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間是向來不談政治，卻有漁樵閒話與彈詞。政治到了不可以入漁樵閒話，不可以入彈詞，它就是不足道的了，而亦就是天下要大亂了。天下大亂，反者四起，這個感覺就是有氣概的。民間甚至並不重視形勢，聽人說國共的優勢劣勢，都是不可不信，不可全信。民間所知的，寧是政治經濟軍事形勢以上的天數世運。
彼時虹橋也有兵，大荊也有兵，白溪也有兵。大荊街上豬肉店還被掛起一顆首級。國軍像明末剿張獻忠李自成的四鎮之兵，一個營長駐在大荊就是小皇帝。他們與城市裡的文化人大學生調同曲不同，都有一種想要揚眉吐氣，可是這只有從民間起兵受記，如散仙要從瑤池蟠桃會受記，所以後來他們一夜之間都變成了解放軍。
是年向盡，淮中正舉行學期結束考試，一日傍晚，忽開到一營兵，把學校包圍，四面架起機關鎗，出動搜查教職員寢室與學生宿舍，各人都被先摸過身上，再打開箱篋。我房裡有一個學生在給我抄寫並油印《山河歲月》的草稿，正抄到有關國民政府的一章，他停筆欲起，我說無事，你只管抄寫，一面開了房門等待被檢查。一個兵提著步槍正待闖進來，我先說了一聲請，從桌上遞給他一支香煙，我自己亦點一支來吸。他一眼就注意到在油印稿子，就問是什麼？這東西本來最犯忌，但我悠然的只答說是上課的講義。開開箱子，見有一束秀美的信，兵又問，我答是內人來的家信，見他持在手中無法，我就念了一封給他聽，一面斟杯茶請請他，問他可是也已經結婚？他答還未結婚。如此就平安檢查完畢。仇校長被抄去燕窩與信件，女學生被抄去毛線衫，其他教員亦各有些東西被抄去，都是一點嫌疑亦沒有的。隨後他們押解全體員生離校，連夜翻山過嶺到大荊，惟我留守校舍。
翌日庶務馬君從大荊來陪我，說已打聽得這次解散淮中是旅長的命令，因仇校長的兒子在上海是民盟的關係，仇校長今被指定在大荊不許出來，惟已請准畢業班的學生即在仇校長家裡做完考試。我到大荊去出題監考回來，還在校裡住了十幾天，把《山河歲月》油印裝訂好。在這些日子裡，尚有兩次軍隊過境，到校裡借宿，一次是旅長親征，一次是營長帶兵，真要有魂膽來抵擋。等我要回溫州，馬君憂懼道：“張先生在還好，張先生走了，若再有兵來，我豈不驚煞。”我教他不可害怕，惟須安靜婉順，你的人好像是不佔面積的存在，即在刀槍叢中亦可行於無礙。
畢業班的試卷評定後，仇校長要我到樂清縣城向教育局要求復校，但是教育局不敢與軍隊交涉，只答應打電報向教育廳請示，如此就無下文。我到溫州，請溫中金校長也上呈文到教育廳，因為金校長是溫屬各中學校的校長會議主席，淮中的事他可以發言，可是秀才遇著兵，終歸完結。
我去到雁蕩山只一年，外面天下世界已發生過無數大事，開國民代表大會，選舉大總統，競選副總統，前線邱清泉軍團大勝，陳佈雷自殺，發行金庫券，蔣經國在上海對金融產業界執法如山，溫州街角與城郊築起沙土麻包的碉堡。夏瞿禪在浙大，寒假不回裡，他填了一首詞歎息時事：
欲待花時尋酒伴，醉中容易沾襟，明年紅紫屬何人，無窮門外事，有限酒邊身；並恐花無逃劫地，不如隨水成塵，惱他鶯燕語慇勤，斜陽余一寸，禁得幾消魂。
讀到“並恐花無逃劫地”，我亦驚動，但我與溫州市井之人一樣，雖走進走出看見碉堡，亦不去想像會發生巷戰，興廢之際，總是天意浩蕩，就沒有急景凋年之感。
及過了年，我仍回溫州中學教書，寫信去叫秀美放心。我每月給外婆錢，秀美來信總道謝，這種恩情感激，是女心才有。我想著愛玲是不喜教書的。我每天上完課，且只把《山河歲月》來刪改重寫。
