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很小的時候開始，我便相信我的世界存在一些我看不見的東西：在伊斯坦布爾街頭的某個地方，在一棟跟我們家相似的房子裡，住著另一個奧爾罕，幾乎是我的孿生兄弟，甚至我的分身。我記不得這想法是從哪兒來或怎麼來的。肯定是來自錯綜複雜的謠傳、誤解、幻想和恐懼當中。然而從我能記憶以來，我對自己的幽靈分身所懷有的感覺就很明確。
我五歲的時候被送到另一棟房子住一小段時間。那時我父母幾番波折的分居結束，兩人安排在巴黎見面，大家決定讓哥哥和我待在伊斯坦布爾，分住不同地區。我哥哥跟祖母住在位於尼尚坦石的家族聚居的帕慕克公寓。我則被送往奇哈格（Cihangir）的姑媽家。在這戶善待我的人家中，牆上掛有一幅兒童相片。姑媽或姑父有時會指著他，笑著對我說：「看！那是你呢。」
鑲在白色小框裡的那個可愛的大眼男孩看起來確有幾分像我。他甚至戴著我偶爾戴的軟帽。我知道我不是相片中的男孩（那是某人從歐洲帶回來的一張廉價的「可愛孩童」相片），然而我不斷問自己——這是不是住在另一棟房子裡的奧爾罕?
當然，那時的我也住在另一棟房子裡，彷彿我必須搬來這裡才能見到我的孿生兄弟，但因為我一心一意只想回我真正的家，因此沒興趣結識他。每回被姑媽和姑父逗著說是相片裡的男孩時，我就更加明瞭一件事：我對自己、家、相片以及跟我相像的相片、看起來像我的男孩以及另一棟房子的種種想法都交織在一起，使我越發渴望返家，有家人圍繞身邊。
過不久，我的願望成真。但住在伊斯坦布爾某個地方，另一棟房子裡的另一個奧爾罕的幽魂從未離我而去。在整個童年以及大半的青春期，他始終纏繞在我內心深處。冬夜走過城裡的街道時，我總會透過淺橙色的燈火凝望別的人家，幻想和樂的家庭過著和樂的生活。而後我想到另一個奧爾罕可能住在其中一戶人家，便不寒而慄。隨著我逐漸長大，幽魂成為幻想，而幻想成為反覆出現的惡夢。在某些夢裡，我問候這位奧爾罕——總是在另一棟房子裡——的方式總是驚恐的尖叫；在別的夢裡，我倆在可怕無情的沉寂中逼視彼此。之後，在睡夢間飄進飄出的同時，我越發猛烈地抓牢我的枕頭、我的家、我的街道、我在世界上的位置。每當我不快樂，便想像去另一棟房子、另一個生活、另一個奧爾罕的居處，而終究我總會說服自己或許我就是他，樂趣無窮地想像他是多麼幸福，其樂趣一度使我覺得無須到另一個想像中的城區尋找另一棟房子。
這裡，我們談到問題的核心：我沒離開過伊斯坦布爾——沒離開過童年時代的房屋、街道和鄰里。雖然我住過別的城區，但五十年後，我發現自己回到帕慕克公寓，我最早的相片在這兒拍攝，也是母親最早抱著我看世界的地方。我知道這樣的堅持得歸功於我那假想中的朋友，以及我從我們之間的聯繫中所獲得的慰藉。但是我們活在一個由大規模遷移和具有生產力的移民所定義的時代，因此我有時很難說明我不但待在同一個地方，而且待在同一座樓房的原因。母親的悲歎又回到耳際：「你怎麼不出去待一陣子，你怎麼不試試換個環境，去旅行……」
康拉德、納博科夫、奈保爾——這些作家都因曾設法在語言、文化、國家、大洲甚至文明之間遷移而為人所知。離鄉背井助長了他們的想像力，養分的吸取並非通過根部，而是通過無根性；我的想像力卻要求我待在相同的城市，相同的街道，相同的房子，注視相同的景色。伊斯坦布爾的命運就是我的命運：我依附於這個城市，只因她造就了今天的我。
