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特根斯坦生命的最後兩年具有某種終曲的意味。為出版而整理自己著作的任務雖未完成,但現在已然完結了——至少對他來說。此時他已接受了這件事:他的書——20年裡位於他生活中心的那項工作——在他的有生之年不會出版。編輯、照管它在他身後出版的任務交到了別人手裡。在其他方面,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以來他也從未如此依賴別人。他沒有收入,沒有自己的家,對於從前渴望的獨居和極端的獨立,也沒什麼感覺了。他的最後兩年是這樣度過的:住在朋友和弟子那兒做客——伊薩卡的馬爾科姆那兒,劍橋的馮·賴特那兒,牛津的伊麗莎白·安斯康姆那兒。
但是,與別人合住的動機主要不是經濟上的。真正說來其實並無這麼做的經濟需要:他先前告訴過馬爾科姆,他用劍橋的薪水存了足夠的錢,可以再維持兩年。與別人合住的需要,部分是感情上的,部分是身體上的(他病得愈來愈重,需要照顧),也部分是智性上的。只要活著,他希望作為哲學家而活著,雖然現在感覺自己在很大程度上無法獨居和寫作,但他確實感覺自己能討論哲學。於是我們發現,他的哲學思考的刺激在比以往大得多的程度上來自於別人的思想和問題。他最後兩年裡寫的文稿,儘管很自然地在許多方面同《哲學研究》一脈相承,但在另一方面又與《哲學研究》截然不同:更多地指向對別人問題的解決。它具有一種他早先歸之於自己所有工作的性質——澄清別人的工作——也比他的其他寫作更有意識地以有用為目的。彷彿是,他希望回報主人的款待,用最珍視的財產——他的哲學天賦——幫助他們。
動身去美國前,跟馬爾科姆通信時維特根斯坦一次次回到這個問題:他去伊薩卡在哲學上對馬爾科姆有沒有用。「我的心智累了、陳腐了,」4月份他寫道,「我覺得,如果有人到這兒來跟我討論哲學,我就能討論,但我自個不能對之保持專注。」兩個月後他寫道:「我知道,即便我徹底遲鈍了、傻了,你也會款待我,但我不想自己只是你房子裡的累贅。我希望覺得自己起碼能給一點什麼,以便回報如此的善意。」
1949年7月21日,他乘「瑪麗女皇號」啟航橫渡大西洋。「我的貧血症跟治好了一樣,」動身前他寫道,堅持說馬爾科姆沒必要到碼頭接他,「也許和電影裡一樣,我會尋見一位船上邂逅的、幫我忙的美麗女孩。」儘管如此,馬爾科姆還是到那兒接他,吃驚地發現他看上去健康強壯,「大步走下舷梯,背著個背包,一隻手拿著一個重箱子,一隻手拿著手杖」。
起碼在某些方面,馬爾科姆發現他是個要求不高的客人。他堅持每頓飯都吃麵包和奶酪,聲稱不在乎吃什麼,只要食物總是雷同。
馬爾科姆一家住在伊薩卡周圍的居民區邊緣,就在卡尤加高地的邊界外,維特根斯坦常常到鄰近的鄉間長途散步。他對那一地區的陌生植被很有興趣。馬爾科姆在康奈爾大學的同事斯圖亞特·布朗記得,至少有一次,這種陌生導致了吃驚的猜疑:
通常我讓他搭車他是拒絕的。但是一天下午開始下雨了,我停下車,提出帶他回馬爾科姆家。他感激地接受了,他一進車就要我為他辨認他采的一種植物的心皮。「馬利筋」[284],我告訴他,指出這種草由之而得名的白色汁液。他就要我描述這種植物的花。我很差勁地沒做到,最後我在一片有花長成的地旁停下車,出去為他採了更多的花草,有些帶著花,有些帶種子。他驚異地看著,從花到心皮,從心皮到花。突然他把它們揉成一團,扔在車的地板上踩爛。「不可能!」他說。
布朗是維特根斯坦與之進行討論的一群康奈爾哲學家裡的一個。其他人包括馬克斯·布蘭克、威利斯·竇內、約翰·尼爾森和奧伊茲·鮑斯瑪。用維特根斯坦寫給羅伊·弗拉克的一封信裡的話來說,「我正在這兒干我的老本行」[285]。他說自己經常想起弗拉克——「尤其因為我以前常想,也許我要去蓋斯醫院或某個類似的地方撿起我的老本行,而現在我是個這麼老的殘廢,我不可能做過去在藥房實驗室做的工作。」對馬爾科姆,他也表達了對自己在餘下的生命裡該幹什麼的焦慮:「若一個人在世界裡只有一樣東西——即某種天賦——那麼當他開始失去那種天賦時他該去做什麼呢?」
同時,康奈爾對那一天賦有著豐富的需要和欣賞。維特根斯坦和馬爾科姆一起出席了數目驚人的研究班和討論會。他與布朗、鮑斯瑪和布蘭克定期會面,討論各種各樣的哲學話題;他和竇內開了研究班,一起讀《邏輯哲學論》;他和鮑斯瑪會面,討論弗雷格的「論意義和指稱」。他也與尼爾森和竇內討論過一個關於記憶的問題;回憶那個場面時,尼爾森說它「很可能是我曾度過的在哲學上最費力的兩小時」:
他拷問時毫不鬆懈地刺探推擠,我感到自己的頭彷彿就要爆炸了……他不給絲毫寬限——話題變得困難時絲毫不閃避。討論結束時我絕對精疲力竭了。
尼爾森的反應是典型的。雖然這些會面的話題通常由他人提出,但討論一律由維特根斯坦主宰;他要求參與者具有的那種投入和嚴格的專注,其程度是他們不習慣的。在一次這樣的討論後,鮑斯瑪問維特根斯坦這樣的夜晚會不會奪去他的睡眠。他說不會。「但接著,」鮑斯瑪回憶:
……他加上一句——帶著全部的嚴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這類境地下的微笑:「不會,但是你知道嗎,我覺得我會發瘋。」
