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末維特根斯坦到維也納與瑪格麗特和家人一起過聖誕節,沒多久,瑪格麗特宣佈不再想親吻他;這時維特根斯坦本該覺察到一種暗示:瑪格麗特對於他倆的關係有一點矛盾心理,對於嫁給他心懷疑慮。她解釋說,她對他的感覺不是適宜親吻的那種。維特根斯坦沒抓住這暗示。在日記本裡,他沒有停下來想想她的感覺,而是耽於自己的感覺。他承認自己覺得這事痛苦,但同時並不為此感到不快樂。因為,真正說來一切都取決於他的精神狀態,而非肉體慾望的滿足。「如果精神不拋棄我,那麼實際發生的任何事就都不是骯髒和卑下的。」「不過,」他又說,「如果不想摔下去,我就必須使勁掂著腳尖站立。」在他看來,問題不是贏得她,而是戰勝自己的慾望。「我是一頭野獸,而且還不為此而不快樂」,他在聖誕節那天寫道。「我面臨著變得更加膚淺的危險。願上帝阻止這個!」
他生出了寫一部自傳的念頭,視之為避免——也許是揭露——這一傾向的一種手段。這兒,又一次地一切都取決於精神。12月28日他寫道:
寫出關於自己的真相的精神具有最多種多樣的形式;從最得體的到最不得體的。相應地,寫出它是很值得做的或者很錯誤的。確實,在能夠寫出的真正自傳當中具有最高到最低的一切等級。例如,我不能在一個比我生存的層面更高的層面上寫我的自傳。僅僅寫出自傳,我並不就必然提高了自己;我那麼做,甚至可能使自己比起初更骯髒。內心的某種東西鼓動我寫自傳;事實上,我願意有一天把自己的生活清楚地鋪展開,以便把它清楚地擺在我、也擺在其他人面前。無論如何,與其說是為了讓我的生活接受拷問,不如說是為了得到清晰和真相。
隨後的兩三年,他繼續寫下一些筆記,嘗試揭露有關自己的「赤裸裸的真相」,思索值得去寫的自傳的性質,但這一計劃沒有任何結果。
幾乎可以肯定,與他可能寫的自傳更為相似的是聖奧古斯丁的《懺悔錄》,而非(例如)羅素的《自傳》。也就是說,其寫作在根本上是一種精神行動。他認為,《懺悔錄》可能是「曾寫出的最嚴肅的書」。他尤其喜愛引用第一卷的一個段落:「但悲哀降臨到對你保持沉默的人身上!因為最有語言天賦的人也找不到言辭描述你」[165],但維特根斯坦跟德魯利談這段話時喜歡把它改成:「而悲哀落到對你什麼也不說的人身上,正因為喋喋不休的人說了許多胡話。」
與魏斯曼和石裡克討論時,他甚至把這段話翻譯得更自由:「什麼,你這個豬玀,你不想說胡話!去說胡話吧,不要緊!」就算這些自由的翻譯未能說出奧古斯丁想說的意思,但肯定說出了維特根斯坦的觀點。應當終止喋喋不休的人說的胡話,但那不意味著自己應當拒絕說胡話。一如既往地,一切取決於行事的精神。
他對魏斯曼和石裡克重申了自己的倫理講座的大體思路:倫理學是一種說出不能說的東西的努力,一種對語言界限的衝撞。「我認為,終止一切倫理的空話是絕對重要的——直覺知識是否存在,價值是否
存在,善是否可定義。」另一方面,同樣重要的是看到,說胡話的傾向指示著[166]某種東西。他說,他能想像海德格爾——例如——想用畏和存在說什麼(在這種句子裡:「這樣一種畏之所畏者就是在世本身」[167]),他也同情克爾凱郭爾說的「理性受到自身的悖論激情的激勵時,衝撞上去的這未知之物」。[168]
