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提格：《狂人藍調》由芭芭拉·卡頗執導，紀錄了你與爵士樂團的歐洲巡演之旅。你在電影的開頭部分說道：「我生活在紐約，我的生活軌跡是從我拍電影的地方，一直到劇院、電影院，再到麥迪遜廣場花園。我從未想過要在週末的時候離開紐約。」既然如此，為什麼還要答應參加巡演呢？
伍迪：問得好。我和班卓琴手曾經漫無邊際地討論過巡演的問題，想看看這會不會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我無法想像自己會對這件事產生興趣，但我們很快意識到歐洲音樂廳和歌劇院的門票肯定會搶售一空，於是忍不住開始尋思：「也許這是個有趣的主意，我們可以去巴塞羅那、倫敦、巴黎還有維也納演出。」然後簡·道曼尼安提議道：「不如乾脆把它拍成一部電影吧？」
史提格：也就是說最開始是你和艾迪·戴維斯的主意？而不是因為歐洲那邊的邀請？
伍迪：沒錯，是我們隨口說起的一個主意。
史提格：你在開頭談到你的紐約生活，這是你業餘時的日常模式嗎？
伍迪：通常我都會寫作。早晨起床之後我晨練，吃早飯，陪孩子們玩一會兒，然後進屋寫作。等到吃午飯的時候我出來和妻子、孩子們一起吃飯。到了下午，如果寫作進展順利的話我會再寫一點兒，然後吹一會兒單簧管，再之後通常是和妻子散步，陪孩子們玩。然後我們可能會和朋友們出去吃晚餐，或者在家吃晚餐，看完棒球比賽或是別的什麼，然後睡覺。非常平淡的生活。
史提格：也可以說是嚴格自律的生活。
伍迪：我並不覺得受到紀律的約束。對我來說雷打不動的是練習單簧管和鍛煉身體，那是必須堅持的。寫作對我來說並沒有那麼嚴格。
史提格：你每天都會練單簧管嗎？一次練多久？
伍迪：如果沒有別的事情，我會吹四十五分鐘左右，僅僅為了保持樂感。如果要參加巡演之類的話，演出前幾個星期會練得久一點兒——一個小時到一個半小時。
史提格：我對音樂並不在行，你在練習時是吹具體某一首曲子嗎，還是僅僅只練習一些基本技巧或者呼吸之類的？
伍迪：沒錯，練基本功。主要是練我的嘴唇和手指，呼吸我不會，我一直學不會正確的呼吸方法，所以只是練習嘴唇和手指。
史提格：所以說無論工作還是不工作，你日常的一天都沒有太大的差異，區別僅僅是不拍電影的時候你會寫作？
伍迪：沒錯。如果這一天有工作，早晨起來之後我就出門拍電影，拍攝期間我會起得早一些，在出門前做會兒運動，然後吹半小時到四十五分鐘單簧管。一天工作結束後，我回到家，和家人、朋友吃飯，如果累了就提前上床，只看半小時棒球或籃球賽就睡覺。
史提格：能談談你和爵士樂團的淵源嗎？你是怎麼認識艾迪·戴維斯並和他一起演奏的？
伍迪：我和爵士樂隊合作了三十還是三十五年吧。我和艾迪是在芝加哥認識的，我們在同一個樂隊裡演奏，十年後又在紐約重逢。當時他問我：「你還記得我們在芝加哥一起演出過嗎？」我說：「沒錯，我記得。」然後我們開始一起在紐約演出。邁克爾的酒吧換人手的時候我參與的第一支樂隊解散了，於是艾迪成立了我在卡利勒參與演出的這支樂隊。
史提格：音樂給你帶來了什麼，不僅僅是你自己演奏的音樂，還包括你聽的那些音樂？
伍迪：我是超級爵士迷，我喜歡所有類型的爵士。雖然我也喜歡古典樂和歌劇，但新奧爾良爵士是我的最愛，很多年前突然擊中了我，然後一發不可收拾。我非常瞭解爵士，也很喜歡演奏爵士。好在爵士是一種簡單的音樂，雖然要達到爐火純青很難，但上手很簡單。
史提格：你在電影裡說，你對歐洲觀眾是否會欣賞新奧爾良爵士這種如此美式的音樂表示懷疑。
伍迪：讓我驚訝的是爵士樂——當代爵士和現代爵士——在歐洲、日本和南美國家的流行程度遠遠超過其誕生地美國。也許是在流傳的過程中產生了某種特殊的效應，但爵士樂在美國的處境非常艱難，尤其是新奧爾良爵士，很少有人感興趣。
史提格：你以前會去藍色音符俱樂部這一類爵士酒吧嗎？