馬爾科姆之外,維特根斯坦與之共度最多時間的人是鮑斯瑪。在鮑斯瑪身上,他似乎看到了他認為討論夥伴必須具備的那種嚴肅品性。與其他人不同,鮑斯瑪和維特根斯坦年紀相仿。他曾是馬爾科姆在內布拉斯加大學的導師,鼓勵幾個學生到劍橋跟隨G.E.摩爾學習,馬爾科姆是其中之一。鮑斯瑪自己深受摩爾工作的影響,在摩爾拒斥觀念論的衝擊之下,放棄了自己早先的黑格爾主義。後來,通過另一個學生艾麗絲·安布羅斯,他見到了維特根斯坦的《藍皮書》,對之作了細緻研究。
在馬爾科姆的房子裡與其他人一道會過幾次後,維特根斯坦安排和鮑斯瑪單獨見面。上文引用的談話正是發生在那時。起初,維特根斯坦去見鮑斯瑪是想問,他是否認為他們的討論有「任何好處」——鮑斯瑪從中得到了什麼嗎?「我是個很虛榮的人,」他告訴鮑斯瑪,「那討論並不好。就智性而言也許是好的,但那不是要點……我的虛榮,我的虛榮。」他對鮑斯瑪談了自己辭去劍橋職位的原因:
首先我想寫完我的書……其次,為什麼我要教課?聽我上課對誰有什麼好處?只有認為自己從中得到好處的人[286]。
他把幾個學生當例外,「他們有某種執念,而且嚴肅」。但多數學生到他這兒來是因為他聰明,「我是聰明,但這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的教學應該有一種好的效果,在這方面他最滿意的學生是未當職業哲學家的那些——例如德魯利和斯麥瑟斯,還有當了數學家的那些。在職業哲學裡,他認為他的教學的害處比好處更多。他把它和弗洛伊德的教學相比,後者像酒一樣令人大醉。他們不知道如何審慎地利用那種教學。「你理解嗎?」他問。「哦是的,」鮑斯瑪回答。「他們找到了一個公式。」「正是如此。」
那天晚上,鮑斯瑪開車帶維特根斯坦上到俯瞰這鎮子的山頂。月亮升起。「如果是我設計,」維特根斯坦說,「我根本就不會造出太陽。」
看!多麼美!太陽太亮了,太熱了……而如果只有月亮,就不會有閱讀和寫作。
除了已提到的會見,維特根斯坦還與馬爾科姆有過多次私下的討論。這些討論有著特別的價值,因為維特根斯坦在生命最後18個月裡寫的文稿,主要的刺激源就是它們。
他把《哲學研究》兩個部分的副本都帶到了伊薩卡,這樣就能和馬爾科姆一起細讀之。他告訴馬爾科姆,雖然這本書並未完全寫畢,但現在他認為自己無法在有生之年為之做最後的打磨。雖然不想把未完成的書交給出版商,但他確實希望他的朋友閱讀並理解它。因此他考慮將其油印,在朋友中間分發,並把他的不滿之語寫在需修訂的論述後面的括號裡,比如「這不完全對」或「這是靠不住的」。馬爾科姆不喜歡這個計劃,勸阻維特根斯坦;他認為,對一本這麼重要的著作而言,油印本是不相稱的發表形式。
另一更耗時間的做法,是維特根斯坦個別地與每個朋友一段段細讀此書。他似乎作了一點這樣的努力。到伊薩卡後不久,他提出自己和馬爾科姆用這種方式細讀此書——就像他們1946年在劍橋著手做的那樣。然而馬爾科姆還是覺得這種做法太狹窄,幾次會面後這計劃又被放棄了。取而代之的是,他們開始進行一系列的討論,主題是一個與馬爾科姆自己的工作更直接相關的哲學問題。
這些討論的話題是摩爾在其論文「外部世界的證明」(Proof of an External World)和「對常理的一種辯護」(A Defence of Common Sense)裡駁倒哲學懷疑論的努力。懷疑論斷言,對於外部世界,什麼也不能確定地知道,連「它是外部的」這一點也不能確定地知道。摩爾的「外部世界的證明」的開頭是想證明,至少能確定地表明某些外部對像存在;他的著名例子是他自己的手的存在:
我現在能證明,例如,兩隻人手存在。如何證明?通過舉起我的兩隻手,用右手作出某個手勢,說「這是一隻手」,再用左手作出某個手勢,說「而這是另一隻」。
在「對常理的一種辯護」裡摩爾提出了一組常理的信念[287],宣稱確定地知道這些信念為真。它們包括:摩爾的身體存在;這個身體存在時一直未遠離地球的表面;在摩爾出生前,地球已存在了很多年;等等。
維特根斯坦來訪前不久,馬爾科姆發表了一篇文章,批評說摩爾宣稱知道這些時不正確地使用了動詞「知道」。馬爾科姆主張,舉起一隻手說:「我知道這是一隻手」,或指著一棵樹說:「我確定地知道這是一棵樹」,是一種對「知道」的無意義使用。摩爾寫了一封信給馬爾科姆,強烈辯護自己對「知道」的使用,現在馬爾科姆有機會知道維特根斯坦對此問題的看法;他決心不浪費這機會。
和馬爾科姆談話時維特根斯坦堅稱:「一個表達只在生活之流[288]中才有意義。」於是,摩爾的陳述有沒有意義,取決於我們能不能想像一種可有意義地使用它們的場合:「理解一個句子,就是為它的某種使用做好了準備。如果我們根本不能想出它的任何使用,那麼我們根本不理解它。」於是:
與其說摩爾的陳述「我知道這是一棵樹」是對語言的誤用,不如這麼說:它沒有清楚的意義,摩爾也不知道自己在如何用它……甚至他都不明白自己並未給它一種平常的用法。
維特根斯坦認為,比起摩爾的某些陳述,我們能更容易地為他的另一些陳述想像出平常的用法:「不難為『我知道這是一隻手』想出用法;為『我知道地球已存在了許多年』想出用法則難一點。」
