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道藩先生，台灣文藝界尊為道公，他是我文學路上的貴人，我一直想寫他，一直沒找到角度切入。我的回憶錄必須寫他，時至今日已無法拖延。
一九五○年，我進「中國廣播公司」台灣廣播電台做資料員，他是公司的董事長，上下隔著五個層級，仍然可以知道他的故事。
台北市新公園（今名二二八紀念公園）東南角有一座三層樓房，那時是台灣廣播電台的台址，大門之內，左邊是董事長辦公室，右邊是總經理辦公室，我們出出進進都要經過他們的門外。有一天，詩人某某登門求見，我看見道公站在辦公室門口接待他。
這位詩人漂流來台，暫住高雄，那時台北沒幾個人知道他。這天他專程到台北尋訪老長官，不幸沒有找著，偏偏又在公共汽車上遇到扒手，僅有的一點錢、還有回程的車票都不見了。他舉目無親，陷入絕境，冒昧來找這位文藝運動的領導人，我看見道公從自己的口袋裡掏出鈔票來。
後來我和這位詩人有些來往，他說那時候他實在太窮，好像道公也不富裕，他看見道公掏出來的鈔票薄薄一疊，而且沒有大鈔。他說原以為道公會把他交給總務部門，下面用公款給他買一張票，沒想到道公從自己的口袋裡掏出鈔票來，「一張一張數給我」。我說道公辦私事向來不用公款，顯然把這件事當做他的私事，詩人聽了連聲嗟歎。
他說道公真了不起，不怕不識人，就怕人比人。他從高雄出發的時候沒有路費，拿著幾本詩集到某機關求售，局長把他交給科長，當著局長的面，科長連聲「是是！」可是科長回到自己的辦公室，拿起一疊卷宗來，說了一句：「你看看我有多忙！」低頭辦公，不再理他。他到另一個機關去求售，直接找一位科長，科長面南而坐，低頭看報，聽到賣書，立刻搬動籐椅，轉向東方，他跑到東邊去請求，科長又轉向西方，臉孔始終包在報紙裡，一言不發。
那時大家都窮，尤其是漂流來台的作家。黎中天住在汐止，褲子破洞不能出門。公車車票五角一張，司馬中原在追悼劉非烈的文章裡提到，劉非烈手裡握著四毛錢，跟在公車後頭趕路，呼吸車尾噴出來的黑煙。馮馮的自述，黃佑莉的《告別的年代》，都提到在路燈下讀書，燈泡昏黃，損害目力，馬路狹窄，汽車飛沙走石，弄得滿臉塵土。王藍沒有書桌，他伏在太太的縫紉機上寫成長篇小說《藍與黑》。
那時候誰瞧得起作家？也許只有張道公吧！向來黨政要人口中的「作家」是一個黑壓壓的畫面，是一個統計數字，張道公心中的「作家」卻是一個一個活人，他花許多時間閱讀報紙雜誌刊登的文藝作品，瞭解每個作家的專長和造詣。他到陋巷中訪問鍾雷，兩人在陋室之中一同朗誦鍾雷的新作，一時傳為美談。他帶著蔣碧薇女士一同看台北舉行的每一場畫展，看台北演出的每一齣話劇，他們到後台去鼓勵導演和演員，大家握手照相。
道公之於作家，可謂「盡心焉耳矣」，他主持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的時候並不干預評審工作，但是常有人把落選的稿子再寄回文獎會，寫信向他抗議，他一定親自閱讀退稿，親自回信，他支持評審，但是安慰勉勵落選的作者。那時作家出書，喜歡找他作序，那些序文多半由葛賢寧代筆，但是道公一定閱讀原稿，把序文的要旨告訴代筆的人，如果道公認為作品有需要修改的地方，他會坦率告訴那位作家。
黨政要人的應酬文字號稱「三不看」：第一是讀者不看，官樣文章，空洞虛偽，何必去看？第二是編者不看，文章到了報館編輯手上，達官貴人說官話，內容絕對安全，編者毫無風險，何必再看？最妙的是「作者」不看，秘書把文章寫好送給要人，這位秘書是稱職的，是可靠的，要人用不著再花精神核閱，立即簽字，這位名義上的作者根本沒看他發表的文章。道公不然，他一定看，有時候還要修改。
