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學說的名稱叫作「聯省自治」，主張這一學說的人認為，要達成國家統一不一定要通過武力，也可以效仿美國的聯邦制，先由各省自治，再由各省選出代表，組成聯省議會。
一開始，張作霖對何謂「聯省自治」還不是弄得太懂。問楊宇霆，楊宇霆就用張作霖能夠理解的方式解釋道：「聯省自治就是各省獨立，名義上歸中央管，但讓不讓他們管，他們管不管得了，還是各省的頭頭說了算。」
張作霖一聽十分高興，當即說：「這回我也來個聯省自治，讓直系沒有話說，而且東三省穩穩地握在我們手裡。他媽拉個巴子，這聯省自治好！」
1922年5月19日，奉天省議會宣佈東三省實行聯省自治，張作霖順理成章地被推舉為東三省保安總司令兼奉天省長。經過這麼一包裝，張作霖「關外王」的頭銜從此也就不用中央冊封了，他自己給自己戴上就行。
通過聯省自治，還選出了新的奉天省長。此前這一職務一直由張作霖兼任。帥府（即張作霖的軍署，既是辦公官邸，也是張傢俬宅）與省長官公署僅一街之隔，省署習慣稱帥府為前院，省署各科負責人每天抱著公文案捲到前院請示張作霖。張作霖有時親自批閱公文，有時由原省署秘書長袁金鎧代為批閱，本來省署行政廳廳長也可以幫助進行處理，但歷任廳長們都是唯唯聽命的角色，張作霖怎麼說，他們才敢怎麼辦，無法負裁斷要政之責。
自古及今，多有「武人不諳吏治」之說，張作霖本質上是個武人，對處理省務漸漸地不勝其煩，而自袁金鎧調黑後，便再無人能替他分勞，因此就想著要找一個人專任其事。
在奉天政界，能擔當省長重任者，除去已出局的袁金鎧，自非王永江莫屬。不過直奉戰後，王永江已經以父親生病為由，請假避居鄉里。原因據說一是過去與他敵對的湯玉麟被張作霖重新起用，二人同殿為臣，不僅可能感到尷尬，而且還擔心湯玉麟會繼續尋仇。二是張作霖發動直奉戰爭，並未徵詢過他的意見。如今吃了大敗仗才讓他督奉，頗有點找人頂槓收拾爛攤子的意味。
第一個擔心其實是不存在的。湯玉麟在外面吃了很多苦頭，重歸張作霖麾下，再不敢亂說亂動，對王永江已構不成什麼實質性威脅。至於第二個，在張作霖看來，無非是文人愛面子，邀請的時候態度誠懇一些就行了。
可是請了幾次，王永江都沒肯動身。實在沒辦法，張作霖就親自派人派車把王永江從家鄉硬接到省城。見到王永江，他的第一句話就是：「你就算是不為我，為東北老百姓著想，也應該承擔這副擔子。」
當年劉備三顧茅廬，據說他也曾對諸葛亮說過：「先生若不出山，如蒼生何也？」先生您如果不出山，為天下百姓著想的話，那麼天下百姓應該怎麼辦呢？
王永江本喜任事，讓張作霖這麼一恭維，面子裡子都有了，也就順勢了打消原有的矜持之念，同意再次出山相助。1922年6月18日，張作霖正式任命他為奉天代理省長兼財政廳長。
在中國古代的政治家中，王永江對管仲非常推崇。管仲能夠令齊國富強，成為春秋五霸之首，其亮點之一就是採取重商政策，即所謂「通貨積財，富國強兵」。王永江治理奉省，效仿的就是管仲治齊，其間他推出了不少相應措施，比如修建奉海鐵路。
奉軍以關外一隅之地，能夠與關內據有大半個中國的直系相抗，若無一定的物質基礎是不可想像的。東北最大的優勢就是農作物豐富，特別是有大宗的土豆出口，這使它在外貿上經常處於出超地位。奉海鐵路自奉天到海龍，沿途皆奉省大豆產地，極具經濟效益和商業價值。同時，它也是東北第一線官商合辦的鐵路幹線，採用的全都是本國資金和技術。王永江明確規定，該鐵路公司股票只准中國人持有，不准抵押或轉匯給外國人。尤為難得的是，相比於同期日本技術修建的洮昂鐵路和吉敦路，奉海鐵路不僅質量更好，而且還分別節省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資金。
除了奉海鐵路外，王永江最為顯著的政績是創辦奉天紡織廠，二者共同的特點都是出官款集民股，以官商合辦的方式成就了大事。
管仲很重視對官員的獎懲，王永江課吏也很嚴格。他多次派人調查各縣吏治，舉行縣知事考核，又在奉天省範圍內自行組織對高等文官進行考試，從中提拔縣知事。
張作霖自己治奉，很在意任職者的資歷，哪個縣裡有缺額，需要補上，他都會指著候選者的名字詢問左右：「他是留奉知事嗎？」意謂這個人以前有沒有在奉天做過知事，如果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此人十有八九便失去了補缺的希望，也因此，在張作霖兼任省長的年代，地方官多為舊時之老吏，給人一種暮氣沉沉的感覺。
王永江與之不同，他奉行的是管仲選賢與能、唯才是舉的用人原則，凡奉天省的新進青年，只要文官考試成績優異或能在仕途中做出實績，都有被提拔任用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