當然,摩爾不是以一種「平常的」方式使用他的陳述的;他用之作出一個哲學論證。他不是在告知讀者他有兩隻手;他是在嘗試駁倒哲學懷疑論。對於這一點,維特根斯坦很明確地說摩爾失敗了:
懷疑論哲學家說「你不知道」而摩爾回答「我知道」時,他的回答完全沒用,除非這是要他們相信他——摩爾——沒感覺到一點兒疑心。但那不是問題所在。
維特根斯坦自己對懷疑論的看法仍然是《邏輯哲學論》表述的看法:「懷疑論是不可駁倒的,但顯然是無意義的,它試圖在不能提問題的地方提出懷疑。」而正是聯繫著對懷疑論的這個看法,他在摩爾的「常理命題」裡發現了某種在哲學上有意思的東西。它們並未給出「確定知識」的例子,而是給出了懷疑沒有意義的情況的例子。如果我們能嚴肅地懷疑摩爾是否舉起了兩隻手,那就沒有理由不懷疑任何別的東西,包括我們的感覺可否信賴。在那種情況下,我們在其中提出懷疑並給予回答的整個框架就崩潰了:「某些命題屬於我的『參照系』。如果我不得不放棄它們,那麼我就不能判斷任何事。」這樣的一個命題可以是站在一顆樹前時說出的「那是一棵樹」這個陳述:
如果我向那樹走過去卻什麼也碰不到,我可能失去對我的感覺告訴我的一切東西的信心……摩爾說「我知道那兒有一顆樹」,部分是因為他的這種感覺:若它結果不是一棵樹,那麼他將不得不「放棄」[289]。
美國之行後,維特根斯坦在生命餘下的18個月裡寫的一種著述[290]裡發展了這一想法——某些判斷(摩爾的某些常理陳述在此之列)屬於我們的參照系,因此不能有意義地懷疑它們。
秋季學期初,馬爾科姆帶維特根斯坦參加康奈爾大學哲學研究生的一次聚會。約翰·尼爾森回憶,他在那兒的現身引起了極大的轟動。「聚會快開始前,」尼爾森寫道,「馬爾科姆進入走廊」:
他挽著一個細瘦的穿風衣和舊軍褲的老人。如果不是閃著智性亮光的臉,人們會當他是某個馬爾科姆在路邊發現的,決定帶他進來避寒的流浪漢。
……我朝蓋斯俯過身去,低聲說,「那是維特根斯坦。」蓋斯以為我在開玩笑,對我說了「別耍我」之類的話。然後馬爾科姆和維特根斯坦進來了。[格雷戈裡·]伏拉斯托斯被介紹給大家,講了他的論文。主持這次聚會的布蘭克站了起來,轉向右邊,出乎所有人的預料……明顯要對馬爾科姆帶進聚會的那位老人說話。然後就是那句令人震驚的話了;布蘭克說,「我不知道您是否願意幫忙,維特根斯坦教授……」唔,當布蘭克說「維特根斯坦」時,學生堆裡響起了一陣大聲和猝然的驚呼。你必須記得:1949年的哲學世界裡,「維特根斯坦」是個神秘和令人敬畏的名字,尤其在康奈爾。那陣響起的驚呼——如果布蘭克說的是「我不知道你是否願意幫忙,柏拉圖……」,就會響起那種驚呼。
這次聚會後維特根斯坦很快病倒了,並住院檢查。他已訂好10月份回英格蘭的船票,極其恐懼檢查的結果令他不得不留在美國。他害怕自己像曼寧一樣查出癌症,餘生都臥床不起。進醫院的前一天,他在狂躁之中對馬爾科姆說:
我不想死在美國。我是個歐洲人——我想死在歐洲……我來這兒真是個傻瓜。
不過,檢查沒查出什麼嚴重的問題,隨後兩周裡他恢復得足夠好,按計劃回了英格蘭,10月末到了倫敦。他的原計劃是在劍橋和馮·賴特一道呆幾天,然後回都柏林的羅斯旅館。但到倫敦後不久他再次病倒了,直到11月9日才得以去劍橋,而且他的病還是很重,沒法考慮都柏林之行了。
德魯利曾告訴維特根斯坦,如果哪天需要在劍橋看醫生,應該去請教愛德華多·貝文醫生。德魯利是在戰爭時結識貝文醫生的,當時他們在同一支部隊裡,他對貝文醫生的能力印象深刻。碰巧貝文也是馮·賴特的家庭醫生。因此,維特根斯坦到劍橋後不久貝文醫生就為他作了檢查。11月25日給出了最終診斷:前列腺癌。
知道自己得了癌症,維特根斯坦絲毫不感震驚。不過,聽說可以對之作某種治療倒令他很震驚。荷爾蒙療法常常對前列腺癌有不錯的療效,因此醫生立即給維特根斯坦開了雌激素。他得知,在這種荷爾蒙的幫助下,有理由指望自己再活6年。「我很遺憾我的生命要這樣延長,」他寫信給裡斯,「這種半死不活的日子過6個月就夠多了。」
知道自己得了癌症的幾天之後,他寫信問海倫娜,自己是否方便到維也納住在林蔭街的家裡。「我的健康狀況很糟糕,」他告訴她,「因此我什麼工作也不能做。我希望在維也納找到平靜……如果我能住在林蔭街我的(有頂燈的)老房間裡,那會很好。」
他預先知會她,她將看到他的健康狀況糟糕,他將不得不每天都部分時間躺在床上,但他一點兒沒對她提自己的病的性質。他決心不讓家人知道自己得了癌症。動身去維也納前他寫信懇求馬爾科姆別向任何人透露他的病:「這對我有著最大的重要性,我計劃去維也納過聖誕,而且不讓家人知道我到底得了什麼病。」
12月24日他飛去維也納,搬進了林蔭街他的老房間裡。赫爾米勒正躺在床上,在癌症的折磨下奄奄一息;維特根斯坦身上顯出錯不了的同類病人的蒼白,因此家人不大可能猜不出他的病的真正性質。但維特根斯坦繼續努力隱瞞,發了封電文委飾的電報給馮·賴特:「抵達維也納健康精神棒。告知朋友們。」
到那兒的頭一個月維特根斯坦完全沒寫作。他任由自己享受這個家令人艷羨的設施提供的舒適生活。在林蔭街他的伙食很好,得到了很好的照顧,甚至還有娛樂。「我還沒聽過音樂會,」他寫信給馮·賴特:
