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電影在某種程度上構成一種預展，我之所以在此耽擱這麼久，是因為把它與三島自己的切腹做個比較，可以讓我們更好地衡量藝術的完美和生活之間的距離，藝術在忽明忽暗的永恆之光中表現本質，而生活則帶有不確定性、碌碌無為和讓人難以應付的隔閡，這也許是由於我們不能在某一天、在需要的時刻，走進生靈的內心和事物的深處而造成的，但這種比較同樣也可以讓我們更好地定義「活生生」的生活這種不可估量的奇異，我們也可以用一個已經陳舊的詞來形容這種生活，即「存在的」。就像帕索裡尼的《馬太福音》中，奔向死亡的猶大已不再是人，而是一股旋風，三島生命的最後時刻也同樣散發出純能量的臭氧氣味。
大概是在他生命結束兩年前，生活一旦獲得某種速度和某種節奏後，對於三島來說，這種似乎總是自發的運氣就出現了。一個新的人物登場了，時年二十一歲的森田，是在一所天主教學校受教育的外省人，俊美，稍顯矮胖，與他不久後稱之為先生（Sensei）——學生賦予老師的尊稱——的人一樣，內心燃燒著同一團忠誠之火。有人說三島對於政治冒險的興趣，是隨著年輕人的熱情一同增長的；然而我們看到在1969年的一次謀殺計劃中，三島阻止了他的小兄弟。我們寧願相信，兩個人的切腹儀式中某些讓人不快的方面，來自於腦子裡可能塞滿了暴力電影和小說的較年輕者的想像，但三島並不需要屈服於此。我們至多能夠相信，最後（森田是盾會名單上的最後一個註冊者）終於找到夥伴、也許也是他尋求的心腹之人後，三島又恢復了衝勁。有人向我們證明，這個充滿活力的年輕人是如此的吃苦耐勞，以至於拖著一條在運動事故中受傷並打了石膏的腿，馬上就加入了盾會的訓練中，並「像未婚妻一樣到處跟隨著三島」，當我們想到訂婚一詞意味著立誓的行為，而沒有比死亡的允諾更高程度的信守諾言時，這句話就具有了某種意義。一個幾乎完全以與感情有關的資料來闡釋三島的傳記作家，強烈堅持這種依戀的肉慾因素，但這只是假設性的；我們可以利用這種說法把切腹理解為一種shinju（殉情），這種在歌舞伎劇作中經常出現的兩人共同自殺的行為，通常來講是一個保守家庭的女孩和一個為了挽回或留住情人的非常貧窮的年輕男子所作出的行為，而最常見的形式則是溺亡。六年來致力於準備儀式性死亡的三島，籌劃了這場集合軍隊和發表死前公開抗議的複雜演出，唯一的意圖就是為兩個人的離去提供一種裝飾，這是不可信的。更簡單地說，並且這一點可以在他與共產主義學生們進行的辯論中得到佐證，他最終認為，愛情本身在一個喪失了信義的世界中也變得不可能了，情人被比作三角形基底的兩個角，而他們尊敬的天皇處於頂端。把「天皇」一詞換成「事業」或「上帝」，就觸及了對愛情來說必不可少的超驗性本質這一概念，我以前在其他地方就曾經討論過這一點。森田，由於他近乎天真的忠誠而符合了這一要求。這就是我們能說的所有了，除非，也許很簡單，已經決定共同赴死的兩個人，想要至少先在一張床上相會一次，而這正是古老的武士精神的確不會反對的一種觀念。
