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與孫中山第一次見面是1894年，那一年，孫中山二十八歲，宋慶齡一歲。
作為革命先驅戰友宋嘉樹的女兒，她從小就知道孫先生是反對清朝專制統治的英雄，而父親則在各方面支持他的事業，這個聰慧的女子，居然公費考入美國威斯裡安學院，而不是仰仗顯赫的家庭，獲得求學的機會。
當梅肯州的報紙發佈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消息時，她和妹妹美齡還是兩名小小的留學生，她們激動地扯下清朝的龍旗，扔在地上用腳用力地踩，年幼的美齡揮舞著拳頭，漲紫著臉高喊：「打倒——龍！打倒皇帝！」
她則拿出早就準備好的五色旗，掛在原先龍旗的位置，一把拉過美齡，面向五色旗並排站好，宣誓般地大聲說：「高舉共和的旗幟。」
她洋洋灑灑寫了篇《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事件》，發表在威斯裡安學院的雜誌上，她說：「中國革命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事件之一，甚至是滑鐵盧以後最偉大的事件。」這般深刻的思想，連待在大總統孫中山身邊擔任英文秘書的姐姐宋靄齡也難以相比。
那時候，她不過十八歲，對大總統仰慕極了，或許，這就是後來「受盡非議」的婚姻的伏筆。
當她的姐姐宋靄齡因為結婚不再擔任大總統的秘書時，她繼任了這份工作，甚至，進入角色的速度之快，連她的上司都驚訝不已。
晚年，她向埃德加·斯諾談到自己的婚姻：「我當時並不是愛上他，是出於少女羅曼蒂克的念頭！但這是一個好念頭。我想為拯救中國出力，而孫博士是一位能夠拯救中國的人，所以我想幫助他。」
她確實是個羅曼蒂克的女子，和他無所不談。自己的家庭瑣事，他的妻子和孩子，革命的危險與機會。在景仰的男子面前，她表現得並不像一個單純的小粉絲，而是一個平等智慧的女子，她經常打斷他的話，表達自己的觀點，描述對革命的理想、期盼和解救中國的願望，她眼睛裡閃爍著熱烈的光彩，像一支火炬，點亮了他一度灰暗的情緒和失落的心境，他驚訝地發現，自己不僅獲取了精神支持，更得到了事業助力。
她陪伴了他半年之後，他創立了中華革命黨。他真真切切地覺得，要完成革命大業，他不能沒有她。
而她，由衷地愛著他，夢想為他和他的事業奉獻一切。
所謂的羅曼蒂克，總是帶著強烈自我犧牲的悲劇美。
愛情遭到了意料之中與之外的阻力。
宋家大姐最不能容忍的是，看見一個傻瓜在自己曾經失敗的領域獲得成功，哪怕親妹妹也不行。當年，宋靄齡對孫中山的追求，在孫中山和宋家的生活圈裡人盡皆知，妹妹卻執意去做自己曾經碰壁的事，已經不給自己面子，孫中山接受妹妹的愛情，更是跌自己的臉面。
向來強硬的宋家大姐絕不願無聲地摔倒，宋靄齡鄭重地與父親交談了這件事，反過來將了妹妹和她的愛人一軍，縱然是曾經敬愛的領袖，縱然是一母同胞的姐妹，那又如何？
要成為孫中山的妻子，宋慶齡必須經歷政治與親情的雙重考驗。
宋家三姐妹中，她的性格並不像姐妹那樣大膽潑辣、鋒芒畢露，相反，在大多數照片中，她都是沉默而安靜的，細軟的鬢髮與堅毅的嘴角對比鮮明，雕刻般美麗的臉龐與清冷篤定的氣質相得益彰。
她靦腆內向的外表，與倔強剛強的內裡相輔相成，形成了柔中帶剛的牢固組合。宋氏家族教養、交往階層和主流美式學校教育深深滲入她的血液，她或許是兄弟姐妹中最本性、最堅毅、最具有革命理想主義精神和普世人文思想的一個。她比姐姐寬厚質樸，比妹妹豁達本真，她不是為政治權謀而生的政客，她是真誠希望在中國實現民族、民權、民生的既理想又激進的女子。
所以，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自然而然吸引了她。
母親以慈母情懷百般開導勸解，她不失分寸柔中帶剛地反駁，連好教養的父親也聽不下去了，衝進屋裡，擺出家長的權威斥責，大聲呼叫，她第一次見識父親的火爆脾氣，但是，她抿著嘴唇，一言不發。
父親像被刺穿的皮球，癟了下去，只剩下氣喘吁吁徒有其表的掙扎。
父親把她軟禁在上海的家裡，由女僕看管，不許離開房間半步。
1915年6月，孫中山把原配接到日本辦理離婚手續。10月，她在女僕的幫助下跳窗逃走來到日本。
在跳下窗子的那一刻，不知她是否有過瞬間的猶豫。
10月25日上午，他們在日本律師和田家中辦理了結婚手續，下午在朋友莊吉家裡舉辦婚禮。那一年，他四十九歲，她二十二歲，照片上，她的嘴角抿起遠超年齡的堅毅。
只是，無論他還是她，結婚照上都看不見尋常男女的幸福和甜蜜，他們肩並肩站在一起，目光堅定地直視前方，彷彿要用眼光開闢出一條新的道路。