那些年，作家出了新書多半要寄一本給他，不管作家的聲望高低，他一定保存起來。另外有個人，地位在道公之下，大家也紛紛送書給他，有一年他搬進新居，書房很大，書架也擺好了，書在哪裡？他的太太說，當做廢紙送給造紙廠了！我忍不住說，夫人！為什麼要讓書架空著呢，那些書如果擺在這裡，可以代表某公在文藝界的聲望，代表作家們對某公的尊敬啊。他的太太聽了很難為情。
道公在一九五○年五月成立「中國文藝協會」之後，一九五二年三月出任「立法院長」之前，一定親自接聽作家的電話，即使是下班時間以後打到他的家中，他也不拒絕。依一般慣例，打電話給地位高的人，尤其是打到他的家中，接電話的人一定問清楚：你叫什麼名字？你有什麼事情？你等一會兒！五分鐘後再來回答：「他不在家！」打電話的人可以想像，他要找的人就在家中，一道門檻兒擋住了，心中好生難過。道公不用這種辦法過濾作家的電話。
那些年，官場中也有別人高唱文藝作家如何重要，那些人總是站在作家大會的講台上是一副面孔，走下講台立即換一副面孔，他到作家家中是一種腔調，作家到他辦公室裡聽見的是另一種腔調。道公對作家的態度很穩定，我沒看見有這些變化。
道公重視青年的文藝教育，他指出文藝最可貴者在創新，創新的希望在青年，會裡會外，千言萬語，直到最後歲月念念不忘。他有一篇遺著《我對文藝工作的體認和期望》，裡面有這樣一段話：「為了整個文學的前途，文藝事業必須後繼有人。……不是要青年向我們看齊，照著已有的老樣子摹寫，而是要我們看青年人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是否有新穎獨特的地方，依循他們才性之所近來引導他們不斷進步，發展他們的創造力。」他批評「利用青年，收羅旗下，只論關係」，以致這些青年「張牙舞爪，胡作非為」。後面兩句話好像說得太多了，若有所指，造成誤會，他並不是一個巧於辭令的人。
「青年重要」，他最後這麼說，一九五○年他受命主持文藝運動，一開始也這麼做。一九五○年八月，「文協」和教育廳合辦暑期青年文藝研習會，十月，「文協」成立小組，義務為文藝青年批改習作，接任《中華日報》董事長，增辟中學生週刊，約作家五十人為中學生修改作品。他的工作團隊有無形的分工，關於青年文藝教育的工作，多半由趙友培分勞分憂，以上這些活動，趙友培參與的程度很深，叨天之幸，我趕上這班車，受惠無窮。此事還有許多後話。
道公特別對台灣本土的青年作者有期待，囑咐他的工作團隊多多留意，趙友培的態度最認真，他不但自己多次向文獎會推薦人選，他還惟恐自己涉獵不廣，常常要我向他推薦作品。那年代在「外省青年作者」群中，我算是勤讀「本省青年作品」的人，也找過十幾篇文章交上去。記得有一次趙公催我要答案，我說最近沒有發現什麼好文章，那時我沒有政策眼光。我還說文獎會一年的經費只有二十一萬八千元，愛國獎券的第一特獎卻有二十萬元……
我惋惜「文獎會」經費太少，但辭不達意，他立刻打斷我的話：「政府一年浪費多少錢！花這麼一點錢鼓勵作家，不要吝嗇！」談到文章好壞，他說：「現在寫得不好，將來會好，即使將來仍然不好，我們盡了心。」他這幾句話我至今記得，近年讀時賢的文章，他們論述五十年代的文藝運動，譴責主其事者沒有關懷台籍作家，我內心有秘密的慚愧。
