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應邀寫本書以前，我只見過伍迪·艾倫一次。那是1986年的春天，《漢娜姐妹》受邀參加戛納電影節的非競賽片單元。對於從來不願離開紐約的伍迪·艾倫來說，和自己的電影一起在公共場合露面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因此他沒有出席電影的放映式，但儘管如此，戛納電影節還是找上了門。
電影節邀請讓-呂克·戈達爾去紐約拍攝一個訪談，和伍迪·艾倫聊一聊他的電影。出於機緣巧合，我參與了那次訪談的拍攝，當時負責拍攝的製片人湯姆·拉蒂恰好是我的朋友，請我擔任劇照攝影師。兩位導演都接受了這一安排，但選用哪張照片作為劇照的最終決定權在伍迪。
拍攝是在伍迪·艾倫位於紐約曼哈頓電影中心的工作室的私人影院裡進行的，那兒設施簡陋，只有一張沙發、幾把扶手椅和一張矮桌。較寬的那一面牆邊的架子上擺放著伍迪的部分電影收藏，邊上挨著一架老鋼琴。放映屏則在較窄的那一面牆上，被黑色的幕簾遮蓋著。
訪談持續了一個小時，非常順利，兩位名導幾乎同樣害羞。拍攝結束的時候，我為兩人留了影，最後把膠卷給了伍迪。
那次拍攝結束之後我和伍迪鮮少聯絡，直到1991年夏天我向伍迪提出做一本訪談錄的想法，旨在探討他的多重身份：作家、綜藝名人、演員，以及最重要的導演。不久之後我得到了一個婉轉的答覆：時機不對。當時伍迪一如往常地忙於籌備他的下一部電影，但他表示願意以後再談合作。
1992年1月我受邀去紐約參加即將首映的《影與霧》的訪談拍攝，在哥倫比亞電影的放映室裡觀看了這部電影。第二天我作為歐洲影評人之一會見伍迪，一名女記者友好地、同時氣喘吁吁地提醒我只有四十五分鐘時間，因為“艾倫先生非常繁忙”。
我再一次踏進伍迪工作室的私人影院。還是那個寬敞的房間，還是那把柔軟的寬扶手椅，除了架子上那摞伍迪從中獲取靈感的收藏影碟的數量增加了不少以外，一切都不曾改變。架子下面是《丈夫、太太與情人》的錄音磁帶，伍迪正忙於進行這部影片的剪輯工作。
我到得很早，也可能是伍迪晚了，就在我準備錄音筆的時候，突然聽見幾聲咳嗽，緊接著是“對不起，我遲到了”。是伍迪，他的動靜如此之小，就像《俄狄浦斯的煩惱》或《影與霧》中那種魔術師般的登場方式，從黑暗的角落突然出現，又像《開羅紫玫瑰》裡那個從銀幕上走下來的男演員。
我們的對談開始了，主要圍繞《影與霧》，也談到伍迪最初與電影有關的經歷和他早期的電影事業。時間過得飛快，伍迪的秘書進來提醒我們四十五分鐘已經到了，但伍迪朝她擺了擺手，而後我們的談話又持續了半個小時。
臨別前我又向伍迪提起訪談錄的計劃，他暫時無法給出答覆，說得等到春天再討論這個項目。之後又經過幾次溝通，我終於在6月初得到了確定的答覆：7月至8月之間，趁著新片《曼哈頓謀殺疑案》的拍攝開始之前，伍迪可以抽出幾周時間與我合作。
我們的訪談按照時間順序回顧了伍迪的職業生涯，有時也會跳開去聊些別的。其實在訪談開始之前，我就向伍迪保證，他可以限制談論的話題，拒絕任何他不想回答的問題，但這從未發生過。伍迪唯一的要求是這本書要有一個好看的封面。
會面通常安排在上午，我和伍迪坐在曼哈頓電影中心的影院一角，錄音筆記錄著我們的談話，每次大約兩小時。伍迪同時還在籌備《曼哈頓謀殺疑案》。
8月13日，紐約報紙的頭條爆出伍迪·艾倫已與米亞·法羅分居、雙方就子女的撫養權提起訴訟的消息。兩人原本從不拋頭露面的私生活以一種冷酷至極的方式暴露在公眾的視線之下。
這一事件對伍迪的私生活和職業生涯來說無疑意味著雙重的負面影響，我擔心我們的合作會因此推延，但這只是暫時的，兩天後伍迪就恢復了我們的會面，不過這一次的會面地點改為伍迪位於中央公園附近的頂層公寓中。
頗為諷刺的是，當時我們的訪談恰好進行到伍迪於同一時期執導的兩部電影，《仲夏夜性喜劇》和《西力傳》。米亞·法羅正是從這兩部影片開始與伍迪交往。對於那些無法迴避的問題，諸如兩人是如何相遇並開始這段漫長的感情，伍迪像面對其他問題一樣給出了毫不避諱的回答。
