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論戰後台灣情事，以十年大致為一段落，如此區分也許有些道理。一九五八年一月，《徵信新聞》給了我一張聘書，約我以撰述委員的名義寫「小方塊」，此事象徵我的五十年代結束，六十年代開始。
「小方塊」實際上是一種小專欄（報紙另有大專欄登在新聞版上）。言曦（邱楠）寫方塊的時候就力主改稱「短論專欄」，不稱專欄而稱小方塊，當然有輕視的意思。當年報界流行兩句話：「社論是報紙的眉毛，副刊是報紙的屁股」，社論只是裝點門面，難起作用，副刊的位置在報紙最後一版，讀者要翻到底才看得見。我說這兩句話得改一改，「社論是報紙的客廳，副刊是報紙的花園。」多年以後，邱氏的「專欄說」和我的「花園說」成立，改變了原來的用詞。
我也知道，歷史家認為「現在」之中含有過去，由過去到現在，他們不說連續，別立一名，稱為「賡續」。早在一九五二年，我迫於蕭鐵老編的人情壓力，曾在台北《公論報》副刊寫過幾個月小方塊，算是台灣資歷很早的方塊作者之一。據說《徵信新聞》社社長余紀忠先生讀過那些文章，記得我的名字，一九五七年《徵信新聞》擴版為一大張半，成為台灣的大報之一，銳意經營，破格用人，他的「人間副刊」也開闢小方塊，由徐蔚忱老編出面約我和寒爵（韓道誠）共同撰寫，第二年正式聘用，這年我二十七歲。我並不喜歡投入這個「舞文弄墨惹是生非」的行當，好不容易擺脫了《公論報》，為何四年之後又到「徵信」來入列就位呢？
長話短說，我在「中國廣播公司」節目部門充當寫手六年多了，對於「廣播作家」實在厭倦了，這是一種有限度的寫作，取材範圍有限制，修辭技巧有限制，思想深度有限制，篇幅長短有限制，形式結構有限制。廣播的特性形成這些限制，我為了彰顯媒體之長，必須安於文學之短，我在這方面是先驅，但是無法再有進步，很想罷手。我把身體力行的心得寫成一系列文章，先在劉恕主編的《空中雜誌》發表（一九六三），後由「中廣」出版，書名叫做《廣播寫作》，算是對「中廣」作出交代，打算歇手。當年有關廣播的一切理論都自外國引進，惟有如何用中文寫廣播稿只有反求諸己，這一門類的專著當時僅此一本。
我提出辭職，魏景蒙總經理說：「我不能放你離開中廣公司。」我說「中廣」的工作我不想再做了，他說，「不想做少做一點，想做就多做一點，現在不想做，有一天你會想做。」我沒聽懂他是什麼意思。節目部的邱楠主任找同事張瑞玉探聽我為什麼想辭職，我趁機訴苦，我說政風日漸敗壞，實在失去了搖旗吶喊的熱情。第二天邱主任對我說了一句話：「你要自求多福。」只有這一句，我也沒聽懂他的意思。
辭職不成，外面報紙有個兼職也好，我究竟是文字工作者，報紙才是文字工作者的夜總會。那時《徵信新聞》還很簡陋，我對他們的余紀忠社長是崇拜的，一九四六年我在瀋陽的時候，余氏以三十六歲的俊年，擔任東北保安長官部的政治部主任，官拜中將，他身材秀挺高拔，英風奕奕，領袖的氣質如一顆巨大的磁石。從某個角度看他的臉，使我們聯想到希特勒，正是我們那一群投筆從戎的小青年心目中的理想典型（大戰期間，中國媒體稱希特勒為四大偉人之一，與蔣介石齊名，一九四六年他在國軍中間還保有英雄形象）。在那個把接收寫成「劫搜」的年代，他是清廉的，在那個殺氣沖天的年代，他是主張和平解決學潮的，他在瀋陽創辦《中蘇日報》，我也是忠實的讀者。他對我有致命的吸引力，台北見面，他雖然換穿西裝，依然骨骼嶽峙，線條分明，一臉堅定自信，足以使任何倒在地上的人重新挺立，我一杯咖啡只喝了一口就成了他的俘虜。
不過我從未提過瀋陽的因緣，我知道當年他受東北行轅主任陳誠猜忌，處境危急，幸而朝中有人，中央直接下令調動了他的職務，他臨走也沒向陳誠辭行。陳誠大怒，放話指責他「擅離職守」，一時成為東北的大新聞。他不喜歡人家提到東北，他也不知道我曾是在瀋陽屢屢向他傾心注目的一個小兵。
