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步入「讀者養活作家」的時代，市場掛帥的利已見而弊未顯，「趣味純正」仍是大多數讀者的首選，大體上還沒有「劣幣驅逐良幣」，只是「零錢驅逐大鈔」，通論不如漫談，體系不如語錄，大餐不如零食，後來有人歸納為「輕薄短小」。
法令規定，作家可以出版自己寫的書，我很想自寫、自印、自銷，做一個自食其力的單干戶。幼年時期，我見過隱士一樣的自耕農，「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詩人如此美化了他們。我心目中還有寫《湖濱散記》的梭羅，他自己製造鉛筆出售，我也沒忘記鄭板橋，他畫竹畫蘭，「不使人間造孽錢」。
一九四九年我到台灣的時候，本土的成年人讀日文，讀古典漢文，沒有讀「的呢啊嗎」的習慣，青少年還在國音注音符號的幫助下「學而時習之，不亦苦哉」。沒有接受文學作品的能力，外來的「徙入者」壓力大，心情壞，飽受現實煎熬，還是一疊白紙對他用處比較大。
再說大家也窮，沒有餘錢，我手邊還有幾本舊書，使我想起當年做一個讀者也難。施翠峰譯《哈里我是純潔的》，九十四頁，一九五二年出版，每冊新台幣五元，可以買五個山東大饅頭，全家一飽。張愛玲《秧歌》，二一○頁，一九五四年出版，每冊新台幣七元，夫婦二人一家兩天的菜錢。我還藏有一本當年的禁書，茅盾寫的《世界文學名著講話》，開明書局出版，二八五頁，我從舊書攤偷偷摸摸買到，售價二十元，人人說「你真捨得」。
我必須記下，一九六八年，台灣的第四個「四年經濟計劃」完成了，民眾的收入年年增加，一九七七年（我退休生效的這一年），每戶平均所得新台幣十二萬元，郵政局的儲蓄存款共計五百億元，存戶都是基層公教和小康人家。孩子們口袋裡有了足夠的零用錢，每逢星期天書店裡擠滿了男女學生。
我必須記下，一九六八年九月，台灣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小學畢業生不經考試，直接升入初中，從此青少年的教育程度全都提高了。省政府增設一百七十一所初中，七千六百九十八個班。到一九七○年，台灣已有一千萬人受過小學以上程度的教育，出現「全民閱讀」的盛況。我們曾經應邀參觀成衣加工出口，偌大的廠房裡望不盡的縫紉機，縫衣的女工都是小姑娘，有人在縫紉機上擺著一本書，一個紐扣釘好以後，下一個紐扣對準針眼之前，她朝書本瞄上一眼，她看的那本書竟是錢穆的《國史大綱》。
有一個名詞叫「版稅屋」，作家可以用版稅買房子。有沒有人管小說家高陽的汽車叫「版稅車」？他是第一個駕車送稿的作家。
出書既然有利可圖，馬上有人以盜印為業，照相製版的技術降低了盜印的成本，也縮短了他們作業的時間。讀者反對盜印，卻以買盜版書為樂，因為它便宜，這是經濟行為與道德行為的矛盾。一本書如果暢銷，它在發行後一個月之內就被盜印本逐出市場，作家和出版人都只是為盜印犯做馬前卒，長此以往，台灣文學的發展必然因之遲緩，也許萎縮。
第一個炮打盜印業的英雄是小說家王藍，他為了保衛長篇小說《藍與黑》的版權挺身出戰，我參加了他這一役。他在法院裡頭打官司保護自己的權益，在法院之外，他遊說國民黨部、「內政部」、「立法院」和新聞媒體，呼籲保護所有文藝作家的權益，他把主觀的利益客觀化。他是「制憲國大」的代表，口袋裡裝著「中華民國憲法」，那時公私集會大半邀請他發言，他當著台上大官大老的面，向會眾誦讀有關保護著作權的條文。他集新聞記者、抗日英雄、民意代表、小說作家、政黨骨幹於一身，熟悉運作技巧，加上口才和儀表出眾，把這個冷問題炒熱了。
說來好笑，那時候政府官員都忘了版權應該受到保護，中央黨部居然有人表示，保護版權助長文學作品商業化，正確的辦法是多設文藝獎，提高獎金，引導創作的方向。南部有一位作家跟盜印者對簿公庭，承辦檢察官認為翻印好書乃是一樁功德，予以「不起訴處分」，於是盜印者拿著法院的文書四處宣傳，自稱「合法翻印」。萬事起頭難，難在改變大家的觀念，王藍在這方面是個先鋒。
