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所讀過的書的影響，我打算離開舊金山去國外發展，我的想法是跟隨某個大劇團離開。有一天我去見一位途經舊金山巡演一周的劇團經理，並得到了在他面前試舞的機會。那是一個上午，面試在一個大型黑色背景的空舞台上進行，母親為我伴奏。我身著一襲輕柔白衫在門德爾松的《無詞歌》音樂聲中起舞。音樂結束，經理沉默了一會兒，轉而對我母親說：「這種東西對劇院來講沒有什麼優勢，它更適合教堂，我建議你帶你的小女兒回家吧。」
舞蹈中的鄧肯儘管失望，但我並未氣餒，而是另有其他打算離開此地。為此我召開了一次家庭會議，用長達一小時的滔滔演講向他們闡明了在舊金山生活毫無希望的理由。母親有點不知所措，但她準備跟隨我去任何地方；我們先買了兩張去芝加哥的旅行車票。姐姐和兩個哥哥仍留在舊金山，打算等我掘到第一桶金後再來與我們會合。
帶著一個小行李箱、祖母的一些過時珠寶以及25美元，我們在一個炎熱的六月天到達了芝加哥。我期望馬上就能簽約，那樣的話一切都會變得令人愉悅和簡單，可是情況並非如此。身著白色希臘衫，我拜訪了一個又一個經理，在他們面前試舞，但是他們的意見都跟先前那位一樣，「跳得非常可愛，但是不適合劇院演出」。
幾周過去，我們的錢用光了，祖母的珠寶也典當不了多少錢，不可避免地，我們付不起房租，行李被扣，最終身無分文流落街頭。
我衣服上還有一個真正的小蕾絲領，那天我在炎熱的太陽底下走了好幾個鐘頭，就想把它賣出去，最終，傍晚的時候我賣掉了（我記得賣了10美元）。那條漂亮的愛爾蘭蕾絲讓我有了足夠的錢付房租，我用剩下的錢買了一箱西紅柿，沒有麵包和鹽，我們就用西紅柿維持了一周的生活。可憐的母親變得很虛弱，她再也不能熬夜了。剛開始的時候，我每天早上出門，努力約見經理人，但是最後我決定無論找到什麼樣的工作我都干。我向一家職業介紹所提交了申請。
「你會幹什麼？」櫃檯處的女人問我。
「什麼都行。」我回答。
「可是你看起來什麼也幹不了！」
德國作曲家門德爾松絕望之餘，一天我請求約見共濟會聖殿屋頂花園的經理。那傢伙嘴裡叼著一支大雪茄，帽子遮住一隻眼，目空一切的樣子，看我隨著門德爾松的《春之頌》翩翩起舞。
「好了，你很可愛，」他說，「也很優雅，但是如果你能改變一下，跳得熱辣一些，我就用你。」
想到我可憐的即將昏厥的母親在家僅靠著最後一點西紅柿過活，我問他如何跳得熱辣一些。
「不是你跳的那樣，」他說，「應該穿著有褶邊的裙子，帶踢腿的動作。開始你可以先整成希臘式，之後再穿褶裙，跳踢腿舞，一定是個有意思的轉變。」
但是我到哪裡去弄褶邊裙呢？我知道從他這兒借點錢或者提前預支點兒是不可能的，只好說我第二天將帶著褶邊裙、帶著熱辣的踢腿舞再過來，就離開了。天氣很熱——典型的芝加哥天氣。我拖著疲倦的身體沿街道徘徊，餓得快要昏迷了，就在這時看到一家馬歇爾菲爾德大百貨商店。我進去請求見他們的經理一面，有人帶我進了辦公室，就見一個年輕人坐在辦公桌後。他語氣親切，我向他解釋說我第二天早上必須得準備一條褶裙，如果他肯賒給我，我能拿到薪水後很快還給他。不知道是什麼打動了這個年輕人接受我的請求，但幸運的是，他確實同意了。多年之後，當我再次遇見他——戈登·賽爾佛裡奇先生，他已經步入了富豪行列。我買好了材料：白的紅的布料用來做襯裙，蕾絲用來做褶邊。胳膊底下夾著這一大捆東西，我就回家了，結果發現母親奄奄一息，但她仍然堅強地連夜在床上給我趕製舞蹈服。她做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終於把最後一條褶邊縫完。我帶著這件舞蹈服回到了屋頂花園的經理那兒，樂隊已經準備就緒。
