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五十年代我息交絕游，只有同事，沒有朋友，如果說總會有一個，他也許就是黎中天。
黎中天，湖南人，我認識他的時候他是小說家。一九五一年，國民黨中央黨部第六組主辦對中國大陸廣播，聘他寫稿，借用「中廣」節目部辦公，我和他朝夕相處。在此之前，他是軍事新聞通訊社的採訪主任，這家通訊社是軍中耳目，政工喉舌，工作人員的發展很有前景，可是他看不慣軍中的某些作風，發了「騾子」脾氣，寧願失業，甩手不幹了！
他好像是一九五○年失業的，那時工作機會極少，他寫一個短篇小說要費兩個月工夫，不能靠稿費生活，極度困窘時曾到台灣大學附屬醫院賣血，那時醫院血源缺乏，允許病家出錢購買，賣血一度是合法的職業，稱為「血牛」。黎中天客串血牛，面無悔意，口無怨言，昂首闊步，一如平時，散文作家歸人有文章稱道他。
那時對大陸廣播是敏感工作，黎中天能得到一席之地，可見黨中央對他還是信任的。我那時剛剛離開「簡單明瞭」的軍中，初入「盤根錯節」的社會，討厭那些吞吞吐吐字斟句酌的人，並不知那說話的方式是他們幾十年的修為。黎中天心直口快，對文學藝術又很有見地，我和他常在辦公室裡高談闊論，引人側目。
我清清楚楚記得他問我一句話：「文藝創作要有天才，你覺得自己有天才沒有？」我問：「你看呢？」他認為我並不適合做作家，他用了一個比喻，「做作家如果失敗了，那就像一座房子被大火燒掉，連垃圾也沒剩下。」我心中一驚，但是並未動搖，我本來就是大火燒過的殘垣斷壁！幾十年來，這句話時常冒出來鞭策我，我感激他說過這句話，跟他結下二十多年緣分。
我們共事期間，黎中天寫了一個短篇寄給《自由中國》，也就是雷震創辦、胡適擔任發行人的那份刊物，它的文藝版篇幅有限，取稿甚嚴。《自由中國》採用了他的作品，分兩期刊出，這件事對黎中天有精神和物質雙重意義，可是他的奇特個性又冒出來創造紀錄。小說的上篇登出來，他發現編輯修改了他的語言，他立即寫信去抗議，要求照原稿重新登一次，否則下篇不得刊出，上篇的稿費他也拒絕接受。我勸他，古人寫文言文千錘百煉，號稱「懸之國門、不能易一字」，咱們寫白話文哪有這麼嚴重？他憤然說，我的白話文也是「懸之國門不能易一字」的啊！他堅持不讓，人家又礙難照辦，結果小說只有「腰斬」了事。
一九五三年六月，「大陸廣播組」升格為部，遷地辦公，黎中天不在新編組之內，這種「御用文人」諒他做不久。他一去神龍不見尾，一回頭又是高潮。一九五九年唐縱出任中央黨部秘書長，有意推動文藝工作，物色幹部人選，有人向他推薦黎中天。看工作經歷都很純正，看籍貫是湖南同鄉，論政治關係獨行俠一名，不沾任何派系，唐縱覺得很滿意。
唐縱做了八年秘書長，黎中天如能追隨效命，只要略有建樹，最後會有一把舒適的椅子，人人以為他會很巴結這個差使。中央黨部的使者拜訪黎中天，轉述唐秘書長借重之意，黎中天沒問職位，沒問待遇，他問的是：「秘書長對文藝是外行，我是內行，將來工作的時候，究竟是內行領導外行，還是外行領導內行？」來人一聽這話傻了眼，也不知他是怎樣回去覆命的，當然從此沒了下文。
我至今不知道唐秘書長要一名文藝幹部做什麼，他後來想到了我，這一次他改變做法，他的親信打電話給我說，秘書長請吃晚飯。那時政商首長常常大擺筵席，跟新聞界聯絡感情，我以為是那種鬧哄哄的群眾場面，不料只有一桌，而且沒有坐滿。記得文藝界人士有詩人鍾雷，小說家穆中南，新聞界人士有《民族晚報》總主筆關潔民，還有兩位從未見過面，也許是秘書長左右的工作人員吧。
那天晚上大家都很拘謹，幸虧關總主筆健談，沒出現冷場。座中兩位作家一再把話題拋給我，提示我談一談文藝方面的事情，顯然把我當做主要的目標，怎奈我毫無心理準備，只有躊躇。事後他們才告訴我，秘書長想在文藝方面做幾件事情，我趕緊說，我沒有搞運動的才能，我這支筆也只能自己抒情記事，不足以做大人物的幕後寫手。我說鍾雷、穆中南都是「一等一」的人才，秘書長又何必捨近求遠呢？唉，我這番話毫無志氣，比起黎中天來差遠了。
