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作家、記者、詩人、翻譯家、小說家的戈蒂耶，是奈瓦爾中學時代的朋友。他們一同度過青少年時代，二人都欣賞雨果的浪漫主義，他們在巴黎一度住得很接近，不曾吵過架。奈瓦爾在自殺前幾天去找過戈蒂耶。朋友在路燈上自縊後，戈蒂耶為他失去的朋友寫了一篇探索心靈的悼文。
在此之前兩年的1852年（奈瓦爾旅行的九年後，恰是我出生的一百年前），後來使俄國與英國相互對立、讓法國和奧斯曼帝國距離拉近，進而導致克里米亞戰爭的種種事件，再度引發了法國讀者對東方之旅的興趣。奈瓦爾曾夢想過第二次東方之行，可這次來到伊斯坦布爾的卻是戈蒂耶。多虧如今往來於地中海的快速汽船，他在十一天內完成了從巴黎出發的旅行。戈蒂耶待了七十天。首先在他擔任首席專欄作家的報紙上發表旅行見聞，之後收入《君士坦丁堡》一書中。這本廣受歡迎的大部頭著作被譯為多國文字，為19世紀以伊斯坦布爾為題的書籍樹立了標準（同樣重要的還有三十年後在米蘭出版、亞米契斯 [Edmondo de Amici] 著作的《君士坦丁堡》）。
和奈瓦爾相比，戈蒂耶更純熟，更有組織，更為流暢。這毫不奇怪，身為專欄作家、評論家和藝術記者、也寫系列小說（他曾自比為《天方夜譚》的雪赫拉莎德，被迫每晚編一個新故事）的戈蒂耶，具有每天為報紙寫稿需要的速度與活力。（福樓拜批評他這一點）但是（若是拋開有關蘇丹、後宮與墓地的刻板印象與陳腔濫調）他的書是一部優秀的報告文學作品。如果說它引發了雅哈亞和坦皮納的共鳴，幫助他們創造了某種城市形象，那是因為飽經風霜的記者戈蒂耶對他的朋友所謂城市的「舞台側面」甚感興趣，大膽深入窮人居住區，探勘其廢墟以及黑暗骯髒的街巷，向西方讀者表明，貧民區和風景同樣重要。
路過塞瑟島（愛奧尼亞海的基希拉島），戈蒂耶想起奈瓦爾曾跟他說起一具裹著油布的屍體吊掛在絞架上。（這個或許過於煽情的圖像深受這兩個朋友喜愛，後來被波德萊爾用在他的《塞瑟島之旅》一詩中。）戈蒂耶抵達伊斯坦布爾時，跟奈瓦爾一樣，穿上「穆斯林服裝」在城內漫遊自如。他和奈瓦爾一樣，在齋月期間來訪，也像他那樣誇大齋月之夜的風俗習慣。他也到於斯屈達爾觀看蘇菲僧侶的神秘儀式，漫遊墓園（看見孩子們在墓碑間玩耍），欣賞卡拉格茲皮影戲，參觀商店，穿越繁忙的市場，熱切仔細地觀察行人，並且又一次倣傚奈瓦爾——在前去參加週五祈禱途中竭力看一眼蘇丹阿布杜勒邁吉德。和多數西方旅人一樣，他編造關於穆斯林婦女的種種推測——她們隱蔽的生活，她們的不可接近，她們的神秘（他更規勸讀者絕不可問候任何人的妻子）。但他仍告訴我們，街上儘是婦女，有些甚至獨自一人。他長篇論述托普卡珀皇宮、清真寺、拜占庭大劇場以及奈瓦爾避開的觀光陷阱地點。（由於這些景點與主題是西方遊客的必訪之地，我們或許不該誇大奈瓦爾在這方面的影響。）儘管偶爾狂妄，喜歡一概而論，對怪誕事物有興趣，他優秀的反諷和畫家般的眼光卻仍令人欣賞。
十九歲讀到雨果的《東方詩集》之前，戈蒂耶曾夢想成為畫家。身為藝術評論者的他在那個時代極受重視。他對伊斯坦布爾的景觀風光所作的描述，採用了從未用於伊斯坦布爾的評論字眼。寫伊斯坦布爾的輪廓以及從加拉塔蘇菲僧侶道堂（奈瓦爾在九年前描述的同一地點：陪我母親前往貝尤魯購物、馬奇卡—突內爾電車線和今日突內爾廣場的終點站）眺望金角灣時，他發現「景色美麗異常，如真似幻」。但又接著描述宣禮塔、圓頂、聖索菲亞教堂、倍亞濟清真寺、蘇萊曼（Suleymaniye）清真寺、蘇丹阿密（Sultanahmet）清真寺、浮雲、金角灣的海水、薩雷布努（Sarayburnu）的柏樹庭園以及它們後方「蔚藍得超乎想像」的天空和光影的變換——帶著畫家欣賞自己優雅畫作時的喜悅，以及經驗豐富的作家所擁有的自信。即使未見過此景的讀者也能從中獲得樂趣。對「盛大的光影展」變換出的伊斯坦布爾風光最為留意的作家坦皮納，他用的詞彙以及對細節的重視都來自戈蒂耶。坦皮納在二戰期間寫的一篇文章中，批評他圈子裡的小說家不願觀看或描述身邊的事物，他盛讚司湯達、巴爾扎克和左拉這些作家的繪畫般的風格，又說戈蒂耶本身是畫家。
