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9月的一天，或許是個天空陰霾、霪雨綿綿的下午，五十四歲的蔣碧微去中山堂看畫展。展廳門口簽罷名轉身間，一個似曾相識的身影立於眼前——雖然四十歲的孫多慈也不復當年青春盎然的「女學生」模樣，卻清雅溫婉，別有韻致。
最終，快言快語的蔣碧微率先開口：「徐先生前幾天去世了。」
向來沉默少語的「女學生」忽然臉色大變，淚水奪眶而出。
二十三年前為了同一個男子勢同水火的兩個女子，人生的唯一一次對話，居然是告知那個男子的死訊。
而那個男子，早已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在海的彼岸十五年音訊杳然。
徐悲鴻1953年去世後，在接下來的半個世紀中，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三個女人有兩個都寫了回憶錄：蔣碧微寫於六十年代的《蔣碧微回憶錄》，廖靜文寫於八十年代的《徐悲鴻的一生——我的回憶》。而唯有「女學生」孫多慈，從來緘默有加，評議由人，直到1975年辭世，也未曾為自己解釋半字。
當然，她從來也不是個多話的人。
洪晃曾說：「在我們心目中，永遠有一種對五四女學生的嚮往。」孫多慈便是這種女學生的典範，即使1930年對她來說是個稍顯灰暗的年份。
那時，她常常神情悒鬱地行走在安徽安慶這座六百年省會的江城街頭，彷彿一張輕飄飄的紙，失落地融入周圍白牆灰瓦的徽派建築。
這一年，她不僅大學落榜，而且家道變故。
雖然祖父孫家鼐是清末重臣，歷任工、禮、吏、戶部尚書和中國首任學務大臣，父親孫傳瑗也是一代名士，擔任孫傳芳秘書和「國民黨安徽省常委」。但是，因為捲入黨派鬥爭，孫傳瑗在女兒考試前的秋天被秘密羈押，直接導致安慶第一女中的首席才女發揮失常，與南京「中央大學」文學院失之交臂。
才女落榜總讓人格外惋惜，當時在安徽大學任教的蘇雪林曾回憶說：「我是安徽省立第一女子師範卒業的。民國十九年，到安大教書，又回到安慶，母校此時已改為省立第一女子中學了。常聽朋友們談起：母校出了一個聰明學生孫多慈，國文根底甚深，善於寫作，尤擅長繪畫，所有教師都刮目相看，認為前途遠大，不可限量。」
命運為孫多慈暫時關上了求學的門，卻打開了藝術的窗，由宗白華引薦，她1930年來到南京「中央大學」美術系作旁聽生。
一場落榜拉開了民國最著名的師生戀的序幕。
南京「中央大學」美術系主任徐悲鴻很快注意到一個女生，她眼神憂鬱而流轉，伏在桌上溫習筆記時，劉海便斜斜地搭在眼簾，單純素雅的臉總是在陽光下煥發出神妙的光彩，就好像陽光總能恰到好處地在她的髮梢打出七彩光圈一樣。
授課每講到緊要處，他都要去看那個女生，如果她微微咬著嘴唇，表情疑惑而空洞，他便慢慢解釋細細分析；若她嘴角輕輕上揚，黑亮的瞳仁裡潑出會心的神采，他便默默一笑，繼續下一段講義。
這個女生的潛力與爆發力讓他詫異。他以為她沒有半點西畫的底子，一年也未必能學出所以然，可一個月之後，她的素描已經在二十多個學生裡中等偏上，這不能不讓他震驚。
於是，孫多慈像一顆突如其來的子彈，急速而迅猛地擊穿了徐悲鴻的心。
於是，他寫信給妻子蔣碧微：如果你再不歸來，我可能就要愛上別人了。
只是，愛情哪裡是這般收放自如，雖然徐悲鴻自認磊落，但情感的天平依舊失控傾斜。他為女學生畫了幅著名的素描肖像，這幅簡單的小畫，居然耗了大師一個禮拜的時間。
