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纂的《重修台灣省通志》，卷一「大事志」有這麼一條：
一九四九年五月三十一日，上海抗拒「共匪」之國軍部隊，近已完成保衛任務，一部撤退來台。
這裡記載的「一部」，其中有一個人是我，我這「一粟」由此傾入台灣這個大米倉。
這年我二十四歲。
我本來在上海軍械總庫當差，國共內戰，爭奪上海，五月二十六日上海易手。「末日」之前，五月二十四日，我帶著父親尋路，夜間擠上一條船，只見甲板上坐滿了軍人，誰也不知道這條船開到哪裡去，天空灰白色的雲層很厚，不見日月星辰，所幸海上沒下雨，風浪也很小。
日日夜夜，好不容易看見右方有水氣飽滿的綠色山丘，前面有顏色單調的陳舊倉庫，船停在水中等待進港，有人搖著舢板來賣大多數人都沒見過的水果，說我們聽不懂的話，使用我們沒見過的錢。
這是台灣！這是基隆！原來這條船的目的地是台灣。依當時局勢，它可能開往廣州或者海南島，這兩個地方已是朝不保夕，所有撤出華東華南的人都渴求奔向台灣，台灣限制入境，多少有辦法的人來不了，我們竟無意中得之，似幻似真，如同夢境。
這才知道船上載滿軍火，台灣歡迎軍火，我們是沾了光。這才發現「上校爺爺」住在艙裡，他是軍械總庫的副總庫長。這才發現我們蘭陵王氏家族落難的子弟（總有二十幾個人吧？）也擠在甲板上人堆裡，論輩分，兄弟叔伯爺爺都有。他們從家鄉輾轉逃到上海，上校爺爺安插他們在軍械庫當兵吃糧，最後關頭又通知他們上船。
這些族中子弟都是大地主之家的少爺，奉父母之命早婚，中共搞土改清除地主，大家紛紛逃亡，有人帶著太太孩子。由一九四五逃到一九四九，離開上海是最後一步，他必須和眷屬分手，這一去何年重逢？有人叮囑妻子「你等我兩年」，意思可能是兩年以後我一定回來，也可能是兩年以後你可以另外嫁人，妻子斷然回答：「我等你二十年！」那時候認為二十年就是天長地久了，誰料這一去就是三十多年。
沒有人通知或者暗示我可以上船，我能脫身是個奇跡。那時我受到的打擊太多，感覺近乎麻木，對上校爺爺的差別對待沒有什麼反應。多年後回想當初，天津失守，我做了共軍的俘虜，一個多月以後逃到上海，我還穿著解放軍的破軍服，給人多大想像的空間！在那種情況下，上校爺爺還安排我到分庫去佔一個上尉的缺額，那是多大的擔當（上校爺爺萬歲！），最後上海也得撤退，那時國軍已經知道中共的間諜厲害，倘若我帶著一顆自殺炸彈上船，與滿船軍火同歸於盡，那還了得。上校爺爺作了他該作的考量。
好了，俱往矣！由瀋陽經秦皇島到上海，上校爺爺是我的福星，我感激他。回望大海，上海到基隆的路程四一九海里（七七六公里），台灣海峽的寬度一三○公里，幸虧世上還有這個台灣！
基隆多雨，我們上岸那天是好日子，軍方在碼頭上擺好一行辦公桌，為這批官兵辦理入境登記，每個人的姓名、年齡、籍貫、級職都寫在十行紙上。我趁機會向他們討了幾張十行紙，他們一張一張地給，我一張一張地討。登記後有人把隊伍帶走，惟有我們軍械庫的人仍然留在碼頭上，據解釋，這是因為船上軍火還沒交卸。
人群散盡，我回頭一看，碼頭的另一端，竟然站著我的妹妹。
多少人讀過《關山奪路》之後問我，「你和妹妹弟弟分散後又怎樣團聚的？」他們聽見基隆碼頭這一幕，無不嘖嘖稱奇。妹妹和弟弟原在流亡中學讀書，共軍渡江東南潰敗時，單一之、王遜卿兩位老師帶領他們奔到上海（單一之、王遜卿萬歲！），防守上海的湯恩伯將軍安排他們登上開往台灣的船（湯恩伯萬歲！），他們比我早五天離開上海，船到基隆停留，準備開往澎湖。他們在基隆的那幾天，妹妹天天到軍用碼頭守候，盼望我和父親也能撤到基隆。多年後，我回想那不可能的重逢，心情激動，可是我當時神經麻木，相對默然，只能旁聽她和父親絮絮對談。
