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二日下午十時，張道藩先生逝世，享年七十二歲。
我在回想六十年代生命痕跡的時候，從《文訊》月刊上讀到一位年輕學者的文章，他說張道藩的文藝工作受到軍方抵制（大意如此）。從來沒人談過這些是是非非，他怎麼會知道？
國民政府是一九四九年十二月遷到台北的，一九五○年，張道藩奉命成立「中國文藝協會」，領導文藝工作，配合國策，反共抗俄。
那時台灣守軍面臨物質上和精神上的種種困難，一九五一年，國軍展開「克難運動」，激勵士氣，各軍以競賽的方式選拔「克難英雄」，到台北接受表揚。
政府接待克難英雄，規格很高，蔣介石親自召見，「行政院長」陳誠設宴款待，「總政治部」發動社會各界舉行盛大的歡迎會，一連多天都是報紙上的頭條新聞。
「中國文藝協會」沒有趕上形勢。
「總政治部」通知「中國文藝協會」，前線官兵愛讀文學作品，心目中有很多偶像，請知名的作家都參加歡宴，「每位英雄旁邊坐一位作家」。那時候誰是前線官兵的文學偶像呢？「總政治部」沒說，可是我們都知道，張秀亞、徐鍾佩、潘琦君、鍾梅音，還有羅蘭，都是女性作家。
張道藩親自出席了這次宴會，趙友培還作一首《克難英雄頌》當場朗誦。可是在「總政治部」看來，「文協」會員怎麼來的這麼少？女作家尤其「該來的都沒來！」「每位英雄旁邊坐一位作家」，構想大為遜色。何況作家向來不守時，「七點鐘開會，八點鐘到齊」，距離軍中的期待太遠了。「總政治部」一位副主任在場主持，他發了脾氣，說話很重，完全沒給張道藩留一點面子。
「文協」會員的行動跟軍隊的期待有距離，政工長官待人接物也跟「文協」的期待有距離，「文協」對總幹事沒有深入動員作了檢討，「總政治部」呢？有沒有對這位副主任的作風提出糾正？如果有，我不會知道，可是如果有，以後某些事情應該不會發生。
幾個月後，「總政治部」成立「中國美術家協會」，正是那位副主任兼任會長，他把「中國文藝協會」美術委員會的成員都拉過去，我看到這個會自己編印的會史，坦然承認「中國美術協會原為中國文藝協會下之美術委員會，一九五一年擴大改組為中國美術家協會」。美術委員會可以發展為「中國美術家協會」，音樂委員會也可以發展為「中國音樂家協會」，文學電影舞蹈都可以比照辦理，「文協」的結局豈不是五馬分屍？
在「文協」諸公看來，「文協」隨時可以解散，也可以易主，只消總裁一句話。黨的廣播事業和電影事業，張道藩擔任首長，總裁指示交出去，馬上乖乖地交出去了，現在總裁連咳嗽一聲也沒有啊。於是發生了一件「意外」，蔣介石召見「文協」五位常務理事，垂詢工作情形，「文協」二把手陳紀瀅當場提出問題：「文藝工作到底由誰領導？」他要求蔣公明白指示，大家也好有個遵循。蔣公立刻回答：「由道藩同志領導」。
據說陳紀老這一問，出乎張道藩的意料之外，可是「總政治部」會怎樣評估？這一問，問出來三分天下，「中國文協會」管社會，「青年救國團」管學校，「總政治部」管軍中。「青年寫作協會」因此成立，國軍文藝運動也由此伏脈。
也許因為有此一問，蔣經國終身不沾文藝活動，他執政以後，放下身段，上山下海，走進監獄慰問服刑的人，他可曾到文藝大會現身說話？直到一九七八年，陳若曦得到「吳三連文藝獎」，他去頒獎，為的是招引陳若曦回台灣。
還有更「引人入勝」的佳話軼聞，金門國軍選拔戰鬥英雄，女性政工幹部二人入選，新聞界稱之為花木蘭。總政治部安排兩位女英雄到台北「渡假」，邀請張道藩也邀請蔣碧薇參加宴會。蔣碧薇本來嫁給大畫家徐悲鴻，後來離婚，來台後和張道藩賦同居之愛，兩人從來不曾「成雙」出外應酬，但是「總政治部」給兩人單獨發了請柬。
據《中華日報》的獨家報道說，酒席筵前，兩位花木蘭和蔣碧薇甚是投緣，氣氛融洽，一位同席的「人士」對蔣碧薇說：「你沒有女兒，收她倆做乾女兒吧。」兩位花木蘭何等乖巧，立刻跪下磕頭叫乾爸乾媽。新聞報道說，張道藩「又喜又窘」，第二天，乾爸乾媽帶著乾女兒吃館子、買見面禮。