再過一段時間，中央黨部通知我去開會，主持會議的人好像是一位專門委員，也許是總幹事，座中寥寥數人，記得有畫壇大老姚夢谷，文藝批評家尹雪曼，這樣的組合令我好生奇怪。
開宗明義，主持人說要推動「三民主義文藝」，我心裡又響了一聲奇怪，三民主義文藝是何等大事，怎麼由層級這麼低的黨工出面，再說他乃是一個事務人員，只見官架子，不見文藝氣質，文藝運動由首長親理急降到基層敷衍，變化也未免太有戲劇性了吧。尹雪曼一再慫恿我提意見，宛如秘書長賜宴的情勢重演，那正是我意志消沉的六十年代，他們如果找張道藩號召，我基於歷史淵源，總得馬前馬後轉幾圈，現在就讓他們對我死了心吧。
我說歷史上有浪漫主義運動，寫實主義運動，都很成功，有人以為三民主義文藝運動也可以成功，其實這裡面有很大的分別。浪漫主義、寫實主義都有表現方法，例如舞台劇有寫實主義的佈景，寫實主義的燈光，寫實主義的人物造型，寫實主義的導演手法，三民主義文藝的表現方法是什麼呢，好像沒有，沒有一套表現方法，那就不能給作家解決問題，只能給作家增加負擔，這樣的文藝運動恐怕不會成功。
我又說，前賢認為文藝作品能製造重大事件，改變社會現實，恐怕是高估了文藝的效用。近人考證，一首馬賽曲掀起法國大革命，一本《黑奴籲天錄》造成美國的南北戰爭，都是牽強附會。以我修習所得，如果作品水準太低，讀者無動於衷，沒有宣傳效果；如果作品水準高，讀者橫看成嶺，側看成峰，憑自己的立場各取所需，我們所輸送的未必就是讀者所收到的，宣傳效果也許相反。文學作品成本高，報酬低，還是口號標語海報立竿見影。
最後我吐了一口苦水，我說文學作品是可以曲解的，是可能誤解的，搞文藝風險很大。我引了拜倫一句話：「女人，你為她死容易，跟她共同生活卻難！」我是大兵出身，給我一支步槍，衝鋒號吹起來，壯士一去不復還，容易！為黨國搞文藝運動，太難了！
想起黎中天，我和他都種下惡因。我後來竭力自制，他還是一派本色。那時各縣都有一份地方性的報紙，他們銷路少，財務緊，為了節省開支，五家報紙聯合起來請黎中天做共同的主筆，一篇社論五家登，他們的讀者並不重疊，五家報館都付給他稿酬，黎中天的生活大大改善。
黎中天繼續創造文壇軼話，那時台北有一份刊物名叫《人間世》，封面摹仿林語堂當年創辦的雜誌，裡面登載的也多是嬉笑怒罵的文章，黎中天為他們寫了一篇雜文，討論台灣文藝的發展，台灣的文學為什麼既難普及又難升高？他的答案是，因為我們的「總統」和「副總統」都只讀過一本書，就是《步兵操典》！驚人之論一出，當局馬上出手，五家民營報紙停了他的社論，他的文章投到任何地方都遭退稿。
《中國時報》的余紀忠董事長知道了，吩咐家庭版主編為黎中天安排了一個四百字的小專欄，這個安排很巧妙，使我想起某一新聞人物逃避採訪，住進醫院的小兒科病房。黎中天取了個筆名叫「楊柳青青」，頗有一元復始之意，他也展現了柳條式的身段，只談家常閒話，身邊瑣事，口吻娓娓閒閒，沒有一點火氣，以致有人誤以為執筆人是女作家。我和他又成了同事，他對人謙和，講話的聲調也低了。有一天我在報社大門口遇見他，不禁執手而言：「什麼時候我才修得到你這個火候」。
黎中天和《中國時報》沒有淵源，那些年，常有作家因治安機關封鎖受社會歧視，幸而得到余董的援助，黎中天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至於黎中天風格和氣質的變化，應該是因為他和一位很年輕的小姐結婚了，夫人是美麗而溫柔的，可想而知，飄泊半生的黎中天得到很大的安慰和「感化」。