有一件事情必須做，我坐在水泥地上寫稿子，希望在茫茫虛空中抓到一根生命線。基隆碼頭很清靜，我隨身有一支自來水鋼筆，裡面還有墨水，辦理入境登記的時候，我向他們討來的幾張十行紙，正好派上用場。我完全不能寫抒情文，喜怒哀樂心如刀絞，我必須把它當做病灶，密封死裹。我也不能寫對台灣的第一印象，我看風景人物都模糊飄動，好像眼暈瞳花。我整天近乎眩暈，基隆那些日子每天上午晴朗，午後陣雨，怎麼我看亞熱帶五月的陽光是灰色的，而且帶著寒氣。回想起來，我那時是個病人，可是我居然寫出來到台灣以後第一篇稿子。我已忘記寫了些什麼，寫完，隨手化了個筆名，去找郵局，那時郵局有個小小的窗口，窗台下擺著一張桌子，一瓶漿糊。我用十行紙糊制信封，把稿子寄給台北《中央日報》副刊，發信地址寫的是基隆碼頭，沒錢買郵票，註明「萬不得已，拜託欠資寄送」。我把信投進去，像個小偷一樣逃出來。
過了幾天，這篇文章登出來了，沒想到這麼快！我看見那片鉛字，這才覺得自己確實由海裡爬到岸上。好了，台灣「四季如春」，凍不死人，我能「煮字療饑」，餓不死人，苟全性命，與人無爭，氣不死人。後來我打聽誰是中央副刊的主編，有人告訴我他叫耿修業（耿修業萬歲！）。
一九五○年八月參加暑期青年文藝研習會，耿先生來演講，我們問他怎樣選稿，他說處理來稿有兩大原則，「快登或者快退」。他說每天大約收到一百篇文章，由三個人審閱，當天晚上選出優先採用的文章立刻發排，第三天就可以見報，再選出幾篇長長短短的文章列為備用，以備適應版面的需要。第二天又會收到大約一百篇文章，頭一天剩下的稿子已經沒有機會，助理人員馬上退回，作者早日收到退稿可以早日另作安排。
後來知道，協助耿主編看稿的兩個人是孫如陵和李荊蓀，他們三位新聞從業的資歷很深，學問和道德修業很高，這樣三位高水準的人經營副刊，那年代再無第二家報紙可以做到。後來我做了新聞界的新兵，跟他們又結了許多因緣。
為了投稿，我得想一想我對台灣瞭解多少。歷史老師講甲午戰爭講得很詳細，國文老師教「台灣糖，甜津津，甜在嘴裡痛在心」，教得很認真，這些材料人人知道，副刊主編大概沒興趣。
山東鄉賢王培荀在他的《鄉園憶舊錄》裡說，台灣玉山的山頂上全是白玉，那些玉是裸露的，並不藏在石頭裡，山中有惡溪、毒獸、生番，人不能近，沒法開採。這又說得太離譜了，主編會朝字紙簍裡丟。
《隨園詩話》引詠台灣詩：「少寒多暖不霜天，木葉長青花久妍。真個四時皆是夏，荷花度臘菊迎年。」詩雖然平常，人家說台灣四季如春，他說台灣四季皆夏，有點新鮮，可以入眼。
中國大陸有一首民謠：「台灣的水，向西流，花不香，鳥不鳴，男無義，女無情。」惹得多少台灣人怒容滿面，「外省人歧視台灣人」，這是一個重要的證據。但是我說，這首民謠並未在民間流行，它是李鴻章寫在奏折裡安慰慈禧太后的。甲午戰敗，割讓台灣，李鴻章很難過，慈禧心裡的滋味又豈能好受？所以李鴻章故意貶低台灣的價值，君王專制時代臣子如此進言，乃是盡忠，大家也諒解他言不由衷。我裝做很博學的樣子提出假設，這首民謠恐怕是李鴻章的幕僚捏造出來的吧？怎麼沒從別處看到同樣的記載呢？我料定主編不會去查考，果然，文章在中華副刊登出來了。
二表姊常常笑我「一肚子沒有用的知識」，現在有用了，可以換錢。
上海軍械總庫撤銷，我一度到台北軍械總庫就食，那時台北軍械總庫設在台北市信義路一段，離台北賓館很近。後來庫址遷移，原地蓋了大樓，《青年日報》就在那座大樓裡。