聖奧古斯丁、海德格爾、克爾凱郭爾——人們想不到,在跟維也納小組的談話裡能聽到有人提及這些名字——除了當辱罵的對象。例如,邏輯實證主義者常常用海德格爾的著作舉例,說明他們稱為形而上學胡話的東西——他們打算判定為哲學廢料的東西。
維特根斯坦在劍橋時,維也納小組已成了一個自覺聚攏的小組;把他們聯合到一起的是一種反形而上學的姿態,他們搞出了一個類似宣言的東西,這一姿態便是宣言的基礎;宣言出版時用的標題是Die Wissenschaftliche Weltauffassung:Der Wiener Kreis(「科學的世界觀:維也納小組」)。這本書的準備和出版也是為了向公認的小組首領石裡克致敬,那一年,為了跟維也納的朋友和同事在一起,石裡克拒絕了一個柏林的工作機會。聽到這個計劃,維特根斯坦寫信向魏斯曼表達自己的異議:
正因為石裡克不是普通人,人們應該為了他而謹慎行事,不要因為他們的「好意」,讓自負把他和他領導的維也納學派弄到荒謬的地步。我說「自負」的意思是指任何自滿的姿態。「拒斥形而上學!」彷彿那是什麼新東西!維也納學派獲得的成就,應該顯示出來,而不是說說的……大師應該因其著作而得名。
除了勾勒出小組學說的主旨,宣言還通報魏斯曼將出一本題為《邏輯、語言、哲學》(Logik,Sprache,Philosophie)的書,那時他們說這書是對《邏輯哲學論》思想的一種介紹。儘管對宣言抱有疑慮,維特根斯坦還是同意合作寫這本書;他定期與魏斯曼會面,解釋自己的想法。
討論在石裡克的家裡進行。魏斯曼對維特根斯坦說的話作了相當完整的記錄,部分是為了他計劃寫的書,部分是為了使維也納小組的其他成員(維特根斯坦不肯見他們)瞭解維特根斯坦的最新思想。於是,在哲學會議等場合,那些成員在自己的論文裡引用維特根斯坦的想法。這樣維特根斯坦就建立起了一種聲譽:奧地利哲學辯論中的一個有影響但有點影影綽綽的貢獻者。某些奧地利哲學家甚至猜測,這個常常聽說但從未見過的「維特根斯坦博士」不過是石裡克憑空捏造的產物:一個虛構的實為小組拜符的神話人物。
1929年,石裡克和魏斯曼——更不用說小組的其他成員——都未察覺到,維特根斯坦的思想正在多麼快和多麼徹底地脫離《邏輯哲學論》。隨後幾年裡魏斯曼的書的構思被迫經歷了根本改變:起初打算講解《邏輯哲學論》的思想,然後,先是變為概述維特根斯坦對那些思想的修正,最後變為陳述維特根斯坦的全新思想。這本書獲得其最終樣貌時,維特根斯坦卻取消了合作;它從未出版。[169]
聖誕假期跟石裡克和魏斯曼討論時,維特根斯坦勾勒了寫出《邏輯哲學論》後自己觀點的幾種改變。他向他們解釋,他相信《邏輯哲學論》對基本命題的闡述是錯誤的,必須丟掉——要一起丟掉的還有他對邏輯推導的早期觀點:
……那時我認為一切推導都基於重言式的形式。那時我沒有看到推導也有這種形式:這人身高兩米,因此他不是身高三米。
「我的構想的錯誤,」他告訴他們,「是我相信,不用考慮命題的內部聯繫就能確定邏輯常項的句法。」然而,他現在認識到邏輯常項的規則只構成了「一種那時我還毫無認識的、更全面的句法」的一部分。他現在的哲學任務在於描述這一更複雜的句法,弄清楚「內在聯繫」在推導中的作用。
