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和作家朋友有一次對話。他說：咱們這麼大年紀了，還寫個什麼勁呢！我說，我們是幹什麼的，我們不是要為社會為讀者寫東西嗎？他說，現代人寫回憶錄時興別人替你執筆啊，我說，我是廚子，請客當然親手做菜。你已寫過很多了！是的，我已經寫過不少，可是我總是覺得不夠好，總希望寫出更好的來。你現在寫得夠好嗎？我不知道，我聽說「從地窖裡拿出來的酒，最後拿出來的是最好的」。
回憶錄第一冊《昨天的雲》，寫我的故鄉、家庭和抗戰初期的遭遇。第二冊《怒目少年》，寫抗戰後期到大後方做流亡學生，那是對我很重要的鍛煉。第三冊《關山奪路》，寫國共內戰時期奔波六千七百公里的坎坷。以後還要寫第四本，寫我在台灣看到什麼，學到什麼，付出什麼。我要用這四本書顯示我那一代中國人的因果糾結，生死流轉。
對日抗戰時期，我曾經在日本軍隊的佔領區生活，也在抗戰的大後方生活。內戰時期，我參加國軍，看見國民黨的巔峰狀態，也看見共產黨的全面勝利，我做過俘虜，進過解放區。抗戰時期，我受國民黨的戰時教育，受專制思想的洗禮，後來到台灣，在時代潮流沖刷之下，我又在民主自由的思想裡解構，經過大寒大熱，大破大立。這些年，咱們中國一再分成兩半，日本軍一半，抗日軍一半；國民黨一半，共產黨一半；專制思想一半，自由思想一半；傳統一半，西化一半；農業社會一半，商業社會一半：由這一半到那一半，或者由那一半到這一半。有人只看見一半，我親眼看見兩半，我的經歷很完整，我想上天把我留到現在，就是教我作個見證。
今天拿出來的第三本回憶錄《關山奪路》，寫我經歷的國共內戰。這一段時間大環境變化多，挑戰強，我也進入青年時代，領受的能力也大，感應特別特別豐富。初稿寫了三十多萬字，太厚了，刪存二十四萬字，仍然是三本之中篇幅最多的一本。
國共內戰，依照國民政府的說法，打了三年。依中國共產黨的說法，打了四年。內戰從哪一天開始算起，他們的說法不同。內戰有三個最重要的戰役，其中兩個：遼沈，平津，我劫數難逃，最後南京不守，上海撤退，我也觸及靈魂。戰爭給作家一種豐富，寫作的材料像一座山坍下來，作家搬石頭蓋自己的房子，搬不完，用不完。內戰、抗戰永遠有人寫，一代一代寫不完，也永遠不嫌晚。
我們常說文學表現人生，我想，應該說文學表現精彩的人生，人生充滿了枯燥、沉悶、單調，令人厭倦，不能做文學作品的素材。什麼叫「精彩的人生」？
第一是「對照」。比方說國共內戰有一段時間叫拉鋸戰，國軍忽然來了、又走了。共軍忽然走了、又來了，像走馬燈。在拉鋸的地區，一個村子有兩個村長，一個村長應付國軍，一個村長接待共軍。一個小學有兩套教材，國軍來了用這一套，共軍來了用那一套。一個鄉公所辦公室有兩張照片，一張蔣先生，一張毛先生，國軍來了掛這一張，共軍來了掛那一張。有些鄉鎮拉鋸拉得太快，拉得次數太頻繁，鄉長就做一個畫框，正反兩面兩幅人像，一邊毛先生，一邊蔣先生，掛在辦公室裡，隨時可以翻過來。這都是對照，都很精彩。
