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爸爸和媽媽會一塊兒消失。因此在1957年冬，我哥哥被送往兩層樓上方的姑媽和姑父家住一陣子。至於我——另一個姑媽某日傍晚來到尼尚塔石，把我帶往她位於奇哈格的家裡。她極力確保我不難過——我們一坐進車裡（一輛「1956雪佛蘭」，在1960年代的伊斯坦布爾很受歡迎）她就說：「我已經叫塞丁今晚帶酸乳酪給你。」我記得我對酸乳酪毫無興趣，倒是對他們有個車伕興味盎然。當我們抵達他們的公寓大樓（是我祖父蓋的樓房，後來我將住進樓裡的一間公寓），我發現既沒有電梯也沒有暖氣，而且公寓很小，使我大感失望。更糟的是，隔天我悶悶不樂地想讓自己習慣新家，卻再一次被嚇得六神無主：在我穿著睡衣像個備受嬌寵的好孩子被安頓去睡午覺之後，我跟在家的時候一樣呼喚女僕：「阿敏娥，過來抱我起來，幫我穿衣服！」得來的卻是嚴厲的指責。或許正因為如此，待在那兒的期間，我盡量表現得比實際年齡成熟，而且有點裝腔作勢。某晚，我跟姑媽、姑父拉多（詩人兼出版人，出版過梅林的影印本）和我十二歲的表哥梅米特一道吃晚飯，而當我那令人不安的分身正從掛在牆上的白框複製相中低頭凝視之時，我隨便提到首相阿德南·曼德勒斯是我的伯父。我說的話沒有像我希望的那樣受到尊重，餐桌上每個人都笑了起來，這使我覺得深受委屈。因為我真的相信首相就是我伯父。
但是我只在心中某個加密的角落相信這件事。我伯父歐茲罕和首相阿德南（Adnan）兩人的名字都是五個字母，結尾兩個字母一樣；首相才剛去美國，而我伯父住在美國多年；我天天看見他們的照片（首相刊在報上，伯父的照片則遍佈我祖母的客廳），而且某些照片裡的他們看起來非常相像——錯覺在我心中扎根並不奇怪。日後，我對這種心理機制的覺悟未能使我免於其他許多似是而非的信念、想法、偏見和審美偏好。比方說，我真心相信兩個人名字相似個性也必相似，一個陌生詞彙（無論是土耳其語或外語）在詞義上必然跟拼法接近的辭彙相似，一個有酒窩的女子，必然有著我過去認識的有酒窩的另一女子身上具有的某種氣質，所有的胖子都一樣，所有的窮人都屬於某個我一無所知的團體，豌豆和巴西之間必然有某種聯繫——不僅因為土耳其語的巴西叫Brezilya，而豌豆叫bezelye，還因為巴西國旗看起來就像上面有顆大豌豆：我看過許多美國人也把土耳其和火雞之間設想成具有某種關聯。至今我心中仍把伯父和首相串聯在一起，此種聯繫一旦確立，便難以截斷，因此當我想到我曾在餐廳看見某個遠房親戚吃著菠菜炒蛋（童年時代的一大樂事是，無論去城裡哪個地方，都能跟親戚與熟人不期而遇），我內心有一部分相信這位親戚在半個世紀之後，仍在同一家餐廳吃菠菜炒蛋。
借幻想撫慰並美化生活的才能，在這間我不受重視且沒有歸屬感的屋子裡對我很有用，過不久我便展開大膽的新試驗。每天早上，表哥去德國中學上學後，我便把他那些又大又厚又美的書（我想是布魯克豪斯版的百科全書）翻開一本，坐在桌前，抄下一行行文字。由於不懂德文，更談不上閱讀，我是不解其意地做這件事，可說是把面前的文章描畫下來。我畫下每一行每一句的確切圖像。在完成某個含有難寫的哥特字母（g或k）的字之後，我會跟細密畫家將一棵大梧桐的數千片葉子一片片畫下來之後所做的一樣，讓眼睛休息：透過公寓樓房之間的縫隙、空地和通向大海的街道，注視往來於博斯普魯斯海上的船隻。
我在奇哈格（我們家在財產逐漸減少之際也將搬來此地）首先知道伊斯坦布爾不是眾多千篇一律的牆內生活——對左鄰右舍的婚喪喜慶毫不過問的公寓叢林——而是由鄰里組成的群島，人人相互認識。我從窗戶向外看時，不僅看見博斯普魯斯以及在熟悉的航道上緩緩移動的船隻，也看見房屋之間的花園、尚未拆毀的老宅、在老宅傾頹的牆間玩耍的孩子。正如面向博斯普魯斯的許多房子一樣，樓房前面有條陡峭崎嶇的卵石巷，一路通往大海。在下雪的黃昏裡，我跟姑媽和表哥站在窗邊，與街坊鄰居們一同眺望喧鬧歡樂的孩子們乘坐雪橇、椅子和木板從這條巷子滑下去。