「小方塊」的性質和「中廣」的節目大不相同，它的精神是批判，它的眼睛看缺點，可以說那時候它是站在「中廣」節目的對立面，對我來說這是一種平衡。
我在「中廣」那六年，感覺台灣如同一望無邊的荊棘叢，我置身其中，姿勢必須固定，如果隨便舉手投足，就可能受到傷害。那時有一段文人自嘲的話暗中流傳：「你心裡想的、最好別說出來，你口裡說的、最好別寫出來，如果你寫出來、最好別發表，如果發表了、你要立刻否認。」六年以後，好像這一片荊棘比較稀疏了，人人急於摸索自己能有多大空間，這些人活動筋骨，伸個懶腰，他們聚集的地方就是民營報紙，我決心參加探險，從此我這條小魚離開了張道公的龍門，游向江湖。
六十年代是台灣民營報紙成長壯大的時代，也是「小方塊」深入人心的時代，新聞版有不署名的方塊，副刊有具署名的方塊，針砭社會病態，監督官吏作風，表揚十室忠信。幼時在家，母親常引《論語》上的兩句話教導我：「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把這兩句話約化為「鼓勵成功的人，安慰失敗的人」，當做我個人寫作的信條，同時「言在此而意在彼」，對另一些人的譴責批判寓於其中。那年代，每一個「逃」到台灣來的人可以說都是失敗的人，其中小士兵、小青年、小地主、小商人的景況「比失敗更失敗」，情緒鬱結，生活艱苦，有人自殺，有人殺人，社會上充滿戾氣，動魄驚心。我尤其願意和這些人談心，費了許多筆墨。
不約而同，我們都希望建立一個公平合理的生存環境，「草多可縛象，滴水竟穿石」，十年眾聲喧嘩，聲動山河。我喜歡這樣的工作，每天伏案寫方塊是我最快樂的時候，我可以「想像」自己對社會作出了貢獻。
有時想到周作人一段話：寫文章時時擔心踩著老虎的尾巴。有一天忽然發覺，那個方框也許是自己畫地為牢，不過當面喊萬歲也未必高枕無憂，保密防諜的專家硬是心眼多，認為你用忠貞掩蓋什麼，我想既然一樣如履薄冰，還是為社會大眾說話比較值得。
那時台北各報副刊寫方塊的人，《中央日報》有言曦（邱楠）、仲父（孫如陵），《新生報》有鳳兮（馮放民），《聯合報》有何凡（夏承楹）。《中華日報》的副刊主編南郭（林適存）別出心裁，他的副刊方塊只有固定的欄名「筆陣」，沒有固定的作者，登壇招賢，廣納四方，我也經常參加。一九六四年十月，夏曉華創辦《台灣日報》，我在他的副刊上寫過半年方塊。李荊蓀在他創辦的《大華晚報》新聞版有個不署名的方塊，報社主辦選拔「中國小姐」，他這個董事長太忙了，約我替他寫過兩個月。
六十年代方塊陣營中有兩位特殊人物，一位李敖，一位柏楊（郭衣洞）。
李敖博學雄辯，報紙副刊本來載不動他的大塊文章，他的陣地在雜誌，可是夏曉華本事大，拉他在《台灣日報》副刊上寫小專欄（一九六五），方塊跟他有緣。李敖的文章像胡適，視野廣闊，佈陣從容，他也像魯迅一樣有凌厲的攻擊性。他學過邏輯，學過史學方法，學過語意學，裝備一新，武器比任何人多，忌諱比任何人少，訓練之師，奇正互用而奇多於正，所以屢建赫赫之功，他比傳統多走出一步。那時在台灣，你讀一個人的作品，往往想起他背後有另一個人，你讀李敖就沒有這種感覺，這也許是年輕的好處。
柏楊受《自立晚報》殊遇（一九六○），字數篇數沒有限制，他的文章排成「邊欄」，一個題目可以連載幾個月，氣勢雄渾，「江河萬里，挾泥沙以俱下。」他本是小說家，首創以長篇小說的手筆寫雜文，塑造中心人物，組織邊緣情節，使「亂臣賊子懼」而有娛樂效果，他也比傳統多走出一步，六年之中，名滿天下。他的專欄登在副刊上，方塊中人向他「攀緣」，後來「立法委員」吳延環客串方塊，聯合方塊作家成立「方社」（一九六五），也曾邀請柏楊參加。
吳委員和大部分方塊作者甚少接觸，成立方社他委託鐘鼎文出面操辦。鍾氏為國大代表，《自立晚報》總主筆，《聯合報》「黑白集」的執筆人之一，他也是一位詩人。當時若論文藝界人士的肆應之才，鍾代表可推第一，大家都說他是「總統府」總務局長最佳人選，可惜懷才不遇。他找鳳兮和我兩人發起，理由是，我的筆名叫方以直，鳳兮的本名叫馮放民，兩人的名字中都有一個「方」字，當然，這是客氣，我們都辭謝了。