戈蒂耶知道如何用語言表達景色，如何表達外在的形貌、有趣的細節、嬉戲的光影所喚起的感覺。敘述走在「舞台側面」的時刻，是他的創作高峰。在開始沿城牆走到外圍之前，戈蒂耶根據他之前的朋友們所作的觀察寫道，城裡的壯麗景觀需要光線以及清楚的視點，如同舞台布景，近看便失去魅力：距離使風景壯麗，使單調、狹窄、陡峭、骯髒的街道、一片凌亂的房屋與樹木「染上陽光的色彩」。
但戈蒂耶也在髒亂之中發現了憂傷之美。他有著浪漫主義文學對希臘羅馬廢墟和消失的文明遺跡及其威嚴所具有的興奮心情。在依然夢想成為畫家的青年時代，戈蒂耶發現多言死巷的空屋和聖托馬斯·盧浮教堂（盧浮宮附近，緊鄰奈瓦爾的住處）在月夜時分千嬌百媚。
離開旅館（位於今日的貝尤魯），經過加拉塔漫步到金角灣海岸，過加拉塔橋（建於1853年，他稱之為「船之橋」），戈蒂耶與他的法文導遊繼續前往西北方的翁卡帕尼（Unkapani），一會兒，他們便「栽入迷宮也似的土耳其巷弄」。他們越走越覺得孤單，跟在身後咆哮的狗也越來越多。每回讀到未經粉刷、顏色變黑、東倒西歪的木造房屋，殘破的噴泉，年久失修、屋頂塌陷的陵墓以及他們一路上看見的事物，我便詫異一百年後搭我父親的車看見的這些地方，除了卵石路面之外絲毫未變。戈蒂耶之所以留意到破舊黝黑的房屋、石牆、空巷以及墓園不可缺少的柏樹，是因為他和我一樣，覺得它們很美。當我自己開始在同樣貧困、尚未西化的居住區（可惜的是，大火和水泥將抹滅它們的痕跡）到處漫遊時，我和他一樣，在飽覽景致的同時，仍有著「往來於巷弄，廣場間」的強烈衝動。宣禮對他而言，就像之後對我而言，似乎是在呼喚「沉默孤獨地傾塌於此的又啞又瞎又聾的房屋」。他思索時光的流逝，眼見七零八落走過去的人與動物——某個老婦人，消失在石子間的蜥蜴，朝殘破的噴泉池子扔石頭的兩三個男童，他們使他想起兩年前與福樓拜共游伊斯坦布爾的德康所畫的一幅水彩畫。他餓了，發現此區的商店與餐廳提供甚少，於是大口吃著樹上的桑葚。桑樹為小街憑添色彩，至今依然，儘管街旁已成水泥建築。他逐漸習慣了希臘區的氛圍，亦即所謂「伊斯坦布爾貧民窟」的薩瑪提亞和巴拉特（Balat）。巴拉特的房屋牆面滿是裂縫，街道髒而泥濘，但費內爾的希臘區則維護得較好。每當看見拜占庭城牆遺跡，或大水道橋的殘餘，他便覺得木頭的無常勝過磚石的耐久。
這些累人而混亂的漫步當中最感人的時刻，是在戈蒂耶瞥見拜占庭廢墟穿過這些偏遠的貧民區之時。戈蒂耶有力地表述城牆的厚度與耐久，它們的劇變，時間的裂縫與蹂躪：劃過整座高塔的裂紋（從小也令我害怕），散落在塔底的破片（在戈蒂耶和我們的時代之間，1894年的大地震對城牆造成巨大破壞）。他描述裂縫中的草，綠葉柔化塔頂的無花果樹，鄰近地區的枯燥沉悶，這些地區及其破敗房屋的沉寂。「殊難相信，這些死寂的城牆後頭存在著活生生的城市！」戈蒂耶寫道，「我相信世界上沒有哪個地方比這條路更嚴峻、更憂傷，路長三里多，一端是廢墟，另一端則是墓地。」
如此證實伊斯坦布爾之「呼愁」，我從中得到什麼快樂? 我為何費盡心力向讀者傳達我在住了一輩子的城市所感受的憂傷?
在過去一百五十年間（1850——2000），我肯定「呼愁」不僅統治著伊斯坦布爾，而且已擴及周圍地區。我一直想說明的是，我們的「呼愁」根基於歐洲：此概念首先以法語（由戈蒂耶而起，在朋友奈瓦爾的影響下）探索、表達併入詩。那麼我為何如此在乎——我所說的四位憂傷作家為何也如此在乎——戈蒂耶和其他西方作家所提及的伊斯坦布爾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