這是張道藩極不願意發生的事情，有時候，新聞報道說他和「夫人」一同看畫展，他總要依管道向報社表示糾正。有一次，他和蔣碧薇一同走出「中廣」，有一個記者迎面給他們拍了一張照片，張指著那位記者大聲喝問：「他是哪家報社的？告訴他不要發表！不要發表！」
一九五五年又發生「民族舞蹈」一案，有人檢舉，「文協」主辦的舞蹈節目中演出蘇俄舞蹈。這一疑案直接造成張道藩主持的「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停辦，間接造成「反共文學」的工作中斷。
「總政治部」策劃的文藝活動，道公未再參加，他派趙友培代表出席。他的工作團隊逐漸瓦解，虞君質曾受「匪諜」牽連，政治上有瑕疵，李辰冬到新加坡去教書，王藍的名氣夠，但是資歷淺，算來算去，只有把趙友培推上前線。既是代表張道藩而來，主人必須高規格接待，「文協」對軍中文藝運動也極力配合，精英盡出，但友老並非身段柔軟處世圓融的肆應之才，很難完全彌補道公缺席的遺憾，也未能給自己增長善緣。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二日道公出殯，「十九個文藝團體」聯合公祭，祭文中提到道公親自寫反共歌曲。唉，這件事不說也罷！算來那是一九五三年的事了，他剛剛做了「立法院長」，有一次，他召集「小說組」學員茶敘，邀請羅家倫講話。道公表示，現在需要反共歌曲，他要親自動手倡導，他已經改編了明人的一首民謠。他站起來大聲朗誦：
老天爺你年紀大
耳又聾來眼又瞎
看不見人聽不見話
殺人的共匪為何不垮
大陸同胞活活的餓煞
老天爺你不會做天你塌了吧
…………
孩子們我雖然年紀大
耳還沒有聾眼也沒有瞎
我還看得見人聽得見話
那殺人放火的不會永享榮華
那善良的人們不會完全餓煞
孩子們瞧著吧萬惡的共匪一定垮
羅家倫馬上說，明朝的那首民歌原是咒詛崇禎皇帝的，無形中同情李自成造反，天下後世已經把「老天爺」和「皇帝」並而為一，對道公隱然有勸阻之意。我很接受羅先生的看法，但是道公說，他用改寫後的歌詞反映大陸同胞的痛苦和悲憤，反共的情緒強烈，他希望大家「照著我的理解來理解」。
道公把歌詞寄到美國，請趙元任作曲，久久沒有回音。他沒想到「沒有回音」可能是某種訊號，就近改請劉韻章作曲，「中廣」公司台灣台於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一日播出。
誰料這個新版本並未流行，「原版本」卻趁此機會「出土」：
老天爺你年紀大，
耳又聾眼又花。
你看不見人，聽不見話，
殺人放火的享盡榮華，
吃素看經的活活餓殺。
老天爺你不會做天，你塌了罷！
你不會做天，你塌了罷！
人心微妙，好像在「老天爺」和「老總統」之間有了聯想，於是警總下令查禁，我看見新聞局彙編出版的查禁歌曲目錄，其中有一首《老天爺》，作者的名字赫然寫著「張道藩」。
再說下去，就要說到我混飯吃的「中國廣播公司」。
一九四九年，「中廣」奉令加強對中國大陸播音，使用「自由中國之聲」名義。
一九五○年，「自由中國之聲」節目由國民黨中央黨部第六組督導。
一九五一年，情報機構建議使用「中央廣播電台」名義播音，這是訓政時期黨營廣播的名稱，據說「大陸同胞十分懷念」。
這年在「中廣」節目部內成立大陸廣播組，由中央黨部第六組派員主持，作家鍾雷、黎中天、吳引漱參加撰稿。
一九五三年六月，大陸廣播部成立，由新公園遷往仁愛路三段「中廣」大樓辦公，陳建中以中央黨部第六組主任之尊兼領，對內稱大陸廣播部，以「中廣」名義爭取美援、接受政府補助、使用「中廣」辦公大樓，對外稱為「中央廣播電台」，脫離國民黨節制，納入情報系統。盡人皆知，情報系統的首腦是蔣經國，他的公開職務就是總政治部主任。