終於一切都準備好了。切腹定於1970年11月25日，正是答應編輯交付四部曲最後一卷的日子。儘管在行動中那麼幹勁十足，三島還是依循作家職責的要求規劃著自己的生活：他自誇從未錯過在規定好的日期交付手稿。一切都在預料之內，甚至是在垂死的痙攣中用於阻止臟腑流出的棉墊，這是出於對參與者們的極度謙恭，或直到最後都保持軀體的尊嚴的極度渴望。11月24日與四個盾會成員共進晚餐的三島，像每天晚上一樣回家工作，完成了手稿或對手稿進行了最後的潤色，簽上名字，把它塞進一個信封，編輯的一個職員第二天早上會來找這個信封的。天亮了，他沖了個澡，仔細地刮了鬍子，在白色棉質內褲和裸露的肌膚上套上盾會制服。每日皆如此的動作，但卻滿含著我們不會再次從事的事情的莊重。離開書房前，他在桌子上留下一個紙條：「人的生命是短暫的，但我還是想活著。」這句話帶有所有那些非常熱情以致不能滿足的人的特點。仔細思考一下就會發覺，這些隻言片語寫於清晨，和寫下這些隻言片語的人即將在中午死去，兩件事並不矛盾。
他把手稿放在門廳桌子上的顯眼之處。四名盾會成員在森田新買的一輛小轎車裡等著他；三島拿著皮質公事包，裡面裝著一把十七世紀的珍貴軍刀，這是他最值錢的財物之一；公事包裡還有一把脅差。路上經過學校門前，此刻，作家兩個孩子中的老大、十一歲的女孩紀子正在學校裡：「這是電影中我們會聽到傷感音樂響起的一刻。」三島開玩笑地說道。這是冷漠的證明嗎？也許正相反。把掛心的人玩笑置之有時要比根本不提及更容易一些。我們賦予他的這短促洪亮的笑聲，也是那些不會大笑的人的標誌性的笑聲，他可能會對此一笑置之。然後，五個男人唱起歌來。
現在他們到達了目的地，自衛隊總監部的辦公樓。這個男人兩個小時後就會死去，而且無論如何，他也打算這樣做，但他還有最後的一個願望：向軍隊發表演講，在他們面前揭露他認為國家已深陷其中的險惡狀況。這個確信字詞已失去滋味的作家，難道認為話語會有更強大的力量？也許他想增加當眾表達他的死亡動機的機會，只有這樣，以後人們才不會盡力去隱瞞或否認這些動機。他給記者們寫了兩封信，懇請他們在那個時刻到場，但卻沒有向他們表明原因為何，這兩封信表明他害怕這種身後的粉飾，這也是有道理的。也許他認為，既然他能成功地把他的熱情中的某種元素注入到盾會會員身上，那麼也有可能對駐紮在那裡的幾百人如法炮製。但是只有作為指揮官的將軍可以賦予他必要的權限。他們約好了要見面，借口是讓指揮官欣賞一下一位有名的刀劍鑄造師署名的寶刀。三島解釋說，之所以有幾名穿制服的年輕人在場，是因為他要去參加一個盾會的集會。當將軍欣賞縱橫在光滑的鋼鐵上幾乎已經看不清的精巧標識時，兩名盾會會員把他的胳膊和腿都捆在了扶手椅上。另外兩個人和三島自己趕緊鎖上或堵住了門。謀反者們與外面的人進行了談判。三島要求召集軍隊，他將在陽台上向他們發表講話。如果拒絕的話，將軍將被處死。大家覺得答應這一要求是更謹慎的做法，但在軍官們過晚進行的抵抗嘗試中，守衛在仍舊半開的門邊的三島和森田打傷了七個下級軍官。這些恐怖主義手段對於我們來說更加可憎，因為在我們與這個事件相隔的十年間，我們幾乎在世界各地看到了太多使用這些手段的事例。但是三島堅持到底，要賭一賭他的最後一次機會。
軍隊在樓下聚集起來，大概有八百人，他們因為被從日常工作或娛樂中抽調出來參加這項毫無預料的雜務而非常不滿。將軍耐心地等待著。三島打開了落地窗，走出來到了陽台上，以卓越的運動員的動作，一躍而起站到了扶欄上：「我們看到日本因繁榮而驕傲，陷入了靈魂的空虛……讓我們重振真實的日本，讓我們犧牲。你們會僅僅重視生命，卻眼看著靈魂死亡嗎？……自衛隊所保護的條約，恰恰是否認其存在的章程……1969年10月21日，自衛隊理應奪回權力，要求修訂憲法……作為日本人，我們的根本價值正受到威脅。天皇在日本的位置也得不到扶正……」