不過黎中天有他的底線。那些年，常有愛好文學的女青年勇敢地嫁給她仰慕的男作家，雖然兩人的年齡差距極大。年輕的作家太太見了余董事長叫余爺爺，妻者齊也，並不年輕的作家丈夫也跟著叫余爺爺，儘管「爺爺」比他大不了幾歲。余董看這些藐視王法的名士狂士如此馴服，心中想必有甜甜的滋味吧？那些作家出版了新書，照例寄一冊給余董，扉頁題款「余爺爺賜正」。這些郵件進不了董事長的書房，一律由資料室收件拆封，送上書架，我們都有機會看見。黎中天從未叫過一聲爺爺，也從未送書給余爺爺。
說著說著，大家把黎中天這個典型忘記了，我還記在心裡。後來我在紐約《世界日報》寫小專欄，陳水扁削減海外華僑文教的預算，關閉圖書館，取消藝術品的展出，我撰文批評，引用了黎中天的那句名言。陳水扁本是律師，我說當今「總統」恐怕也只讀一本書，那就是《六法全書》！這篇短文在台北《中華日報》副刊同時發表，文字因緣，不可思議，也許有關係，也許沒關係，只見陳水扁百忙之中氣喘吁吁授勳給台灣的五位老作家，其中一位是散文家、文學評論家和翻譯家齊邦媛，我們在文學的長途跋涉中，齊教授是那「渴了就給他水喝」的人，她得此榮譽，大家特別高興。
到了六十年代，我和小說家姜貴的交往比較多。姜貴本名王林渡，原籍山東諸城，距離我的家鄉臨沂很近，諸城王氏和臨沂王氏都是大族，老一輩的人頗有往還，他的名著《旋風》裡面幾個重要人物，我的父親都能指出原型，主角方祥千就是諸城名士王翔千，此人當年和我父親都在濟南。姜貴長我十歲，因為有這些淵源，我和他成了忘年之交。
我對這位小說大家的第一印象是魁梧健壯，果然一名山東好漢，表情冷漠，好像城府甚深。那時他住在台南，太太不幸病故，地方法院有位檢察官認為他疏於照顧，打算控他遺棄致死。（一九六一）那年代司法缺點多，「幸而」流行行政干涉司法，可以救濟，姜貴北上求援，十位走紅的小說家陪他去見司法院長王寵惠。
六十年代中期，我接編「人間副刊」，開始和他交往。他經商失敗，恢復作家的身份，到台北市賣文。他以長篇小說《旋風》一書，進入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夏氏是這一門學問的權威，一經品題，國際知名，台北的作家都歡迎姜貴「歸隊」。我請他寫了一系列短篇小說，付給最高稿費。香港來的小說家南郭主編《中華日報》副刊，推出他的《重陽》、《碧海青天夜夜心》。經我安排，他的《湖海揚塵錄》上了《徵信新聞報》的綜合版，都是大部頭的作品，連載之後隨即出版單行本。寫長篇連載的收入很好，那時的說法是：「寫詩可以喝咖啡，寫散文可以吃客飯，寫長篇可以養家。」
這位文壇先進的生活方式很特殊，他住在旅社裡，每天到飯館進餐。那時博愛路有家旅社叫「成功湖」，房間不大，照樣有冷氣、有熱水浴、有「席夢思」床，他在裡面住了很久。由「中廣」節目部到「成功湖」，步行五分鐘穿過公園就到，我常去找他談天，旅社左右大小飯館一家連一家，我中午也常約他一同小吃。
他開支很大，一直鬧窮，連載談妥以後立即要求借支稿費，給編輯很大壓力，以致有些人不敢向他約稿，他對各報很有意見。他曾寫信向「中廣」公司的梁寒操董事長求職，寒老交辦下來，節目部主任邱楠無法安插，寫信轉介給「中央電影公司」總經理龔弘，龔總聘他為編審委員，地位崇高，工作清閒，每月卻只有車馬費新台幣兩千元（依當時匯率，折合美金五十元）。徒然「禮聘」，並無「重金」。他也常向「中影」借錢，龔總請他寫劇本，那時「中影」的行情是，劇本費四萬元，先支一半（相當於美金五百元），影片開拍時再付一半。他前後寫了三個劇本，都沒有拍成影片，他對龔總也非常不滿。他的性格也特殊。
他對職業的看法也出人意表。起初，國民黨中央黨部有人安排他去做中學教員，他斷然拒絕，認為簡直是對他的侮辱。後來他的知音、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夏志清，聯合聖約翰大學亞洲研究院院長薛光前，寫信給中國文化學院創辦人張其昀，張氏派人面訪姜貴，商量開課，我這位鄉賢只願意做那領高薪不上課的「研究教授」，據說張其昀說了一句：「那要魯迅來了才可以。」夏志清、薛光前兩個人的面子大，張氏仍然安排「國際關係研究所」聘姜貴做研究員，不過聘期只有兩年，倒是根本無公可辦，無事可做。人所共知，這個研究所是情報機構的外圍組織，養了許多賢才和「閒才」。
