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岳南先生來到我的寓所，攜來《陳寅恪與傅斯年》書稿，囑我看後提些意見。我雖是九十八歲的老人，精力不濟，但面對這部撰述陳傅兩位恩師，並插有堂兄何思源青年時代與陳傅二師一起留學歐洲相交甚篤的圖片和文字大作，百感交集，遂未做推辭，決定先讀為快。書稿翻閱一遍，一幕幕往事湧上心頭，兩位大師的身影又在眼前浮現。既然作者有此盛意，借此機會，說一說陳傅二師對我的栽培和教誨，順便寫下一點讀後感言，算是對兩位恩師的紀念，以及對作者岳南先生為此付出心血與汗水的答謝吧。
我是1931年冬認識傅先生的。1931年暑假，我考上北京大學，進入史學系。我的堂兄何思源（仙槎）寫信給傅先生，請他做我的保證人。他們是五四時期的同學好友，後來又一起在歐洲留學數載。我於一個晚上持信去看他，那時傅先生住在西城內平安裡往東不遠再往北的一個胡同裡，好像是廠橋胡同吧。
傅先生熱情接待了我，和我談了大學應如何學習，並囑我兩句話：「一定要學好古文，一定要學好外語。」說來慚愧，我一生既沒有學好古文，也沒有學好外語，但越來越覺得學好古文和學好外語的重要，時時想起傅先生這兩句話，念念不忘。
傅斯年先生有學術心，也有學術事業心。他北大畢業後留學歐洲，回國後在中山大學教書，不久就在中山大學創辦了「語言歷史研究所」，這是1927年秋天的事。1928年10月，傅斯年又在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的基礎上，籌備建立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史語所成立後他出任所長，一直到1950年去世。他的社會、政治領域的職務千變萬化，名堂甚多，但史語所所長這個職務卻是他一直擔任到底的。他以史語所為基礎，對中國近代學術事業做出了很大貢獻，中國的歷史、語言研究由此向前推進了一大步。特別是田野考古工作，可以說是到傅先生與李濟、梁思永等那一代人手中才成為科學的，小屯殷墟的考古發掘是傅先生和史語所同人建立起來的最早的科學工作。傅斯年主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二十三年中，為中國史學、考古學、語言學、民族學培養了眾多人才。新中國成立後，一大批在這方面有貢獻的學者，大多都受過他的培養。因而在這一領域，傅斯年是當之無愧的第一功臣。
傅先生是北大培養出來的，也是著名的五四運動學生領袖，對北大有一種特別的感情，在他一生的事業中，除了創辦史語所，對北大也功不可沒。抗戰前，傅斯年除了擔任史語所所長，還兼任北大歷史系教授、文科研究所所長等職務。我在北大讀書的那四年，和傅先生接觸不多，但聽過他講的中國古代史課程。他講西周史，處處有新意，有創見，使人開闊眼界，開闊胸襟。聽他的課，很佩服他廣博的學問和深厚的功力。前幾年，美籍華人、著名考古學家張光直教授稱讚傅先生是一位歷史天才，他的《夷夏東西說》一篇文章奠定了他的天才地位，並說此文與董作賓的《甲骨文斷代研究例》，是他所看到的有創始性和突破性的最好的兩篇文章。在我看來，傅先生除了這篇名滿天下的雄文之外，在他身後留下的有關中國古代史的文字中，我更看重《周東封與殷遺民》《大東小東說——兼論魯、燕、齊初封在成周東南而後乃東遷》《姜原》以及《論所謂五等爵》等篇章。這些文章的好，不在於篇篇擲地有聲，而在於它們和《夷夏東西說》一樣，都是有創始性和突破性的大手筆與天才之作，只有大手筆和真正的天才，才能寫出這般具有史識、史見，震古爍今的光輝篇章。