他說：「多慈，你可是覺得我將你畫得不美？可你看這雙眼睛，多麼清澈透亮，裡面裝的世界可是大大的美好多姿。而你說我畫的太稚氣，沒有把握你的『神』；可在我眼中，你初初十八，第一次離家來到南京，可不是這麼個稚氣未消的少女麼？」
他在素描肖像右下角題道：「慈學畫三月，智慧絕倫，敏妙之才，吾所罕見。願畢生勇猛精進，發揚真藝。噫嘻！其或免中道易轍與施然自廢之無濟耶。」落款「庚午初冬，悲鴻」。
一片深情款款的熱愛。
從此，徐悲鴻幫孫多慈張羅畫展，為她賣畫，替她加印畫冊，還偷偷變賣自己的畫作籌集款項，準備她自費出國留學的費用。他對她的感情，憐愛、疼愛、珍愛兼有，遠遠超越了普通師生之情。
一個功成名就的男子無微不至、狂熱浪漫地表達著自己的熱愛，用不管不顧、劈頭蓋臉的方式，無論是畫業上的指點，精神上的交流還是生活中的幫助。在這種不對等的愛情中，孫多慈似乎只有接受和感恩的份，她從來不發表什麼意見，以她的聰慧和自尊，她絕不會沒有絲毫想法；以她的溫婉和順從，除了報以崇拜、敬重與愛情，任何一點其他的念頭看起來都像是辜負了。
況且，這樣的愛情雖然帶來了一些飛短流長，但受著大師的蔭庇，她也著實收穫了不少便利。
不過，大師的感情，熱愛時是強勢，厭棄時也是強勢的。
為了和孫多慈在一起，徐悲鴻對蔣碧微發了一紙《分居聲明》。字字絕情，句句寡義，沒有半分的商量與交代，沒有過對過往情懷的絲毫眷顧，難怪蔣碧微之後的惱怒與決絕，這種強勢的拋棄與傷害幾乎是對一個女人最大的否定。
於是，蔣碧微成為「慈悲」之戀最堅定的阻撓者，她使出渾身解數，把這段感情抖落成一樁沸沸揚揚的緋聞，以至於「慈悲」的朋友沈宜申拿著報紙上的《分居聲明》去找孫多慈的父親孫傳瑗，想極力促成兩人的婚事，這個在徐悲鴻看來「面貌似為吾前身之冤仇」的老人不僅堅決反對，而且帶著全家轉往浙江麗水。
分別之後，徐悲鴻曾繪製《燕燕于飛圖》贈孫多慈，畫面上的古裝仕女愁容滿面，仰望著天上飛翔的小燕子出神。孫不著一字，回贈紅豆一粒。徐悲鴻見紅豆觸景傷情，答以「紅豆三首」：
燦爛朝霞血染紅，關山間隔此心同；千言萬語從何說，付與靈犀一點通。
耿耿星河月在天，光芒北斗自高懸；幾回凝望相思地，風送淒涼到客邊。
急雨狂風避不禁，放舟棄棹匿亭陰；剝蓮認識中心苦，獨自沉沉味苦心。
相比蔣碧微嚴詞利句的譏誚，孫多慈的些微舉動，都能撩撥得徐悲鴻心海洶湧，難免讓人感慨：多少女人的幸福都毀在了一張嘴上。蘇格拉底為了躲開他暴躁又嘮叨的老婆，寧願跑到雅典的蘋果樹下思考；歐仁妮皇后雖然傲嬌而卓絕，拿破侖三世依然驅車狂奔蒙泰涅大街28號，只為那裡住著一位懂得沉默的女子。
蔣碧微遭遇孫多慈，也算是她的劫數。
如果碰上的是另一個和她同樣有力氣和手段的女子，她熟門熟路見招拆招，倒未必落敗；可她那虎虎生威的「降龍十八掌」到了孫多慈這兒，卻被纖纖盈盈的「蘭花拂穴手」噎得如掌擊棉，無處施展。
感情上，多話的女子大多敵不過無聲的女子。
無聲的女子懂得隱藏和留白，沉默得讓人猜不透卻欲罷不能，無形中為自己和別人都留了餘地；多話的女子則毫無保留盡示人前，看似氣勢如虹，實則自爆其短。
男人心目中的經典女子，有幾個能說會道、喋喋不休的？
蔣碧微敗給了孫多慈，「慈悲之戀」卻敗給了時間。
孫多慈曾與徐悲鴻做過「十年之約」：十年，你也有個了斷，我也有個結果。
結果，十年之後，兩人早已天各一方。
