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我才剛過四十歲，我不想等到五十歲的時候才
發現我用一把咖啡匙量走了我該死的人生 。160
——《名人百態》
史提格：我在《名人百態》開拍之前就讀了它的劇本，還為攝影師斯文·尼夫基斯特翻譯成了瑞典語。這是我唯一一次以這樣的方式接觸你的作品。在看了最後的成片之後，我忍不住驚訝於這部電影竟如此忠實於劇本，因為之前你在談話中說過你在台詞方面賦予演員很大的自由發揮空間，但《名人百態》非常忠實於你的劇本。我原本想像劇本中的某些場景可能會以不同的次序呈現，但整部電影無論從結構還是從分鏡頭都非常忠實於你的劇本。你的電影都是這麼接近原始劇本嗎？
伍迪：不，有時並非如此。《名人百態》相對來說更接近劇本，一個原因可能是主角由肯尼思·布拉納飾演，而非我本人。如果是我演的話，我對台詞可能會更隨意，但他非常尊重我的創作。人們往往沒有意識到我對結構其實是非常保守的，他們認為我的大多數電影都是鬆散的。在我剛開始拍電影的時候，人們大概會想：「噢，《傻瓜入獄記》和《香蕉》是那麼瘋狂的電影！這個叫艾倫的如果懂得結構這東西的話會成為一個更好的導演。」他們沒有意識到我的電影實際上都是結構緊密的。我記得赫伯特·羅斯在執導《呆頭鵝》的時候曾經想加一些東西到電影裡，我說「好的」。但後來他打電話來說：「我不得不把那些加入的東西撤掉，因為我之前沒有意識到這個故事有著如此嚴謹的結構。」當你想像這些場景以另一種次序呈現的時候，你會發現效果就沒有那麼好，看起來碎片式的電影其實有著真正的結構。
史提格：但在《名人百態》中有兩個例外，其中一個不太引人注意的場景是朱迪·戴維斯飾演的羅賓去向妓女請教性愛技巧。這場戲在你的原始劇本中並不是一個單獨的場景，我記得出現了三四個妓女，羅賓先去拜訪了一個妓女，然後又去拜訪另一個，之後是和一群女人在一起的場景。
伍迪：那些場景加在一起太長了，但我的確全都拍了。
史提格：另一個從劇本中刪掉的場景在我看來是非常關鍵的，那是在接近尾聲的部分，李被邀請到老同學馬丁·莫爾斯家中做客，後者在同學聚會的那場戲中就已經出現過。莫爾斯想和李探討「人心」，他痛苦地表示自己和妻子「雖然身為人類學教授，卻為人性的不斷喪失而感到絕望」。他表達了自己對正變得越來越廉價、虛偽和邪惡的文化的絕望，並聲稱他和妻子已經達成了一項自殺契約，三個小時前她已在公寓中自殺身亡，而現在他卻不敢履行自己的那一份職責，於是問李他應該怎麼做。
伍迪：我的確拍了這場戲，但感覺怎麼也不對。我還是希望能在未來呈現這場戲，也許是在另一部電影或是舞台劇中。我不想放棄它，因為我覺得這場戲很不錯。
史提格：沒錯。這場戲很殘酷，但感情真摯，非常具有感染力。
伍迪：整部電影為它停了下來。而且這場戲很長，打斷了整個節奏，所以被我剪掉了。但那是一個很好的橋段。
史提格：我認為這場戲可以象徵某種道德上的糾正，正如你在其他電影中所做的那樣。
伍迪：沒錯，寫劇本的時候我也覺得這場戲放在這兒應該不錯，但在實際拍攝的時候我感到整個故事一直在不斷推進，而這場戲一出現就破壞了這種節奏，因為它太長了，我沒法處理。
史提格：為什麼想到要把《名人百態》拍成黑白的？
伍迪：我喜歡偶爾拍一部黑白電影，因為我喜歡漂亮的黑白攝影。紐約的街道拍成黑白的感覺非常好，於是我想到既然這麼多年沒有拍黑白電影了，不如拍一次。我只是覺得黑白的視覺效果不錯。
史提格：不是因為你想賦予電影一種更紀錄片式的風格嗎？
伍迪：不，僅僅只是出於審美上的考慮。
史提格：看《名人百態》的時候很容易令人聯想到費裡尼的《甜蜜的生活》。
伍迪：那真是我的榮幸。