名義上的大陸廣播部，實際上獨立為「中央廣播電台」，「中廣」須將大批人員、土地和工程設備移交，包括大安發音室，民雄新發射機，沿途微波站，郊區收音台。這麼多的財產移轉，乃是公司一等一的大事，必須由董事會通過。那時張道藩還是董事長，開會擔任主席，那時總經理董顯光任「駐日大使」，曾虛白代總經理，他第一個提出反對，他說「中廣」的對大陸廣播，已在東西雙方「冷戰」的戰場上成為勁旅，董事長張道藩、總經理董顯光費盡心血，現在我們的責任是保護公司資產，增加公司資產，怎麼能把這麼大一筆資產拱手讓人！他的理由無可辯駁。
可是第二天，「中廣」董事會召開緊急會議，通過了「中央電台獨立」，有關財產全部移交。
一九五四年五月，「中央台」正式成立。之前兩個月，曾虛白辭職，之後一個月，梁寒操繼任董事長，魏景蒙繼任總經理。
曾先生是國民黨改造委員會的委員，兼第四組主任，一顆躍升的政治明星，離開「中廣」以後也離開了仕途，終身著述教學。有人喟然歎曰：曾虛白他老人家怎麼看不開，那時悠悠眾口，把天下為公添足而成「天下為公子」，把青年歸主添足而成「青年歸主任」，整個國家在人家手上，區區大陸廣播何足道哉，還不是愛放進哪個口袋就放進哪個口袋！
「中廣」開董事會的時候，張道藩遵守會議規範，完全中立。情報人員的字典沒有「中立」一詞，他們經常引用耶穌的話：「不與我聚斂的，就是與我分散的。」
「中央電台」慶祝開播「半」週年，典禮盛大鋪張，政要雲集。電台邀請張道藩這位「貴賓」第一個上台致詞，他歷數他和董顯光怎樣創始、怎樣擴充、怎樣發展了對大陸廣播，反客為主，沒讓一尺一寸，中央六組大員準備的演講稿無法使用。當然，第二天看報，六組的說法字字句句，開天闢地，道公說的話一筆帶過。有人喟然歎曰：道公怎麼沒讀喬治奧威爾的話：「誰掌握現在，誰就掌握過去；誰掌握過去，誰就掌握將來。」
一九六八年四月六日下午一點三十分，道公在寓所昏倒，跌傷頭部，神志昏迷，醫師來家診治，建議立刻住院。那時國際知名的腦外科專家施純仁醫師在三軍總醫院掛牌，「非軍人」住三軍總醫院必須由「國防部長」（參謀總長？）批准，那天是星期六，有權核批的人不在辦公室裡，幕僚到處聯絡，錯過了「黃金時間」。
施醫師對病情悲觀，他說簡直沒有痊癒的可能。下午九時開刀，手術完成以後，道公沒有再清醒過來。
聽說道公生病，我趕到醫院探望，當時沒弄清楚病房號碼，進門先問櫃檯，他竟不知道張道藩是誰。醫生禁止親友探訪，護士在病房門口準備了簽名簿，我們只能簽名。我天天去打聽消息，只看見簽名的人天天減少，推測道公凶多吉少。
六月十五日，治喪會在「立法院」交誼廳開會，治喪委員八百四十三人，我也有一個名字，出席人數大約一半，會議由嚴家淦「副總統」主持，一切都有成規可循，會議進行順利。「立法委員」許紹棣突然提案：「籌措遺屬生活教育費」，他強調道公清廉，家無餘財。方治立即上台發言，語調悲憤，他說道公一生盡瘁黨國，黨國應該照顧他的家屬，治喪會倘若發起捐款，那是黨國的恥辱，也是對張道公的侮辱！這兩個人對道公未能立即住進貴族醫院「中心診所」急救似乎耿耿於懷，募捐云云大概是一種發洩的方式吧。
「立法委員」吳延環出面打消了許紹棣的提案，他是張道藩的妹夫，帶領道公法國籍的夫人淑媛女士，獨生女麗蓮小姐，胞弟張宣澤先生，四人一同登台婉謝，聲明生活費教育費都沒有問題。隨後「立法委員」程滄波提議，推舉蔣經國、谷正綱、谷鳳翔、徐柏園、胡健中五人籌劃「如何紀念道藩先生對文化事業的偉大貢獻」，圓滑收場。這也僅僅止於提案而已，沒有任何跡象可以實行。
我坐在最後一排，靠近門口，散會時我站在門裡，仔細看那些大老魚貫出場，我要看國民黨即將離散的繁華。我一時出神，忘了這是很不禮貌的舉動，有人被我看得眼神散亂，很不自在。那些人都比張道公長壽，王雲五活到九十一歲，張寶樹活到八十七歲，梁寒操活到七十六歲，鄭彥棻活到八十八歲，谷鳳翔一九八八年才逝世。