但我聽了相當多的音樂。我的一個朋友[魯道爾夫·科德爾]為我彈鋼琴(非常美),我的一個姐姐和他彈鋼琴二重奏。另一天他們彈了兩首舒曼的絃樂四重奏,一首莫扎特的四手聯彈奏鳴曲。
「我很快樂,得到了非常好的照料」,他寫信給貝文醫生。貝文曾寫信對他談到本,信裡顯然談論了本的怯懦。「與其說他怯懦,」維特根斯坦解釋說,「不如說他非常害羞,非常壓抑,特別是在他尚未充分瞭解某人之前」:
我但願自己過去知道,得到一份巴茲[291]的工作其實對他那麼重要。他似乎認為那是重要的。但我希望他能走出倫敦!我有一種想法,巴茲對他並不好。我這話的意思不是說他有變得膚淺或勢利之類的危險。這裡沒有危險。但我希望他能和更簡單、更友善的人在一起,和他們在一起他能敞開心胸,否則他會越來越內向。
維特根斯坦願意對自己的醫生說一說自己的健康狀況。不難預料到(尤其在奧地利的冬天——「我們這兒有零下15度」,他告訴貝文),他的情況不穩定:
我最近得了場相當嚴重的感冒,伴有胃部的毛病:恐怕我快要去看醫生了,我對此非常擔憂,但是它自己好了,我又幾乎煥然一新了。
當然,唯當有能力做哲學時他才能真正感到「煥然一新」。1948年他曾寫道,「顏色驅策著我們做哲學。這也許解釋了歌德對顏色理論的熱情」;1950年1月,正是懷著驅策自己做哲學的意圖,他開始讀歌德的Farbenlehre(《顏色理論》)。「它部分是無聊的、討嫌的,但在某些方面也很有教益,而且在哲學上很有意思」,他告訴馮·賴特。照他對馬爾科姆的說法,它的主要優點是「刺激我思考」。
最後,它也刺激了他寫作。對歌德《顏色理論》的閱讀引發的一組短短20段論述留存了下來,它們大概是維特根斯坦在維也納——他最後一次到維也納——時寫的。它們現在已出版,即《論顏色》的第二部分。
就像先前對待歌德的其他科學著作一樣,在這些論述裡維特根斯坦把歌德的《顏色理論》聯繫到他自己的哲學考察。歌德本人認為他的理論是對牛頓光學理論的成功駁斥,與此相反,維特根斯坦很清楚,無論這理論有多少好處,都不是對物理學的貢獻。它是一種概念考察。照維特根斯坦的看法,由於這一點,它的好處不是更少而是更多了:
我也許會覺得科學問題有意思,但它們從未真正抓住我。只有概念的和審美的問題才抓住我。在心底裡我對解決科學問題並不關心;但對於其他種類的問題則不是。
固然,就像科學研究,歌德的研究基於仔細的觀察,但這些觀察並不使我們能構造解釋的法則。不過,它們的確使我們能澄清特定的概念。例如拿這個命題來說:「摻進白色除去顏色的有色性[292];但摻進黃色則不。」這是哪種命題?
我就是這意思:它不能是一個物理學命題。這兒,相信一種現象學——某種在科學和邏輯的中間地帶的東西——的誘惑非常大。
它不能是一個物理學命題,因為它的反命題不是假的,而是無意義的:「如果有人覺得不是這樣,那麼,不是他有相反的經驗,而是我們不理解他。」因此,分析這個命題(及類似的命題),不是澄清一個事實問題——無論是物理學的事實問題還是現象學的事實問題;而是澄清特定的概念(「顏色」、「有色性」、「白色」等)。因此:
現象學分析(例如歌德會作的)是概念分析,既不能與物理學相符合,也不能與物理學相矛盾。
2月11日赫爾米勒去世。「過去三天我們都預備她隨時去世」,第二天維特根斯坦寫信給馮·賴特稱,「這不是個噩耗。」
同時他自己的健康狀況繼續改善,能夠每週兩三次見伊麗莎白·安斯康姆(她在維也納提高德語,準備翻譯維特根斯坦的著作)。安斯康姆起到了一種作用:進一步刺激他努力恢復自己的哲學工作能力。在阿爾普巴赫舉行的一次奧地利學院學會會議上,她遇到了當時是維也納大學學生的保爾·費耶阿本德。她把維特根斯坦著作的手稿給費耶阿本德,跟他討論。那時費耶阿本德是克拉夫特小組的成員,這個小組是由不滿官方課程的大學學生創建的非正式哲學俱樂部。它恰是那種維特根斯坦覺得自己能夠前去公開討論哲學的非正式聚會,最終他被說服參加。費耶阿本德回憶:
維特根斯坦花了很長時間下決心,然後遲了一個多小時才露面,他表現得精神飽滿,比起在其他地方遇到的奉承的讚美,他似乎更喜歡我們的無禮態度。
這次克拉夫特小組的聚會大概是維特根斯坦在維也納出席的唯一一次哲學家公共聚會。不過,他和安斯康姆的定期見面可能有益於「驅策他做哲學」。除了論歌德顏色理論的20段論述,他還寫了一組65段的論述,延續了他和馬爾科姆的討論話題。這些論述現在已出版,即《論確定性》的開頭65段論述。維特根斯坦在其中堅稱,和「摩爾悖論」一樣,摩爾的「對常理的一種辯護」也是對邏輯的一種貢獻,因為,「對語言遊戲的任何描述都是邏輯的一部分」。
這兒的思路惹眼地令人聯想起《邏輯哲學論》(正如維特根斯坦自己後來在《論確定性》第321頁承認的)。這裡的想法是,如果一個命題的反命題有意義,那麼可把那命題視作其真假取決於世界裡的實際情況的經驗假設。但若一個命題的反命題沒有意義,那麼這命題不是對世界的描述,而是對我們的概念框架的描述;於是它是邏輯的一部分。
因此:「物理對像存在」不是一個經驗命題,因為它的反命題不是假的,而是不可理解的。類似地,如果摩爾舉起兩隻手而我們的反應是說「摩爾的手不存在」,那麼不能視我們的陳述為假,而是要視之為不可理解。但若是如此,那些「框架命題」就未描述一批知識;它們描述了我們理解世界的方式。既然如此,像摩爾那樣宣稱自己確定地知道它們為真就沒有意義:
