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寒紀——一身慘綠,四境深藍,我行方踽,一片大寒。

1954年我十九歲,以高中二年級肄業身份考大學,誤入台大法律專修科,就是後來的法律系司法組。入學日期,是1954年9月14日。在課堂上,我極為頑皮,喜歡挑老師的錯。當時「司法行政部部長」林彬老師教我「刑法總則」,有一天他講到李大釗的死,講錯了,我立予糾正,他很有雅量更正。還有一位孫嘉時老師,做過建國中學校長,人很渾,又教的是「三民主義」,更是我糾正的對象,兩人甚至在課堂上吵起來。教我英文(「英美法學名著選讀」)的是曹文彥老師和桂裕老師。桂裕老師學問淵博,又高壽,四十年後我辦《求是報》時,還有信給我。最有趣的,是他的英文滿口上海腔,並且念出的重音多於應有的重音,把自由liberty念成「癩屄利台」,我聽了大笑。教我「中國司法組織」的是徐世賢老師,他也高壽,他一輩子做的最大好事是配合他的老師林彬創辦法律專修科,一輩子做的最大壞事是提拔了一個大酷吏大渾蛋——他的女婿李元簇是也。教我「國文」的是曲穎生(顯功)老師,燕京大學出身,寫過《韋莊年譜》,他謙虛有禮,對我的國文程度一再讚揚,日後還請我到他家吃過飯。教我「經濟學」的是王作榮老師,那時他三十三歲,初來教書,還是生手,有一次畫曲線圖「巷」住了,竟畫不出來了。他是很有才華,也很有啟發力的。表情雖然嚴肅得像張撲克,但也會突然笑一下。我有次劈頭大聲將他一軍:「三民主義到底有沒有缺點啊?」他應聲脫口而出:「當然有啊!」我追問:「缺點在哪裡啊?」他厲聲回答:「我不敢講啊!」然後突然笑一下,全班為之哄堂。我離台大法學院後三十四年,幾次看到他早起獨自快步於大馬路上,風雨無阻。有一天在敦化南路和平東路口兩人對面碰到,我問他還記得他有個學生叫「李敖」嗎?他說,人家說李敖是他學生,沒想到今天有緣重逢。後來石齊平約我們見面,自此偶相過從、吃飯聊天,我義助章孝慈舉辦拍賣預展那天,他還親臨送花捧場。他跟高新武他們打筆仗的時候,我還參戰衛護過他。1989年4月4日,他有信給我:

敖之兄:

近因散步路線縮短至居住附近地區,難有把晤機會,甚覺悵然,承贈大著及在《世界論壇報》所發表之專欄,雄風依舊,文采燦然,仍有大材小用之歎也。承支持,順致謝意。榮實無意與人爭一日之短長,陸嘯釗兄請代致意。榮近出版財經文存一本,錯字太多,現正在改正再版中,俟出書,當奉上二位各一本,以求惠正也,即頌

著祺

弟王作榮拜七十八年4月4日

可以看出他在禮數上的周到。1993年11月19日,他還特別下帖子,在天廚餐廳請了一桌酒席,有石齊平、傅棟成等多人,延我坐上座,因為我是他最老資格的學生。歸來我有日記如下:

王作榮請於天廚。

王作榮對我說:「當年以為人老了那樣,我一定不那樣。結果今天就是那樣。」

我說王老師應為支持李登輝「贖罪」。大家大笑。

石齊平說李敖說坐牢的時間上帝不算。王說:「上帝不算?有這種好事我也去坐牢。」

很不幸的,後來為了他支持李登輝,寫了許多馬屁文章,犯了我怒也犯了眾怒。最後一次,我們在湖北一家春吃飯,我當面指著他說:「老師啊,請你搞清楚,現在恨你的人比恨我的還多。」此後為了我公然陸續舉證指責他不該支持李登輝,兩人關係疏遠了。不過在他胃癌開刀時,我還是到醫院看他,留名片而去。他出院後,對我敬而遠之,禮數也不見了、信也不寫了、飯也不吃了。師生之誼,竟為一個雜碎李登輝而絕。王作榮老師當年介紹李登輝入國民黨,他們關係甚深,他告訴我一個秘密:人家說李登輝曾以《出埃及記》中摩西自比,這不是真的,因為李登輝曾告訴他:摩西其實是蔣氏父子,他們「出中國記」,來到台灣。王作榮問你不是摩西你是什麼?李登輝神秘一笑,答的竟是:「我是耶和華(上帝)!」1998年7月6日《商業週刊》有專文報道《李敖談王作榮——王作榮晚節要保就得大義滅友》,其中有幾段說:

