。
王永江不徇私情的強硬態度最終讓張作霖的那些老部下們坐不住了。在他們看來，軍警是一家，警務處長、警務廳長都應該由軍人擔任，況且天下原本也是軍人用槍桿子換來的，王永江憑什麼功勞可以高高在上地來管轄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