道公做「立法院長」九年，經常在派系傾軋中、在領袖的意志和委員的意氣夾縫中工作，主持院會七五一次，通過議案五九四件，患了嚴重的神經衰弱症，常常連夜失眠，醫藥無效。他能把最不喜歡做的事做得最好，所以九年內辭職十五次，蔣公一律慰留，他也一再放棄最後防線。蔣公知人善任，知道他有「死而後已」的天性，任其油盡燈干，幾乎可以說，道公的遭際和陳佈雷相同。
文壇諸君子都說，道公和吳稚暉、胡適之一樣，死得其時。倘若久病在床，他沒有錢可以應付那麼大的花費，國民黨中央委員到期改選，他勢必失去常務委員的職銜，也就失去黨的照顧和社會的關懷，蔣公也老了，準備交班，道公和接班人的關係並非很融洽，長此下去，他怎樣維持個人的尊嚴？萬一變成植物人，那就更不堪設想了！大家相顧嗟歎一番。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二日上午，道公的喪禮在台北市立殯儀館舉行。殯儀館大廳站滿了人，蔣經國沒有出現，王昇名在治喪委員前列，他只送來挽軸輓聯。致祭的單位川流不息，沒有軍中文藝運動委員會，「文協」設了一個項目：「十九個全國性文藝團體聯合公祭」，並未列出這十九個團體的名稱，勉強掩飾過去。軍方辦的報紙也只當做一般新聞處理，沒有以社論或專論表示悼念。
蔣介石總統親臨致祭，我第一次站得離他這麼近。他在例行的儀式之後，注視遺像，歎了一口氣。當時張府的女公子在供桌旁答禮，張夫人在帷幕後守靈，蔣公跟張府的女公子握手，轉身離去，法國籍的張夫人經人提醒，從帷幕後面追到大門口蔣公座車之旁，見了一面。
幾輛大客車把一部分人載到陽明山墓地，墓碑刻著「中華民國文藝鬥士張道藩之墓」。焚香行禮，誦啟靈文，「清城鬱鬱，白草芊芊，揚輝六月，永照牛眠。」棺木下葬落地，人群散去，最後剩下羅學濂、邢光祖和我，看工人覆土。這時三人開始流淚，邢光祖下淚最多。
諸事完畢，張夫人離開台灣，她做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把結婚證書交給「文協」。是的，這個文件對她沒有用處了！證書是用毛筆寫在宣紙上，文句簡單，道公用中文簽名，夫人用法文簽名，後面兩位證人，記得其中一人是謝壽康。婚書自創一格，想見二十年代中國留學生的維新氣概。
畢竟是「文藝」協會，最後還得來個高潮。
一九七二年，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一九七五年，蔣介石逝世。日月如梭，說著說著來到一九七七年，我出國的前一年。
這年「文協」大會改選理事，小說組學長張雲家投入競選，開會之前，他請我們十幾個同學飲茶，商討如何組織拉票。軍中作家羅盤後到，他聽了雲家的計劃之後透露上級指示，凡是有「文協」會員身份的軍中作家一律出席大會，中南部的會員由公家包租遊覽車北上，大家依照上級規劃的名單選舉理事，徹底改變「文協」的結構。
我想起一九五一年之事，「總政治部」挖走「文協」的美術委員會，另立「中國美術協會」，陳紀瀅當面問蔣公文藝運動由誰領導，「文協」得以瓦全。二十六年後，老皇駕崩，新皇萬歲，軍方用心，伏脈千里。我當場勸雲家兄放棄競選，並且表示我不去開會。
「文協」開會會員出席的人數一向低於百分之五十，投票的意願也低，軍中作家有備而來，立即掌握了選舉。陳紀瀅、趙友培這兩個老理事根深蒂固，還是當選了，「文協」自成立以來，延請一些德高望重的作家、藝術家進入理事會，這些人不過問會務，也不常參加活動，他們象徵「文協」的廣闊包羅，這一次都落選了。
「文協」的靈魂人物是常務理事，他們輪流主持會務，沒有理事長。新任理事三分之二是軍中作家，未來的常務理事從這些人中間產生，軍權代替黨權，「全國性文藝團體」的假象也消失了。會後陳紀瀅、王藍一同晉見「總政治部」主任王昇，王上將表示他完全不知道這件事情，既然當家的人「不知道」，那就好辦了。中央黨部副秘書長秦孝儀出面勸說，軍中作家紛紛退讓，「文協」再把落選的老前輩補上。