許多作家，包括我在內，也讓自己的權利「睡眠」了，文章發表後拿到稿費，好像這就是全部的收益，出版單行本如果還有錢，那就是「外快」，有時候書已上市，「外快」沒有蹤影，也可以「安之」而已，王藍為版權奮鬥，多少人笑他自我宣傳。
我配合戰役寫了好幾篇文章，出席有關會議助勢，案件開庭審判，我到法院旁聽，發現被告神態恐懼，知道事有可為。這一役的戰果是，法院之內王藍勝訴，法院之外，「內政部」答應修改著作權法，加重對盜印的處罰，中央黨部允諾從中協調，早日完成立法手續，大家從「權利睡眠」中醒來，一個面團團和氣生財的出版商，也辣手把盜印者送進監獄，連黨國大老王雲五都親自率領警察去逮捕現行犯，他是商務印書館的負責人。作家巡查大小書店，搜羅盜版。我和隱地也曾遠征桃園鶯歌等地，追究出售盜版書的書商。
那時著作人要享有著作權，先要經過政府審查認可，大家紛紛向「內政部」申請登記，這才發現手續諸多不便，要求仿照英美各國改為登記生效，這些願望現在一一實現，其間又經過許多人持續努力，記得作家林海音、符兆祥都曾是重要角色。
春江水暖，形成文學市場的黃金十年，白銀十年。有一位朋友勸我退休以後搞出版，他說，「你的書白紙印上黑字就是錢」，一部稿子送到工廠排印，你開出兩個月兌現的支票，你再把新書出版徵求預約的廣告送到報社，開給他一個月以後兌現的支票，廣告登出來，讀者四面八方向你的賬戶裡匯錢，這筆錢夠你付廣告費，書印出來，你批給中盤商，再用他的錢付印刷費。「你看，這簡直是無本生意嘛！」
在此之前，出版社給我出過八本書，手裡握著自己的書，那種溫軟的感覺，像母親的手掌撫摩你微微發燙的前額，我喜歡那種感覺。據說某些人手中握著鈔票的時候有這種感覺，他們發財；有些人手中握著大印的時候有這種感覺，他們陞官；有些人握著手槍的時候有這種感覺，他們從軍作戰；或者成為將軍，或者成為枯骨。如果你握著書本有這樣的感覺，那也就注定了你的命運。
以前那八本書銷路很差，看相的人說，我得五十歲才會「成功」。我絕對無意提倡命相之學，生命中有此「插話」，聊資談助而已。我告訴自己，歲月驚心，再不可有一日空過。
如果我開一家出版社……？我猶豫過。那年代作家和出版社的關係猶如怨偶，書難銷，害出版人白費力氣，作家總懷疑出版社的賬目弄虛作假。出版社賺錢也真難，某人騎著腳踏車，沿街向書報攤收賬，擺攤的退役軍人扯住他的領帶要打，恰巧我碰見了，走上前抬出警備總部壓住他，我知道警總有人負責仲裁退役軍人和一般民眾的糾紛，怕退役軍人受歧視，也防止退役軍人欺負平民。出版賺錢這樣辛苦，想要他和作家共安樂，恐怕也是希望他作聖賢。玩票寫書，種種流言可以付之一笑，寫書謀生就要另當別論。自己經營自己的書，一切自作自受，心安理得，倒也能斷卻許多煩惱，如果連連打出王牌，奠定基礎，還可以給朋友盡一點心意，那有多好。
我想自己先為賺錢出幾本書，安定生活，再清心寡慾寫那未必淨賺錢的書。《開放的人生》完稿，有九家出版社爭取出版，小說家隱地創辦的「爾雅」著了先鞭，我的事慢慢來，他退伍創業，應該優先。我的《碎琉璃》完成，小說組同學蔡文甫的「九歌」列為第一批新書，我得給他壯膽，他手中有了「老蓋仙」夏元瑜，台大教授葉慶炳，加上我，才投下資本。好吧，我還有明天。
順便記下出版界的一則小掌故。某一出版社的老闆 S，對《碎琉璃》很有興趣，我告訴他，這本書只能給「九歌」。文甫兄打算把這本書擺在第一批書的第一本，S 告訴文甫，《碎琉璃》三個字不吉利，於是夏老的《萬馬奔騰》調上來，這年的生肖恰好是馬。廣告刊出後，S 又來找我，認為《碎琉璃》沒有得到重視，屈居第二，他預約我的下一本書，許以「好好的安排」。我說，如果有下一本，我要自己出版了。
「下一本」是《人生試金石》，我決定自己出版，試試水溫。