青年小說家馮馮的成就，蒙張道公肯定而一舉成名。馮馮寫了一部自傳體小說《微曦》，長度超過一百萬字，起初，他把這部小說送到中央副刊，據形容，馮馮把稿子裝在麵粉口袋裡扛在肩上。中央副刊無法容納，勸他精簡成二十萬字，馮馮當然捨不得。
一九六四年四月，《微曦》由皇冠出版。嘉新水泥公司捐款成立文化基金會，設置文藝獎金，馮馮把《微曦》送去。馮馮出身軍旅，刻苦自修，臉上有「結緣肉」，風度甜美可親，引起董事長王雲五的關注。雲老特別請張道公負責審查《微曦》，那時道公六十八歲，連年抱病，仍然花了一星期時間，把這部超級長篇一個字一個字讀完，還寫了五千字的「概略」，以便思考衡量，他給《微曦》很高的評價，馮馮得到最高獎金。這一年，馮馮應該是二十七歲。
馮馮後來當選「十大傑出青年」。
最近讀到廖清秀在《文訊》發表的文章，記述他青年時期跟「文協」諸先進交往的情形，道公曾經摟著他的肩膀，勉勵他：「年輕人好好地幹！」清秀兄可能忘掉另外一件更重要的事。
一九五四年，道公在他的《三民主義文藝論》單行本出版之前，邀請當時文藝界的「樞紐人物」，到「中廣」公司的大發音室座談，要求大家提出意見。他特別為年輕人留下兩個「見習名額」，一個是廖清秀，一個是我。這年我二十九歲，廖清秀應是二十七歲。
記得接連舉行了兩次座談，時間安排在上午，招待豐盛的午餐，然後散會。道公興致很高，來賓大都沉默寡言，只有名導演張英表示不同的意見，他反對以「三民主義」做「文藝」的冠號，道公微笑傾聽，沒有辯解。逢到冷場的時候，全仗虞君質起來製造話題，記得虞先生肯定「內容決定形式」，他說只因為中共主張「內容決定形式」，至理名言成了長期的禁忌，如今看見道公在《三民主義文藝論》裡正式提出「內容決定形式」，大家如歸故鄉！短短幾句話引起一片掌聲。《三民主義文藝論》裡引用了趙甌北的「戲為六絕句」，有一位來賓指出「戲為六絕句」這個題目好像不通，他問是否漏排了什麼字，一語既出，四座皆驚。
名導演唐紹華說過一個故事，他後來寫在《文壇往事見證》裡。當年張道藩在南京創辦國立戲劇學校，中共派了一個青年來做學生，化名殷揚，南京衛戍司令部發現了殷揚的真實身份，派人逮捕，司令谷正倫喜歡殺人，要判殷揚死刑。那時道公已是中央要人，他和谷正倫又是貴州同鄉，親自到衛戍司令部把殷揚保出來，立即派唐紹華送殷揚坐津浦火車離開南京。
一九四九年上海失守，唐紹華沒能脫身，中共清理國民政府殘留的人員，上海市公安局長楊帆約唐紹華談話。唐紹華自料凶多吉少，不料楊帆竟是當年的殷揚！殷揚第一句話是：「道公好嗎？」然後問唐紹華有什麼打算，唐說想到北京看看，其實是想離開上海，這位新任的公安局長提醒他：「你何不帶著你拍的影片到香港去為人民賺些外匯呢？」其實是讓他逃出虎口。唐紹華當然選擇香港，公安局立即發給路條。
這個故事不但顯示張道公愛惜青年，更令人發現中共黨員也有人情味，可以列為內戰期間難得的故事之一。但是國民黨退到台灣「痛改前非」，案情一旦涉及「匪諜」，任何人不能援救，道公眼睜睜看著他的愛將虞君質坐了一年多的黑牢。
抗戰時期，張道藩主持文化運動，左右有三位得力助手，虞君質、李辰冬、趙友培。抗戰勝利，他帶著這三個人到平津京滬接收，大陸不守，這三個人跟著道公退到台北。虞君質曾為某一個申請進入台灣的人作保，那人受某一個「匪諜案」牽連，一九五○年二月，治安當局連虞君質這個保證人也逮捕了。張道公有理說不清，專程上陽明山對蔣總統以身家性命力保，他得到的裁示是：「這些事情你不懂，你不要管。」