至於如何完成這一任務,他那時的想法則流動不居,每一周、甚至每一天都有變化。那些談話的一個特點是,維特根斯坦的評論很頻繁地以這樣的話開頭:「我過去相信……」「我必須糾正我的解釋……」「我過去以這種方式提出這問題是錯的……」這指的不是他在《邏輯哲學論》裡採取的立場,而是他在那一年、也許在那一周的較早時候表述的觀點。
他舉了這「句法」及其建立的內在聯繫的一個例子;設想有人說:「這兒有一個圓。它長三厘米,寬兩厘米。」他說,我們對此只能回答:「是嗎!那麼你的圓是指什麼?」換句話說,我們用語詞「圓」指的東西,排除了一個長大於寬的圓的可能性。這些規則是由句法提供的,或者,維特根斯坦也說,是由我們語言的「語法」提供的;在這個例子裡,「語法」在「某種東西是圓」和「這東西只有一個半徑」之間建立了「內在聯繫」。
幾何詞彙的句法先天地(a priori)禁止了這種圓的存在,就像我們的顏色詞的句法排除了同時是紅色和藍色的東西的可能性。由於這些不同的語法建立的內在聯繫,我們就能作出《邏輯哲學論》的重言式分析未能捕捉到的那些推導,因為每一種語法構成了一個系統:
我曾寫過[TLP 2.1512],「一個命題像尺子一樣對準了實在……」現在我更願說,一個命題系統像尺子一樣對準了實在。我這話的意思如下。如果我用一把尺子對準一個空間物體,那麼同時,我就把所有的刻度線都對準了它。
若我們量出一個物體長10英吋,我們就能立刻推導出它不是長11英吋,等等。
在描述這些命題系統的句法時,維特根斯坦正近乎——照拉姆塞的說法——勾勒出某些「空間、時間和物質的必然性質」。那麼,他是在某種意義上做物理學嗎?他回答,不,物理學關心的是確定事態的真或假;他關心的是區分意義和無意義。「這個圓長三厘米,寬兩厘米」不是假的,而是無意義的。他關心的空間、時間和物質的性質,不是物理研究的問題,而是——照他此時喜歡的說法——一種現象學分析。「物理學,」他說,「不產生一種對現象學事態之結構的描述。在現象學裡,問題總是關乎可能性、即意義,而非關乎真假。」
在石裡克聽來,這種說法帶有一種不舒服的康德式聲調。聽起來幾乎像是,維特根斯坦正在嘗試按《純粹理性批判》的調子描述「表象結構」的一般和必然的特性,而且正走在通往胡塞爾的路上。心裡想著胡塞爾的現象學,他問維特根斯坦:「對於一個相信現象學陳述是先天綜合判斷的哲學家,我們能給出什麼回答呢?」對此維特根斯坦謎一般地回答:「我將回答,確實可能造出某些句子,但我無法將其與一個思想聯繫起來。」[170]在一段此時寫的論述裡他表達的更清楚一點:他的這個觀點——確實有無法用重言式替換的語法規則(例如算術等式)——「解釋了——我相信——康德堅稱7+5=12不是分析命題而是先天綜合命題時想說的意思」。換句話說,他的回答是我們熟悉的那種:他的考察顯示了康德和康德主義者試圖說的東西。