我仍到時候去看看劉景晨先生。亦常去楊雨農家。楊家有錢我不羨，我喜他有錢能豪華，且豪華得本色。淮中仇校長與我算得投機，但他對村人有一種世家的傲慢，楊雨農卻是米店倌出身，不論穿長衫的穿短褐的他都平人看待。我亦與徐步奎去吳家徐家玩。吳天五實在是至誠君子，聽他說話的聲音就剛而柔，真率懇至，親熱之意出自肺俯，但在他面前，我總覺得自己是個離經叛道之人。徐家卻是惟有唱昆曲這樁事我喜歡，徐玄長人原正派，但一個人縱有千般好，欠少英氣總難為。
要說到相知，還是只有劉景晨先生。其次楊雨農，單是他的與人平等無阻隔就好，與我相知不相知倒在其次。知英雄美人是先要能知世人，我即使單以一個世俗之人而被知，亦已私心自喜。再其次是徐步奎，我與他經常在一起。
我向劉先生想要說出身世，卻道是我有個親戚當年在南京政府，因述其文章與行事，劉先生問叫什麼名字，我說是胡蘭成：“勝利時他還在漢口漢陽，後來就沒有消息。”劉先生道：“這樣的人，必智足以全其身。”向步奎我亦幾次欲說又止。我問他：“白蛇娘娘就是說出自己的真身，亦有何不好，她卻終究不對許仙說出，是怕不諒解？”步奎道：“當然諒解，但因兩人的情好是這樣的貴重，連萬一亦不可以有。”我遂默然。
又一次是我說起李延年的歌：“北方有佳人，遺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步奎道：“這是嚴重的警告。”他說時一點笑容亦沒有，真的非同兒戲，當下我心裡若失，這一回我才曉得待愛玲有錯，但亦不是悔憾的事。過後愛玲編的電影《太太萬歲》到溫州，我與全校員生包下一場都去看，天五步奎讚好，金校長讚好，坐在我前後左右的人都讚好，我還於心未足，迎合各人的程度，向這個向那個解釋，他們讚好不算，還必要他們敬服。可是只有銀幕上映出“張愛玲”三個字，她曉得我。人家說得意忘形，我是連離異都糊塗了，《詩經》“死生契闊，與子成說”，離異的真實亦不過是像死生契闊的真實。
溫中教員宿舍樓前有株高大的玉蘭花，還有繡球花，下雨天我與步奎同在欄杆邊看一回，步奎笑吟吟道：“這花重重迭迭像瑤台，雨珠從第一層滴零零轉折滾落，一層層，一級級。”他喜悅得好像他的人便是冰涼的雨珠。還有是上回我與他去近郊散步，走到尼姑庵前大路邊，步奎看著田里的蘿蔔，說道：“這青青的蘿蔔菜，底下卻長著個蘿蔔！”他說時真心詫異發笑，我果覺那蘿蔔菜好像有一樁事在胸口滿滿的，卻怕被人知道。秘密與奇跡原來可以只是這種喜悅。步奎好像梁祝姻緣裡呂瑞英演的銀心，總使我懷念起另外一個人。
步奎已與肖梅結婚，他卻於夫妻生活多有未慣，這真是好。他對他教的那班學生亦不溺情。一次他來我房裡，驚駭而且發怒，說道：“學生拔河時，他們的臉叫人不忍看，學校裡這種競賽的教育真是不應該！”我當時想起與愛玲在松台山看見訓練新兵。步奎近來讀莎士比亞，讀浮士德，讓蘇東坡詩集與宋六十家詞。我不大看得起人家在用功，我只喜愛步奎的讀書與上課，以至做日常雜事，都這樣志氣清堅。他的光陰沒有一寸是霧數糟蹋的。他一點不去想到要做大事。他亦不憤世嫉俗，而只是與別的同事少作無益的往來。
溫中同事，有的是老教員，他們四平八穩，毫無精彩與毛病。他們在本地教育界的職業地位已根深蒂固，若不經抗戰的播遷蕩析，怕已成為學閥了，如今美中不足的只是年來物價高漲，家庭負擔重了。他們多已年紀五十要出頭，倒還是經過五四運動時代來的，如今只落得為官為商皆不如人。其中卻也有一位董先生，致力學術，長年累月在尋資料，要依照漢書的體例著民國史，已成列傳若干篇，在大荊我還見過有一碑文也是他撰的，看樣子他是漸漸要成為宿儒了。但是寫歷史要有一代人的笑語，董先生缺少這個。我與他們，見面惟客客氣氣，從來亦不玩。