如果把「我知道……」設想為語法命題,那麼這個「我」當然不能是重要的。這話的意思正是,「在這情形下沒有懷疑這回事」,或「在這情形下『我不知道』這個表達式沒有意義。」而由此當然就得出,「我知道」也沒有意義。
他對摩爾的論述和他對歌德的論述之間具有一種重要的對應。在兩種情況下維特根斯坦抱有同一種關切,即指出:看著像經驗命題的東西實際上應被視作語法命題,描述的不是我們的經驗,而是我們的經驗在其中得到描述的框架。他對這兩人的討論都是對《哲學研究》闡述的一個一般性真理的某種應用:
通過語言進行交流不僅包括定義上的一致,而且也包括(無論這聽起來多麼奇怪)判斷上的一致。這似乎要廢除邏輯,其實不然。
這樣的陳述:「摻進白色除去顏色的有色性」和「地球已存在了很長時間」,是那種判斷的例子。把它們認作如此,並未廢除邏輯,而是相當大地擴展了邏輯、使邏輯複雜化,從而把某些探討——例如對歌德的顏色理論和摩爾的「對常理的一種辯護」的探討——納入邏輯的領域。
他在維也納寫的文稿只是這種探討的肇始。與上一年在都柏林寫的文稿相比,它是呆滯之物。它毫無後者格言似的簡練,也絲毫不帶有維特根斯坦最好工作的標誌:那種想像力驚人的隱喻。不過它的確表明,隨著健康狀況漸漸恢復,維特根斯坦的哲學寫作能力也漸漸恢復了。
3月23日維特根斯坦離開維也納回到倫敦,在倫敦呆了一個星期,住在洛什·裡斯的妻子瓊位於卡姆登陶思的家裡。他寫道,回到英格蘭是「可悲的」。這地方的秩序是「可惡的」。人們像是死人;生活的一切火花都被撲滅。
4月4日他搬回馮·賴特在劍橋的房子,發現有一份邀請在那兒等著他——牛津大學邀請他作1950年的約翰·洛克講座。這是一個年度系列講座,聲望很高,酬勞相對豐厚,按傳統由一位卓著的訪問哲學家主講。儘管經濟報酬可觀(他作這講座可得到200鎊),他卻未受吸引。他得知,講座將有超過200個學生的一大群聽眾,而且期間不會有任何討論。不太可能有比這兩個條件更讓他卻步的事了。他告訴馬爾科姆:「我不認為自己能對著一大群聽眾作出有任何好處的正式講座。」
考慮到維特根斯坦的錢快用完了,馬爾科姆代表維特根斯坦接觸了洛克菲勒基金會。他告訴維特根斯坦,自己已設法引起了基金會的一個經理恰特邦·吉爾帕特裡克的興趣,有可能給予他一項研究資助。維特根斯坦對此的感激混合著一種惹眼的誠實得要死的自我評估。當然有理由接受這項資助:
想到能住在自己喜歡的地方,不必是他人的負擔或麻煩,做哲學(我的本性令我要做哲學),我當然愉快。
但他告訴馬爾科姆自己不能拿這個錢,除非洛克菲勒基金會「知道我的全部真實情況」:
真實情況是這樣。a)1949年3月初以來我都無法做任何持續性的好工作。b)即便在那之前,我一年也有超過六七個月不能好好工作。c)我越來越老了,我的思想顯著地越來越無力,清晰的時刻越來越罕見,我很容易累,比以前容易得多。d)由於一種不間斷的輕微貧血症,我的健康狀況有點不穩定,由於那種病我易受感染。這進一步減少了我做真正好工作的機會。e)雖然我不可能作出確定的預測,但我覺得我的心智可能再也不能像過去那樣活躍工作,比如像14個月前那樣。f)我不能保證在我的有生之年出版任何東西。
他要馬爾科姆把這封信拿給基金會經理看。「在虛假的托詞之下接受一項資助顯然是不可能的,而你也許不知不覺把我的情況說得太過美好。」「我相信,」他補充說,「只要我活著,只要我的心智狀況允許,我就會思考哲學問題,努力寫作哲學。」
我也相信,過去15或20年裡我寫的許多東西,等出版時也許會引起人們的興趣。儘管如此,我將搞出的東西完全可能是平淡的、無見地的和無趣的。
8個月後吉爾帕特裡克去見他,維特根斯坦說:「以我目前的健康狀況和智性上的遲鈍,我不能接受資助。」
他把自己「智性上的遲鈍」部分歸因於為減輕癌症症狀而正服用的雌激素。服用這藥時,他發覺自己很難達到寫作哲學所需的那種強烈專注。「我做了點工作,」4月17日他告訴馬爾科姆,「但我卡在簡單的東西上,幾乎我寫的一切都很呆滯。」
這兒提及的文稿構成了《論顏色》第三部分,延續了他在維也納寫的對歌德《顏色理論》的論述。它有一點兒印證了維特根斯坦自己對之的評價:反覆地、相當吃力地試圖澄清「顏色概念的邏輯」,尤其是「基色」、「透明」和「亮度」這些概念。維特根斯坦對之的不滿是明顯的:「我正在寫的東西寫得很沉悶,這一點在某個心智較不衰老的人眼裡也許是顯然的。」不過,它的確包含了一種簡練非凡的對歌德的駁斥——駁斥歌德對各種顏色的一般特性的論述:
同一個音樂主題在小調和大調上具有不同的特徵,但是,一般性地談論小調模式的特徵是完全錯誤的。(在舒伯特那兒,大調常常聽起來比小調更悲傷。)
照這種路子,我認為,談論個別顏色的特徵對於理解繪畫是無價值的、毫無用處的。那樣做時,我們其實想的是特殊的使用。綠色當桌布的顏色時有這個效果,紅色則有那個效果,這不能使我們對它們在一幅畫裡的效果得出任何結論。
試想:有人指著倫勃朗畫的一張臉上的虹膜裡的一個點,說「我房間的牆要刷這顏色」。