雖然維特根斯坦的新思索裡的康德式口吻令石裡克和(從而)維也納小組的其他成員感到不安,但他們對之的注意相對來說很少。跟他們的思考中的經驗主義主旨更為相宜的,是維特根斯坦在這些談話裡表述的另一點。這就是:如果一個命題有意義,如果它有所說,那麼我們必須知道這命題為真時的某些情況。因此,我們必須具備某些確立命題之真假的方法。維也納小組稱之為「維特根斯坦的證實原則」,小組成員如此熱情地接納了它,乃至於從此它就被視為邏輯實證主義的本質。在英語世界裡,A.J.艾耶爾的《語言、真理和邏輯》對之作出了最著名和最響亮的陳述(這書名受到了魏斯曼的《邏輯、語言、哲學》的啟發——若「啟發」一詞恰當的話);此書出版於1936年,是艾耶爾在維也納列席了數次小組聚會後寫出的。
這一原則被表達在這個口號裡:命題的意義是其證實方式;對此,維特根斯坦向石裡克和魏斯曼解釋如下:
如果我說,例如,「那邊的櫥櫃上有一本書」,我如何著手證實它呢?若我掃它一眼,或者我從不同側面看它,或者我用手拿起它、觸摸它、打開它、翻閱書頁,等等,這是否充分呢?這兒有兩種觀念。其中一種說,不管我如何著手,我將永不能完全證實這個命題。彷彿是說,一個命題總是留著一個開著的後門。無論我們做什麼,我們永不能肯定我們沒有弄錯。
另一種觀念,即我願持有的觀念,說,「不,如果我永不能完全證實一個命題的意義,那麼我也就不能用這個命題意謂任何東西。那麼這命題就不能表示任何東西,無論是什麼。」
為了確定命題的意義,我就得知道一種很特定的做法:知道何時這命題算被證實了。
後來,維特根斯坦否認自己曾打算把這一原則當作一種意義理論的基礎,並拉開自己和邏輯實證主義者對這一原則的教條式應用的距離。他在劍橋道德科學俱樂部的一次聚會上說:
有一時我常說,為了弄清一個句子是如何使用的,這是一個好路子:問自己這個問題:「我們怎樣試圖證實那樣一個斷言?」但那只是弄清語詞或句子之使用的諸多方法的一種。例如,另一個對自己常常很有用的問題是:「這個詞是如何學會的?」「我們如何著手教一個孩子用這個詞?」但有些人把這個尋求證實的提議弄成一個教條——彷彿我在發展一種意義理論。
20世紀30年代初,當G.F.斯陶特問他對證實的看法時,維特根斯坦講了如下的比喻;看上去其中的要點是,發現沒有證實某個句子的任何方法,是認識到了關乎這個句子的某種重要的東西,但這不意味著這個句子裡沒有任何可理解的東西:
想像有一個鎮子,裡面的警察需要得到每個居民的信息,例如,年齡,從哪兒來,做什麼工作。保存著一份這種信息的記錄,它有某種用處。有時警察詢問一個居民時,發現此人不做任何工作。警察把這事記在記錄裡,因為這也是有關此人的一條有用信息!
不過,儘管他後來作了這些否認,整個20世紀30年代——在與石裡克和魏斯曼的談話裡,在一份對魏斯曼口述的「論題」裡,在他自己的筆記本裡——我們能找到維特根斯坦對這一原則的某些表述,其說法怎麼看都跟維也納小組和艾耶爾的說法一樣教條:「命題的意義是證實它的方式」,「一個命題是如何得到證實的,就是它說的東西……證實不是真的一個標誌,它就是命題的意義」,諸如此類。看起來,我們可以談論維特根斯坦思想的「證實主義階段」。但必須在這一前提下:拉開證實原則和石裡克、卡爾納普、艾耶爾等人的邏輯經驗主義的距離,並把證實原則放在維特根斯坦的「現象學的」或「語法的」考察的更康德式的框架裡。