四十年前,曾經是王作榮學生的李敖對他的老師做了一番深入的剖析,他強調:「王作榮應該為過去支持李登輝而贖罪,以自己下台逼李登輝下台!」……

雖然李登輝與王作榮淵源深厚,但是李敖卻以王安石的詩勉勵自己的老師:「公自平生懷直氣,誰能晚節負初心。」政壇也曾流傳一則笑話,保險公司對王作榮有三不保:「天災不保、人禍不保、晚節不保。」

為了晚節,李敖說:「起來吧!王作榮,現在的你不是真正的王作榮,王作榮有王作榮的干法。」他以一個歷史上的例子說,12世紀時有一位英國主教名叫貝凱特,他與國王年輕時是酒肉朋友,也曾當過儲君的家庭老師,後來國王登基,將貝凱特納為心腹,並封為坎特伯利大主教,等於是一言九鼎的宗教頭子,但是為了維護主教的權力,竟與國王鬧翻了,國王乾脆派人殺了他,不料卻引起公憤,最後只好罰殺貝凱特的武士在他的墳前看墳,以平息眾怒。李敖認為,王作榮應該要有貝凱特的骨氣,為了國家,請彈劾李登輝下台。……

李敖要求王作榮要「大義滅友」、「敢打老虎」,成為中華民國開國以來第一位彈劾總統的監察院長,以留名青史,傚法凱撒被刺時,他最要好的朋友、刺下最後一劍的布魯圖斯所言:「不是我愛凱撒少,而是我愛羅馬多。」

王作榮桃李滿天下,可是他曾對家人說:「李敖是我眼中唯一的天才。」……

整體而言,李敖認為王作榮「炮轟」李登輝有四大原因,首先是王作榮自己老了,再加上身體不佳,想在最後留名青史;其次是知識分子的良知在發酵,使王作榮一直處於天人交戰中,深恐一世英名毀於旦夕;再則是湖北人的風派性格發酵;最後則是外省人給他的莫大壓力。……

「有知識分子的風骨,但也有湖北人滑頭的性格」,這是李敖對王作榮性格的定論。在心態上,李敖以過去對老師的尊敬,仍不忘期盼王作榮:「要以高風亮節,給李登輝難看!」絕不可能「又要做好官,又要做好人!」

這是我對身為「監察院長」的王作榮老師的最後諍言。回想四十四年前的師生因緣,恍然如昨。被改寫的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名言有道是:「吾愛柏拉圖甚於余物,吾愛真理甚於吾師。」西哲風範與決絕,唯我有焉。

我在1955年6月27日自動辦理退學,那時法律專修科已確定改制司法組,但我毅然決定離開了。後來談到台大法律系司法組,發現我的輩分甚高。「名流」中,司法組1956年次有蘇秋鎮、紀鎮南、胡述兆;1957年次有李敖、陸嘯釗;1958年次有呂傳勝、許家琛;1959年次有朱石炎、翁岳生;1960年次有張麟徵、張德銘;1961年次有施性忠、林奇福、古登美等。