土耳其電影業——當時每年出產七百部電影，排名世界第二，僅次於印度——的大本營位於貝尤魯的耶希爾街，僅十分鐘路程。由於演員多住奇哈格，因此此區到處可見在他們拍的每部戲中反覆扮演同一角色的「大叔」以及疲倦而濃妝的「阿姨」。當孩子們認出只在那些並不稀罕的電影中看到的演員（例如奧茲總是扮演又老又肥的玩牌高手，專門誘拐年輕無知的女傭），便在街上追趕糾纏他們。在陡巷頂端，雨天時，汽車在潮濕的卵石路面上打滑，卡車則得費勁爬上去；晴天時，一輛麵包車突然出現，演員、燈光師和「攝制組」蜂湧而出，十分鐘拍完愛情場面後，又飄然而去。多年後，我碰巧在電視上看見其中一部黑白片，才發現影片的真正主題不是前景中的風流韻事，而是在遠處閃爍的博斯普魯斯。
透過奇哈格公寓樓房之間的縫隙眺望博斯普魯斯時，我對街坊生活另有所知：必有某個大本營（往往是某家商店）彙集、詮釋並評估街談巷議。在奇哈格，這個大本營位於我們公寓樓房底層的雜貨店。老闆笠哥是希臘人（像住在樓上公寓裡的多數人家），若想跟他買任何東西，你只需從頂樓垂下籃子，然後往底下高喊你要買的東西。後來我們家搬進同一棟樓房，母親覺得每回買麵包或雞蛋就得朝樓下店老闆大喊大叫很失體面，情願把訂單寫在紙上，放在一個比左鄰右舍用的籃子漂亮得多的籃筐裡送下去。姑媽調皮的兒子打開窗戶時，通常是為了把口水吐在奮力爬上巷頂的車子頂上，或把釘子與巧妙繫在繩子上的爆竹扔下去。直到現在，每當我從高處的窗戶往外看街道，仍不免想知道朝行人吐口水的滋味。
我的姑父拉多早年嘗試成為詩人，可希望落空，後來做雜誌，當編輯。我住他那裡時，他正在編土耳其當時最受歡迎的週刊《生活》（Hayat），但五歲的我對此或對姑父結交的許多後來影響了我對伊斯坦布爾的看法的詩人與作家不感興趣。他的朋友圈包括雅哈亞、坦皮納和突格庫（Kemalettin Tugcu）。突格庫創作了情節誇張、狄更斯式的兒童故事，生動而鮮明地描寫了貧民區街頭生活的情景。讓五歲的我感到興奮的，反而是姑父出版的、在我識字後當禮物送我的數百本童書——《天方夜譚》節略本、《獵鷹兄弟》系列、《發現與發明百科全書》。
姑媽每星期帶我回一次尼尚塔石看我哥哥，他會跟我說他在帕慕克公寓有多快活，早餐吃鳳尾魚，晚上嘻笑玩耍，參加我非常想念的家庭活動：跟伯父踢足球，週日搭伯父的「道奇」去博斯普魯斯兜風，收聽體育廣播和我們最喜愛的廣播劇。他盡可能言過其實地詳述這一切。而後塞夫凱特會說：「別走，從今以後你該待在這裡。」
該回奇哈格時，總是和哥哥難分難捨，甚至不願向公寓鎖起的悲傷之門道別。有一回我想迴避離去的時刻，死命抱住門廳裡的散熱器，大家試著扳開我的手，我哭得更大聲。雖然我為此感到難為情，卻久久賴著不走——我覺得自己像漫畫書裡的主人公，緊緊抱住懸崖邊的孤枝。
或許因為我依戀這屋子? 五十年後，我確實回到同一棟樓房。但屋裡的房間或屋內美好的事物於我都無關緊要。那時就像現在，家是我內心世界的中心——無論樂觀地說，還是消極地說，都是一種逃避的工具。我不去學習正視眼前的困難，無論是父母的爭執、父親的破產、我們家永無休止的財產紛爭或是我們日漸減少的財富，而是以心理遊戲來自娛，在其中轉換注意力，欺騙自己，完全忘掉困擾我的事情，或是讓自己籠罩在神秘之霧中。
我們可將此種混亂、朦朧的狀態稱為憂傷，或者叫它的土耳其名稱「呼愁」（huzun），這是某種集體而非個人的憂傷。「呼愁」不提供清晰，而是遮蔽現實，它帶給我們安慰，柔化景色，就像冬日裡的茶壺冒出蒸氣時凝結在窗上的水珠。蒙上霧氣的窗子使我感到「呼愁」，我依然喜歡起身走向這樣的窗戶，用指尖在窗上寫字。當我在佈滿水汽的窗上寫字畫圖時，我內心的「呼愁」便消散而去，心情得以放鬆；在我寫完畫完後，我可以用手背抹去一切，望向窗外。但景色本身只能引發它自己的「呼愁」。是該對伊斯坦布爾城注定背負的這種感覺有更進一步瞭解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