談到「方社」名稱的含義，我以為是「子貢方人」的意思。他強調這個「方」是方城之戲，也是吃飯的八仙桌，大家聚在一起吃喝一頓，飯後打麻將的人開牌，不打麻將的人回家，他的這兩點說明都在方社成立的新聞報道裡登出來。那時方社中人最好各人自掃門前雪，若有呼應串聯必受當局猜忌，他的定義具有智慧。後來方社的活動是大牌社員輪流做東，吃飯打牌，我以後很少參加。
吳延環是資深「立委」，清望很高，可見這時「小方塊」已非職業文人「低就」之所，漸漸成為名家大匠隱形息影略施小技的「高招」。由於方社成立，我才知道除了李荊蓀、耿修業、邱楠以外，吳延環、沈宗琳、胡健中、楊選堂、高陽、鐘鼎文、楊乃藩、王洪鈞、黎中天都染指成習，曹聖芬也寫過不署名的方塊（他沒有參加方社）。
《中國時報》曾有一位「何可歌」，方塊文章非常出色，只寫三篇，戛然而止，空勞大家引頸以待。誰也不知「何可歌」是何方神聖，我懷疑是詩人餘光中的化名，單說「何可歌」三個字對音韻的敏感，三個字字形對「口」部的敏感，此形此音合起來，隱然遍身是口也難暢所欲言，如此才情閒情，除了「他」還有誰！多年以後，我見那三篇文章果然編入余氏的文集，他何以只寫三篇，或有內情，只有留待知者述說。
那時台灣雜文處處有中國大陸三十年代之流風遺韻，魯迅是大宗師，雖然魯迅連名字都是違禁品，他的風格和思想卻有繼承者大量繁殖，禁書無用，多少論客遺漏了這個有力的證據。周作人、陳西瀅、梁實秋另成一類，我在他們這一邊排隊，加上追慕培根、蒙田和愛默生。文風不同，取材的角度也不同，抑揚褒貶常有分歧，所以當年這兩種文風大陸上互相排斥，來到台灣卻相忘於江湖。
小方塊太「小」了，容不下複雜龐大的題材，常常像玻璃杯中一杯淡酒，透明中浮起一粒鮮紅的櫻桃，讀者在櫻桃的吸引之下喝完這杯水酒。寫小方塊像胡宗南說過的一句名言：「集中兵力於一點而發揮之」，據說這句話出自胡將軍在黃埔軍校提出的學習心得，蔣校長大為欣賞，畢業成績名列第一。我在「中廣」寫稿時，常以胡氏兵法為作文方法，政治宣傳多用演繹法，宗教宣傳也是，例如「耶穌是救主」，預先設定，無須驗證，不可動搖，宣教士千言萬語把這個觀點散入萬事，排除一切例外。我把「集中兵力於一點而發揮之」當做演繹的過程來寫方塊，才想起演繹的過程可以千變萬化，「水無常形」。
那時我經過「中廣」六年的工作磨煉，語體文上得了檯面，我幼時由私塾發蒙，後來略讀唐宋大家，喜歡清詩，成語典故文言句法也能自由運用。到台灣以後，涉獵西洋文學的中文譯本，也十分留心異邦的語風。說個比喻，我以白話為澱粉，文言為鈣質，歐化為維他命，長養我的寫作生命，副刊方寸之地成了我的練習簿。我固然為了要發表某種意見而寫，也為了要實驗某種技巧而寫，也常常為了練習某一佈局、某一暗示、某一句法、某種旁敲側擊抑揚頓挫而寫。來寫方塊才可以充分追求「文無定法」，「情慾信辭欲巧」，「文學的語言高出日常生活的語言」。
那時報社規約，社論談大事，方塊談小事。大抵省政府以下為小事，「行政院」以上為大事，政務是大事，事務是小事，決策是大事，執行是小事。軍隊不要碰，特務不要碰，蔣介石和他的第一家庭不要碰。這種區分其實很模糊，批評地方有時就是批評中央，那時行政是「一條鞭」，批評執行有時就是批評決策，執行的流弊源自決策粗糙。
我「具體」評論小事，「抽像」評論大事，超出報社的規範。我不能談特務，但是可以談人權，特務不在乎，他們認為自己並未侵害人權。大官和高級將領的子弟耍流氓、充太保，我不能指名批判，但是可以談家風世澤，談「使父母不辱」，陳詞更為慷慨痛切。我不能批評獨裁，但是可以宣揚民主自由。新聞事件當前，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讀者自可把具體事件「代入」我的抽像論述，對號找人，自作批判。抽像論述建立的是觀念，觀念一旦樹立，讀者可以「自動」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無待我一一實指。
