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能夠在民初一群政要的後人中脫穎而出，固然要歸功於張作相、郭松齡等人曾給予的幫助，但也確有屬於他的一套。由於大部分時間都待在高層，耳濡目染之下，張學良對於如何掌權和擁有自己的實力，要比練兵用兵熟稔得多，這在戰後處理郭案上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張學良先對郭軍將領進行了一次肅清，凡與郭松齡關係較深的老同學、老同事，均撤職不予錄用。當時部隊不在新民，而在後方的軍官，以後也均撤職。然後是職務上的考量，中下級幹部大多奉命行事，因此一律不予追究，照常任職。旅長以上的將領，除郭反奉時，被郭懷疑削去軍職，或在郭軍到新民後，就和張學良暗通聲氣的少數人得以官復原職外，其餘都必須經其逐一考察。這樣做既在最大程度上保證了原第三軍團的骨幹力量不致流失，仍可為其所用，又避免了軍隊日後再次生變。
在對旅長以上將領進行甄別時，張學良問他們：「你們說怎麼辦？」每個人的回答都不相同，有的說：「這是郭鬼子的所作所為，我是沒有辦法的。」還有的說：「這賬，你找郭鬼子算就是了。」只有被郭松齡任命為軍長的劉偉頗為倔強，沒有把責任往郭松齡身上一推了之，當張學良問他「劉佩高（劉偉字佩高）你怎麼幹這不是人的事（指附郭反奉）」時，劉偉坦然回答：「有不是人的長官，才有我這個不是人的部下！」
韓麟春當時在場，覺得劉偉勇氣可嘉，是個漢子，在徵得張學良的同意後說：「劉佩高你是好樣的，還回到第二旅去當旅長（劉偉原任第二旅旅長）。」最後這些高級將領只有劉偉一個人得以重掌軍權，其餘全部被安排了閒職。
看到大局已定，張作霖遂在帥府辦公廳召開善後會議。他進入會場後，首先把頭上的貂皮帽子摘掉放在大案子上，接著向會場環視一周，然後才用低沉的語氣說：「今天這個會雖然還是由我主持，可我是出來向大家作交代的。」說完，他把目光轉向與會的袁金鎧：「四哥（張作霖對袁的稱呼），你把通電先宣讀一下，明天就發表。」
袁金鎧清了清嗓子，高聲朗讀道：「作霖才德菲薄，招致戰禍，引咎辭職，還政於民。今後將東北行政交王公（王永江字岷源）、軍事交吳公興權（吳俊升字興權），請中央另派賢能來主持大局，本人甘願避路讓賢。」
張作霖之所以要讓人起草這封通電，直接起因是郭松齡到新民後，便拋開「清君側」的一套說辭，直接朝他開了炮。在郭松齡發表的告奉天父老書中，張作霖被口誅筆伐，大加指責。迫於形勢的需要，張作霖當時也被迫發出通電，承認因連年參戰，影響了人民生活，同時表示在張郭戰爭結束後，將引咎告退。
說出去的話，猶如潑出去的水，既然前面做了這樣的保證，後面就不能不有所交代，哪怕是演一場戲。
通常情況下，一場戲除了主演外還得有一眾積極配合的助演。未等袁金鎧把全篇電文念完，吳俊升就站起來連擺手帶搖頭地說：「嗯……嗯……我一天也擔當不了，你不幹，嗯……咱們一塊兒撂下！」王永江也連忙站起來：「永江代理一省政務，也不稱職，惟有大帥在，我得隨時請示，才不致誤國。現吳督軍不肯負責軍事，我又不勝任政治，東北大局實不堪設想，倘有不測，招致內憂外患，大帥有負國家人民倚托之重。」
戰禍是誰引起的，張作霖說是他，但郭松齡最早的「清君側」卻指明是楊宇霆，此乃眾所周知的事。楊宇霆不敢迴避，繼吳俊升、王永江之後，他站起發言：「蘇皖挫敗，乃至牽動全局，招致叛變，我是罪魁禍首，理應明正軍法，但蒙大帥寬容，准許戴罪立功，這完全是從大局著眼。」
當時李景林、張宗昌的直魯聯軍正遭受國民軍的猛烈進攻，形勢岌岌可危，楊宇霆主張應加緊收編郭軍殘部，集中力量，先封鎖遼西要塞，然後派勁旅到關內對直魯聯軍進行策應，以求共同擊敗國民軍。為此他呼籲：「這種危急存亡之際，絕不是大帥引退休養之時。」
一石激起千層浪，發言實際也就是表態的人越來越多，有的直接說這次戰禍僅一個月就得以平定，「全仗大帥洪福」，言下張作霖不僅無過，還有功。
眼見火候已到，再講下去恐怕自己也要感到難為情了，張作霖站起身用手往下一壓，讓發言人坐下：「照大家這麼一說，我還得干！行，將來有人出來主持東北大局，我一定讓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