第二是「危機」。比方說，解放軍攻天津的時候，我在天津，我是國軍後勤單位的一個下級軍官，十幾個人住在一家大樓的地下室裡。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早晨，解放軍佔領天津市，我們躺在地下室裡，不敢亂說亂動，只聽見地下室入口處有人喊話：「出來！出來！繳槍不殺！」緊接著，咚咚咚一顆手榴彈從階梯上滾下來，我們躺在地板上睡成一排，我的位置最接近出口，手榴彈碰到我的大腿停住，全身僵硬麻木，不能思想。我一手握住手榴彈，感覺手臂像燒透了的一根鐵，通紅，手榴彈有點軟。叼天之幸，這顆手榴彈冷冷地停在那兒沒有任何變化。那時共軍用土法製造手榴彈，平均每四顆中有一顆啞火，我們有百分之二十五的機會，大概中間有個人福大命大，我們都沾了他的光。這就是危機，很精彩。如果手榴彈爆炸了，就不精彩了，如果沒有這顆手榴彈，也不夠精彩，叼天之幸，有手榴彈，沒爆炸，精彩！
第三是「衝突」。比方說，平津戰役結束，我在解放區穿國軍軍服，這身衣服跟環境衝突，當然處處不方便，今天想起來很精彩。後來由於一次精彩的遭遇，我又穿解放軍的衣服進入國軍的地盤，我的衣服跟環境衝突，又發生了一些精彩的事情。衝突會產生精彩。
在《關山奪路》這本書裡，對照、危機、衝突各自延長，互相糾纏，滾動前進。楊萬里有一首詩「萬山不許一溪奔」，結果是「堂堂溪水出前村」。我們家鄉有句俗話：「水要走路，山擋不住。」我還聽到過一首歌：「左邊一座山，右邊一座山，一條河流過兩座山中間。左邊碰壁彎一彎，右邊碰壁彎一彎，不到河心不甘。」國共好比兩座山，我好比一條小河，關山奪路、曲曲折折走出來，這就是精彩的人生。
由第二冊回憶錄到第三冊，中間隔了十三年，這是因為：
國共內戰的題材怎麼寫，這邊有這邊的口徑，那邊有那邊的樣板，海峽兩岸都時興「長官出思想，作家出技術，群眾出生活」，我不願意符合他們的標準，我很想寫我自己的生活、我自己的思想，我應該沒有政治立場，沒有階級立場，沒有得失恩怨的個人立場，入乎其中，出乎其外，居乎其上，一覽眾山小。而且我應該有自己的語言，我不必第一千個用花比美女。辦不到，我不寫。
我以前從未拿這一段遭遇寫文章。當有權有位的人對文學充滿了希望、對作家充滿了期待的時候，我這本書沒法寫，直到他們對文學灰心了，把作家看透了，認為你成事固然不足，敗事也不可能，他瞧不起你了，他讓你自生自滅了，這時候文學才是你的，你才可以做一個真正的作家。
所以隱地說，我寫《關山奪路》使用了我等待了一輩子的自由。
這四年的經驗太痛苦，我不願意寫成控訴、吶喊而已，控訴、吶喊、絕望、痛恨，不能發現人生的精彩。憤怒出詩人，但是詩人未必一定要寫出憤怒，他要把憤怒、傷心、悔恨蒸餾了，昇華了，人生的精彩才呈現出來，生活原材變成文學素材。我辦不到我也不寫。
五十年代台灣的反共文學，「文革」結束後大陸的傷痕文學，都太執著個人的生活經驗，都不很精彩。可敬可愛的同行們！請聽我一句話：讀者不是我們訴苦申冤的對象，讀者不能為了我們做七俠五義，讀者不是來替我們承受壓力。拿讀者當垃圾桶的時代過去了，拿讀者當出氣筒的時代過去了，拿讀者當拉拉隊的時代過去了，拿讀者當弱勢團體任意擺佈的時代也過去了！讀者不能只聽見喊叫，他要聽見唱歌。讀者不能只看見血淚，他要看血淚化成的明珠，至少他得看見染成的杜鵑花。心胸大的人看見明珠，可以把程序反過來倒推回去，發現你的血淚，心胸小的人你就讓他賞心悅目自得其樂。我以前做不到，所以一直不寫，現在才寫出來，所以我自己說：為了雕這塊璞，我磨了十三年的刀。