維特根斯坦最後一次拍照,是1950年4月住在馮·賴特家裡的時候。在這些照片上,維特根斯坦和馮·賴特坐在一塊床單前的折疊椅裡。據K.E.特拉諾回憶,這一古怪的安排是維特根斯坦的主意:
1950年的晚春,我們在花園裡和馮·賴特一家喝茶。那是個晴天,我問維特根斯坦能不能為他拍張照。他說,可以,我可以拍照——如果我讓他背對著鏡頭坐。我沒提出異議,拿我的相機去了。同時維特根斯坦已改變了主意。現在他決定要我用護照相片的風格拍這張照,馮·賴特要坐他旁邊。我又同意了,維特根斯坦就離身到他的床上拿床單;伊麗莎白·馮·賴特想到櫥裡拿新床單給他,但他沒答應。維特根斯坦扯起床單掛在走廊前,然後拉來兩張椅子。
4月25日維特根斯坦離開劍橋,搬進伊麗莎白·安斯康姆位於牛津聖約翰街的房子。「我喜歡和馮·賴特一家住在一起,」他告訴馬爾科姆,「但兩個孩子太吵了,我需要安靜。」在安斯康姆的房子裡他佔了三樓的一個房間,弗蘭克·古德裡奇和吉莉安·古德裡奇佔著底樓,巴裡·平克佔著二樓。搬去後不久他告訴馮·賴特:「這房子不是很吵,但也不很安靜。我還不知道我會怎樣。房客看上去全都相當好,有一個甚至非常好。」
「非常好」的那個是當時在讀藝術學院的巴裡·平克。平克興趣廣泛:「平克想同時坐在6個凳子上,」維特根斯坦曾說,「但他只有一個屁股。」平克是約裡克·斯麥瑟斯很長時間的朋友,跟斯麥瑟斯和安斯康姆一樣,是天主教的皈依者。他發現維特根斯坦樂意而且有能力談論自己感興趣的全部領域——藝術、雕塑、石砌、機械製造等等。
兩人一起繞著牛津散步,一時之間平克成了心腹友人。他們能相當坦率地討論他們的思想、感覺和生活。例如,他們討論隱藏自己真實本性的傾向。在這方面,平克問維特根斯坦是否認為他的哲學家工作,乃至他之為哲學家與他的同性戀有關。平克暗含的意思是,維特根斯坦的哲學家工作也許是用於隱瞞他的同性戀的某種手段。維特根斯坦語帶憤怒地踢走了這個問題:「當然不是!」
維特根斯坦計劃和本一起到挪威過夏天,當時是本在倫敦巴茲當醫科學生的最後一年。但7月份本沒通過最後的資格考試,夏天不得不留在倫敦為9月份的「重考」而用功。於是他們的度假推遲到了秋天,整個夏天維特根斯坦都留在牛津努力續寫他在劍橋寫的對顏色的論述。
在寫下了對顏色的論述的同一本手稿筆記本裡,還寫有一組對莎士比亞的論述,現在已被收進《文化與價值》(第84—86頁)出版。很久以來維特根斯坦都為自己不能看出莎士比亞的偉大而煩惱。例如,1946年他曾寫道:
值得注意的是,我們發現,要相信自己未親見其真實的東西是多麼難。例如,聽到幾個世紀裡的傑出人物表達對莎士比亞的讚美時,我從未能排除我的這種疑心:讚美他已成了習俗;雖然我不得不告訴自己不是那樣的。得用彌爾頓這樣的權威才能真正壓住我。他之正直我視之為當然——但我這話當然不是說,我不認為數量龐大的讚美一直是、也仍將是一千個文學教授送給莎士比亞的不帶理解、理由錯誤的溢美之詞。
他之難以認可莎士比亞是大詩人,原由之一在於他不喜歡莎士比亞的許多隱喻和比喻:「在通常的意義上莎士比亞的比喻是糟糕的。所以,如果它們仍然是好的——我不知道它們是不是——它們必定有自己的法則。」他跟本討論過的一個例子,是《理查二世》裡的毛勃雷在一句對白裡用閘門當牙齒的隱喻:「您已經把我的舌頭幽禁在我的嘴裡/讓我的牙齒和嘴唇成為兩道閘。」[293]
一個更根本的困難是,維特根斯坦總體上不喜歡英格蘭文化:「我相信,若要欣賞一位作家,就得也喜歡那作家所屬的文化。若覺得那文化平庸或討厭,那麼他的欽佩便冷卻了。」這一點並未妨礙維特根斯坦欽佩布萊克或狄更斯。差別在於,在莎士比亞身上,維特根斯坦看不見一個他能將之當作偉大的人來欽佩的作家:
我只能驚奇地瞪著莎士比亞;從未跟他有過牽扯……
「貝多芬的偉大心靈」——沒人能說「莎士比亞的偉大心靈」……
我不認為莎士比亞能思索「詩人的命數」。
他也不能把自己視作先知,或人類的教師。
人們驚歎地瞪著他,幾乎像瞪著一種壯觀的自然現象。他們並不覺得自己因此觸到了一個偉大的人。而是覺得自己觸到了一種現象。
另一方面,在狄更斯身上,維特根斯坦的確看見了一個能因為其「好的普遍藝術」——那種托爾斯泰意義上的、每個人都能懂而且擁護基督教美德的藝術——而投之以敬意的英格蘭作家。弗拉克從蘇門答臘回來時,維特根斯坦送了他一本《聖誕頌歌》當遲到的聖誕禮物;這是一本袖珍版,包著綠革皮,上面粘著喜洋洋的「聖誕快樂」膠貼。選這本書當然是有含義的。F.R.裡維斯回憶,維特根斯坦幾乎背熟了《聖誕頌歌》;實際上托爾斯泰在《藝術是什麼?》這篇文章裡把這本書歸入了那個最高的藝術品類:「從上帝之愛中流出」的藝術。因此,作為禮物這本書極為適合這段友誼——這段友誼是矗立在維特根斯坦生活裡的一個罕見例子,一個他對「普通人」的托爾斯泰式尊重的例子:對一位普通工人的簡單直率的友愛。
1950年夏末,維特根斯坦又拾起了對摩爾「常理命題」之哲學意義的論述。這份文稿現在構成了《論確定性》的第65—299段論述。維特根斯坦在其中細述了這一思想,即摩爾的陳述的奇特之處是它們的否定不只是假的,而是不可理解的:
如果摩爾肯定他宣稱具有確定性的命題的反命題,那麼我們不會只是不和他持同樣的觀點:我們會認為他瘋掉了。