1930年新年維特根斯坦回到劍橋,發現弗蘭克·拉姆塞病得很重。拉姆塞患了嚴重的黃疸病,住進了蓋斯醫院,準備做一次手術查明病因。手術後他的情況變得危急,事情很明顯:他要死了。拉姆塞的一位密友弗朗西絲·帕特裡齊說,弗蘭克·拉姆塞去世的前一晚她去病房看望,吃驚地發現維特根斯坦坐在與病房相通的一個小房間裡,離弗蘭克的床幾英尺遠:
在一種輕微的、幾乎詼諧的語氣裡,維特根斯坦的友善及他個人的悲傷顯現出來,我自己覺得這種語氣不舒服。弗蘭克做了又一次手術,尚未完全甦醒;萊迪絲還沒吃晚飯,於是我們三人動身找吃的,最後在餐檯找到了香腸卷和雪利酒。然後維特根斯坦走了,萊迪絲和我回到了火爐邊。
拉姆塞死於第二天(1月19日)凌晨3點。他26歲。
接著的那天,維特根斯坦上了他的第一堂課。上學期末,理查德·佈雷斯韋特代表道德科學教研組邀請他開一門課。佈雷斯韋特問他這課的名稱該叫什麼。沉默很久之後維特根斯坦回答:「課的主題將是哲學。課的名稱除了哲學還能叫什麼呢。」在維特根斯坦未來的教學生涯中,這課就一直列在這一獨特的一般性名稱下。
1930年的四月齋學期,他每星期在藝術學院的教室上一小時課;後來,課後還到克萊爾學院的一個房間裡進行兩個小時的討論,房間屬於那位探險家R.E.普裡斯特利(即後來的雷蒙德·普裡斯特利爵士)[171]。再後來,他徹底摒棄了教室的形式,課和討論都在普裡斯特利的寓所進行,直到1931年他自己有了三一學院的一套寓所。
人們經常提到他的講課風格,他的風格似乎與其他大學講師的風格都很不一樣:他講課沒有稿子,常常就像是站在聽眾面前出聲地思考。偶爾他停下來,說「稍等,讓我想一想!」,坐下來幾分鐘,盯著自己翹起的手。有時,某個特別勇敢的聽課者提出一個問題,於是隨著對那問題的回應,課又進行了下去。他常咒罵自己的愚蠢,說:「我真是個該死的傻瓜!」或猛地大喊:「這難得像地獄!」上這課的大約十五人,多數是本科生,但也包括一些教師,最引人注目的是G.E.摩爾;摩爾坐在屋裡唯一的扶手椅上(其他人坐折疊帆布椅),抽著煙斗,作大量筆記。維特根斯坦熱情飽滿和節奏錯落的授課給聽過他課的所有人留下了難忘的印象,I.A.理查茲(他和C.K.奧格登合寫了《意義的意義》)在他的詩「走失的詩人」[172]裡作了生動描述:
在非課之課上,我聽見你和他的聲音
帆布椅散落在四處,歪歪扭扭
摩爾蜷在扶手椅裡記下一切
每個靈魂都渴望你的每個詞
你憔悴的美,很少人消受得了很久
嘴唇輕蔑,寬眼睛閃著嘲諷的光
擰緊的眉毛,古板的微笑,生於悲痛的
離塵絕世的獻身於你的責任
見到你受的折磨,被你的魔力捕獲
聽課者看著你,屏息凝神
等待言辭現身——你啞口無言
為了隱匿的囚徒,苦惱、無助
再撥撥火!打開窗!
關掉窗!——耐心的踱步無效
天花板上亦不見啟示的蹤影
猛衝回去攪動一塊碳
「哦真清楚!絕對清楚!」
緊張的神經繃得更緊,漫向整所學校
我們舉起鉛筆:「哦,我是個該死的笨蛋!
天殺的笨蛋!」——好吧,不論誰更像笨蛋
大師並非不擅教學:入定的眉眼
盯著他,如珍珠般閃光
心隨他跳動。但——想來一場火災嗎?
給他提詞!下一個拋磚的是誰?
再打開窗,再弄弄火,
(別管炭火了,它早滅了!)