多少人都寫自傳，因為人最關心他自己；可是大部分讀者並不愛看別人的自傳，因為讀者最關心的是他自己，所以這年代，人瞭解別人很困難。我寫回憶錄在這個矛盾中奮鬥，我不是寫自己，我沒有那麼重要，我是借自己的受想行識反映一代眾生的存在。希望讀者能瞭解、能關心那個時代，那是中國人最重要的集體經驗。所以我這四本書不叫自傳，叫回憶錄。有些年輕朋友很謙虛，他說他的父親或者祖父那一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他知道得太少，所以對父親祖父的瞭解也很少，他讀了這本書多知道一些事情，也好進一步瞭解老人家。這太可愛了！
國共內戰造成中國五千年未有之變局。我希望讀者由我認識內戰，由內戰認識五千年未有之變局。可能嗎？我本來學習寫小說、沒有學會，小說家有一項專長：「由有限中見無限」，他們的這一手我學到了，我有時在《世界日報》上寫一些小文章，《世界日報》的魏碧洲先生告訴我，那些小文章裡面往往藏著很大的東西，這是他給我技術檢定及格證明書，我的四本回憶錄都要秉持同一個旨趣。
當初我在台灣學習寫作的時候，英國歷史家湯因比的學說介紹到台灣，他說歷史事件太多，歷史方法處理不完，用科學方法處理；科學的方法仍然處理不完，那就由藝術家處理。他說藝術家的方法是使用「符號」。照他的說法，文學作品並不是小道，藝術作品也不是彫蟲小技，我一直思考著他說的話。
我發現，凡是「精彩」的事件都有「符號」的功能，「一粒沙見世界，一朵花見天國」，哪粒沙是精彩的沙，哪朵花是精彩的花。本來我不相信這句話，詩人幫助我，一位詩人顛覆莊子的話作了一首詩，他說「我把船藏在山洞裡，把地球藏在船上。」還有一位詩人寫《下午茶》，他說下午在茶裡。牧師也幫助我，「一粒麥子，落在地裡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法師也幫助我，他說「納須彌於芥子」。四年內戰，發生多少事情，每一天都可以寫成一本書，每一個小時都可以寫成一本書，我用符號來處理，我寫成一本書。
中國人看國共內戰，這裡那裡都有意見領袖，這本書那本書都有不同的說法。我寫第一冊回憶錄《昨天的雲》盡量避免議論，維持一個混沌未鑿的少年。寫第二本《怒目少年》，我忍不住了，我用幾十年後的眼睛分析四十多年以前的世界。現在這本《關山奪路》，我又希望和以前兩本不同，我的興趣是敘述事實，由讀者自己產生意見，如果讀者見仁見智，如果讀者橫看成嶺、側看成峰，我也很高興。除了跟自己不同，我也希望跟別人不完全相同，有許多現象，別人沒寫下來，有許多看法，以前沒人提示過，有些內容跟人家差不多，我有我的表達方式。我再表白一次，我不能說跟別人完全一樣的話，我是基督徒，我曾經報告我的牧師，請他包容我，一個作家，他說話如果跟別人完全相同，這個作家就死了！做好作家和做好基督徒有矛盾，好基督徒要說跟牧師一樣的話。說跟教友一樣的話。作家不然，他說話常跟蔣先生不一樣，常跟毛先生不一樣。我的同行因此付出多少代價，大家衣帶漸寬終不悔。到了今天，朝代也改了，人也老了，兒女也變成外國人了，為什麼還要勉強做學舌的鸚鵡？為名？為利？為情？為義？還是因為不爭氣？
我的可敬可愛的同行們！「自古文人少同心」，我說的話應該跟你不一樣，你說的話也應該跟我不一樣。東風吹，戰鼓擂，今天世界上誰怕誰！一個人說話怎麼總是跟別人不一樣？這樣的人很難做好教徒，能不能做好僱員？好朋友？好黨員？可憐的作家！他只有一條路，就是做好作家，他是一個浮士德，把靈魂押給了文學。