姜貴為他的失業找到一個很好的理由，他說《旋風》寫得太好，反共的力量太大，所以共產黨要迫害他，他認為法院、報刊、學校、黨部、政府各部門都有共產黨員潛伏作怪，這些人打算餓死他，他常常慨歎他一年的生活費也不過達官貴人打麻將「和」一把牌。我勸他節省開支，搬到郊區租房子住，他說住旅館有人換床單，洗衣服，若是去租房子，連做飯都得自己動手，那樣的日子沒法過。
混熟了，我有時候也能勸他幾句。我說報刊有報刊的經驗，他們請人寫稿，預付了稿費，可是作家爽約，他們怕了，你想一個編輯又能有多大擔當？我說「中央電影公司」對你很好，他請你寫劇本，根本沒打算拍攝，他把這半個劇本費當做對你的額外津貼，這已經算是另眼相看了。我說中學教員有薪水，有福利，有寒暑假，鍾肇政和七等生都是教員，照樣受文壇尊敬，中央黨部豈是職業介紹所？他們能為你操這份心，還真難得。至於受共產黨迫害，我表示懷疑，我說：「咱們沒有那樣重要！」在他聽來，為了走過矮簷，先矮化自己，這成什麼話！他修養好，沒發脾氣。
另外有些話他倒聽進去了，有一天談起他的兩位公子，我說現在愛國愛黨愛台灣都成了某些人的專利，你我這一腔熱血只能為了孩子，我們既然心有掛礙，豈能「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也只有放下身段，為貧而仕。我說你的夫人去世了，令郎沒有媽媽，你只有格外操心，子女成材就是你的勝利。我引用柏楊一句話：「總統把萬里江山給他的兒子，老闆把萬貫家財給他的兒子，你我都得想一想能給子女留下什麼。」他聽了頗為動容。
有一天談文論藝，他認為夏志清不懂小說，我驚問何以見得？他說他最好的作品是《重陽》和《碧海青天夜夜心》，夏志清只知道捧《旋風》。我對他說：「彭歌、高陽、郭嗣汾都認為《旋風》是你的代表作，他們都是小說家，難道都看錯了？我也認為有了《旋風》，你一定可以名垂青史。好的長篇小說裡面總有可愛的人物，《旋風》有，《重陽》和《碧海青天夜夜心》沒有。」我接著補充：「所謂可愛是指藝術上的可愛，不是洋娃娃那種可愛。」他到底是行家，立刻接口：「那當然！阿 Q 也可愛，焦大也可愛。」有一天他和小說家亮軒見面，兩人談起我的近況，姜貴告訴他：「王鼎鈞這個人，每隔一段時間要找他談談。」
我也覺得「姜貴這個人，每隔一段時間要找他談談」。他的小說寫得好，我很佩服，我佩服一切會寫小說的人。我一向主張找失意的人談天，那正是姜貴最失意的時候，跟得意的人談話是一件非常乏味的事情，失意的人吐真言，見性情，而且有閒暇。
有一次我約姜貴到一家新落成的大飯店喝茶，大樓和飯店都是台灣本省的資本家投資，服務的員工也都是本省人。我倆離開那座大樓，回頭看見黨國元老於右任寫的招牌，姜貴對我說，「我們有生之年，可以看見中華民國就像這座大樓一樣，一切屬於台灣，只有中華民國這塊招牌是外省人的手筆。」那年一九六九，台北市規模一新，這個小朝廷，小錦繡，也有我一針一線，一磚一瓦，花不認識花農，花農認識花，難免想一想花落誰家。
有一天，我倆從蔣介石的銅像旁邊經過，他說：「在我們有生之年，這些玩意兒都會變成廢銅爛鐵，論斤出售。」那時機關學校大門以內都有蔣氏銅像一座，多半是前胸和兩肩托住的頭像，中國人看了，覺得他滿臉苦笑，肢體不全，主其事者居然以為這是提高領袖威望，實在一腦子糊塗。
我和他常常一同看電影，有一次，散場以後，夜闌人靜，他說：「在我們有生之年，可以看見舞台演宋美齡如演慈禧太后，演蔣介石如演張宗昌。」
他常說「在我們有生之年」，那時我四十歲，他五十歲。他總是在人行道上邊走邊說，抗戰時期他曾經為國軍搜集軍事情報，有某些經驗，這樣談話不會遭人錄音。