我說傅斯年是我的老師，這老師不是泛泛的老師而是真正意義上的恩師。1935年我從北大畢業，他邀我去史語所工作，我沒有去，而是赴日本讀書。抗戰爆發後，我回國在重慶編雜誌，寫社論，在機關裡混。後來失了業，中英庚款董事會撥發一部分專款資助一些人在國內做研究工作，我請傅先生推薦我，取得了中英庚款資助，研究魏晉南北朝史。我有了收入，一家三口生活得以維持。
1944年，何思源大哥回山東任山東省政府主席，要帶我回山東做官。當時我正在國民黨中央訓練委員會任編審，該會的負責人是段錫朋，段與傅斯年先生同為五四運動時期學生領袖，為人精明苛刻。我原已不想再在訓練委員會待下去，但也不願去山東做官，我還有自知之明，自知做官是最無能的。抗戰後期論政之心已倦，極願回書齋生活。我去看傅先生，說我願去史語所唸書。傅先生說：「畢業時就約你來，你不來。」就這樣我進了當時已搬遷到四川南溪縣李莊鎮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在李莊，我和傅先生見面的機會就多了，只是我同所內大多數學長、學弟一樣，對傅先生是又尊敬又拘束，用三個字來表達，那就是「敬」「怕」「親」。所謂敬，大家對傅先生的學問沒有不是滿心尊敬、佩服和崇拜的；對於怕和親，說老實話，傅先生的性情不同常人，極易衝動、暴怒，像個孩子，因而大家對他既怕又親。正像董作賓所說：其實傅先生對朋友，對同人，原是一片赤子之心，同人愛他之處也在此，但年輕人的「敬」和「怕」卻又壓住了他們的「親」。或許這便是當時的內在真情吧。
抗戰之後，我去美國留學，1950年回到北京，12月去看鄭天挺師，進門他就對我說：「孟真（傅斯年先生的字）先生去世了！」我一時愕然，沉默了半天沒說話。
行文至此，禁不住思緒縹緲，淚眼婆娑，一時回到北大，一時回到李莊，一時又回到現在，情腸交結，不忍追憶。當年史語所在李莊的幾十口子同人、師友，傅先生去了，董作賓先生去了，李濟先生、梁思永先生、石璋如先生、夏鼐先生，以及與李莊擦肩而過的陳寅恪師也去了。想到這裡，真是「欲祭疑君在，天涯哭此時」，令人備感傷神。
屈指算來，到今天，傅斯年師去世已五十八個年頭，而陳寅恪師去世已三十九年矣。我自己也漸漸老了。回憶接受傅斯年、陳寅恪師教誨的日子，猶歷歷在目，感念不已。
我與陳寅恪師相識於抗戰爆發之後的西南之地，最早見到他是在重慶，後來我到了史語所歷史組任助理研究員，成為陳寅恪先生的學生與下屬。儘管接觸不多，但有論文經常寄給他請教。在李莊的後期，陳寅恪師已赴成都燕大任教，他的眼睛已患嚴重的疾病，但對我的論文與晉陞職稱等事宜，時刻掛念在心，這樣的事例從陳傅二師通信中還可以看到，岳南先生在著作中已有摘錄，不贅。有一次，聽從成都回李莊的一位史語所同事說，他去拜訪陳寅恪先生時，陳師對我的學問與人品還誇獎了一番。我聽後受寵若驚，感到莫大的榮幸，同時也感汗顏。抗戰勝利後，陳先生從英國治病回到南京，住在俞大維公館。這個時候，我與先生的接觸就多了起來，經常受傅斯年先生或董作賓先生委派，給他送信、送物或者送錢等。借此機會，我也請教了一些史學上的難題，已雙目失明的陳師都一一作答，令我深受感動。
陳寅恪先生是三百年甚至一千年乃得一見的學術大師，傅斯年先生是20世紀中國史學界、國學界當之無愧的天才、奇才和大師級人物。如果用「最好的」「最有創始性、突破性」做標準，20世紀上半葉史學、國學方面的學者，能稱得起大師級人物的，在我看來也就是梁啟超、王國維、胡適、陳寅恪、陳垣、傅斯年、陶希聖、錢穆、顧頡剛等幾個人吧。
令我感到欣喜的是，岳南先生在這部《陳寅恪與傅斯年》文學傳記書稿中，不僅講了陳傅兩位大師級人物，上面列舉的另外幾位大師，也大都有不同篇幅的描述和介紹，只是敘述的側重點有所不同罷了。