《中國時報》的編譯主任閻愈政經營「四季出版社」，願意代銷我的作品，他是創報元勳，編譯高手，業務天才，也有行政能力。他的個性很強，《中國時報》湮沒了淘汰了多少英雄豪傑的個性，惟有這位「閻老西」不改本色，余老闆長期倚重，三十年不衰。他在業餘搞出版，也是幫一個朋友的忙，順便也幫了我的忙。後來他的朋友遞補了「國大代表」，棄市肆而入廟堂，他們倆都退出了「四季」。
閻主任給我一些指導，我這個新手就上了路。
這時印刷術起了變革。本來印刷用鉛字排版，打成紙型，灌以金屬，稱為凸凹版；新方法改用化學處理，做成一張很大的「底片」，稱為平板，捲筒印刷，速度較快。我要出書，馬上有好幾個朋友介紹印刷廠，這才知道台北市新近增加了許多家小型的工廠，多半是一間房子，一部機器，一個師傅，一個學徒，一個老闆，這種「五一工廠」設在僻巷之內，晝夜開工。那時平版印刷若是超過四千份，字跡逐漸模糊，我得同時制三塊底板，找三家工廠，同步趕印，以免新書脫市。我得晝夜監工督印，如果坐在家裡等候出貨，他就把我的底板取下來，裝上別家的，因為別家催得緊。還有封面，還有裝訂，也都得步步盯緊。
我深夜出入僻巷，常與流氓、醉漢、娼妓、毒販擦肩而過，看到台北市的另一樣相。有一次我碰上兩人爭鬥，亮出明晃晃的刀子，硬要我做見證，無奈我聽不懂台語，掃了他們的興，好像沒鬥起來。我當時暗想，希望你們的孩子也讀我的書。這些「五一工廠」壽命很短，往往一次承印之後就關閉了，往來賬目倒是清清楚楚。品質比較粗糙，讀者不甚計較。後來他們中間有人做大生意，台灣經濟起飛，常有這樣的創業史。
到了七十年代，「徙入者」（一九四九年之後遷來的外省人）少者已長，長者已老，老者已死，「讀史難知今日事，聽歌不似少年聲」。我常想起古代神話：穆王南征不歸，一軍盡化，君子為猿鶴，小人為蟲沙。我想猿鶴蟲沙都有後代，猿鶴的後代也許是蟲沙，蟲沙的後代也許是猿鶴，上一代只有抱緊教育。《開放的人生》這樣的讀物，總也不無小補吧。
我寫《開放的人生》這年（一九七五），長子風揚十歲，女兒詩雅六歲，次子又揚一歲。「人遺子，金滿籯，我教子，惟一經」，這一經不能是三字經，世路難行，我得寫點什麼留給他們。台灣人口大量增加，我看到滿街滿巷的孩子，我又想到這些孩子跟我的孩子是同學、同事、鄰居、朋友，是合作的夥伴，競爭的對手，我的孩子既然生存在他們中間，我當然希望他們都善良、都有教養，我要愛自己的孩子，就必須愛所有的孩子，於是我把我寫下來的東西公開給他們看，有一天，我希望這幾本書能夠在中國大陸發行，回饋那裡的年輕人。
書能暢銷，一方面由於主持者經營有方，另一方面也要作者對讀者有愛心，作者的愛心讀者有感應，能體會。我們只能偶爾吃館子的菜，我們願意永遠吃母親和妻子做的菜，無他，母親和妻子愛你，館子裡的大師傅不愛你，他「打發」你。某作家對我說：「讀者真可憐，我寫什麼他看什麼。」沒過多久，情勢逆轉，他寫什麼讀者「不」看什麼。
當然，還有技巧。我出入廣播和電視，領會了如何引起閱讀的動機，滿足讀者的興味，多年操練，語言文字的運用也得心應手了。美國有位音樂家倡議「不高也不低」的創作路線，是的，「不高也不低」。卑無高論，有人問我出版的意義是什麼，我認為是「一張紙的價值大於一張紙」，我相信這條路可以走出來。如此這般，賺錢沒有問題，寫作卻大受影響，看樣子搞出版就得放棄創作，大才如歌德，如米爾頓，未能同時兼顧從政與創作，如巴爾札克，如傑克倫敦，未能同時兼顧經商與創作，我豈能同時做好這兩件性質相反的工作，我沒那樣的本領。思來想去，我為文學已經付出那麼多代價，好比由小沙彌到老和尚，即使西天無佛，也得修行到底。
好罷，我放棄開一家出版社的計劃，「人生三書」的收入足以維持我一家的生活，這就夠了，少賺一點錢，多留一點寫作的時間。過河卒子不能後退，但是可以左右橫行，我和隱地相識多年、心意相通，他誠篤忠厚，有古人的風義。我以文學生命作賭注，請爾雅做我和讀者之間的管道，一念既決，萬事底定。