在法律專修科那年的4月25日,正好是我二十歲生日,生日後兩天,爸爸死了。我因反對傳統「把活人弄成死人,把死人弄成鬼」式的喪禮,力持喪禮改革。台中一中我敬重的國文老師鄢曾蔭先生婉為勸我說:「李敖你讀書明理,按古禮,不能這樣幹吧?」我說:「按古禮,按《易經》是『喪期無數』;按《墨子》是我母親要殉葬;按《禮記》是我父親不能火葬……今天我要真行古禮,更不得了了。」他見我學識淵博,我的禮比他還古,為之語塞。爸爸死後,有一位老先生特別奔走,料理後事,他就是人稱「沈二爺」的沈銘三先生。沈二爺因為輩分是外祖父級的,我們稱他「二太老爺」。他是典型的中國正派仕紳,愛護朋友,對朋友的忠心可靠,給我極深刻的印象。他跟爸爸的交情極深,他生在1887年(民國前二十四年,我則是民國二十四年,正好前後各二十四年),比爸爸年紀大,他對國民黨來之前的政治社會,有著微妙的眷戀。他不相信國民黨,認為國民黨自私、沒原則、不可靠。當跟他同歲的國民黨蔣介石弄出了簽訂《中蘇友好條約》、讓外蒙古獨立的消息傳來時候,他氣憤地對爸爸說:「璣衡,你看,國民黨在賣國!」後來局勢逆轉,國民黨收繳全國黃金以發行金圓券時候,他基於對國民黨的不相信,堅決不肯拿出黃金來兌換,他說他寧肯被查出來,黃金沒收、人槍斃,他也不要給國民黨來騙。沈二爺的不相信是正確的,金圓券很快就崩潰了,他保住了他的黃金,憑這些黃金,他有了逃難的本錢,最後逃到台灣來。爸爸死的時候,沈二爺在大熱天裡,四處奔走籌募「李鼎彝先生子女教育基金」,有恩於我,使我們能夠完成學業。他因為是前安東省主席高惜冰的親戚,得在彰化紗廠做個看門的小職員,八七水災時盡忠職守,在水淹及桌的桌子上站了一天一夜。他得享大年,九十六歲才死。沈二爺沒受過什麼新式教育,愛看的只是一部書——明朝呂坤(新吾)的《呻吟語》。《呻吟語》是中國正人君子的教科書,在沈二爺身上,我看到了正人君子的一個典範。沈二爺使我對朋友之道,變得甚為古典,我變得喜歡交夠朋友的朋友,這些朋友,都是舊式的。我對工業社會裡的朋友之道一概不欣賞,我覺得那種友情現實、速成,而易消,因此我的朋友不多,我很挑剔。但成為我的朋友的,我就忠心耿耿,他們對我,也是一樣。不過隨著各人際遇不同,也有的老朋友過分偏離,當然也就漸行漸遠了。因此我才有一句名言:「新朋友,不交;老朋友,遇缺不補。」我對老朋友的限制名額式的珍重,由此可見。

我是1955年二十歲進台大歷史系一年級的。頭一年誤入法律專修科,原因是聯考時總成績被數學拉下來。所以這一年重考,必須加強數學分數。幸虧我台中一中的老同學胡家倫指導有方,他為我惡補一陣,結果數學考了(不如說背出了)五十九分,不但考上歷史系,並且名列前茅。由於對中學教育和法律專修科的不滿,考取歷史系可謂一償夙願。進台大文學院的拱門,呼吸著遠比中學自由的空氣,我一度感到滿足。可是,很快地,大學的生活使我深刻瞭解所謂高等教育的一面,它令人失望的程度比中等教育猶有過之,尤其是我身臨其境的文法學院,其荒謬、迂腐已經到了不成樣子的地步,六七個大學外文系的大一英文教師甚至搞不清文學家薩羅揚(William Saroyan)是誰;而法律系的一些師生,卻連大法官布萊克(Hugo La Fayette Black)都不知道!我在學院裡生活,可是卻對學院的空氣感到十分不滿,大學教育帶給人們的不該是讀死書、死讀書、甚至讀書死,它應該真正培養出一些智慧的人才,培養出一些有骨頭、有判斷力、有廣博知識,同時又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但是,事實上,大學教育在這方面可說是失敗的,大學生很少能獨立思考、獨立判斷、特立獨行。他們只會抄抄筆記,背背講義,然後走進教堂或舞會,在教堂裡,他們用膝蓋;在舞會裡,他們用腳跟,他們的神經系統已經下降,他們不會用腦筋!

大體說來,台大文學院四年,雖然不無閱歷、不無師承、不無交遊,但基本上、內心裡,我是孤寂的、自負的。一方面我深感沒有可被我取法的「大宗師」,一方面我又深感沒有可與我並駕的「振奇人」,所以基本上,在心境上,我是一個獨行者。雖然如此,我也抱著「暫與俗人偕」的態度,與人和光同塵,偶有鴻爪可記,也頗發噱:

一、我重考改入台大文學院後,因抽籤住校未中,又沒錢在外租房,只好在溫州街73號台大第一宿舍與陸嘯釗同擠一張床,雖然有時鬥嘴氣得不講話,但在不講話中,陸嘯釗還是送水果給老朋友吃。陸嘯釗與我交情長達四十四年,深知我為人。1991年10月2日他對陳良矩說:「李敖為人,絕不先向你開槍。但你先向他開槍,他就用機關鎗打死你。打死以後,還要補上一陣槍。」真知我之言也。

二、後來我分到第七宿舍,與張京育同房。張京育人還可以,但其貌不揚,像個拉三輪車的,並且愈老愈像。四十年後,他和他太太俞雨娣請我和汪榮祖、陸善儀、劉顯叔、陳烈在台大校友會館吃了一頓飯,飯難吃無比,陳烈吃的牛排且未化冰,我們都不能吃完,但他卻津津有味,全部吃光,原來他的好胃口也是三輪車伕式的!