侮辱、粗俗的詞語衝向他。最後的幾張照片顯示，他緊握著拳頭，張著嘴，帶著這種正在叫喊或嘶吼的人所特有的醜陋，這是一種面部表情遊戲，它尤其表明了讓別人聽到自己的聲音的一種絕望的努力，但它也讓人痛苦地回想起那些毒害我們的生活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的獨裁者或煽動家的形象，不管他們來自哪一岸。現代世界的一種噪音很快加入到譏笑聲中：有人叫來了一架直升機，它在庭院上方盤旋，用螺旋槳的嘈雜搗碎了一切。
又一個跳躍，三島回到陽台上；他再次打開落地窗，身後跟著舉著一面展開的旗幟的森田，上面寫著同樣的抗議和要求，三島坐在地上，與將軍相隔一米遠，他以完美的掌控力，分毫不差地完成了扮演武山中尉的角色時我們看到他曾經做過的動作。難以忍受的痛苦和他預想的感受，以及他模仿死亡時試圖瞭解的感受一樣嗎？他請求過森田不要讓他遭受太長時間的痛苦。年輕人揮下了刀，但淚水模糊了他的雙眼，他的手顫抖了。他只是在這個垂死者的頸部和肩膀上砍出了兩三個可怕的刀口。「給我！」古賀敏捷地拿起了刀，只消一下就完成了該做的事。其間，森田自己也坐在了地上，但他已無力再做什麼，只是用人們從三島手裡拿下來的脅差在自己身上割了一個深深的口子。這種情況在武士的準則中有所規定：過於年輕或過於年老的人在自殺時，由於過於衰弱或過於失控而不能順利進行切腹時，應該就地將其斬首。「下刀吧！」古賀照做了。
將軍盡可能地在繩索允許的範圍內彎下腰，低聲為死者念著佛教的經文：「南無阿彌陀佛！」這位我們對其毫無期待的將軍，面對著這出他親自見證的殘酷且意外的悲劇，表現得非常得體。「不要繼續這場殺戮了；沒用的。」三個年輕人異口同聲地回答說，他們已經允諾不會自殺。「盡情地哭吧，但門再次打開時，請你們節制一點。」有些乾澀的懇求，但面對著這些抽泣，這要比不許哭泣的粗魯命令要奏效得多。「把屍體弄得體面些。」盾會成員們用制服上衣蓋住了屍體的下半部，然後一邊哭泣，一邊擺正了兩顆被砍下的頭顱。最後，是從一個指揮官的角度容易理解的問題：「你們就讓我的下屬看見我這樣被綁著嗎？」有人給他解開了繩索；有人開了門鎖，或移開了堵著門的東西；三個男孩向警察們準備好的手銬伸出了手；記者們擁入飄浮著屠宰場氣味的房間。讓他們各司其職吧。
讓我們轉向聽眾這邊。「他瘋了」，接受現場採訪的首相說道。父親在收聽午間廣播時，聽到了三島向軍隊發表演說的最初的消息；他的反應是家屬們的典型行為：「他會給我帶來多少麻煩啊！應該向當局道歉……」妻子瑤子十二點二十分在趕赴午宴的出租車上聽到了三島死亡的消息。之後被問起時，她回答她料到了三島的自殺，但以為是在一或兩年後。（「瑤子沒有想像力」，有一天三島說道。）唯一一句讓人感動的話是母親在接待來致敬的訪客時說的。「不要為他惋惜。平生第一次，他做了一直想做的事。」她或許誇張了點，但三島自己也曾在1969年七月寫道：「當我回想過去的二十五年時，其空虛讓我滿懷震驚。我幾乎不能說我活過。」即使在生命最耀眼、最充實的時刻，我們也極少能完成真正想做的事，並且，從空的深度或高度來看，過去存在的事物，以及不存在的事物，似乎同樣是蜃景或夢幻。