因此,「如果我作出某些假陳述,那麼我是否理解它們就成問題了。」摩爾給了我們這類陳述的例子。另一個例子也許是,知道自己住在哪裡:
我在地址A處住了數月,我無數次地見到街道的名字和房子的號牌,在這兒收到了無數封信,給了無數人這個地址。如果我在這事上弄錯了,這錯誤幾乎就像是我(錯誤地)相信我在寫的是中文而非德文。
如果我的朋友有一天以為自己很長時間以來一直住在某某地方,等等,我不會稱之為一個錯誤,而會稱之為一種精神錯亂,也許是一種暫時的錯亂。
當一個錯誤不只是跟我們相信其真的這個或那個命題相矛盾,而是跟給予我們諸信念以基礎的整個框架相矛盾時,對我們而言它就成了一種精神錯亂。維特根斯坦想到的摩爾能正當斷言「我知道我沒有離開地球表面」的唯一場合,是摩爾碰上了生活在甚為不同的框架裡的人:
我能想像,一個原始部落抓住了摩爾,他們疑心摩爾是從地球和月亮之間的某地來的。摩爾告訴他們,他知道……[294]但他無法對他們講出他如此確定的根據,因為他們對人類的飛行能力有奇異的想法,而且對物理學一無所知。這也許是作出那個陳述的一個場合。
但這個例子說明,一種不同的框架未必就是精神錯亂的證據。在1950年,設想某人到過外層空間又回到地球是荒謬的。現在我們已習慣了這一想法。框架在變化,既在不同的文化之間變化,也在同一文化的不同時代之間變化。
不過這不是一個反駁維特根斯坦的點。相反,他強調不能為框架自身辯護或證明框架是正確的;框架提供了進行辯護和證明的邊界:
我看見和聽見的一切使我確信,沒人曾遠離過地球。在我的世界圖景裡沒有任何東西支持相反的情況。
但我不是因為我滿意其正確性而獲得了我的世界圖景;也不是因為我滿意其正確性而保持我的世界圖景[295]。不是的:它是繼承而得的背景,我在這背景之中辨別真假。
框架是變化的:曾被當作荒謬之事遭到拒斥的東西,現在也許被接受了;堅固的確定性被搬動和拋棄。然而,若沒有某種框架,我們不能理解任何東西;在任一具體的框架內都得區分兩種命題,一種命題借框架描述世界,一種命題描述框架本身,但這區分並不永遠固定在同一個地方:
……思想的河床可以移動。但我區分水在河床上的運動和河床自身的移動;雖然兩者間並無截然的分界。
不過,要舉出具有和我們自己根本上不同的世界圖景的人的例子,無須考慮想像中的原始部落:
我相信每個人都有父親和母親;但天主教徒相信耶穌只有一個凡人母親。另一些人也許相信有人沒父母,絲毫不信任一切相反證據。天主教徒還相信,聖餅在特定情形下徹底改變其本性,而同時一切證據都證明情況是相反的。於是,如果摩爾說「我知道這是酒,不是血」,他就跟天主教徒矛盾了。
這段評論可能是維特根斯坦那時和安斯康姆的一次談話引起的,他們談的是「聖餐變體」[296]。看起來,他吃驚地從安斯康姆那兒聽說「聖餅在特定情形下徹底改變其本性」真是天主教的信念。這大概是他對馬爾科姆談到安斯康姆和斯麥瑟斯時心裡想的一個例子,他說:「我不可能使自己相信所有他們相信的事情。」這樣的信念在他自己的世界圖景裡找不到位置。不過,出於對天主教的尊重,他不把它們視作錯誤或「暫時的精神錯亂」。
「我有一個世界圖景。它是真是假?最重要的是,它是我的一切探究和斷言的地基。」一種宗教信仰沒有理由不提供這種地基,宗教信念沒有理由不是「繼承而得的、我在其中辨別真假的背景」的一部分。但要做到這一點,一種徹底的宗教教育和教誨可能是必要的:「也許可通過特定的養育,通過以如此這般的方式塑造某人的生活,而『使某人相信上帝存在』。」
但若無這樣的養育,宗教信念能有多少可理解性?看上去,維特根斯坦認為在某些情況下(例如他自己)生活能把上帝的概念強加給一個人:
生活能教導一個人信仰上帝。而經驗也是令此事發生的東西;但我不是指顯聖[297],或其他向我們顯示「這存在之在[298]」的經驗,而是指比如各種各樣的受苦。這些東西既未向我們顯示一個對像,也不引起我們對他[299]的推想。經驗、思想——生活能把這概念強加給我們。
所以上帝的概念也許跟「對像」概念類似。
當然,這樣的話,這種信仰採取的形式不太可能是接受、甚而理解天主教的「處女受孕」和「聖餐變體」學說。強加給人的是一種特定的態度:
這兒說的態度指這樣一種態度:嚴肅地對待特定的事情,而超出某一點後,就不再當它是嚴肅的了,而是認為某種別的事情甚至更重要。
例如,有人會說,如此這般的一個人在做完某項工作之前就死去是一件沉重的事;而在另一意義上那不是要緊的事。這時人們說「在一個更深的意義上」。我實際上願說,在這情況下你說出的言辭或說話時的想法也不是要緊的事,倒是那些言辭在你生活的不同點上造成的差異才是要緊的。我怎麼知道兩個人說自己信仰上帝時的意思是一樣的?信仰三位一體也是一樣。一種堅持使用某些具體詞句而取締其他詞句的神學並未把任何事弄得更清楚(卡爾·巴特)。正如人們會說的,它用語詞打手勢,因為它想要說點什麼但不知如何表達。實踐給予語詞其意義。
維特根斯坦在第二段裡舉的例子當然不是隨便舉的。但是,如果——照它暗示的那樣——在他死前寫完《哲學研究》不是要緊的事,那麼「在一個更深的意義上」甚至更重要的「別的事情」是什麼?