史提格：你沒有發現這兩部影片的相似之處嗎？主角都是記者，喜歡帶著剛認識或是想引誘的女人穿梭於各種社交場合。那場被你剪掉的自殺場景也讓我想到《甜蜜的生活》中阿蘭·蓋音飾演的知識分子作家，他在一場關於人生無意義的討論之後自殺了。
伍迪：拍這部電影的時候我並沒有想到費裡尼。我與費裡尼的區別也許在於我是一名喜劇導演。費裡尼當然不乏喜劇性，但《甜蜜的生活》是一部嚴肅的電影，他的電影可以在那些沉重的段落停下來，觀眾並不會介意。但我的節奏更快，如果我放慢這種節奏，也許就能拍那樣的場景，但一旦節奏已經事先確定，整個電影就得按照這種節奏不斷推進，我沒法讓它停下來。
史提格：《甜蜜的生活》表達了費裡尼對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早期歐洲某些大城市——不只是意大利——的都市生活的一種批判，《名人百態》是否也有同樣的意圖？你也希望通過這部電影對90年代末期的紐約表達一種類似的觀點嗎？
伍迪：拍攝這部電影的初衷是我意識到一股席捲紐約乃至全美的名人現象。彷彿每個人都成了名人，醫生、牧師、大廚、妓女，全都一夜成名。我們的文化中充滿了名人和各種享有特權的人。所以我想拍一部這樣的電影，表現各種各樣的名人，以及這個叫羅賓的女人如何從一個死氣沉沉的家庭主婦和教師，變成一個家喻戶曉的名人。這就是我拍這部電影的初衷：表現這種名人文化。我並沒有多大的偏見，我只是想記錄這種人人都崇拜名人的文化現象。這就是我的意圖，至於我在多大程度上實現了這一初衷，我並沒有把握，但至少我嘗試過了。
史提格：當代社會顯然非常推崇這種一夜成名的現象，那些未經檢驗、僅僅憑借肥皂劇一夜成名的演員可以說驗證了安迪·沃霍爾161那則著名的每個人都能出名十五分鐘的預言。
伍迪：《名人百態》中有一個場景，喬·曼特納的母親在談到一個曾經當過人質的傢伙時問道：「他們憑什麼成名？就因為被綁架了？為什麼他們是名人？」他們被綁架了，這是件糟糕的事情，但突然之間他們又開始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學校？我認為安迪·沃霍爾那句每個人都能成名十五分鐘聽起來不錯，但事實並非如此，兩億美國人中只有極少數的一部分人能出名，而不是每個人，正因為如此名人的地位才那麼萬人矚目、令人垂涎。但美國文化中的名人實在多得有些氾濫成災了。
史提格：電影的開頭有一場戲是李和妻子羅賓在車裡爭吵。他告訴她，他想離婚，她對此感到非常震驚和憤怒。你在原始劇本中提到接下來的情節有如下幾種可能：他們去了中央公園，或是去了海港，或是去了特裡貝克的一條小巷，或是去了紅燈區。你最後是如何做出決定的？
伍迪：這就是身兼編劇和導演的好處。如果劇本由另外的人來寫，他就必須把細節描寫得非常細緻，但我只需記上一筆，然後和桑托一起討論應該在哪裡取景。比如，中央公園的戲份是不是太多了？然後桑托或是別人會說「我知道一個你從沒用過的好地方，就在特裡貝克」，或者提議「他們可以在哈萊姆區162看煙花」。我只需表達一個大致的想法，但如果導演不是我的話，我列舉再多的地名也僅僅只是列舉罷了，會被別人改掉。
史提格：你會和攝影師一起去勘景吧？
伍迪：當然，但桑托和我會事先決定好地點，然後再把地點告訴攝影師，看他是否喜歡這個地方，如果他認為這個地方不適合做片場，我們就從候選名單上排除掉。
史提格：李和羅賓離婚後的人生軌跡非常具有諷刺意味，李這個野心家的事業一路下滑，而一向焦慮不安的羅賓卻蒸蒸日上。然而當他們最終在戲中戲的開幕之夜相遇的時候卻有一種和解的感覺，整部影片在一個非常樂觀的基調中結束。