台北總庫出了一個名人，他在總庫做經理組長，後來因瀆職下獄，國防部軍法局長包啟黃冤殺了他，他的太太在百齡橋上攔住蔣介石總統的座車告狀，蔣氏槍決了包啟黃。包是中將，又是紅人，這樣一位將領既未通敵謀叛，也非臨陣退卻，僅因操守問題處死，前所未有，轟動社會。後來知道包啟黃的罪名是貪污，而貪污僅是表面文章，其中另有隱情，生出許多內幕報道。
台北總庫也產生（或幾乎產生）一位作家，他的名字叫王曰元，那時他的階級是上尉，儀表英俊。寶島姑娘陳素卿和外省青年張白帆殉情，各報以巨大篇幅追蹤報道，《中央日報》以全版刊登讀者投書，王曰元寫了一篇大約三千字的文章，題目很長：「無情何必生斯世？有好終須累此生！」《中央日報》連文帶題處理成一個「頂天立地」的邊欄，十分醒目，讀過的人都叫好。我和他因此有共同語言。
總庫長於敬濂少將，我和他有一面之緣。當局下令裁汰老弱病殘及「不適任」官兵，我在不適任之列，人事部門通知我去領遣散證明書，我趁機會申請正名，希望把我的本名王鼎鈞寫在證明書上，這樣我就可以再也不必冒充王鶴霄。承辦人教我去請示總庫長。
於敬濂將軍很謙和，他答應了我的請求。證明書共有兩聯，承辦人在發給我的那一聯填寫王鼎鈞，在存根聯填寫王鶴霄，又在存根旁邊寫了三個小字：王鼎鈞，加上括弧，好在遣散證明書沒有「籍貫」一欄，省去許多斟酌。我憑遣散證明書領到國民身份證。
那時退役制度尚未建立，對待離營士兵簡直就是驅逐，允許帶走兩套舊軍服，發給老台幣五百六十元（依名作家羅蘭記述，彼時炒米粉一客老台幣七百元）。那時撤退來台的軍隊多半席地而臥，士兵離營時可以把蓆子捲起來背著，那一張蓆子使我心酸，異鄉人倒斃路旁，好心人收屍，就是用一張草蓆把屍體裹起來。
我是軍中的文官，又不是台北總庫編製以內的人員，除了一張證明書，什麼也沒有。我一點也不介意，只覺得一身輕鬆，有了這張證明書我可以辦國民身份證，有了身份證就有了生存的基本保障，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
那時候，妹妹和弟弟度過「山東流亡學生澎湖冤案」的恐怖，可以安心讀書，父親蒙蘭陵另一位族長王一然先生援引，到台中縣政府就食，全家「草草粗定」。一然先生也是祖父級人物，做過河北完縣最後一任縣長，我們稱他為「縣長爺爺」，背後笑他犯了地名，「完縣」，真的玩完了！他很有族長的威嚴和責任感，憑他一點殘餘的人事關係，處處照顧本鄉本族落難的人。
上校爺爺，縣長爺爺，蘭陵宗法社會的完美典型，蘭陵王氏族譜應該有他倆的「大傳」。
我在台北專心投稿。我到衡陽路成都路幾家書店文具店買稿紙，店員瞠目以對，可見當時投稿的人很少。那時候台北各報副刊篇幅很小，副刊上的文章大半來自翻譯的「羅曼史」和中國歷史掌故，有人表示不滿，稱翻譯為「抄外國書」，稱歷史掌故為「抄中國書」。
當台灣尚未參加國際版權公約，翻譯家可以自由使用外文原材，以美國雜誌上的「小幽默」最受歡迎，多產者為陳澄之，他是「華北新聞」著名的翻譯快手，在資訊閉塞的年代，他能看到多種外文報刊。台大文學院院長錢歌川，也曾以「味橄」為筆名，經常客串。
那時「小幽默」偶爾還有種族歧視的意味，例如說，一個猶太人到紐約市中央火車站買票，他對售票員說「春田城」。美國有好多個州都有春田城，售票員問他哪一個春田城？猶太人忽然反問：「哪一個最便宜？」
有些「小幽默」流露反共思想。例如說，東歐某共產國家有一個老百姓養了一隻鸚鵡，「鸚鵡能言」，常常學他說話。有一天這只鸚鵡不見了，他急忙向警察局備案：「本人今日走失鸚鵡一頭，以後該鸚鵡在外一切言論，本人概不負責任。」