答案似乎是:他與上帝的和解。那個秋天,維特根斯坦問安斯康姆能不能幫忙聯繫一個「非哲學的」神父。他不想討論天主教學說的精緻論點;他要安斯康姆介紹一個宗教信仰在其生活中造成了實際差異的人。她把康拉德神父介紹給了他,康拉德神父是那位在斯麥瑟斯皈依天主教時指導斯麥瑟斯的多明我會神父。康拉德兩次去安斯康姆的房子和維特根斯坦談話。「他想要的是,」康拉德回憶,「一個神父作為神父和他談話,他不希望討論哲學問題。」
他知道自己病得厲害,想要談談上帝,我想他抱著徹底回到他的宗教的目的,但實際上我們只是就上帝和靈魂相當一般性地談了(我想是)兩次。
不過,安斯康姆懷疑,維特根斯坦想見康拉德並非真的「抱著徹底回到他的宗教的目的」——如果康拉德這話的意思是維特根斯坦想回到天主教會。而且,考慮到維特根斯坦明確說自己無法相信天主教會的某些學說,認可她的懷疑似乎是合理的。
9月份本成功地重考過了最後的資格考試,於是能脫身和維特根斯坦踏上他倆推遲了的挪威之行了。因此,10月份的第一個星期他們開始了漫長和艱難的前往維特根斯坦松恩峽灣邊偏僻小屋的旅程。
維特根斯坦的健康狀況並不穩定,在一年裡的這個時候往北走那麼遠,人們可能視之為莽撞的冒險。然而,吃到寒冷苦頭的是本的健康。到挪威後不久,他患上了支氣管炎,不得不從維特根斯坦的小屋搬到位於海灣較高地帶的一家護理所。隨後他們又搬進了安娜·勒伯尼的農舍,在那兒度過了這次休假的剩餘時光。
本隨身帶了一本J.L.奧斯丁最近翻譯出版的弗雷格的《算術基礎》,他和維特根斯坦在挪威花了很多時間閱讀和討論弗雷格的著作。維特根斯坦逐漸認為,自己也許終究又能在挪威獨居做哲學了。
回到牛津後他寫信對馮·賴特說,儘管本生病了,但「我們極享受此次逗留」:
天氣一直都很棒,最大的友善圍繞著我們。在那時那地,我決定要回到挪威工作。我在這裡沒有真正的安靜。如果一切順利我將於12月30日啟航再去舒登。我不認為我能住在自己的小屋裡,在那兒要干的體力活對我太重了,但一個老朋友說我可以住她的農舍。當然,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再做出得體的工作,但起碼我在給自己一個真正的機會。如果在那兒不能工作,那麼在哪兒都不能工作。
他甚至訂了一張12月30日從紐卡斯爾駛往卑爾根的汽船船票。但聖誕節前不久,安娜·勒伯尼說自己還是不能讓他留宿。無論如何,維特根斯坦的狀況已完全不適宜這樣的旅行。在計劃的挪威之行前,他到貝文醫生那兒作檢查,結果在貝文的屋子裡病倒了,只好留在那兒過聖誕。不過這事絲毫未阻止他實行自己的計劃,聖誕節後他寫信問挪威的另一個朋友阿爾納·伯斯塔德知不知道什麼適合他隔絕地居住和工作的地方。這信也毫無結果。
前往挪威的計劃挫敗之後,維特根斯坦試了試另一種他偏愛的庇護所:一家修道院。康拉德神父為維特根斯坦作了安排,他可以去米德蘭茲的一家黑修士隱修院;在那兒他可以過修士的生活,做洗碗之類的院內雜務,最重要的是在那兒可以獨處。
然而,到1951年1月,維特根斯坦的健康狀況令這一切計劃都不切實際了。他需要持續的醫療看護。健康狀況惡化後,他不得不越發頻繁地到劍橋見貝文醫生。除了服用雌激素,他還在阿登布魯克醫院接受了X射線療法。
想到自己要死在一家英格蘭醫院,他深感恐懼;但貝文向他承諾,若有必要他可在貝文自己家裡接受照料,度過最後的時日。2月初維特根斯坦決定接受貝文的好意,他搬到了劍橋,在貝文的家裡去世:「故事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