伍迪：沒錯。他們離婚後的第一次相遇也是在電影放映會上，羅賓的反應非常驚慌失措。但一年之後重逢的時候，她的反應發生了徹底的轉變，不再緊張失措了，因為她婚姻美滿，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名人，於是能夠非常從容地面對他，而不是像之前那樣躲在桌子底下，我希望表現她這種自信的轉變。
史提格：同學聚會的那場戲非常有意思，你有沒有參加過同學聚會？
伍迪：沒有，那肯定非常令人沮喪。
史提格：李參加同學聚會似乎是為了炫耀自己的地位和成就，想借此獲得老同學的讚賞。
伍迪：這是大多數人出席那種場合的目的，攀比彼此在生活和事業方面的成就。小有成就的人想趁此機會炫耀一番。我相信毫無成就的人是不會去參加那種聚會的，參加的人通常都自我感覺良好。
史提格：也許都抱著自己比別人更成功的期望？
伍迪：是的，為了滿足比較心理。
史提格：你怎麼會想到讓肯尼思·布拉納飾演主角？
伍迪：我太老了，不適合這個角色，所以想找一個既年輕又有幽默天賦的演員，這樣的演員並不多見，而肯尼思顯然是其中之一。我唯一的擔憂是他能否說美國口音，他顯然沒問題，於是就請他來演了。
史提格：我非常欣賞肯尼思·布拉納，但他的表演在某種程度上秉承了英國典型的那種適用於舞台而非電影的表演傳統。勞倫斯·奧利弗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們的演技固然無可挑剔，但我在觀看的時候總有一種感覺，彷彿有一個黑影站在演員邊上，說著：「看我演得多棒？」
伍迪：有時候我也會有你說的這種感覺，但對於肯尼思、阿爾伯特·芬尼或是伊安·霍姆這樣的演員我不會有這種顧慮。像奧列弗，還有老一輩的演員比如吉爾古德163或是理查森164，我有時的確會有這種感覺，因為那一代演員的樂趣之一就是向觀眾展示無與倫比的演技。但肯尼思身上完全沒有這種痕跡，他更接近普通人，那種在街頭或是酒吧裡常見的人物，沒有傑克·尼科爾森和羅伯特·德尼羅身上的槍手氣質。他正是我一直在找的那種演員，一個真實的人，而非牛仔或英雄。他的形象非常具有說服力，在這部電影中不乏幽默的氣質。我一直非常欣賞他，而且我認為他和芬尼這一類演員已經擺脫了你提到的老一代英國演員身上的那種痕跡。
史提格：亞利克·基尼斯作為老一代英國演員，在早期也出演過許多傑出的喜劇，你覺得他怎麼樣？
伍迪：我認為他是一個非常優秀的演員，他身上也有某種耀眼的東西，不像一個平凡的人。他最出色的表演是在《鼓笛震軍魂》中飾演的蘇格蘭軍人，幾乎可以與任何一個偉大的演員相媲美。他無疑是一個了不起的演員，既具有喜感，又不失嚴肅，就像奧利弗和吉爾古德一樣。
史提格：是誰想到要讓肯尼思·布拉納模仿你的表演方式和說話方式的？是他的主意還是你的？
伍迪：更多是基於他自己對角色的解讀。我們有幾回談過這個問題，我對他說：「你顯然要冒著被人說模仿我的風險。」但這一點並沒有妨礙到他，因為他就是這麼看待角色的，這是他的詮釋方式。沒問題，我不會和像他這樣有經驗的演員爭論，因為這是他認為最自然的表演方式，所以對我來說完全沒關係。只要角色是令人信服的，我就無所謂。我知道有些不喜歡這部電影的人找不到理由，於是怪罪到演員頭上，認為應該由我飾演主角，而不是讓肯尼思模仿我。但我一直都認為肯尼思演得比我更好。
史提格：電影中第一個出現的女性角色是梅蘭尼·格裡菲斯飾演的尼科爾，自從她在《夜行客》中嶄露頭角後就成為了我最愛的演員之一。她是那個角色的第一人選嗎？
伍迪：她顯然在茱莉葉·泰勒推薦的演員名單上。當時茱莉葉提到了她和另外兩個女演員，我記不清是否當場就決定用她了，但有這個可能，因為她非常適合那個角色。她能答應出演我非常高興。