由於性之所近，我不知不覺談論文學，鼓勵作家，尤其是本省作家。我更時時提醒自己注意升斗小民的需要，尤其是學生、農人、小職員和一般市民。我借各種小事反覆申說大義，強者對待弱者要公平，能公始能平，能平社會始能祥和，人心始能團結，台灣始能長治久安，當年中國大陸「人心思平」，所以人心思變，終於「變天」，執政當局要有高度的反省。沒有人來干擾抽像議論，所有不點名的批判他們好像都認為與自己無關，但是讀者會從他們中間對號尋找關係人。
台灣進入六十年代以後，平民切身的痛苦已非來自高官，而是來自基層公務員，當局有圖治之心，但良法美意出門變質。我提出一個說法：「大官辦小事，小官辦大事。」大官不過簽字、演說、剪綵、出席酒會而已，小事一樁，小官的執行決定行政成敗，關係重大，我主張監督基層行政人員，不許他們「以技術害原則」。我要求執政者「為大於微、圖難於易」，不斷掘發技術性的小事主張改進，我的呼求常常立即生效，方塊作家的一支筆，對這些人還可以勸善懲惡，激濁揚清。在這方面我和讀者互動，和官府互動，和社會工作者互動，我有許多資料，等到著手寫這本回憶錄的時候，才發現沒有篇幅可以容納。
那時陳誠在台灣統攬軍政大權，威風凜凜。他那時氣量狹窄，有軍人性格，無政治家風度，跡象顯示他並未忘記余將軍是怎樣離開瀋陽的。余氏立於危巖之下，膽大心細，使《徵信新聞》具有民營報紙的一切特色。他是有能耐的人，全力支持方塊，斜風細雨他都遮擋了，從來不讓作者知道他承受的壓力。他也從未鼓勵我們勇往直前，他洞悉人性，只要一直平安無事，作者自然越寫越大膽。
民營報紙靠廣告，拉廣告要憑銷路，開拓銷路就要爭取多數人。縣長只訂一份報，縣民也許能訂十萬份報，你得站在十萬人的立場上看問題，你得對那十萬人的處境感同身受，報紙用什麼方式向這十萬人表態呢？小方塊！那年代小方塊對民營報紙的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那時民營報紙競爭激烈，各地分社都派出推銷員挨家訪問，你為什麼訂我們的報？哪一部分內容最吸引你？或者你為什麼訂另外一家報紙？它有哪一部分內容最吸引你？一項一項作成記錄回去統計，民營報紙爭取讀者，要靠小方塊和社會新聞。
那時政府對小方塊開始放手，五十年代的五花大綁慢慢鬆開，「反攻無望」已成定論，國民黨中央為了讓民心在台灣扎根，他必須把戰時當做平時看。一九六○年蔣公三度連任，他當選以後在國民大會發表演說，承諾台灣將要有「更多的民主、更多的自由」，在他所說的「更多」之中，包括民營報紙勃興，有這番因緣，小方塊始能在言論界算個角色。政府的善意也得到回報，在中國的行政系統中，一向「大官負責而不做事，小官做事而不負責」，所以基層官吏作風敗壞，中央鞭長莫及。小方塊照射死角，喚起小官的責任心，使他們檢束收斂，知所畏懼，幫了政府一個大忙。
說到「更多的民主、更多的自由」，新聞界有一段掌故可傳。蔣總統作此宣示的時候，沒有新聞記者在場，散會時記者湧入，圍在胡適身旁打聽消息，胡適笑瞇瞇地說：「沒什麼，沒什麼。」事後一群記者到「中央研究院」找胡適聊天，胡院長轉述蔣公的宣告，責備記者失職，「這麼重要的消息你們居然漏掉了！」記者反過來怪胡適，那天國民大會散會的時候，我們也曾向胡先生請教，胡先生並沒有告訴我們啊！胡適說，我又不是國民大會的發言人，你們在會場採訪我怎麼能發佈新聞，你們應該到我家裡去問我啊！彼此大笑。