「這些事情你不懂？」什麼意思？暗指當年縱放殷揚嗎？這件事情早已記錄在張道藩的檔案裡、蔣介石的腦子裡嗎？
虞案對張道藩的工作團隊是個迎頭而來的打擊，虞君質本名虞文，出獄後改以字行，張道公無法為他安排工作，趙友培創辦《中國語文月刊》，本想聘虞君質為總編輯，可是虞的名義僅能是總經理，另外虞君質也終身沒做「中國文藝協會」的理事。
台灣在五十年代號稱恐怖時期，政府對文藝作家百般猜疑，而作家多半以對現實政治離心為高，二者互為因果。道公實在不願意聽到某某作家被傳訊了，某某作家被拘捕了，他曾多次要求政府善待作家，委委婉婉見諸文字：
「……居高位而又懂得文藝重要的人，都能關心作家的生活，不要計較他們的小節，待之以朋友，愛之如兄弟，引導他們的趨向，發揮他們的天才，激勵他們的志氣，替國家社會多多效力。」
他也非常希望作家換一個眼光看現實政治，有時見諸文字：
「……在文藝的世界裡，能夠解脫現實的束縛，追求理想的自由，以智慧代替權力，以和諧消融矛盾，以喜樂化除痛苦，以博大的愛心寬容偏狹的憎恨。」
趙友培體會道公心意，默察當下需要，也寫了好幾篇文章向同文建言。他主要的意見是，中國作家曾經以政府為敵，雙方的關係極為不幸，他建議作家和政府彼此為友，做益友也做諍友。拳拳致意，語重心長。
趙公是「張道藩思想」熱心的演繹者，他在「小說組」授課的時候說，真正的作家藝術家一定反共，即使政治家不反共，他們也會反共，因為藝術的本質和中共俄共的思想行為相反。真正的藝術作品出自藝術家的良知，真正的藝術家以作品發揚人性，提升人生的境界，文藝表現夫妻之愛，手足之愛，親子之愛，人與人之間的同情寬恕互助，作家心裡想的、手中做的都和清算鬥爭傾軋陷害相反。作家未必一定喊著口號反共，真正的文藝作品一定和極權制度互相排斥，一定削弱專制政權，有文學一定有反共文學，有小說一定有反共小說，小說戲劇故事發展的過程有衝突，而結局則是和諧，作品中的親情愛情友情都是反共，作品中的溫馨甜美喜趣也是反共，這是從根本上反共，這才是可大可久的反共文藝。
趙公在黨部和政府召開的座談會上當著大人物的面一再進言，要求他們對文藝放心。後來「中國廣播公司」節目部升我做編撰科長，我把趙友培的「廣義反共論」告訴節目部主任邱楠，一九五七年「中國廣播公司」節目大革命，成為「最沒有黨性的黨營事業」，邱主任對董事會對中央黨部說明理由，他用的就是「廣義反共論」。
道公晚年多病，常恨自己對文藝貢獻太少，他說：「如果我能有張曉峰的一半就好了！」他是指教育部長張其昀。政界稱張部長「無私無我，膽大妄為」，他藐視會計制度，都市計劃，對外募款不避嫌疑，屢建赫赫之功，道公在位的時候曾經喟然歎曰：「他是『教育部長』可以違法，我是『立法院長』怎能違法？」行年七十而知六十九年之非，到頭來竟有些「見賢思齊」了。我們不必拿他跟張曉峰比，我們可以拿他跟王昇比，化公主持軍中文藝運動，他擁有的社會資源，他從蔣介石那裡得到的支持，張道藩望塵莫及，「震央」雖在軍中，「震幅」及於整個文藝界，中華文獎會那一點子功業，無論是正面效用或負面影響，都被後來的論述者過分誇大了。
從根本上說，張道藩的文藝運動和王昇的文藝運動有分歧，在道公看來，藝術是「體」，是根干，反共是「用」，是花果，政府要採集文藝花果，必須好好地種樹護林。他的《三民主義文藝論》就是先文藝而後三民主義，「文藝」是三民主義文藝的源頭活水，「三民主義文藝」是文藝江河裡的一條魚。他一再宣告：「文藝運動和文藝事業，都是為了文藝創作」，他所謂文藝創作，並未限定反共文藝或戰鬥文藝。
