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從軍以來，沒用多長時間就成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少帥」，也成為實際上的「東北皇儲」。他的弟弟們經常說他只是僥倖成功，張學良可不這麼認為，他對二弟張學銘說：「你哥哥有今天，是把腦袋拿下來幹，是拿命換來的！」
客觀地說，在兩次直奉戰爭中，張學良確實上過前線，也經歷過危險，但這與他的父輩，包括張作霖、吳佩孚們的遭遇相比，只不過是小巫見大巫，那一代人才真正是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從血雨腥風中拚殺出來的倖存者和勝利者。張學良能夠有所成就，還真就如他的弟弟們所言，僥倖或者說是得人之功的部分佔了一大半，而在某種程度上，看不到這一點，也堪稱張學良人生不幸的一個源頭。
第二次直奉戰爭後，張學良春風得意，尾巴差不多翹上了天，連吳佩孚在他嘴裡都不值一提，口口聲聲總是「吳佩孚這人除了會吹之處，沒有什麼能耐」，或者「吳佩孚這個人真是不會用兵」。既然吳佩孚都沒有什麼了不得，那麼曾淪為吳佩孚手下敗將的父親又有什麼稀罕呢？
對張作霖已經「腦筋陳舊」，張學良心有慼慼，他也自忖若由自己坐上那個位置，肯定比老爺子強。從前當郭松齡抱怨得不到地盤時，他經常勸郭：「你不要急，咱慢慢來，大帥那一套早晚還不就是我們的嗎？我當兒子的總不能去搶爹的，他那一套將來還不都是我接嗎？」
話雖是這麼說，但如果能順順當當地早點戴上皇冠，豈不是更好？當然張學良不會料到郭松齡早已與馮玉祥訂立密約，他所想像的只是在郭松齡等陸大派的壓力下，通過和平方式，讓父親自覺自願地把大權提前交給他而已。這也是當郭松齡大著膽子暗示他可「謀權篡位」時，他並未堅決加以否認或駁斥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認定自己仍得到郭松齡等人的堅決支持之後，張學良終於離開天津，返回奉天。回到奉天後，他即按防止楊宇霆等士官派藉機搶功的路子，說服張作霖停止與馮玉祥敵對。
父子相談，張作霖卻越聽越不是滋味。他歷經風雨，吃過的鹽比自己兒子吃過的飯還多，聽了不一會兒，就明白張學良的話全都是郭松齡教的。老爺子頓時氣得七竅生煙，將張學良狠狠地罵了一通，其中有一句罵得特別尖刻，說：「你除了你老婆不跟郭茂宸（郭松齡字茂宸）去睡之外，你甚至吃一個蘋果，都要分給他一塊！」
就張作霖而言，他其實一直都不看好郭松齡，認為此人剛愎自用，作風跋扈專斷，只是因為張學良多方為其說好話，這才予以破格拔擢。張學良的基本評價則是「父親確實有懾人之威，能御人，但卻不會識人，斷事也有缺」。所謂不會識人，說的是不喜郭松齡，偏寵楊宇霆，所謂斷事有缺，指的是郭松齡沒撈到地盤，楊宇霆江蘇被逐反而重用之。
父子兩人發生了激烈爭執。張學良脫口而出：「我管不了你的部下，你也管不了我的部下。」張作霖一聽大為光火，拿起一隻杯子就向張學良扔了過去。
見郭松齡已成尾大不掉之勢，兒子對他又如此偏袒維護，張作霖決定採納楊宇霆的建議，立刻調郭松齡回奉天，但郭松齡卻以生病住院為遁詞，拒不從命。
1925年11月22日，馮、郭雙方正式在包頭簽訂密約。馮玉祥對待奉系更加強硬，當國民軍接防「保、大」時，甚至與撤退不及的東北軍發生了衝突。此舉引起了張作霖的不滿和疑慮，認為馮玉祥不守信用，於是又再次要求馮方公開表示與奉系合作的態度。馮玉祥有恃無恐，他給張作霖寫了一封親筆信，指責張作霖迷信武力，顛倒是非，同時聲稱自己「決不受逼迫而宣言」。在信的末尾，他還說道：「如兄認為有合作幫忙的必要，弟就來合作幫忙，否則惟有靜待繳械而已。」
張作霖讀完這封信後勃然大怒，當即在帥府召集軍事會議，會上拍案大呼：「主和派誤我！」他問楊宇霆誰在主和時最賣力，得知是李景林和郭松齡，便欲召二人回奉，說：「我要處理他們。」
楊宇霆等人均認為李、郭地位重要，不可輕易調動，只可緩圖。張作霖正在氣頭上，根本不聽，馬上命手下發急電兩封，一封命李景林即日奪回「保、大」，驅逐國民軍以求將功贖罪，另一封命郭松齡調所部集中灤州，然後回奉天聽命。
張作霖的急電猶如火上澆油，郭松齡的第一個感覺是，自己與馮玉祥簽訂反奉密約的事可能已被張氏父子識破，召他回奉一定不懷好意，於是立刻下了「提前行動」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