三、台大校本部送報生,原由台靜農的兒子擔任,後來轉給莊因,莊因轉給我,我轉給陳彥增、孫英善,陳彥增、孫英善轉給張丕隆他們。有一天我看到報販子在送報,乃問張丕隆怎麼回事。張丕隆說:「你們真笨,一個個大清早起自己送報!我們卻把權利轉包給報販子了,每月抽頭,鬼才自己送報呢!我們不做勞工,做資本家啦!」

四、機械系高才生盧保,為人溫和、用功而節儉。開學時從南部北上,他母親給他十個鹹蛋,他慢慢吃,吃了一學期,放假回家,還帶回去半個。

五、在台大,住第一宿舍第四室最久。同房間先後有翁松然、陳彥增、莊因、王建人、陳良矩、孫英善、陳鼓應、陳又亮、李耀祖等人。陳又亮年紀最小,慧黠可愛。有一次我跟李耀祖衝突,扭成一團,陳又亮衝過來勸架不成,突然大叫:「你們踢到我睪丸了!我疝氣病給踢出來了!」說著就握著小雞鬼哭狼嚎起來,大家一時驚愕,武鬥自停。這時陳又亮破涕為笑,原來是假借卵子來退敵的。

六、陳又亮後來在美國得博士、做教授。二十多年後回台灣看我,說:「我一看到過去的老情人,就對她們丈夫感謝萬分。——所有老幫子都歸他們,所有新枝嫩葉都歸我,焉能不感謝、焉能不感謝!」

七、陳又亮的女朋友,多看來既老且大,像他媽媽。我笑他有「戀母情結」,結果滿校園是情人,滿校園是媽。二十多年後我再見他,他說:「我做愛的時候,一邊叫床,一邊喊媽。」我哈哈大笑。

八、第四室同房法律系司法組第一屆的王建人,此公非常制度化,一切都有板有眼。最有趣的,是他時常自己批自己的「公文」。在他案頭日曆上,常常出現這樣的自問自答:「某月某日,有某某講演。決定:不去。」「某月某日,有某某社郊遊。決定:去。」看到他這樣自己批自己的「公文」,我打趣他,我說你何必這樣子脫了褲子放屁啊?他不以為忤,反倒說,這是家教。我問什麼家教?他說他爸爸規定,兒子們有任何事或請求,都不可逕自面陳,一定得先寫書面報告,給爸爸批。他們家裡就這樣「公文」來「公文」去的,所以他養成習慣,也就自己過癮了。我問他你爸爸過去在大陸是否做大官?他說是呀,可惜到了台灣,吃不開了,只做個「立法委員」。我說原來如此!「王爸爸」叫王述先,真是妙人!他自官場上退下來,可是官癮未退,沒了衙門,以家做衙門;沒了屬下,以兒子做屬下,於是從繳學費、繳電費、繳水費到買電影票、買衛生紙、買花生米,都無一不可大批特批一陣,以過乾癮。國民黨淪落到台灣做政治窮措大,但還是「孔乙己」派的,「王爸爸」只是其中小焉者也。「王爸爸」的積習難改,不是他個人的事,這種「報告狂」,其實師承有自,來自蔣介石。國民黨出版的《蔣總統與中華民族同壽》一書,是一部馬屁大全。其中最全的,是張群的一篇《我們對於總統言行的體認》。這篇文章集合了「總統府」的大小文學侍從之臣們的馬屁,每人拍一段。在第八節「總統之嚴肅家風」項下,有蔣孝傑署名的一段:「總統在家中,不論對人對事,都非常認真嚴肅,大公無私,即如蔣部長經國、蔣校長緯國欲晉見時,亦必須先行報告,獲得允許,方可進去。」可見「報告狂」之祖,乃「王爸爸」的主子蔣介石也。

九、歷史系高我一班的馬宏祥,我們叫他「老馬」,他是我好朋友。有一天陳彥增和我,同他在學校前面打彈子,他把我們打敗。我們先走了。時已深夜,我們藏在校鍾下的矮叢裡,決心在老馬歸途,嚇他一下。不久老馬低吟而回。陳彥增和我,雙雙以外衣蒙頭,邊跳邊叫而出。老馬大叫一聲:「是鬼啊!」這時我們已笑得腰都直不起來了。

十、大二時候,我選了姚從吾老師的「遼金元史」。此公挺著一個大肚皮,講課時最喜歡用手去揉搓,滿頭白髮,造型厚實樸拙。他一大把年紀,卻對我們滿口自稱「兄弟」。第一堂課下來,班上女生眾口紛紛,笑謂他怎麼跟我們稱兄道弟呀?他那麼老,被他稱「兄弟」,多倒霉呀!