福樓拜在我出生前一百零二年造訪伊斯坦布爾，對熙熙攘攘的街頭上演的人生百態感觸良多。他在一封信中預言她在一個世紀內將成為世界之都，事實卻相反：奧斯曼帝國瓦解後，世界幾乎遺忘了伊斯坦布爾的存在。我出生的城市在她兩千年的歷史中從不曾如此貧窮、破敗、孤立。她對我而言一直是個廢墟之城，充滿帝國斜陽的憂傷。我一生不是對抗這種憂傷，就是（跟每個伊斯坦布爾人一樣）讓她成為自己的憂傷。
我們一生當中至少都有一次反思，帶領我們檢視自己出生的環境。我們何以在特定的這一天出生在特定的世界這一角? 我們出生的家庭，人生簽牌分派給我們的國家和城市——都期待我們的愛，最終，我們的確打從心底愛她們——但或許我們應當得到更好的人生? 我有時認為自己不幸生在一個衰老貧困的城市，湮沒在帝國遺跡的餘燼中。但我內心的某個聲音總堅信這其實是件幸運的事。財富若是關鍵，那我的確可算是有幸生在富裕人家：當時這城市正處於最衰落期（雖然某些人有法子證明事實相反）。基本上，我不願抱怨，我接受我出生的城市猶如接受我的身體（雖然我寧可更英俊，體格更健美）和性別（即使我依然天真地問自己，假使我生為女人，情況會不會更好）。這是我的命運，爭論毫無意義。這本書的內容是關於命運……
我生於1952年6月7日深夜，在莫韃（Moda）的一家私人小醫院。聽說那晚醫院的走廊安祥平和，世界亦然。除了斯特隆波裡火山在兩天前突然噴發岩漿和灰燼之外，地球上似乎沒發生什麼事。報紙上刊載的儘是小新聞——土耳其軍隊在韓國作戰的幾則相關報道，美國人散佈的若干謠言，引發對北韓可能使用生化武器的恐懼。在我出生前幾天，母親正熱切地閱讀一則本地報道：兩天前，孔亞（Konya）學生中心的管家和「英勇的」住宿生們看見一個戴恐怖面罩的男人企圖由浴室窗戶潛入蘭加（Langa）的一戶人家。他們追他過街，來到一個堆木場時，頑強的罪犯在咒罵警察後自殺身亡。某乾貨商認出死者是前一年在光天化日下闖入他店裡持槍搶劫的歹徒。當母親閱讀這則戲劇性事件的最新進展時，房間裡只有她一人，多年後她悔恨交加地回憶道。父親帶她入院後變得心神不定，而當母親的分娩沒有進展時，他便出去見朋友了。在產房陪她的人只有姨媽，姨媽半夜三更設法翻過醫院籬牆而入。母親第一眼見到我時，發現我比哥哥出生時瘦弱。
我很想加上「我聽說」。土耳其語當中有個特殊時態，讓我們得以把傳言和親眼看見的東西區分開來。我們在講述夢境、神話或我們無法目睹的往事時使用這個時態。此種區分方便我們「憶起」我們最早的人生經驗、我們的搖籃、我們的嬰兒車、我們的第一次學步，聽父母講述的故事，我們就像聽他人的奇聞軼事般津津有味。這種甜美的感覺猶如在夢中看見自己，但我們卻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一旦深印腦海，他人對我們的往事所作的陳述到頭來竟比我們本身的回憶重要。而正如從他人口中得知自己的生活，我們也讓他人決定我們對所居城市的瞭解。
有時我把他人對我和我的城市所作的陳述當做自己的故事，那些時候我總忍不住要說：「很久很久以前我畫畫。聽說我生在伊斯坦布爾，是個頗有好奇心的孩子。後來二十二歲的時候，我似乎莫名奇妙地寫起了小說。」我本想這麼寫我的一生——彷彿我的人生發生在他人身上，彷彿人生即夢，夢中的我感覺自己聲音消逝，意志恍惚無法自持。雖然優美，我卻認為敘事語言並不可靠，因為我沒法相信第一個人生的神奇故事，有助於我們面對更明朗、更真實的第二個人生，那個在我們醒來時注定展開的第二個人生。因為——至少對我這樣的人來說——這第二個人生就是你手上的書。因此親愛的讀者，請您凝神以待。容我對您坦承，但也請您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