尚有比他們年紀輕些，四十幾歲的教員當中，頗有幾個有才情的，可是又才情太多。一個是鄭先生，家裡是樂清地主，北伐時他活動過，但他的家業與他的人已多年來停滯破落了，變得沉緬於冗談，漸漸連他的嘴亦像是夢寐的囈語不清。他卻又博極群書，前朝的掌故亦很熟，現代知識的水平亦很高。我聽他說科舉，考秀才的文章要清通，考舉人的文章要才氣如江海，而中狀元的文章則要如絲竹之音，我覺得非常好。可是那回金校長限制教職員領用信封紙，別人猶還可，忽聽見鄭先生在走廊裡粗聲大罵，我著實吃驚，就把他的人打了折扣。這鄭先生，每隔一兩禮拜必回家去，帶來一盒私菜，飯廳裡與同事一桌吃飯，他拿出私菜，連表面人情亦不做，只顧他自己吃罷了，偏又他的吃相有似狗馬佔住自己的槽一心在吃，對周圍甚為嚴重。
鄭先生與曾先生最要好。這曾先生，單名一個“猛”字，教初中公民與國文，家在茶山，就是上次我帶高中二年級學生與秀美去遠足過的地方。他當過陳獨秀的秘書，雖已脫離多年了，仍說來說去說托派，因為此外他已一無所有。托派的人往年我也見過，卻沒有像他這樣粗暴的，三日兩頭只聽見他在酗酒大罵，聽得慣了，亦無人查問他是罵的那個，所為何事。他與鄭先生各有一個獨子在溫中讀書，都當自己的兒子是偉大得了不起。此外有個教數學的陳先生，惟他年已五十，應列入前面說過的老教員中，但他要找冗談（編註：冗談，日語詞，玩笑、戲言之意）的對手還是只能找鄭先生與曾先生。他以前曾拿數學研究過《易經》，現在卻比鄭先生還更憊糍糍，必要人聽他撰的對聯，訴說他的處世做人，要你做他的知音。
這三人，本來思想不同，尤其曾猛是個草包，靠思想為活的，但是他們合得來，因其沒落是一，便連曾猛的性如烈火，說話像汽車的排氣管放瓦斯，骨子裡也與鄭先生陳先生一般是憊糍糍，所以不曾起衝突。他們常在鄭先生房裡，不然就是在曾猛房裡，買來燒酒，拿花生米或醃肉過過，沉緬於冗談，形勢像是作長夜之飲，但便是那飲酒亦沒有一點慷慨相。
鄭先生的寢室就在我隔壁，我怕他來我房裡一坐就不肯走，寧可我先到他房裡去一回。亡命以來，我是逢人皆和氣，學一個“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警戒著不可與人爭是非，但不知鄭先生與曾猛從何看出我有著一點高不可攀的神情，竟是對他們無慈悲。他們的存在，要向世人求證而不得，可比玉泉山關公顯聖，叫喊還我頭來，但我不能像普靜的與以一言點悟，這樣就要有不吉了。
一次是步奎拿一份試題來問我，我說有個字義不通，這句話也平常之極，焉知是鄭先生出的題，他剛巧也在我房裡，當即目露凶光，大聲叱道：“你是什麼東西！”他走回他自己的寢室，又出來立在廊下，還大罵不已。我一句亦不回口。步奎氣道：“真可怕，一個人怎麼會這樣慘！”
還有曾猛我也觸犯了他。是在他房裡，我、步奎、鄭先生陳先生與曾猛五個人，步奎是來尋我的，我已要走，卻因說了一句吳天五的古文有工夫，想不到曾猛就裝醉大罵吳天五，我來不及拿話給天五收拾，已經夾頭夾腦罵我是資產階級的走狗了。我與步奎回到我房裡，曾猛還在大罵，也是罵到廊下，聲音就像破鑼破鼓，使我想起古詩裡有一句是“戰敗鼓聲死”。
十五年前我在廣西教書，同事也有是從時代的前線退下來的，都沒有像這樣子。時光真是不饒人，今天曾鄭的奇拔，乃至董先生的漸漸要學成通儒，乃至金校長的勵精圖治，都是“斜陽余一寸，禁得幾消魂”。
可是其餘許多教員，年紀多在四十以下，三十以上，單是教書養家，亦有很要朋友的。他們既少野心，亦無卑屈，看來庸庸碌碌，卻熱絡現實，有市井之徒的正直大氣，這就健康。牡丹雖好，全仗綠葉護持，他們與英雄美人倒是性情最相近的。其中有一位教手工圖畫的陳先生，還有一位訓育主任方先生，他們家裡我去過，都有世俗人情的好。我還與方先生上街去吃酒，用錢甚少，亦今天真是風光遊冶了。方先生樂清人，對訓育主任我本來有成見，且又他是國民黨員，焉知他這個人竟是不錯。