出於諸多複雜的原因，過去幾十年，在祖國大陸，沒有看到關於傅斯年的傳記，甚至連普通的介紹文章也較少。隨著政治思想逐漸放開，前些年傅先生家鄉聊城的父老鄉親，為此做過不少的努力，召開過幾屆「傅斯年與中國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也出版過幾本傳記性書籍與論文集。但總的感覺，其聲勢與深入人心的程度，與傅斯年本人的聲望和在學術上的貢獻比起來，還是不夠匹配，不到位。今天中國大陸的年輕一代，甚至包括相當一部分中青年知識分子，能知傅斯年為何許人也，做過何種事業者，已不是很多了。人類是健忘的，對傅斯年及他那一代知識分子精英的健忘，不知是歷史的無情，還是今人的不幸？
關於陳寅恪先生的生平史事，在此前出版的一些著作中，大多是把先生的人生境遇一分為二，對前幾十年生命歷程的敘述相對薄弱，而後半生，特別是陳先生最後二十年著墨較多。我猜想，這可能是陳師前半生留下的資料較少，而作為傳主「出彩」的地方也較少的緣故吧。
岳南先生的《陳寅恪與傅斯年》令我看到的是，他盡可能地搜集了陳寅恪與傅斯年家族前輩人物的一些史事，簡明扼要地進行敘述點評，而後對陳傅二人留學期間，特別是在歐洲的交往史實，進行了多方搜羅和鑒別比較，通過當年在歐洲的中國留學生的書信來往與局外者的回憶文章，一點一滴查找、拼對、復原，基本勾勒出一個輪廓，讓後人看到陳傅二人在那個時代較為清晰的身影，以及二人在學術上相互影響、砥礪，漸行漸近，肝膽相照的生命歷程。
幾年前，岳南先生為撰寫《陳寅恪與傅斯年》這部書，找過我幾次，特別是對抗戰期間知識分子流亡西南的事情，詢問得尤為仔細。我談了一些我所知道的情況。後來聽說為了寫好這部書，岳南先生還赴長沙、昆明、重慶、成都、李莊等地，對傅斯年、陳寅恪那一代知識分子，以及我們這一批小字輩學者工作、生活和戰鬥過的地方進行調查採訪，體察當地風土人情，盡量在每一個細節上做到真實不虛。在這個基礎上，他耗幾年心血成就了這部著作，這種扎扎實實的寫作態度是難能可貴的。此書涉及不少史事屬首次有理有據、條理清晰地對外披露，填補了陳傅兩位大師研究領域的空白，對研究者與普通讀者予以啟迪的方面不少。
正如岳南先生書稿中所描述的，由於歷史和政治等原因，1948年後，陳傅兩位大師被迫離散，一位留在了大陸嶺南中山大學，默默承受一系列政治苦難和心靈煎熬；一位埋骨孤島，長眠於台灣大學校園。兩位天才的聚合離散，既是大時代的因緣，也是二人性格與思想觀念不同所致。赴台後的傅斯年曾把主要精力用於台灣大學的建設上，他想把這座日本統治時期創建的學府，改造成現代一流的大學和學術中心。可惜天不假年，他僅在台大校長任上奮鬥了兩年即溘然長逝，去世時年僅五十五歲。而留在大陸的陳寅恪先生逐漸落入了淒涼之境，於「文化大革命」中精神備受折磨而死去。
當年與陳寅恪、傅斯年同時留歐，且是好友加親家的俞大維說：陳寅恪平生的志願是寫成一部《中國通史》及《中國歷史的教訓》，在史中求史識，「因他晚年環境的遭遇，與雙目失明，他的大作（Magnum Opus）未能完成，此不但是他個人的悲劇，也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悲劇」。
作為後來者，面對岳南先生撰寫的這部著作，以及著作中所描述的兩位天才大師的因緣際會，聚合離散，或許能讓我們從另一個側面更真切地感知歷史的真相，並從中吸取一些「歷史的教訓」吧。
是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