史提格：你之前有考慮過請她出演電影嗎？我經常覺得也許某一天她會出現在你的電影裡。
伍迪：有。我在《非強力春藥》中考慮過她，但她不太適合那個角色。她的演技顯然毋庸置疑，出演喜劇也很有說服力。我非常欣賞她在邁克·尼科爾斯的《上班女郎》和《夜行客》中的表演，那麼美麗性感，又才華橫溢。
史提格：電影中那個年輕的搖滾音樂人是由萊昂納多·迪卡普裡奧飾演的，當時他還沒有出演轟動全球的《泰坦尼克號》。你有沒有看過他之前的電影？
伍迪：我看過他和黛安·基頓還有梅麗爾·斯特裡普共同出演的《馬文的房間》，他的表現非常出色。我選他並不是因為他的名聲，事實上為這部電影選角的時候他還沒有聲名大噪。我之所以選他，只是因為他適合這個角色，而且我認為他是一個優秀的演員，不是那種只能紅幾個月的帥小伙兒。如果他認真地對待他的工作，一定會有所成就。
史提格：現代生活有時會削弱電影的表現力，比如電影中有一場戲是法米克·詹森飾演的主角的新女友把他的手稿扔進了河裡。如今的作家不再寫手稿了，都把文檔存在磁盤上，而且幾乎人人都用上了手機。從這個角度來說，你認為現代生活是否會讓電影顯得更笨拙？
伍迪：現代生活會把人引入它自身的那一套模式中去，但我是一個只用打字機的作者，所以我把肯尼思的角色也設定為一個用打字機寫作的作家。顯然在現實生活中可能會換作一個電腦磁盤之類的東西。
史提格：也許她得把整台電腦摔到街上去。
伍迪：沒錯，她會做出一些極端的舉動來銷毀他的作品。
史提格：這部電影是斯文·尼夫基斯特最後一次擔任你的攝影師，你如何評價你們之間的合作，不僅僅是《名人百態》這部電影，也包括之前的作品？
伍迪：斯文無疑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攝影師之一，能與他合作我感到非常榮幸。我和一群真正的攝影大師合作過，包括戈登·威利斯、卡洛·迪帕爾馬，還有斯文。與斯文的合作過程和與其他攝影師合作並沒有什麼兩樣，他讀我的劇本，遇到問題我們一起解決，這和與演員合作一樣屬於常識。通常我會設計好機位，然後由攝影師檢查哪裡有問題，或是有什麼他個人討厭的地方，提出一些修改意見，如果沒有問題的話他會說「很好，我喜歡這個機位」，然後開始打光。通常在開拍之前我們就會商量好光線和色彩。拍完以後，我們就在這個房間裡一起看樣片，檢查光線問題，討論一番，隨後做一些修改。這就是拍攝第一周的情況，然後一切就水到渠成了。
史提格：你選擇讓斯文擔任《名人百態》的攝影師是不是因為他擅長拍黑白電影？
伍迪：並不是。斯文當然是最傑出的黑白電影攝影師之一，但當時我已經與卡洛·迪帕爾馬連續合作了很多年。卡洛不想每年都在羅馬和紐約之間往返，他希望能給他幾年時間放鬆一下，雖然未來我肯定還會與他合作，但近幾年他不會再來紐約了，因此我不得不另尋攝影師。斯文與我有過合作的經歷，當時他正好檔期有空，而且又是他最擅長的黑白電影，於是我就聯繫了他。但就算是彩色電影，我還是會找斯文，因為我們的合作相當默契。
160 這句話出自艾略特的《普魯弗洛克的情歌》。——譯者注
161 安迪·沃霍爾（Andy Warhol，1928—1987），波普藝術的倡導者和領袖。
162 特裡貝克和哈萊姆都位於紐約曼哈頓區。
163 吉爾古德（John Gielgud，1904—2000）：英國著名多產演員，以擅長扮演莎士比亞戲劇聞名於世。
164 理查森（Ian Richardson，1934—2007）：英國演員，長於演莎士比亞戲劇，因英國電視劇《紙牌屋》出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