我們有一張全家人在葬禮追思儀式中坐在一排椅子上的照片，儘管大家幾乎普遍不認同切腹這種方式，追思會還是吸引了幾千人。（這種粗暴的行為似乎深深地困擾著人們，他們認為自己處在一個看起來毫無問題的世界中。嚴肅地對待這一事件，就是否認他們適應了戰敗和現代化的進步，以及緊隨現代化而到來的繁榮。最好在這一行為中，只看到一種文學、戲劇，與讓人們談論自己的這種需要的英雄式的荒謬混合。）父親平岡梓，母親倭文重，妻子瑤子，每個人也許都有他們自己的判斷或解釋。我們只是看到了他們的輪廓，母親微微低著頭，雙手合在一起，痛苦給她染上了一絲陰鬱；父親直立著，儀態端正，很有可能是意識到有人在給他拍照；瑤子保持著一貫的美麗和不可捉摸；離我們更近的地方，在同一排，坐著川端，前一年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的年老小說家，他是死者的老師和朋友。這張老人的消瘦面龐極度細膩，臉上的悲哀就像在透明紙下一樣清晰可見。一年後，川端自殺了，但沒有英雄主義的儀式（他滿足於擰開煤氣閥），在他接受三島拜訪的那一年，有人曾經聽川端提起過自殺的事。
現在，讓我們來看一看為了結尾預留下來的最後的也是最讓人心靈受創的照片；它是如此讓人震驚，以至於很少被翻印。將軍辦公室可能是聚丙烯腈纖維材質的地毯上，兩顆頭顱像木樁一樣並排擺放著，幾乎快挨上了。兩顆頭，無生氣的球，兩個血液不再灌溉的大腦，兩台在工作中停止運行的計算機，不再揀選和解碼連續不斷的圖像、感受、刺激和反應之流，它們每天以百萬計的數量穿過一個人，共同形成了我們所謂的精神生活甚至是感覺生活，解釋和指揮著身體其他部分的運動。兩顆被砍下的、「去了另一種法則統治的其他世界」的頭顱，在我們注視它們的時候，引起的更多是驚訝而非恐懼。不管是道德的、政治的，抑或美學的價值判斷，在它們面前，至少暫時地歸於了沉寂。擺在眼前的觀念更加讓人窘迫，也更單純：在存在和存在過的不可勝數的事物中，這兩顆頭存在過；它們存在。充滿這些失去目光的眼睛的，不再是寫著政治抗議的舒展的旗幟，也不是其他任何一幅精神或肉體的圖像，甚至也不是本多曾經冥想的空，這空似乎突然變成了一個概念或一個總體來說過於人性化的象徵，除此之外別無他物。這是兩個物體，毀壞的組織的幾乎已經無機的碎片，它們一旦被火掠過，也一樣只會剩下些礦物殘渣和灰塵；它們甚至不受思考的約束，因為我們缺乏對它們進行思考的數據。這是兩艘沉船，捲裹在行動之河中，巨浪暫時把它們留在了沙灘上漸漸風乾，然後便會再次挾它們而去。
- [69] 我想到了自衛隊總監部辦公室裡恐怖主義類型的事件。
- [70] 十九世紀偉大的自由鼓動者西鄉與他的朋友僧人月照嘗試過的雙人自殺，其目的很大程度來說是政治性的，他們也是採用了溺水的方式，但這一嘗試失敗了，因為西鄉被救活了。這是我們知道的極少的由兩個男人計劃的shinju（殉情）案例中的一個。
- [71] 日本人的想像力通常不會轉向外界或他人，這確實有可能。但三島似乎誤解了充滿活力的年輕妻子的某些品質。不止一次，尤其是關係到保護丈夫自殺事件的年輕同謀者們，以及縮短他們的服刑年限時，三島瑤子展現出了勇氣，以及這種她似乎從未失去的現實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