我很喜歡這些小幽默，年輕時的我缺乏幽默感，需要補課。
古人留下的掌故軼聞很多，這種材料取之不盡，那時許多讀者的趣味保守，貪戀「溫故」，即使以前看過了，再看一遍也無妨。我不能「抄外國書」，可以「抄中國書」，每天坐在省立圖書館東翻西檢，圖書館設在新公園裡，門前一條大馬路就叫館前街，直通台北火車站，旁邊就是中央日報社。現在聽說新公園改稱二二八公園，省立圖書館也搬走了，唉！《中央日報》也停刊了。
那時別人「抄中國書」，大都是從書中選出一件事情加以註釋評點，我能把好幾件相似或相連的事情組合在一起，可以說後來居上。例如以「太陽」為主題，抄下夏日可畏、冬日可愛，野人獻曝，日近長安遠，再加上大文豪歌德的遺言：「打開門板，多放些陽光進來！」中西兼顧，很豐富也很靈活，全文只有五六百字，我能做到密中有疏，並不呆板擁擠。
我還能配合新聞。胡適的一句話也成新聞，他說當年有人拿他的名字做對聯，上聯是「胡適胡適」，下聯是「方還方還」，方還是浙江省政府秘書長。我立刻來一篇「小談人名對」，我說有人用「徐來徐來」對「胡適胡適」，徐來是電影女明星，比「方還」有趣。我說還有人用「胡適之」對「孫行者」，用「馬星野」對「牛天文」。我還能繼續延伸，提出明代的王紱是「九龍山人」，陶淵明自稱「五柳先生」，宋人鄭俠別號「一拂居士」。
一九五一年「聯合版」創刊，《聯合報》的前身。副刊編輯牟力非為我寫的掌故開了一個小專欄，名叫「飲苦茶齋筆記」，齋名出自張恨水的詩：「愛摶黃土種名花，也愛當壚煮苦茶。」中華副刊也給我開了一個小專欄，名叫「切豆腐乾室隨筆」。那時兩報副刊和我通信都用「副刊編輯室」署名，沒有私人聯繫。
一九四九年，台北各報副刊的稿費都是每千字新台幣十元，拿當時的物價比量，這個標準很高，據《台灣報業演進四十年》（陳國祥、祝萍合著），日報每月訂費新台幣七元五角。我到中華路吃一個山東大饅頭，喝一碗稀飯，配一小碟鹹水煮花生米，只要一元五角，我憑一千字可以混三天。我買純良墨水一瓶，一元五角。楊道淮《流亡學生日記》，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出版，書中記載副食費每人每天菜金新台幣三角二分。周嘯虹《三十功名塵與土》（爾雅），提到少尉月薪五十四元。《重修台灣省通志》，一九四九年六月公教人員調整待遇，僱員每月新台幣五十元。我不厭其煩記下當年的物價和待遇，為的是證明各報在流離動盪之秋，財政拮据之中，依然這樣重視副刊。
我投稿很勤，從未接到退稿。前後化用了五十幾個筆名（魯迅用過一百三十幾個筆名），如果同一個名字出現的次數太多，就會有人誤會主編搞小圈子。我從未拜訪任何一位主編，主編也像新聞版編輯一樣，選稿，發稿，不對外連絡。報館也沒辦過作家聯誼會，那時台灣還沒這個風氣。
作家的筆名都有寓意。潘佛彬筆名潘人木，吳引漱筆名水束文，都用拆字法。彭品光筆名澎湃，用諧音法，他是海軍出身。駱仁逸筆名依洛，他跟哥哥來台灣，嫂嫂對他很照顧，長嫂比母，精神上依附嫂嫂，他嫂嫂的名字裡有個「洛」字。王林渡筆名姜貴，「薑桂之性，老而愈辣。」黃守誠先叫歸人，當然是懷鄉，後叫犁芹，自己說要像老牛一樣在台灣耕種（第一個皈依本土的外省作家？），王慶麟筆名痖弦，我偶然發現出處，某一本詩話裡說，詩的最高境界是「痖」，最好的詩你說不出好在哪裡。我的筆名裡也有我的心情，我的思考，我的解脫，我的暗示，不能一一寫在這裡。