可想而知，「更多的民主、更多的自由」第二天上了各報的頭版頭條，可想而知，各報社論一致擁護，合唱了一首讚美詩。蔣氏勉強三度連任，聲望稍稍下跌，現在又上揚許多。這是大事，我的小方塊沒寫，如果要寫，也只能說胡適在替蔣氏製造壓力，如果蔣氏只有六分誠意，此時也變成八分，這是典型的胡適模式，也是他和雷震的分野。蔣公還算是個「言必信行必果」的人，據說他的重要文告發表之前，必定由幕僚作最後檢查，看看和以前的文告有沒有矛盾衝突的地方。「更多的民主、更多的自由」公開曝光，他的聲望提高，同時自制力也增加，權力無形縮小。此時雷震已經入獄，胡適並未成為「垂頭喪氣百無一用的老秀才」。當然，我這些話也只能留到今天才說。
更多的民主、更多的自由逐漸落實，我們寫方塊的人「春江水暖鴨先知」，更多的民主、更多的自由重點不在「多」字，重要的是那個「更」字，民營報紙步步拆籬笆，踩紅線，挖牆根，攙沙子，歲歲平安，民主牆如活動屏風，當官的一夜醒來，發現又得讓他三尺。一九七○年雷震出獄，他看了幾份報紙雜誌，驚歎「我這十年牢白做了！」咳，他怎麼這樣說呢，我當時告訴朋友，他這一句話讓蔣介石佔了上風，蔣的做法也許正是要證明「孔明枉做了英雄漢」。我總覺得雷先生的台詞應該是「我這十年牢沒有白坐！」這也是方塊思考，可是當時仍是「你嘴裡說的、最好不要寫下來」。
那時台北還有一種人物向小方塊源源釋出話題，他們的共名是「民意代表」，若是加以區分，一票人叫中央民意代表，一票人叫地方民意代表，他們有權監督政府，「權力使人腐化」，言行多有可議可譏之處。尤其是中央級民意代表，政府為維持憲政門面，讓他們養尊處優，他們的任期無限延長，沒有改選的壓力，多半既懶惰又驕傲。其中一部分人本來是社會精英，大家還能接受，另外一部分人是政府在戰火中匆匆行憲寧濫勿缺的「數字」，多半觀念陳舊，素質很差，來到台灣又不知守分藏拙。有人形容他們：「世界上再無一個時代，這麼多人聚在一起，握有這麼大的權力而又不負責任！」那時誰能夠對他們勸善規過呢，除了方社二三君子，連前後兩位蔣總統都未置一詞。代表們的材料精彩，方塊文章跟著也喧騰眾口。
我曾勸那些老代表不要動不動罵人「為共匪鋪路」，你們反對節制生育，反對白話文，反對冤獄賠償法，反對民主自由，反對簡體字，你們反對民之所好，那才是「為共匪鋪路」。你們爭福利，爭宿舍，爭補助費，人之常情，吃相不要那麼難看，飯店發酒瘋，居然拔出手槍射天花板，警察破獲了攝制春宮電影的組織，居然打電話到報館要求封鎖新聞，這類事尤其是大忌！我也曾勸那些代表善用他們的影響力，保護養女，擔任孤兒院的董事，為機能殘障的人募捐，發起救濟水災災民，提倡讀書。要把台灣民眾當做你的選民，考慮他們的觀感。退一步說，在家種花養鳥，寫寫毛筆字，打打太極拳，總勝無益之事。我的饒舌惹來無窮譏罵，並且伏下多年後一連串小動作，不勝困擾。
兩位蔣總統相繼死亡，李登輝執政，台北民眾遊行抗議「萬年國會」，罵這些中央民意代表是「老賊」，把他們趕下政治舞台，他們這才如夢初醒。咳，固然「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如果他們當年那一部分人正確對待諷諫，後來散席的時候又何至於全體如此難堪，連那些有重要貢獻的代表也黯無顏色，甚至整個「外省人」都分擔羞辱！
方塊文章畫地為牢，倒也沒有人因此坐牢，一九六八年柏楊被捕，一九七○年李荊蓀被捕，一九七一年李敖被捕，那「牢」不是（或者說不完全是）自己畫成的。後來我教過書，編過雜誌和副刊，進過電視公司，業餘一直沒停止小方塊的寫作，寫到一九七八年九月我出國告一段落，算來是二十一年。方塊給了我自由也給了我局限，我因此被人稱為「方塊作家」，顯然含有譏諷之意，「畫地為牢」一詞對我倒也別有意義。出國難，「出牢」更難，我雖然立志退出江湖，專心走純文學的路，卻又在紐約《世界日報》的框框裡鑽進鑽出，為時七年（一九九九—二○○五），一直寫到八十歲，前後合計為二十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