尚有少數新教員是步奎的一輩，剛從大學出來，最是他們身上鍾有抗戰時期的朝氣。他們多思想左傾，但他們的好處有在是非之外。
如今也真是時勢艱難，同事家裡連請人吃一餐便飯亦請不起，吸煙的人連一根火柴都要可惜。惟步奎新做了一套學生裝，是呢的。他是肖梅亦在教書，兩人都賺薪水。一天下午我外婆家裡，獨自坐在阿嬤窗前階沿上，看著那破院子與堂前間，與簡陋的桌子椅子凳子，不禁一陣心酸。我不要世上這樣貧窮破落！為著愛玲的緣故，我要這世上是繁華的，貴氣的！這樣想著，我在小椅子上坐著的人亦會一站站起來，好像昔人的投袂而起。
如今並不是“斜陽余一寸”。如今的時勢是《易經》裡的第三卦：“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利建侯而不寧。”而隨即果然來了解放軍，只見遍地都是秧歌舞。
原來國軍的精銳，邱清泉黃伯韜等幾個軍團已在淮海戰場覆沒，惟余桂系的軍隊在武漢，蔣介石退居奉化，副總統李宗仁出主和議，未幾陳明仁與程潛叛變，鄂湘並陷，桂軍亦盡。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三月，解放軍渡長江，毛澤東的總攻擊令，真真神旺，那文章令人想見周武王誓師孟津當年。
南京沒有抵抗就放棄，上海杭州一路響應起義，解放軍晝夜趲程，望見前面的城池早已遍插五星旗，他們的游擊隊在安民籍府庫以待了。我與梁漱溟的通信遂一時中斷。李宗仁代行大總統職務時，報上登載李的親筆信敦請梁先生出任行政院長，梁先生拒絕了。他自上次國共和議失敗，即回四川北碚，專心辦勉仁書院，來信聘我去當教授，就可寄來路費，這是我重新出世之機，焉知不到幾天，經過南京武漢到四川的交通一旦梗絕，且溫州亦於五月裡解放了。溫州也是行政專員響應起義，雁蕩山與瑞安鄉下的三五支隊於一日拂曉進城，再過一個多月，康生的野戰軍才開到的。
前人說兵敗如山倒，又曰：“王者之師，有征無戰”，看了這回的情形，真是這樣的。歐陽修序五代史：“自古興亡之際，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是為不盡人事者說，而今之史學家惟知事務與辯證法，卻是應該曉得尚有天命。
解放初期，真的迢迢如清曉。我在《山河歲月》裡所寫的，一旦竟有解放軍來證明，私心幸喜。我知道民間起兵有這樣好，果然給我親眼看見了。秧歌舞是黃帝的咸池之樂，周武王的大武之舞，漢軍在九里山的遍地楚歌，與秦王破陣樂的生於今天。
我受愛玲指點，才曉得中國民間的東西好。但我一次曾給瞿禪說《玉蜻蜓》裡志貞哭靈的唱辭，情之所發，到得無保留，卻能哀而不傷，怨而不怒，與《詩經》一樣是漢民族的，瞿禪到底亦不省，焉知倒是解放軍做了我的知己。《山河歲月》裡我寫中國文明的興與賦，初次曉得“五百年必有王者興”這個“興”字，不勝之喜，但是君毅讀了亦不省，這更使我懷念初期的解放軍。
我不喜《蔣介石偉大》那樣的書名，不喜東條英機，也不喜麥克阿瑟，一種東西，若是像城隍廟裡的神道，威靈顯赫，或像《白蛇傳》裡的法海，是個超自然的大力，且總歸是他有理的，我都不喜，見他倒下來，我比誰還更開心。又如地主與世家，也叫人看了心裡不舒齊，他們原做不得什麼大惡事，因不比西洋的是一個階級，但單為他們的沒出息，也已該有一次掃蕩，使他們亦出來見見天日。
又有一些東西，它原本是好的，但在某種情形下，會使人寧可不要。乃至七寶亦不足惜，乃至功業與道德亦不足稱。卻是這種好的東西需要解放，才又可以風吹花開水流。中國的革命是革天命，是一代人的新的格物致知，物無不親，物無不敬。所以我見了初期的解放軍有這樣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