巨大的平靜;一個句子起頭了;
呻吟停止,筆聲沙沙。合唱再度響起。
理查茲的標題是恰當的;維特根斯坦的授課風格——實際上還有他的寫作風格——與他的主題古怪地錯位,彷彿一個詩人遊蕩到對意義理論和數學基礎的分析裡。他自己曾寫道:「我想,我的這話概括了我對哲學的態度:哲學真的應該寫成詩作。」
在課上,維特根斯坦這樣勾勒自己的哲學觀念:「努力擺脫一種具體困惑」,即「對語言的困惑」。它運用的方法是說清我們語言語法的特性:語法告訴我們什麼有意義什麼沒有意義——它「讓我們處理語言而不是別的;它確定自由的限度」。在這個意義上,顏色八面體[173]是語法的一個例子,因為顏色八面體告訴我們,雖然可以談論帶綠色的藍色,但不能談論帶綠色的紅色。因此它指涉的不是真理,而是可能性。在這個意義上幾何也是語法的一部分。「語法是現實的一面鏡子。」
在解釋自己的「語法建立『內在關係』」這個觀點時,維特根斯坦明確把它跟——奧格登和理查茲在《意義的意義》裡、羅素在《心的分析》裡採納的——意義的因果論作了對照。因果關係是外在的。例如,按羅素的觀點,使用語詞的目的是引起某種感情和(或)心像,「若一個語詞以預想的方式對一般的聽者施加了作用」時,它就被正確使用了。在維特根斯坦看來,這種對因果的談論錯失了要點。他在筆記裡用如下比喻歸謬羅素的解釋:「如果我要吃一個蘋果,有人在我肚子上打了一拳,使我的食慾消失了,那麼我原本想要的就是這一拳。」
學期末時又有了這個問題:如何為維特根斯坦提供工作的必要資金。三一學院去年夏天給的津貼就要花完了;續發這一津貼是否值得?對此學院委員會明顯有疑問。因此,3月9日,摩爾寫信到羅素在彼得斯菲爾德的學校,問他是否願看看維特根斯坦正做的工作,並向學院報告其價值:
……除非委員會真給他津貼,似乎沒有別的辦法確保他得到足夠的收入繼續工作;我擔心他們不大可能這麼做,除非他們得到這一學科的專家給出的有利報告;而你當然是寫這麼一份報告的最勝任的人。
正如摩爾預料的,羅素不很熱情。「我看不出我怎麼能拒絕,」他回答:
同時,既然這涉及與他辯論,你正確地指出這事需要大量工作。我沒見過比在論辯中不贊同他更累人的事情。
隨後的那個週末維特根斯坦到比肯山學校見羅素,努力說明自己正做的工作。「當然在兩天裡我們說不了太多,」維特根斯坦寫信給摩爾,「但他似乎理解了一點。」他計劃復活節假期後再去見羅素,交出一份自己回劍橋以來所做工作的大綱。於是,在維也納的復活節假期,維特根斯坦做了這麼一項工作:向打字員口述從他的手稿裡挑出來的論述。「這是一個有點恐怖的活兒,我覺得做這事很慘」,他向摩爾抱怨。
這個活兒的成果是那份如今以《哲學評論》之名出版的打字稿。通常把它視作一項「過渡性的」工作——過渡性指在《邏輯哲學論》和《哲學研究》之間——也許它是唯一一項能不致混淆地如此稱呼的工作。它確實代表了維特根斯坦的哲學發展裡的那個過渡性階段,在這個階段裡他力求用康德式的「現象學分析」方案——也就是他在與石裡克和魏斯曼的討論裡勾勒的方案——取代《邏輯哲學論》的意義理論。我們將看到,這個方案很快被拋棄了——一起拋棄的還有對「證實原則是意義的標準」的堅持。事實就是這樣,《哲學評論》是他所有著作中最實證主義的,同時也是最現象學的。《哲學評論》想用維也納小組採用的工具達成的目標,與維也納小組自己的目標截然相反。