以前有人問我，他想看一本關於國共內戰的書，只看一本，他應該看哪一本。我說，如果只看一本，我推薦張正隆寫的《雪白血紅》，他從中國大陸的角度看解放戰爭，有角度就有局限，但是他的角度很大，角度越大面積也越大，局限也越小。我現在要說，只看一本書無論如何不夠，因為我們的角度再大、也不能超過一百八十度，還得再加上一本，加上我的一百八十度，我從國軍的角度看內戰，角度也極大，也跳出個人遭遇政治環境的局限。也許我們都是瞎子摸象，但是，我們都確實摸到了象，而且不止摸到一條腿。
文學藝術標榜真善美，各位大概還記得，有一首歌叫《真善美》，周璇唱過，咱們別因為它是流行歌曲就看輕了它，寫歌詞的人還真是個行家：
真善美。真善美，他們的代價是腦髓，是心血，是眼淚。……是瘋狂，是沉醉，是憔悴。……多少因循，多少苦悶，多少徘徊，換幾個真善美。多少犧牲，多少埋沒，多少殘毀，剩幾個真善美。……真善美，欣賞的有誰，愛好的有誰，需要的有誰……
這首歌唱的簡直就是一部藝術史！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內戰四年，千萬顆人頭落地， 千萬個家庭生離死別，海內海外也沒產生幾本真正的文學作品。我個人千思萬想，千方百計，千辛萬苦，千難萬難，顧不了學業，顧不了愛情，顧不了成仁取義、禮義廉恥。看見多少瘋狂，多少憔悴，多少犧牲，多少殘毀。我有千言萬語，欲休還說。我是後死者，我是耶和華從爐灶裡抽出來的一根柴，這根柴不能變成朽木，彫蟲也好，雕龍也好。我總得雕出一個玩意兒來。……我也不知道欣賞的有誰，愛好的有誰，需要的有誰。一本書出版以後有它自己的命運，自己的因緣。
出書以前，照例先在刊物上亮相，把樣品「秀」給大家看，希望引起大家的興趣。除了長篇小說也不能全都登出來，總得留下一部分買了書才看得見，這樣新書才有點新鮮。《關山奪路》共計三十六篇，出書以前發表了二十篇，我特別喜歡副刊，文章先投給副刊，各位副刊主編也鼓勵我，《青年日報》（李宜涯）、《中央日報》（林黛嫚）、《中華日報》（吳涵碧），還有《聯合報》副刊（陳義芝）、《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劉克襄）、《自由時報》副刊（蔡素芬），還有紐約的《世界日報》（田新彬）、《彼岸》月刊（宣樹錚）。各位女士先生的名字我常記在心裡。
每一篇文章都有許多反應，有些反應從中國大陸的網站發出來，大陸的網站轉貼了這些文章，網頁的設計，讀者可以在文章後面「跟帖」，把讀後感貼上去。他們有他們的角度，有他們的語言風格，給我很多啟發。我一面寫、一面得到讀者和編者的鼓勵，鼓勵使我文氣奔放，鼓勵使我胸襟開闊，所以這一本寫得比前兩本好。
親愛的讀者，請聽我一句話：表演事業需要鼓勵，作家寫作也是一種表演，他和演員、音樂家一樣需要掌聲，大家熱烈鼓掌的時候，作家、演員、歌手都是小孩子。親愛的讀者，你是有影響力的人，請妥善運用你的影響。如果買書像買香煙一樣，有多好！也許吸煙的人戒了煙買書，如果買書像投票一樣，有多好！你投票才會有你喜歡的市長州長，你買書才會有你喜歡的詩人小說家。
最後我說個比喻，明珠是在蚌的身體裡頭結成的，但是明珠並不是蚌的私人收藏，回憶錄是我對今生今世的交代，是我對國家社會的回饋，我來了，我看見了，我也說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