宋嘉樹在女兒離家出走後立即與妻子搭船追至日本攔阻，莊吉女兒回憶，宋嘉樹站在大門口氣勢洶洶地吼叫：「我要見搶走我女兒的總理！」孫中山走到門口台階上對他說：「請問，找我有什麼事？」
暴怒的宋嘉樹突然叭的一聲跪在地上說：「我的不懂規矩的女兒，就托付給你了，請千萬多關照。」
然後，磕了三個頭走了。
合情合理的開始和匪夷所思的結局。一個驕傲的父親該多麼悲傷、憤怒、痛苦、無奈才能做出如此失態的舉動。
但是，父母依舊為她置辦了豐厚的嫁妝，派人張揚地送到日本，以此回答社會盛傳的流言蜚語，修補家庭成員的裂縫。
她晚年提起這事充滿傷感：「我愛父親，也愛孫文，今天想起來還難過，心中十分沉痛。」
但是，她與她的大姐，此生難得情投意合的默契。
1925年1月，協和醫院確診孫中山的病情：肝膿腫轉為肝癌晚期。
3月11日下午，他叫來何香凝，千叮嚀萬囑咐地交待：善視孫夫人，弗以其夫人無產而輕視。說著說著，舌頭硬了，何香凝立即表示盡力保護夫人。他含淚望著何香凝，握著她的手說：「那麼，我很感謝你。」
最後，淚流滿面的宋慶齡托著他的手，在三個遺囑文件上簽了字。
他去世了。
她一生中最柔弱無助的照片，攝於他的靈前。第一次，她的眼神裡沒有了堅毅和篤定，哀婉淒迷地望著遠方，她的心裡，那根憂傷的稻草早已壓彎了腰。
斯諾說：「孫博士1925年去世後，蔣通過一個中國媒人向她求婚。她認為這是政治，不是愛情，於是斷然拒絕。」
他去世後，她秉承他的遺志，以他的思想為思想，以他的事業為事業，幾乎再也看不到她私人化的情緒，她的人生背景總是領導國民黨左派鬥爭、抗日聯盟統一戰線等歷史大事件。
1949年6月28日，鄧穎超帶著毛澤東、周恩來的親筆信，和許廣平、羅叔章一起，從北平去上海接她。
火車在曠野上奔馳，他們一路暢談，旅途好像一眨眼般，火車就進站了。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她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
塵埃落定，她的私人情感才在時代宏大的背景中流露出蛛絲馬跡。
她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你和我一樣，也是三兄弟、三姊妹，可是我卻無法和他們通信。」她總是盡一切可能設法打聽姐妹兄弟的情況，而在差不多30年的時間裡，宋、孫兩個家族都很少有人和她來往。
海外有人捎給她一張宋美齡的近照，她端詳良久，眼睛裡泛起淚光：「我和三妹很久沒有見面了。」
她最心愛的弟弟宋子文，雖然與她政見相左，卻情誼深厚，弟弟送給她一隻小型金殼收音機，和一架「施特勞斯」牌鋼琴，被她視為最珍愛的物品，陪伴她度過了若干個孤寂的日夜。
她出身於近代中國最著名的政治家庭，經歷了最紛繁蕪雜的紛爭，卻始終是個純粹的女子。她最為人熟知的形象便是微笑站立在他的身邊，或者，在各種各樣的慶典、儀式中端莊居中而坐，在尊貴圖騰的輝映下，她尊榮極了，永遠在聖壇上被崇敬和膜拜。
只是，作為一個普通女子，她幸福嗎？
卸下沉重的家國情懷，「宋慶齡」這個被尊崇敬仰的名字恐怕是中國近代史上最令人同情的女性。
在生命如玫瑰般綻放的季節，卻沒有體驗青春的烈火才能點燃的激情，便站在了一位父親般的偉人身旁。
偉人故去，她被尊上聖壇，一舉一動都代表著政治的意志和方向，她是否有過片刻的輕鬆？熱愛孩子的她，一輩子也沒能當上母親；愛比天大的她，獨居五十六年。
她沒有姐姐一般兒孫滿堂、承歡膝下的天倫之樂，也沒有妹妹一樣琴瑟和諧、相伴到老的夫妻之情。
遠離了小女子的喜怒悲歡、愛恨糾葛，她做的那些事，有多少才是作為一個女子真正想做的？
1915年10月的那一天，如果她預知了自己的命運，是否還會義無反顧地跳下那扇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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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女子生來不關注你我這些凡俗女人畢生的渴盼：愛情圓滿、美貌永存、夫唱婦隨、兒孫繞膝、事業小成等等，比如宋慶齡、居里夫人、秋瑾、呂碧城這些心懷理想的「大」女人。
對於她們，夢想的驅動力才是一切行為的原動力。
所以，她們能夠忍耐常人不能想像的寂寞和孤獨，承受外界不理解和非議的利刃，窮盡一生的能量上下求索，心闊天地寬，永不言棄。
一個人能夠為理想付出多大代價，就能走得多寬多遠。
小女人改變生活，大女人改變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