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東北攫取權益有兩種途徑：一種是繼續開口要；另一種是在原有的權益上進行擴展，例如利用南滿鐵路控制東北交通和軍事，同時進行資源掠奪以及侵蝕當地經濟。張楊對後者保持著相當的警惕性，張作霖在一次講話中，曾對工商界人士說：「買賣人不要輕看自己，英國一個東印度公司，就把印度滅亡了。今天的南滿鐵路公司，就和東印度公司一樣，它是滅亡我們的大本營。」
眾所周知，南滿路是日本人死都不肯放鬆的。在這方面為張作霖想出對策的人，便是常蔭槐。常蔭槐負責主管東北的鐵路事業，任職期間他大力興建東北鐵路，這些鐵路全部都與南滿路平行，從而對南滿路形成了一個包圍圈。滿鐵的營業收入因此大受影響，在生意清淡的情況下，不得不以降低運費的辦法與東北自建鐵路進行競爭。
完整的鐵路網必須配有良港，除建路外，常蔭槐還積極籌劃在葫蘆島築建商港，以與日本人控制的大連港進行對峙。大連港位於遼東半島的南端，距離東北和內蒙腹地較遠，而葫蘆島連接兩大鐵路幹線，幾乎東北各地的貨物都可以此為集散地，交通上要比大連港便利得多。一旦葫蘆島海港建成，大連港就可能像南滿鐵路一樣逐漸失去作用，最終淪落為一個死港。
日本對此當然極為不滿，甚至有人大肆咆哮。日本外務省檔案顯示，在東北路權交涉中，日方幾次想對張作霖施加壓力，可是結果都不了了之，當時最大的顧慮是「唯恐楊宇霆等反對派將乘機製造糾紛」，從而使他們已取得的權益「化為泡影」。
打不得，罵不得，逼不得，也嚇不得，無可奈何之下，日本只能選擇走所謂「穩健」道路。滿鐵總裁內田康哉本人就是穩健派的一個代表人物，他主張日本在東北「不可急進，必須條件成熟，不然就會無濟於事」。
在關外與日俄爭鋒的同時，自恃已有充分實力的張作霖也開始不斷介入關內紛爭。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直系原先的首領馮國璋去世，曹錕、吳佩孚繼起，在這兩人的領導下，直系與以段祺瑞為首的皖係爭斗激烈。眾所周知，段祺瑞視其首席幕僚徐樹錚為自己的靈魂，須臾不可或缺，而徐樹錚也對段祺瑞感恩知己，忠心耿耿，兩人可謂是情同父子。因此直系的攻擊策略是先把矛頭集中指向徐樹錚，要求段祺瑞「親君子遠小人」，罷免乃至處死徐樹錚。段祺瑞當然不肯做這種自毀長城的事，兩派矛盾變得越來越尖銳。
在北洋內部各派中，直皖旗鼓相當，此外就數奉系實力最為強勁，直皖雙方也都很重視拉攏奉系。1920年春，段祺瑞派嫡系第九師所部參加協約國組織的「西伯利亞干涉行動」，不久第九師師長魏宗翰奉命代表陸軍部前去海參崴一帶慰問參戰部隊，臨行前，段祺瑞特地交代，讓他在經過奉天時試探張作霖的態度。
魏宗翰途經奉天，張作霖招待得慇勤備至，並且一再對他說：「擁護段總理的武力統一政策，絕不偏袒曹仲珊（曹錕字仲珊）方面。至必要時，願以中立的資格出頭調解。」慰問結束，經過雙城子時，駐防雙城子的吳俊升到站為魏宗翰一行送行，並贈送了兩袋高粱米，車抵錦州，張作霖的大公子、已任旅長的張學良不僅同樣率官兵到站向他們列隊致敬，而且還親自上車對魏宗翰說：「我父親要我來向魏老伯請安。」看到吳俊升、張學良對自己如此尊敬，魏宗翰更相信張作霖的話了。
有了來自奉系的這一系列表示，段祺瑞與直系相爭時底氣多了不少。由於直皖兩派誰都不願意退讓，一場你死我活的戰爭逐漸變得不可避免。總統徐世昌原本抱著借直系壓段祺瑞的目的，但真的弄到刀槍相對的地步，也就等於把他推上了火山口。為此，他急電關外的張作霖來京調停時局。
1920年6月19日，應徐世昌之請，張作霖坐專車來到北京，一時間，這位聲名赫赫的「關外王」備受各方矚目。對張作霖來京調解，段祺瑞起初抱有極大期望，因為他認為張作霖有言在先，是向著自己的，退而求其次，即便是站在中立立場上調停，最低限度也應該不會偏袒直系。皖系的其他人大多有著類似想法，徐樹錚大老遠專門跑到廊坊車站，上車為張作霖引路。段祺瑞的另一個幕僚曾毓雋則將北京的奉天會館粉飾一新，準備用作大帥行館。
直到張作霖前往皖系基地團河拜訪段祺瑞時，皖系才驀然意識到他們的所有美好設想都不過是一廂情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