筆名產生文壇趣談。耿修業筆名茹茵，讀者以為是女作家，他是用筆名「紀念一個親人」，背後或有迴腸蕩氣的故事。馮放民筆名鳳兮，也有人以為是女作家，其實出自「鳳兮鳳兮，何德之衰！」一片陽剛。孫如陵筆名仲父，據說是「中副」的諧音；父親的弟弟也叫仲父，有人抱怨讀他的文章還得比他矮一輩。姚朋筆名彭歌，林海音敏感，認為是「朋哥」的諧音；王世正筆名石振歌，專欄作家應未遲（袁暌九）揭露，那是「世正哥」的諧音，女作家提起兩人直呼姚朋、王世正，認為彭歌、石振歌「那是他太太專用的稱呼」。至於魯迅，人皆不知涵義，有人開了個玩笑，認為應該是「俄國人」Russian。
那時台北街頭很難找到零售報紙的地方，各報在熱鬧的地方豎立閱報欄，張貼當天報紙。西門町圓環的閱報欄陣容浩大，《新生報》、《中華日報》、《中央日報》、《掃蕩報》、《民族報》、《全民日報》一一在列，偶然看見《中國時報》的前身《徵信新聞》，僅有四開一張。那個年代，台北市民真愛看報，也真捨不得買報，每天早上，看牌前面擠滿了人。我總是先看副刊，找我投去的稿子，有時候副刊上留下一個方形的黑洞，我總是到火車站前的閱報欄查證，看是誰的文章被人挖走，不止一次，居然那是我的文章，我受到鼓勵。
剛剛創刊的《民族報》版面比較簡陋，想是財力不足，但是新聞和言論都向前衝刺，朝氣蓬勃。我讀來過癮，不覺技癢，寫了一篇文章指陳軍法的缺點，兩千多字，對我來說，那篇文章太長了，應該很難見報，誰知《民族報》用它做第一版左下方的邊欄，那個位置本來屬於政論家的重要評述，怎麼輪到我！這個鼓勵對我太大了。後來知道《民族報》的總編輯是葉楚英，那篇文章也許是他發下去的吧？我那時不懂事，沒有抓住機會去拜識他。
不止如此，那時上校爺爺罷官，我到集集鎮去探望他，先坐縱貫鐵路火車到二水，改乘運輸木材的小火車，入山漸深，森林如綠色隧道，密雲之下霏霏有濕意，想起「山色空濛雨亦奇」。集集車站用木材建造，別出心裁。下車後憲兵盤查，發現我沒有差假證，帶我到辦公室接受隊長詢問。隊長辭色嚴厲，命令我把口袋裡的東西全掏出來擺在桌子上，他一一檢視，其中有一張《中央日報》副刊的稿費單。「稿子是你寫的嗎？」我說是。「裡面寫的是什麼事情？」我照實回答。他依稿費單上的日期找到報紙，仔細閱讀那篇文章，立即表情放鬆，語氣和善。「你記住，以後出門一定要帶差假證！」讓我過關。他好像認為「給《中央日報》寫文章的人不會變壞」？那時《中央日報》受讀者大眾信任，可以想見。想不到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中央日報》已經因為「沒有銷路沒有廣告」停刊了！
且說那時，密集的鼓勵更堅定了我要做作家的決心。今天回想，並非我的文章如何出色，而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一個不會賭博的年輕人，初次坐上牌桌，往往手氣順極了，這一把通吃，下一把又是通吃，資深的旁觀者點頭嗟歎：賭神菩薩要收徒弟了！自此以後，這個年輕人就要迷上牌九，無怨無悔。世界三千六百行，有貴有賤，有逸有勞，有窮有達，每一行都有傳人，千年萬年，連綿不絕，都有這樣類似的接榫。
一九四九這一年，耿修業主編《中央日報》副刊，孫陵主編《民族報》副刊，鳳兮（馮放民）接編《新生報》副刊，稍後又有徐蔚忱接編《中華日報》副刊，大將就位，副刊左右文學發展的態勢形成。各副刊的內容風格逐漸蛻變，出現女作家的綿綿情思和反共文學的金鼓殺伐，彼此輪唱。那一年，這些副刊養活我，補助我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