伍迪：會，以前我經常去那兒聽爵士，幾乎每週都會去！但隨著我年歲漸長，再也聽不到新奧爾良爵士了，這種音樂逐漸消失了。但我還是會去聽現代爵士樂手的演出——塞隆尼斯·孟克、約翰·柯川、邁爾斯·戴維斯等等。我會去藍色音符、二分音符、五點俱樂部那些地方看爵士演出，但我最欣賞的還是傑利·羅爾·莫頓、金·奧利弗和威廉·克裡斯托弗·漢迪。
史提格：你有鍾愛的現代爵士樂手嗎？
伍迪：有，我和所有人一樣喜歡塞隆尼斯·孟克，也喜歡查理·帕克、約翰·柯川、歐涅·寇曼。他們都很棒，但我最喜歡的一直是巴德·鮑威爾。如果我能獲得世界上任何一個人的才華的話，我希望擁有他的天賦。他太了不起了，他身上有我認為一個音樂人應該具備的所有品質。
史提格：他的音樂和演奏在哪裡吸引了你？
伍迪：我對他的欣賞，與我對伯格曼和瑪莎·葛萊姆的欣賞是基於相同的理由。巴德·鮑威爾身上有一種悲情的東西，他的音樂敏感而天才，還有他那絕妙的節奏和技巧。他的感覺是高度情緒化的，但那些情感都來自生活的黑暗面，所以他才會創作出《飛越彩虹》，就是朱迪·加蘭在《綠野仙蹤》中唱的那首歌，整首歌從開場、停頓到氛圍都是憂鬱的，這就是巴德·鮑威爾的氣質。他是那種讓我感到有共鳴的藝術家，就像我看英格瑪·伯格曼的電影和瑪莎·葛萊姆的作品一樣。你能感到他們才華的深度和精神的深度。巴德擁有這種深度，而塞隆尼斯·孟克和艾羅·加納這樣優秀的鋼琴家是明亮的。艾羅·加納的音樂就像一道美味的甜點，塞隆尼斯·孟克是一個幽默、輕快的天才，但巴德是陰鬱的，他的作品是嚴肅、黑暗的，同時也充滿了布魯斯的激情和搖擺樂的瘋狂，他真的是一個無與倫比的大師。
史提格：你在看他表演的時候也能感受到這種悲劇的氣質嗎？
伍迪：我從來沒有看過他演出。我看過幾次孟克的演出，但從來沒有看過巴德。他在巴黎的時候我在紐約，他在紐約的時候我又去了巴黎。他的精神狀況並不穩定，但有一位陪他度過黑暗期的鋼琴家告訴我，每當巴德觸碰到鋼琴，彈出幾個和弦，就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感覺，那感覺就彷彿你正置身於一座大教堂。
史提格：你最喜歡他的哪一張專輯？他的哪一首歌是你最推薦的？
伍迪：藍色音符唱片公司出的《神奇的巴德·鮑威爾》154第一輯和第二輯。
史提格：你現在還會在家聽爵士唱片嗎？
伍迪：會，我會聽那些傳奇性的爵士演奏家，比如現代爵士四重奏。但空閒的時候我最常聽的還是古典和新奧爾良爵士，比如西德尼·貝切特和路易斯·阿姆斯特朗。
史提格：《狂人藍調》這部紀錄片全程跟拍了你的歐洲巡演之旅，你在這個過程中有沒有受到鏡頭的干擾？
伍迪：沒有，因為芭芭拉·卡頗非常擅長紀錄片，懂得點到即止。那兩三個星期中她從來都沒有打擾到我。
史提格：在成為這部紀錄片主角之前，你看過她之前的紀錄片作品嗎？
伍迪：看過一些，《美國哈蘭縣》，還有她拍的關於拳王哈里的以及其他一些紀錄片。我認為她是最偉大的紀錄片導演之一。她把一段枯燥無趣的旅程拍成了有趣的紀錄片，這都是她的功勞，她並沒有捏造任何東西，僅僅憑借直覺辦到了。
史提格：這部紀錄片最有意思的部分是你在威尼斯的時候，你不僅要面對攝像機，還要應付意大利的狗仔隊，這也是意大利獨有的現象。
伍迪：在意大利的時候，我一直被狗仔包圍。現在我處理這種狀況的能力比當時強多了。很多年前我總是躲著狗仔隊，但這些年來我發現如果我大大方方地讓他們拍，他們的態度就非常友善，拍完就走了。
史提格：非常有意思的是芭芭拉·卡頗在這裡用了尼諾·羅塔155的音樂，因此當我們看到你和宋宜還有威尼斯市長站在一起的時候，就像在看一部費裡尼的電影。
伍迪：沒錯，當時我們正準備到劇院外面去玩。
史提格：威尼斯劇院非常漂亮。
伍迪：沒錯，美得不可思議，但後來還是被燒燬了。我後來經過那兒的時候非常震驚，它居然就那樣消失了。他們試圖重建這座劇院，我也像很多人一樣希望能幫上忙。我們還為重建舉行了一場義演，但是到現在也沒有建好。整個事件背後存在著一些政治衝突，並不是每一個人都希望重建這座歌劇院。
史提格：你在威尼斯看到擁擠的人群時說了這樣一句話：他們不去看你的電影，卻喜歡用鏡頭對著你。