4月末從維也納回來後,維特根斯坦去了趟羅素在康沃爾的家,把稿子拿給他看。在羅素這方面,這時候並不方便。他的妻子多拉有了7個月的身孕,孩子是另一個男人的(美國記者格裡芬·巴裡);他的女兒凱特患了水痘;他的兒子約翰染上了麻疹。他的婚姻在彼此的不忠裡走向破裂,他拚命辛苦工作,寫通俗的報刊文章,寫講稿和炮製賺錢的書,以負擔他極耗錢財的教育改革試驗。此時他身上的壓力如此之大,比肯山學校的同事們真認為他快精神錯亂了。
維特根斯坦在這樣不安的環境裡呆了一天半;之後,身陷麻煩的羅素在一封寫給摩爾的信裡相當不耐煩地嘗試概括維特根斯坦的工作:
不幸的是,我病了,因而無法以我希望的速度弄明白它。不過,我認為,和他交談的過程中,我對他在做什麼有了相當不錯的理解。他在獨特的意義上使用「空間」和「語法」,這些詞多少是互相聯繫著的。他主張,如果說「這是紅的」是有意義的,那麼說「這是響亮的」就不能是有意義的。有一個顏色的「空間」和另一個聲音的「空間」。看上去這些「空間」是在康德的意義上先天給出的,即便也許不完全是那樣,至少也是某種差別不很大的東西。弄混「空間」導致語法錯誤。然後他就無限性寫了許多話,這些話始終有變成布勞威爾的說法的危險;每當這一危險變得明顯時,就必須驟然剎住。他的理論肯定是重要的,肯定是非常原創性的。它們是不是對,我不知道:我衷心地希望不是,因為它們把數學和邏輯弄得幾乎不可思議地困難。
「你能不能告訴我,這封信是否可能滿足委員會的要求?」他請求摩爾,「我這麼問的原因是,我此刻有太多事情要做,而詳盡地讀維特根斯坦的東西所牽扯的精力幾乎超出了我能面對的。不過,如果你認為那真是必要的,我將繼續進行此事。」摩爾不覺得那是必要的,雖然——對羅素是不幸的——他不認為這封信能當給委員會的報告。於是羅素重新寫了信,用他的話說,新的信用了「委員會能夠看懂的更莊重的語言」;然後,這封信成了對維特根斯坦工作的報告,而維特根斯坦正當地獲得了100鎊的津貼。「我發覺,只有健康狀況良好時我才能理解維特根斯坦,」羅素對摩爾解釋道,「此刻我的狀況不是那樣。」
羅素此時有那麼一長串麻煩,因此,他把考察維特根斯坦的工作這件辛苦事應對到這麼好的程度,頗令人驚訝。維特根斯坦是一個對羅素的困境的嚴厲批評者。他憎恨羅素的通俗作品:《征服幸福》是「催吐劑」;《我相信什麼》「絕對不是一種『無害的東西』」。在劍橋的一次討論時,有人想維護羅素對(在《婚姻和道德》中表述的)婚姻、性和「自由的愛」的看法,維特根斯坦回答:
如果有人告訴我,他去過了最糟糕的地方,那我無權評判他,但如果他告訴我,使得他能夠去那兒的是他較高的智慧,那我就知道他是個騙子。
4月25日,回到劍橋的那天,維特根斯坦在日記裡記錄了自己更克制的愛情生活的進展狀況:
復活節假期後回到了劍橋。在維也納經常和瑪格麗特在一起。復活節的禮拜天和她在新森林犁地人街。有三個小時,我們互相吻了很多回,那非常好。
復活節學期後,維特根斯坦回維也納跟家人和瑪格麗特一起過夏天。他住在霍赫海特的家族產業裡,但不是住大房子;他更喜歡樵夫的小屋,那兒有他的工作所需的平和、安靜和無礙的環境。他收到三一學院的支持他度過夏天的50鎊津貼;不過他寫信對摩爾說:「我的生活現在非常經濟,事實上,只要我在這兒,就不可能花任何錢。」這時期的工作中他很少允許自己休息,一種休息是寫廢話給吉爾伯特·帕蒂森:
親愛的吉爾(老畜生),
你有一個野心勃勃的目標;當然你有;否則你就只是一個有著老鼠的精神而不是人的精神的流浪者。你不滿足於呆在你所在的地方。你想要生活之外的更多東西。為了你自己的和依靠(或將依靠)你的人的利益,你配得上一個更好的地位和更高的收入。