十一、姚從吾老師有滿口亂牙,我從沒見過一個人有那樣亂的牙。他的牙,每顆都很大,並且N多,我始終懷疑他不是「重瞳」而是「重牙」,牙齒比一般人要多。當然我這樣說,毫無根據,但從亞里士多德把他老婆的牙齒數目搞錯一點上看,這種牙多之感,可見也不唯我獨有也!

十二、姚從吾老師長得一副中原老農相,這副相其實救了他。他在河南大學校長任上,共產黨打開封,他在亂軍之中,能夠逃出虎口,吉人農夫相之故也!吳相湘老師在《姚從吾師盡瘁史學》中回憶,說姚老師當時「化裝為一老農」得以逃出,我看了,一直暗笑——姚老造型原裝即一老農,又何需化裝啊!

十三、姚從吾老師學名姚士鱉,從德國留學回來,做北京大學歷史系主任。他雖喝過洋墨水,但是出身河南襄城,人還是土土的。學生們乃把「姚士鰲」戲呼為「姚土鱉」,深為他所忌,乃用姚從吾之名代之。有一次同我兩人照相,洗好後,我送他一張,背面題「士鰲老師惠存」等字樣。後來一個偶然機會,又看到這張照片,背後「士鰲」兩字已被他偷偷塗去,自改為「從吾」矣!

十四、姚從吾老師待子甚嚴,他的兒子姚大湘,在台大地質系唸書,在校園遠遠地看到老子走來,必繞道而過。四十年後,我在東吳大學教書時,姚大湘還來聽過兩堂課,送我一本《姚從吾先生紀念集》,深情可感。

十五、方豪老師教我「宋史」,他是神父,我們偷叫他「洋和尚」。他告訴我,他學做神父,可管得嚴,教會不准他們念英文,他的英文是偷偷在廁所裡學的。我說:「你們神父在廁所裡學的東西可太多了!」

十六、美國賓州愛丁堡大學李紹昆教授寫了一封信給我,並附寄他的《哲學·心理·教育》一書。書中有《悼方豪神父》一文,提到讀了我的《方神父的驚人秘密》後,「感慨殊多」。乃「匆草此文,非但痛吊老友,亦所以為我們本家『續貂』也」。李教授「續貂」文中透露,顯然方豪雖為神父,但是家有「表妹」和「外甥」同居,不無蹊蹺。其實,從天主教歷史來看,這一蹊蹺,又有何難解?英文中有nephew一字,梁實秋《遠東英漢大辭典》解做「侄兒;外甥」。這是不夠的。《韋氏字典》(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對這字有另一解釋是an illegitimate son of an ecclesiastic,中文意思,正是「神職中人的私生子」。可見神父家有「表妹」與「外甥」,實在由來已久,且有英文專字彰其德,神父固多兼任表哥、舅舅耳,李教授何必大驚小怪哉!

十七、外文系洋神父傅良圃(Frederic Joseph Foley S.J.)教授,人呼以Father Foley,大禿頭,為人風趣。有一次在台大草坪上聊天,他指著他的生殖器做鬼臉,說:「useless」(沒用了的)。蓋神父理論上不能用於女人,只能用於小便也。

十八、在北京念初一時,買了一本李玄伯的《中國古代社會新研》,喜歡該書見解奇特,不料七年以後,我竟上了這書作者的課。李玄伯即李宗侗,這位老師,待人彬彬有禮,他有自備三輪車,在路上碰到我,一定請我上車,送我一程。我後來在《文星》,還為他出過書。

十九、教西洋史的劉崇鉉老師是系主任,為人甚笨,上課時講得頭緒混亂,但這種混亂,還是頭天晚上開夜車準備的。我出售家藏影印百衲宋本《資治通鑒》時,他用毛筆寫信給我,老輩風範,展現無遺。