然而，由於圍繞伍迪私生活的種種傳聞紛紛揚揚，再加上《曼哈頓謀殺疑案》的準備工作也愈加耗時，我們的談話不得不中止。聊完《漢娜姐妹》後，訪談暫告一段落，我回到瑞典，開始著手整理大量的採訪材料。
1993年1月，我們恢復了對談。如過去一樣，地點安排在曼哈頓電影中心或是伍迪的家中。其中一些更全面、細緻的談話內容，諸如與《情懷九月天》和《罪與錯》有關的章節，都是在伍迪家中進行的，也許是因為安靜、隔絕的氛圍能讓人變得更專注，也更坦誠的緣故吧。而關於《無線電時代》的那次對談則是在相對混亂的環境下進行的，當時是《曼哈頓謀殺疑案》拍攝的最後階段，我們的談話是在片場的移動拖車上進行的。
1月的那幾天，我得以有機會跟隨伍迪的電影拍攝，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片場輕鬆愉快的氛圍。拍電影是一項複雜艱巨的事業，但在伍迪的片場卻絲毫不見通常充斥著的那種緊張和壓抑。伍迪的幕後工作人員多年來不曾變過，大家都很熟悉，早已習慣彼此的工作模式，交流甚至都不需要語言，一個手勢、一個眼神，就足以心領神會。
接下來的一年我又有機會接觸工作時的伍迪，這一回是《子彈橫穿百老匯》的拍攝。伍迪對演員的尊重和信任令我感到意外，即使是在指導演員的時候也不露痕跡。伍迪在拍攝時全然專注，而在拍攝間隙卻讓人感覺不到他在場。難怪有一些演員說，從未感覺到伍迪真正指導過自己什麼，也許這就是他的秘密所在。伍迪完全依靠演員自身的潛能，提供極大的發揮空間，把自由與責任同時賦予演員，以此建立信任關係，也許這就足以解釋為何眾多著名演員都想加入伍迪的電影。
2001年秋天，我與伍迪再次見面，繼續我們的談話，談電影和生活、藝術和音樂。伍迪繁忙依舊，私人生活的軒然大波絲毫沒有影響到他的創作日程。自本書的第一版面世以來，伍迪又相繼編寫和執導了九部影片，即將於2002年5月公映的《好萊塢結局》也已經完成。
也許是為了平衡電影以外的生活的戲劇性，伍迪後期的作品變得更放鬆，也更自然。要採訪伍迪也不再是一件困難的事，他頻繁地搬家，離開了堡壘般的曼哈頓，甚至開始出席奧斯卡頒獎典禮和戛納電影節。
當我們再一次坐在曼哈頓電影中心的時候，一切都是老樣子。破舊的沙發和扶手椅還在原來的地方，我甚至懷疑我們所坐的位置也和從前一模一樣，伍迪坐在沙發的角落裡，我坐在椅子上，中間隔著一支錄音筆。曾經的工作人員中有一些已被新面孔替代，這些新人看起來同樣真誠，他們將跟隨伍迪一起迎接之後的電影旅程。我們的談話於2002年5月正式結束，伍迪同時還在籌備一部目前被稱為“伍迪·艾倫的春日計劃”的電影，也許下一部電影的劇本也早已完成，正靜靜地躺在他的抽屜裡。
伍迪·艾倫在電影界的地位是獨一無二的。他與製片人簽訂的合約是每年至少編寫和執導一部電影，只要不超出計劃的預算範圍，從電影的主題、劇本到演員、工作人員和最終的剪輯等等，伍迪都享有全權的自由。
我通過這本書所瞭解的伍迪·艾倫，與銀幕上為大眾熟知的那個伍迪大相逕庭——那個怪異獨行、對任何遭遇都表現出無可救藥的神經質的人，那個自憐自艾、以近乎受虐的快感表現他的憂鬱、固執、優柔寡斷以及其他種種症狀的人，不是真的伍迪。我所認識的伍迪，是一名自律的創作者和決策者，一個不斷要求自己、對藝術和想像力絕不妥協的嚴肅自覺的藝術家。
伍迪的私人生活是我們不得而知的一部分，而他暴露在公眾視線下的生活也已被縮減到最小程度。唯一雷打不動的是每週一晚上伍迪都會準時出現在邁克爾俱樂部，在一支傳統爵士樂隊中吹奏單簧管。現在演出已遷移至卡利勒咖啡館，還是老時間：每週一晚上。只要沒有電影拍攝，他就會去卡利勒吹單簧管。音樂也許是伍迪最重要的靈感來源之一吧，而這，以及伍迪其他靈感與創作的源頭都將在本書中一一呈現。
2002年5月 於斯德哥爾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