回憶錄最好如周棄子的詩：「我論時賢無美刺，直將本事入詩篇。」但議論成習的人要想完全戒除也難，我認為道公做「立法院長」很成功，然而成功也就是失敗，借用莎士比亞的譬喻：「馱了黃金的驢子」。他領導文藝運動是失敗的，但失敗也就是成功，他不過是一名文藝鬥士而已，鬥士獨善其身，倘若「文協」在一九五一年遭到肢解，那就有人想兼善天下，五十年代也許出現文藝沙皇。
道公的宏志大願是辦一座文藝大學，後來求其次，想成立一座文藝圖書館。有人提醒他，要辦就趁著做「立法院長」的時候辦，他說那樣豈不成了利用職權？他要等卸任以後再辦。那人說，卸任以後恐怕就辦不成了，道公認為某人某人都答應到了時候支持他，這些人都是可靠的朋友。他好不容易把「立法院長」辭掉，再去找這些人舊話重提，這些人都一個一個顧而言他，這位天真的老人家居然大受刺激，生命失去了重心。
張道公和夫人團聚，和情人分手，蔣碧薇出版回憶錄《我與道藩》，公佈兩人當年的戀情，毀壞了這位志士端正嚴肅的形象，有人說，這本書把張道藩氣死了，這話過甚其詞。道公當然不希望蔣碧薇「爆料」，曾經托人勸阻，那人對蔣說，張道藩的壽命也來日無多了，你等他身後再出書吧。蔣碧薇的回答是：「黃泉路上無老少，也許我比他早死。」
眼見蔣碧薇箭在弦上，張道藩上陽明山晉見蔣介石，坦承「私生活出了問題」。據說蔣介石立即表示：「人人都有私生活，我也有。」張道藩聽了，心上一塊石頭落了地，下山回來，臉色好看多了。
蔣碧薇在台灣師範學院教書，文壇後學尊稱她為蔣老師，她手上握有張道公當年寫給她的情書，數量很多，「蔣老師」把那些情書嚴密收藏起來，不讓道公看見。那些信都是在國難當頭的時候寫的，道公已是黨國聞達之士，居然還有這樣的私情！「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他追求儒家的完整，那些信是他的心病。
一九五三年，道公找我記錄他的口述自傳，那時也是「國難當頭」，他怎會有這番閒心？我有一個感覺，他可能希望藉故取回那些信。趙友培老師向我暗示：「不但要跟張先生好好相處，也要跟蔣老師好好相處。」但是「蔣老師」豈是容易「好好相處」的人？說不盡的慚愧，我根本沒有那個本事。
蔣碧薇出版《我與道藩》，可以說是張道公最不如意的一件事，他怎知道他在海峽兩岸名垂不朽，竟是靠他跟蔣碧薇的愛情佳話！他當年諱莫如深，而今卻由名記者潘寧東編成廣播劇，在他領導過的「中廣」公司製作播出，然後寫成小說，暢銷兩岸三地，還可能拍成電影。他也曾竭盡心力立德立功，今人竟等閒視之，有人還做了負面的解釋。
《我與道藩》由章君谷執筆，他是小說家，長於「代言」，文筆精彩，可讀性高，張蔣之愛受人稱道，章君谷功勞很大。章君谷說，他也沒看見那些情書，兩人通信的那一部分，蔣碧薇自己整理嵌入，可見蔣用心之深。
道公晚年病中，趙友培教授長在左右，友老整理道公的口述資料，寫成《文壇先進張道公》一稿，交《中華日報》連載。出版時，《中華日報》的楚崧秋社長認為，「道公」只是一時一地的稱謂，一本有價值的書流傳久遠，異時異地的讀者就覺得隔閡，依照他的主張，書名改成《文壇先進張道藩》。這本書在序文中聲明：「不談政治，不談愛情」，只談道公的文藝工作，內容專精，可以稍補道公的遺憾。
前不久接到台南國家文學館游淑靜副館長（已離職，現任職文建會）來信，她說文史家張錦郎捐了一批文件，其中有張道藩自傳的手抄原稿（局部），問我是否能說出此稿來歷。據聞蔣碧薇過世的時候，家中東西沒人收拾，書籍文件形同棄置，那一部分手抄的稿本是從地上撿到的。那麼道公當年寫的情書而今安在？怎麼一直沒聽到有人提起？
道公有寫日記的習慣，他的五冊日記也不知去向。日記放在他在陽明山的研究室，一位「與道公關係親近的某委員」，帶著「兩個穿中山裝的人」，向張夫人討取研究室的鑰匙。「日記」莫非落入他們之手？他們又要這個做什麼？某委員也作古了！天上地下，魂魄相逢，或者會有一番交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