「配什麼音樂？」他問我。
我之前沒想過這點，但我回答：「《華盛頓郵報進行曲》吧。」這是當時最流行的曲子。音樂響起，我即興起舞，盡量跳得活力四射，經理相當高興，從嘴裡拿出雪茄說：「很好，你明天晚上過來吧，到時候我為你發一個特別公告。」
他承諾一周付我50美元，並且好心地給我提前預支了。
我取了個藝名，在屋頂花園獲得了不小的成功，但是這一切都令我生厭，所以在那個演出周即將結束、他承諾跟我續約並有可能做巡演的時候，我拒絕了。我們幸而沒被餓死，但是在用違背我自己理想的舞蹈努力取悅觀眾的過程中，我受夠了。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這麼做。
我想那個夏天是我生命中最痛苦的插曲，每次來到芝加哥看到它的街道都令我想起當時那種病態的飢餓感。
但就是經歷了如此的艱難，我最勇敢的母親從未說過一句打道回府的話。
有一天有人給了我一張記者名片，是個叫安布爾的女記者，她是一家芝加哥大型報社的副主編。我去見她，她高大、瘦削，頭髮火紅，55歲左右，我把自己關於舞蹈的夢想告訴她，她貼心地傾聽，還建議我帶母親加入「波西米亞」俱樂部，她說在那裡我們能遇到藝術家和愛好文學的人。當天晚上我們就去了那個俱樂部，它在一個高層建築的頂層，由幾個帶桌椅的舞廳構成，裡面擠滿了我所見過的最傑出的人，安布爾站在正當中，以恰似男人的聲音在召喚：
「所有優秀的波西米亞人，來吧！所有優秀的波西米亞人，來吧！」
每次她這樣呼喊的時候，大家就舉杯暢飲並歌唱應和。
這時我就在中間跳起我的宗教舞蹈。波西米亞人很困惑，他們不知道如何應對。儘管如此，他們仍認為我是個漂亮的小女孩，仍邀請我每晚去那裡和他們一起狂歡。
這群波西米亞人是個極其令人驚異的群體——包括各個國家的詩人、藝術家及演員。他們看起來只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全部身無分文。我甚至懷疑他們當中的好多人，就跟我們一樣，如果不是靠俱樂部裡的三明治和啤酒供給，根本沒有東西吃。而俱樂部裡的大多數食物都是由慷慨的安布爾提供的。
這群波西米亞人之中有個叫米拉斯基的波蘭人，他45歲左右，有著一頭濃密的紅色卷髮、紅鬍子和洞穿一切的藍眼睛。他通常坐在角落裡，口銜煙斗，以略帶嘲弄的微笑看著這群波西米亞人狂歡。但是我那些日子為之跳舞的那群人裡，唯有他，懂得我的理想和事業。他也非常窮困。但是他經常邀請母親和我去一些小飯館吃飯，或者帶我們坐有軌電車去鄉下樹林裡野餐。他特別鍾情於秋麒麟草，每次來看我都帶上一大捧，這些紅金色的花兒總是讓我聯想到他的紅頭髮和紅鬍子……
他是個怪人，兼具詩人和畫家身份的他打算靠在芝加哥做生意謀生，卻根本應付不來，幾乎餓個半死。
那時我只是個年輕的小女孩，難以理解他的悲傷和愛戀。我想在如今這個複雜的年代裡，沒有人會瞭解那個時代的美國人有多天真和無知。那時候我生活的理想就是純粹的抒情和浪漫，還從未跟男人有過肌膚之親、經歷過肉體之愛，很久之後我才意識到自己帶給米拉斯基的狂熱感情。這個45歲的男人以波蘭人特有的方式，如此狂熱地因為我這樣一個天真、無知的小女孩而陷入了愛河。母親對此一無所知，她還無意地給我們提供了多次單獨相處的機會。在樹林裡的長時間漫步及談心催生了心理反應，最後，米拉斯基再也抑制不住地吻了我，還請求我嫁給他，那時我相信這將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愛情。