有幾件事可以窺見道公對文藝的理念。文獎會獎助廖清秀、鍾理和、李春榮，他和他的工作團隊關懷現代詩和現代畫，「中國文藝協會」成立十週年，頒發第一屆文藝獎章，這年我三十五歲，四個得獎人，楊念慈和我反共，張秀亞和施翠峰「與反共無關」，道公對現代主義，對鄉土文學，對軍中文藝運動，都未發一言。從軍事觀點看，這樣的文藝政策未免成本高，效益少，曠費時日，貽誤戎機，主其事者甚至有「假政治以濟文藝」的嫌疑。我總覺得兩位蔣「總統」對張道藩的工作並不滿意，道公撒的種子，至今也沒幾個人記得。
道公自恨做得太少，後來連他做的這一點點也是「此情可待成追憶」，他在文藝界留下的空隙無人填補。他堅持政府以誠待人，以心換心，然而以後的黨政長官呢？文藝團體集會，長官蒞臨致辭，台上空話連篇，台下作家耳語：「聽著噁心，想起來傷心，擺在那裡放心」，放心他不會因為重視文藝的效用而操控作家，他任你自生自滅。依政論家鄭學稼的說法，「他們拿作家文人當婊子，需要了，叫過來，使用一下，給幾個錢，不需要的時候，一看見你就討厭。」
一九五三年夏天，張道公忽然約我談話，希望我記錄他的口述自傳。他每星期抽出一個晚上來工作，我依照他的電話指示到「中廣」公司董事長辦公室恭候，他每月津貼我新台幣兩百元，「供給你的弟弟妹妹讀書」。這時他已出任「立法院長」，還在兼任「中廣」公司董事長，這件事立刻「震撼」了公司上下。
我依照他的指示，先編「道藩先生年譜」，又寫成「我與中國國民黨」一章。「立法院院長」難做，他漸漸患了失眠症，星期天我到他家中作記錄，那時他住在溫州街，靠近羅斯福路，日式房屋，後院很大。雖然是星期天，他還是有那麼多電話，「立法院」還是有那麼多事情來請示。他向「立法院」請假住台大醫院治療，我一度到他的病房工作，探病的黨政要人川流不息，我第一次近距離看見那些聲名顯赫的人。客人來了，我到護士的辦公櫃檯旁邊守候，客人走了，我再回去。來來去去折騰到深夜，他無法休息，我也無法寫出一個完整的段落。
那時我在「中廣」的「編撰」工作很多，供稿量、審稿量都是節目部第一，上級還常常指派臨時的額外「公差」，依我的大頭兵思想，我伺候道公也是本職之外的又一額外服務而已，不能拒絕，也無須特別慇勤。也許是天公作梗，蕭鐵病了，他介紹我進新聞界，我替他編《公論報》副刊報答他。這時雖然我年輕力壯，我也難撐難熬，我寫廣播影評每天看一場電影，開始在電影院裡打瞌睡了，道公在病房裡會客的時候，我也常常在護士的辦公櫃檯旁邊打瞌睡了。無論如何，我把維持蕭鐵的職業擺在第一位，道公的差遣擺在最末，三十年後跟一位老同事話舊，他告訴我：「你把優先次序弄顛倒了！」他用譏笑的口吻說：「那時我們替你著急，每天看見你犯錯誤，每天也看見你義薄雲天！」
疲於奔命之餘，小特務對我加緊騷擾，我推斷，道公身邊出現新進，他們不放心。我的基本願望是「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情勢的發展恰恰相反，再加上道公缺少文采，他口述的往事枯燥無味，我漸漸意興索然。向道公交稿的日期拉長了，我猜道公一定不滿意。他的失眠症越來越嚴重，我的記錄工作停頓了。我最大的收穫是，「中廣」管理眷屬宿舍的那個委員會趕緊撥給我一個居住單位，我能到台中去迎養父親，定居台北。
後來發覺道公搞口述自傳別有用意，這件事我沒替他做好，對他，對我，都是莫大遺憾。此中情由容後再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