徐悲鴻應邀去印度講學，五年不歸。1942年回國時，孫多慈已尊父命嫁給當時浙江省「教育廳廳長」許紹棣。1946年，徐悲鴻與廖靜文在北平結婚，在一幅紅梅圖軸中，孫多慈題道：「倚翠竹，總是無言；傲流水，空山自甘寂寞。」徐悲鴻見後，在梅枝上補了一隻沒有開口的喜鵲。
一個悵然若失，一個欲說還休，悲歡離合總無情。
只是，十年之後，孫多慈已不再是天真順從的女學生，而成了沒落大家庭的頂樑柱，她需要的不再僅僅是愛情，還有穩定的家庭和適合創作的環境。
到了一定年紀，愛情便不再是生命的必需，不管它曾經怎樣絢爛熱烈地存在過，而生活和事業卻將繼續。
許紹棣提供了她所需要的一切。
創作上，孫多慈有機會遊歷龐貝古城、巴黎、倫敦，參觀了大量流落異國的中國文物，尤其是敦煌壁畫，廣開眼界，畫風漸變。
事業上，許紹棣聘她為英士大學講師，又聘為「國立杭州藝專」副教授，1947年助她在上海辦畫展，1949年帶她遷居台灣。之後的許紹棣擔任台灣「立法委員」，已然是政壇要人。於是，孫多慈又前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習，接著去法國國立美術學院從事研究。回台灣後在台灣師範大學任教授，並於1957年獲「台灣教育部」美術類金像獎，後來擔任該校藝術學院院長。
沒有許紹棣的關照，一個柔弱女子在風雨亂世獲得這樣的成就談何容易？婚後，孫多慈不再動盪、衝突和迷茫，她被照顧得穩定、踏實而安寧。中年的孫多慈，氣質絕俗，風度高雅，透出生活優渥的澹遠寧靜，熟人評價她「不是一個愛說話的人，許多語言，常以微笑代替」。
這樣的性情使她後期的畫風明顯脫離了徐悲鴻一派的大開大合、奔放豪邁，而轉向細膩、穩健、婉約。
果然，轟轟烈烈愛著的人，不一定是最適合的伴侶。
果然，選擇一個男人，就是選擇一種人生。
1975年，六十三歲的孫多慈患乳腺癌去世。孑然一身的許紹棣望著四壁的畫作，感慨「覽鏡白頭嗟耄及，可憐歸計日遲遲」，歎盡了孤身一人的愁緒與感傷。這個男子，雖然曾被與王映霞的緋聞纏身，卻允許自己的妻子在家裡為徐悲鴻守孝三年，也是難得的寬容與雅量。
1980年，許紹棣病死台灣，與孫多慈的骨灰合葬在陽明山。
大多傳記提到孫多慈，總是唏噓感慨，彷彿她承受了特別的委屈與不公，彷彿她錯失徐悲鴻是莫大的遺憾，可是，誰說錯過不是成全？相比孑然一身的蔣碧微，或者相伴七年便天人永隔的廖靜文，她這一生，理想與現實，名氣與名聲，愛情與婚姻，藝術與事業，何曾缺失過什麼？沒有一樣她不是舉重若輕，信手拈來，卻四兩撥千斤，抖出了燦爛金光，她遭遇的每一個男子，都對她流轉著陌上花開緩緩歸的珍惜。若說遺憾，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古難全的事，又有什麼好強求？
／這個沉默的女子，似乎才是命運最大的贏家。
／或許她早已明瞭，生活波詭雲譎，說什麼呢？既然未曾真正失去過什麼，不如無聲吧。
治癒你／
年歲漸長，我們的話越來越少，越來越懶得傾訴。
那些美好的事，封存在心底，會濃縮成一顆甜蜜的糖；那些憂傷的事，壓縮在心底，會消逝成一縷淺淡的風。
高調曬幸福，圖遭人嫉妒；委屈說辛苦，再填一次堵。像孫多慈一樣話不多的人，眼睛是明晰的，心裡是明白的，氣韻是淡然的。
她們清楚，世界上真正值得說的事不多，就像真正過不去的坎也很少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