劇團經理奧古斯丁·戴利但是夏天即將過去，我們的錢就快花光了。我認為在芝加哥待下去沒有任何希望，於是決定出發去紐約。但是怎麼去呢？有一天，我讀報紙瞭解到偉大的奧古斯丁·戴利和他的劇團以及明星艾達·裡恩來到了鎮上，我決定一定要見見這位享有最熱愛藝術之人及美國最具審美趣味的劇團經理美譽的大人物。在劇院的後台入口處，我站了好多天，一次又一次地報上名字請求約見奧古斯丁·戴利。他們告訴我說戴利太忙了，我可以見他的助理經理，但是我拒絕了，並聲明我有要緊事，一定要見奧古斯丁·戴利本人。最後，在一天傍晚，我終於見到了大人物奧古斯丁·戴利。他非常英俊，也知道如何在陌生人面前虛張聲勢，我被嚇到了，可還是鼓起勇氣開始了一個長而非凡的演講。
美國偉大詩人沃爾特·惠特曼「我有個好主意想告訴您，戴利先生，您可能是我們國家唯一一個能懂它的人。我發現了一種舞蹈，這是一種已經遺失了兩千年的藝術。作為當今最偉大的戲劇藝術家，您的劇院裡缺失一種東西，一種能使希臘劇院發揚光大的東西，那就是舞蹈藝術——悲劇合唱團，劇院裡少了它，就如同一個人只有頭和身體而失去了雙腿的支撐。我為您帶來了這種舞蹈，帶來了將使我們整個時代發生變革的這種理念。您要問我從哪裡發現了它，我在太平洋岸邊、在內華達山間搖擺的松浪裡親身體悟，我在落基山頂看到了新一代美國舞蹈的理想圖景。我國最偉大的詩人是沃爾特·惠特曼，我發現的這種舞蹈可以和他的詩相媲美，事實上我是惠特曼的精神之子，要為美國民眾創造一種得以表達自我的新型舞蹈。我為您的劇院帶來了它所缺失的生命的靈魂，舞者的靈魂。因為您知道，」我繼續說道，同時假裝沒有注意到這位偉大經理人不耐煩地打斷（「夠了，夠了！」）。「因為您知道，」我提高了聲調繼續道，「劇院的產生源於舞蹈，劇院舞台上的第一位演員就是舞者，他邊跳邊唱，這樣才誕生了悲劇；除非舞者帶著他自然的崇高藝術重返舞台，劇院才能具有真正的自我表現力。」
奧古斯丁·戴利不清楚是什麼使得這個瘦弱的陌生女孩膽敢用這種方式在他面前長篇大論，他只好答道：
「好吧，我即將在紐約上演的啞劇裡面有個小角色，10月1日你可以來排演一下，如果合適的話我們就用你。你叫什麼？」
「我叫伊莎朵拉。」我回答。
「伊莎朵拉，好名字。」他說，「好了，伊莎朵拉，那我們十月一號紐約見吧。」
我滿心歡喜地衝回家向母親「匯報」。
「終於，」我說，「終於有人賞識我了，媽媽，我被偉大的奧古斯丁·戴利錄用了，10月1日我們就在紐約啦！」
「嗯，」母親說，「但是我們怎麼去弄兩張去紐約的火車票呢？」
這還真是個問題。後來我有了主意，我給在舊金山的朋友發了個電報，內容如下：
成功簽約。奧古斯丁·戴利。「十一」必達紐約。電匯100美元旅費。
奇跡發生了，錢匯到了。
不僅錢匯到了，得知電報的消息，姐姐伊麗莎白和哥哥奧古斯丁確定我們的轉機就要來到，他們也過來了，我們全部滿心狂喜飽含希望地坐上了去紐約的火車。我想，我就要得到世界的認可了！不過，如果我預先料到將要發生的令人厭倦的事情，可能會失去前行的勇氣。
得知我要離開的消息，伊凡·米拉斯基悲痛欲絕。但是我們發誓永遠相愛，我向他解釋一旦我在紐約獲得成功，我們結婚就不成問題了。並不是我相信婚姻，而是我想讓母親高興。那時我還未拿起武器為我後來所為之抗爭的自由之愛而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