隱地兄出名甚早，《自由青年》半月刊為讀者介紹文學名著，魏子雲，我，隱地都參與了。現代主義風行的時候，他寫了一些出色的短篇小說，後來他投入編輯工作，先在《青溪雜誌》初露才華，然後主編《書評書目》，《新文藝月刊》大展身手。他愛書，愛出版，愛作家，他後來成為一個出版家，此時已顯現性向和風格。
隱地的經營理念很特別。市場掛帥的時代，出版人以作家為製造商，以讀者為消費者，隱地始終以作家為朋友，以讀者為知音。你本來和他不是朋友，你請他出書，彼此就變成朋友了，換一個地方，也許恰恰相反，本來是朋友，出書以後變成另一種關係。他身為出版人，卻長期倡導維護作家的版權，他給作家簽約，捨棄相沿已久的舊版本，另擬新條文。舊版本來自上海的出版商，據說還是三十年代的產物，許多條文對作家既藐視又苛刻，版權要永久讓出，作家要找保證人，書沒有人買，作家要賠償損失。當年「左翼」批評出版商剝削，曾舉此為證。隱地能為作家的利益縮小自己的空間，或者說他能把出版者的利益和著作人的利益視為一體，確有過人之處。
痖弦和田原，都曾和隱地一同推廣新合約，然而結局不同。痖弦的上司發現出版合約的有效期只有十年，大吃一驚，十年以後，我們豈不是一本書也沒有了？通知作者換約。田原負責出了一套「作家自選集」，田原去後，我收到出版者一封通函，要求作者簽字放棄版稅，並承認著作權為出版者所有。
細數往事，沒有四個「四年經濟計劃」，沒有九年一貫義務教育，沒有保護著作權運動，可能沒有隱地的爾雅出版社。沒有隱地，就沒有《左心房漩渦》、《黑暗聖經》、《關山奪路》，更沒有最後這本《文學江湖》。如果這幾本書能對社會有些許貢獻，都要歸功於種種因緣，而「近因」比「遠因」更有決定性。
多年以來，爾雅約稿出書，結算版稅，一直由他給每一個作家親筆寫信，他尊重作家的權益，一個誠字，一個信字，一點一畫都不少。爾雅規模不大，崇尚「小而美」，始終使人覺得很親切，九十年代以後，文學作品市場萎縮，他的出版社面不改色，一派文化人的細緻從容。
我自己出版的幾本書，委託「吳氏圖書公司」總經銷，這家公司的總經理吳登川，原在爾雅負責經理部門，經常見面，他自己創業，專搞發行。他是一位「君子商人」，果然「信義為立業之本」，迅速打下根基，樹立名聲，我出國以後，人走了，他的一杯茶還是熱的。這也是爾雅因緣的延續。
《開放的人生》出版以後，一連十年都在「暢銷書排行榜」上列名。我略知市場規則，我該一本又一本寫成「勵志系列」，把讀者的胃口填滿，把可賺的錢都賺到手，直到讀者懶得再買再看，使別人一時難以為繼。電視連續劇就是這個樣子，自己開出來的路，自己走到盡頭，然後封死，不給別家電視留下空隙。我不願意這樣做，只寫了三本，我用這三本書賺來的錢支持日常生活的開支，另有所圖。
我自己覺得我此一時期最重要的作品應該是《碎琉璃》，我一向勇於學習，評論家魏子雲曾笑我「寫什麼像什麼」，《碎琉璃》一出，我有了自己的風格，如果一直留在台北，我想我會一直這樣寫下去，把我最重要的人生經驗寫出來。
勵志小品偏重內容，內容被人輾轉襲用，終有一天被掏空，《碎琉璃》的文學性比較高，寫下去還可以再高，別人可以把素材拿去使用，「形式美」卻是搬不走的「沒奈何」。
沒想到後來有機會出國，沒想到全家移民，一去三萬里、心腸非故時，生活況味由「深巷明朝賣杏花」變為「揀盡寒枝不肯棲」，文章一轉為《左心房漩渦》的秋聲，再轉為四部回憶錄的濤音。
國外的生活安定以後，我結束自己的出版工作，沒想到收攤子比擺攤子還要難，該收的錢收不回來，該付的錢必須支出，處理退書存書都是十分勞神的事情。隱地兄和登川兄為我辦理一切善後，沒有讓我做一件事，付一分錢，此情未了，此緣未了，「世界無窮願無盡，海天遼闊立多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