伍迪：我一直都是這麼想的。如果你和我一起去紐約的街頭，你會感覺我的電影票房一定場場爆滿，彷彿人人都愛看我的電影，但實際上並不是這樣。如果我從我家散步到派克大街，每走過一個街區都會有人攔住我，有時候甚至會有人從車裡喊我的名字。這時你會忍不住想：「天啊，他們看上去全都愛我！」但實際上他們並不看你的電影。
史提格：經常在紐約街頭被人認出來是不是讓你感到很困擾？
伍迪：我不喜歡這種情況，但也沒有到惱怒的程度。人們都很友善，通常會對我說「你真棒」或者「我喜歡你的電影」，沒有人說難聽的話。如果他們不喜歡你，根本就不會理你，對你說話的人基本上都是友善的。我會對他們說：「謝謝你。」年輕一些的時候，我最愛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在街上寫作，我會在城裡散步，走很久，邊走邊想，設計我的故事情節，構思我的電影。現在我不能那麼做了。
史提格：現在你已經不敢坐下來了……
伍迪：沒錯，我不能那麼做了。即使是在走路的時候，我也沒法集中注意力，因為總會有人和我說話。有時很不巧會遇上跟我相同方向的人走上來對我說：「你好，你是我所知道的最偉大的導演，你很棒。」然後他們就跟著我一起走，他們希望表現得友好一些，我也不想表現得粗魯，他們只是不知道如何在說完「我喜歡你的電影」之後走開。
史提格：所以你很少在家和辦公室之間步行？
伍迪：我會步行，但只在有人陪同的情況下，比如宋宜或是某個朋友和我一起走的時候。我很想在散步回家的路上構思新戲或是手頭正在寫的劇本，但我沒法這麼做，因為經常會被認出來。如果換作麥當娜，她永遠都別想從那兒走到這兒，因為會有成千上萬的人攔住她。我可能只有八到十個，但也夠嗆了。
史提格：你在威尼斯得了一個終生成就獎。各類獎項對你而言意味著什麼？
伍迪：我知道威尼斯電影節是非常真誠的，因為我並不需要露面領這個獎。我的原則是不接受任何需要我出席的獎項。有很多人打電話給我，說想給我頒獎，前提是我必須到那兒去，所以我都拒絕了。但我覺得威尼斯電影節是真誠的，他們想給我這個獎，當我說「對不起我無法出席」的時候，他們說「沒關係，我們還是會把這個獎頒給你」。我經常覺得那些頒給我的獎並不是我應得的，因為有許多人比我更有資格得獎，而且有些獎與其說是讚美，不如說是一種姿態和表示。這些年來我拍了很多電影，有一些人很喜歡我的作品，想表達一下對我的喜愛，但我仍然覺得讓我得獎是一件可笑的事情。
史提格：我們以前討論過奧斯卡金像獎，你舉了何塞·費勒和馬龍·馬蘭度的例子，他們分別憑借《風流劍俠》和《慾望號街車》提名1951年最佳男演員，最後是費勒獲了獎。
伍迪：那時我還處於青春期，但我也知道有些不對勁。那些電影我全都看了，馬龍·白蘭度塑造的是一個改變電影歷史的角色。但隨著年齡漸長，現在我已經明白那些獎項背後是怎麼回事了，充斥著勾心鬥角、名利勾結和金錢交易。得獎不是榮譽的象徵，只能說明宣傳工作做得好罷了。
史提格：你把不少獎盃放在了你父母家，他們為你感到自豪嗎？
伍迪：是的，但沒有到誇張的程度，他們是很理性的人。
史提格：這些年來你與父母的關係怎麼樣？
伍迪：我們關係很好。他們都已經過世了。我父親活了一百歲，母親活了九十五歲。
史提格：你在《狂人藍調》的結尾處說道：「我想拍的是我在成長的過程中看的那一類電影。」
伍迪：沒錯，西德尼·波拉克與我合作《丈夫、太太與情人》時曾對我說過這句話，我也是這麼認為的。史蒂文·斯皮爾伯格也說過同樣的話，甚至連伯格曼也經常提到維克多·斯約斯特洛姆。人總是希望能夠拍出自己曾經欣賞的那種電影，這是很自然的。
154 《神奇的鮑威爾》（The Amazing Bud Powell）：共三輯，都是藍色音符唱片公司發行的。
155 尼諾·羅塔（Nino Rota，1911—1979），意大利電影配樂大師，與費裡尼合作二十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