有一天他鄭重告訴我：「有一天，台灣話是國語，教你的孩子好好地學台灣話。」他對我的做事和作文從無一句指教，這是他對我惟一的一句忠告。
姜貴先生何等了得！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台灣政治「本土化」成為現實，「中華民國」虛有其表。台灣話列為「十四種國語」之一，為獨尊台語做好準備。蔣介石千座銅像，民間任意棄置，政客任意侮辱，求為回爐原料而不可得。本土政論家取得歷史的詮釋權，歷史人物換服裝道具臉譜。這位傑出的小說家業已去世（一九八○），有些事他看見了，有些事他沒看見，我依然耳未聾、眼未瞎，也不知道將來還會看見什麼。
姜貴「喜歡」算命（他未必相信算命），台北市有哪些「命理學家」，他一個一個說得出真名真姓。有人居室高雅，門外常常停著晶亮的黑色轎車，有人藏身陋巷，主顧大半是滿臉倦容脂粉斑駁的酒女舞女，姜貴都去請教過。我在十六七歲「插柳學詩」的時候，我的老師擅長占卦算命，曾經給過我一些熏陶，《淵海子平》這樣的書我也摸過翻過，姜貴好不容易找到一個談命的對象，我倆的關係又拉近了許多。
這位鄉賢常說：「人生由命，可惜沒人能算得準。」
「算命的」裡面確有異人，我從姜貴口中得知，有一位「算命的」行走江湖，閱人多矣，他總結經驗，發現「好人多半壞命，壞人多半好命」。人的道德品質能從生辰八字看出來嗎，他說「一定」。有沒有例外呢，「偶然有」，他若是發現一個好人有好命，或者一個壞人有壞命，他會高興好多天，可是他明白這並非天地間的常態。
我回到「中國廣播公司」，把這一則「世說」告訴了副總經理李荊蓀，他忽然說：「你把我的生日拿去找他替我算一算。」我大感意外，那年代出人意表的事特別多。我得替荊公保密，把生日抄寫在另一張紙上，湮滅了他的筆跡。
姜貴帶著我去找那個「算命的」，那人並沒有什麼仙風道骨，我微感失望。他指出：「你的這位朋友是子時出生，子時橫跨在兩日之間，前半個時辰算是前一天，後半個時辰算是第二天，他是前半夜還是後半夜出生？」我不知道，恐怕李副總自己也未必知道。
我提出一個解決的辦法，請他大致說一說前半夜出生的人如何，他說了幾句，完全沾不上邊兒。他再說後半夜出生的人，「這人很有才幹，但是瞧不起別人，常常和人爭吵。」這倒是八九不離十了。
我請他繼續推算下去，他「哎呀」一聲，他說「這人沒有氣了！」沒有氣？什麼意思？他說可能死亡也可能坐牢。算命算出這樣一個結果，我怎樣交代呢？罷了！罷了！
我請姜貴吃了一頓豐盛的晚餐，央他替「算命的」為李荊公寫一段批語，我說久病知醫，你對算命這一套十分瞭解，捉刀輕而易舉，他默然。我說「算命的」鐵口直斷，咱們不能照寫，可是也不能憑空編謊騙人，請你用「文學語言」來處理吧！他又默然。
兩天後走訪姜貴，他拿出一張字條來，大意說，照「貴造」看，您懷才不遇，有志難伸，處處因人成事，但時局動盪，努力往往半途而廢，風格高雅，處處留下很好的名聲。最後一句是：「五十歲後歸隱田園，老境彌甘。」我把字條拿給李荊公看，他淡淡地說：「教我退休。」
幾個月後，李荊蓀突然被捕，判了重刑。（一九七○）這年他五十三歲，十五年後出獄，又三年病逝。他被捕後第二天，我找出他的八字，約了姜貴（也許我不該約他），再去請算命先生看看，這一步好像叫做「復合」，也許能「合」出什麼希望來。他只給我幾句敷衍，卻也沒有再收費用。辭出後，姜貴畢竟是老江湖，他低聲問我：「這是李荊蓀的八字吧？」
姜貴常說「思想即命運」，他也許沒想到，這句話對他對我對黎中天都適用，我們都被自己的想法決定了行動，又被行動決定了境遇遭際，蹭蹬一生。眼看有些人順著形勢思想，跟著長官思想，或者只有才能沒有思想，一個個「沉舟側畔千帆過」，心嚮往之而不能至。這就是為什麼我把「我們仨」綁在一起寫進回憶錄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