你也許會問,我怎麼能把自己抬高到錢拿少了的人的行列之外??為了思考這些和其他問題,我退回到上述地址之所在,一個離維也納約三小時路程的鄉村。我購買了一個新的大寫作本,其商標已裝入信封,我正在做大量工作。我還裝入一張我最近拍的照片。我的頭頂裁掉了,我做哲學不需要它。我發現,佩爾曼式記憶法[174]是組織思想的最有用的方法。靠著那些小灰本子,就有可能「卡片式地索引」[175]我的頭腦。
夏季初,維特根斯坦去石裡克在維也納的家中跟石裡克和魏斯曼見面,主要是為了準備一個魏斯曼要作的演講;魏斯曼要在即將到來的9月份於柯尼斯堡舉行的「精確科學的知識理論」會議上作這個演講,題為「數學的本性:維特根斯坦的立場」;它是一個涵蓋了數學基礎領域主要學派的系列演講中的第四講(系列中的其他幾講是:卡爾納普論邏輯主義,海廷加論直覺主義,馮·諾依曼論形式主義)。這一演講的中心要點是,把證實原則應用到數學上而形成了如下基本規則:「數學概念的意義是其使用的模式,數學命題的意義是其證實的方法。」結果,因為哥德爾著名的不完全性證明在那兒的發佈,魏斯曼的演講和會議的一切其他聲音都黯然失色了。[176]
這個夏天,維特根斯坦還向魏斯曼口述了一串「論題」,大概是計劃合寫的書的預備工作。這些論題很大程度上是《邏輯哲學論》學說的重述,但還包含了許多對證實的「闡釋」。這兒,證實原則是以其最一般和最直接的形式陳述的:「命題的意義是它被證實的方式」;他如此闡釋了證實原則:
一個命題說的東西,不能比通過其證實方法確立的更多。如果我說「我的朋友生氣了」,並借助於他表現出某種特定的可覺察行為而確立了這一點,那麼我的意思只是,他表現出了那個行為。如果我這話想說的意思比這更多,我不能確定那額外的東西在於什麼。一個命題只說它確實說了的東西,沒說任何超出那之外的東西。
幾乎剛剛寫完這些論題,維特根斯坦就不滿意其表述了,他認為它們也包含了《邏輯哲學論》的錯誤教條。事實上,維特根斯坦正在發展出一種根本不含任何論題的對哲學的觀念。這其實已隱含在《邏輯哲學論》對哲學的評論裡,尤其是在命題6.53中:
哲學的正確方法真正說來是這樣的:什麼也不說,除了能說的東西,即自然科學命題——即某種與哲學毫無關係的東西——然後,只要其他人想說形而上學的東西,就向他指出,他未能給予他的命題裡的某些符號以意義。雖然其他人也許不滿意——他不會覺得我們在教給他哲學——但這一方法是唯一嚴格正確的方法。
然而,《邏輯哲學論》自身——它的編號命題——出了名地未能遵守這一方法。堅稱這些命題根本不是真正的命題,而是「冒牌命題」[177]或「闡說」,是對這一核心困難之點的明顯無法令人滿意的遁詞。而且,顯然魏斯曼編輯的論題面臨著類似的困難。哲學上的清晰必須由異於陳述學說的其他方式闡明。1930年,正當魏斯曼準備自己對維特根斯坦「論題」的引介時,維特根斯坦寫道:「如果有人試圖在哲學中提出論題,那麼永遠不可能對之進行爭辯,因為每個人都將贊同它們。」
維特根斯坦開始認為,哲學家不應教授學說和發展理論,而應指出一種達到清晰的技術,一種達到清晰的方法。對這一認識及其含意的闡明,把他帶到了——照他對德魯利的說法——「一個真正安穩的所在」。「我知道我的方法是對的,」他告訴德魯利,「我的父親是個生意人,我也是個生意人:我想要我的哲學像做生意:把一些事搞定,把一些事安頓好。」維特根斯坦哲學的「過渡階段」隨之而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