二十、夏德儀老師教「中國通史」,冬天一襲長袍,但夏天不穿。他看到我夏天還穿,對我說:「你比我還頑固。」此老高壽,移民美國後,還誇李敖文章不絕。

二一、勞榦老師教「秦漢史」,上課時片紙不帶,隨口說出,其功力真不簡單。後來我在《文星》,他有信來,我還為他出了書。

二二、吳相湘老師是最能啟迪學生、幫助學生的,他對我施教四十多年,至今未斷。1987年,他七十五歲時從美國寫信來,讚美我寫的《孫中山研究》,並說:「兄於是書對湘時有念舊情殷文字,尤使湘感動。回憶三十年前往事,真『當時意氣論交人』。」兩人師生之情,於斯可見。

二三、吳俊才老師教我「近代印度史」,他要同學交筆記,我從來不記筆記,實在交不出來。我花了幾個小時,寫了三十五張卡片,敷衍上去,且在前兩張極力攻擊記筆記。我說:「大學為自由研究學術之地,研究之方法亦各自由。」「累牘連篇千冊一律之筆記實非必要。大學生之治學方法貴乎參考眾書獨立治學,不當株守筆記以應考試及先生審閱也!」吳俊才老師是有眼光的人,他居然在班上不誇獎別的抄筆記的同學,而大大稱讚我一陣!

二四、歷史系有西洋史教授,叫張貴永,道貌岸然,待人甚吝。有一天家中下女事情做完,要提前一刻鐘下班,不料他卻站起來,脫下襯衫,說:「你還可以洗一件襯衫。」

二五、另一教西洋史教授,叫楊紹震,學問極差,卻又喜裝腔作勢、做洋紳士狀。上他「西洋通史」課時,我常用假史料作弄他,他佯作知道,其實一無所知,也不可能有所知,因為從來沒有那種史料。後來此人到東海大學去了,為了多賺一點錢,曾向校方哭訴,請求多發他津貼雲,傳為笑柄。

二六、歷史系有一極頑固老教授,叫徐子明,痛恨胡適。他演講時到處說:「我當年親眼看見胡適一手把毛澤東提拔起來!」說時還用右手拇指食指交接,手心向下,手背向上一提,做提拔狀。因為痛恨胡適,連帶痛恨白話文,他說白話文是狗叫!姚從吾問他:「既然白話文是狗叫文,你為什麼口中講白話?」他憤然答曰:「我跟狗說話,不能不狗叫!」當時胡適系的學閥們整他,把他開的選修課故意排在其他必修課同一時間,以達到沒學生選他的課的效果,讓他自行了斷。可是汪榮祖一個人跑去選了他的課,他雖只教一個學生,但怡然自得,氣派不衰。他罵人,把「他媽的」發音成「塔馬滴」,口音使然也。

二七、徐子明自稱做過文學院長沈剛伯的義父,真相不詳。沈剛伯教「英國史」,但我沒選過他的課。我在《文星》時強力批評過他,說他太懶等。後來在胡之偉(胡志偉)、趙萬年的婚禮上,他還向我打趣,說:「我這文流氓鬥不過你這武流氓。」

二八、教「中國近代史」的李定一,我沒選過他的課,他是書獃子,上課時說他一生只知道一位電影明星,名字叫作「瑪麗『夢蓮』露」(Marilyn Monroe,譯名應為「瑪麗蓮·夢露」)!其實這種有趣的孤陋寡聞也不止李定一,胡適亦然。胡適知道遠在天邊千萬人所不知的神會和尚,卻不知道近在眼前千萬人皆知的大明星瑪麗蓮·夢露,引得人們大笑。

二九、黃祝貴老師教國際形勢一般科目,以兩手空空、口若懸河方式上課,足見其博聞強識。他跟我談得來,曾到我宿舍看我,並簽名送我書。不料三十年後,跟我同屆的李遠哲在1991年教師節致辭時,特別向黃祝貴老師表示敬意,並感性地說:「在台大,經過三十多年仍能留下這麼深刻印象的老師還不太多。」我猜李遠哲這次莫名其妙、生硬而唐突表態,似與我揭發他對恩師王企祥負義行徑有關。——他抓個毫不相干的黃祝貴來墊底,以洗刷他不是不尊師重道的。我想黃祝貴對這突如其來的感性戲,一定一頭霧水也。

三十、我在大學從不作弊(但為了抗議軍訓課,考軍訓時,大家交頭接耳過),因為我不屑作弊,我也不需要好成績,我覺得做一個真的我,比有一些假成績重要得多。有的同學成績不錯,但因作弊,成績更好了,丘宏達諸位是也。

台大同學中,有兩位死去的,一位是歷史系的華昌平,在歷史系他班次低於我,卻常來與我談大問題。後來他無法解脫,跳海自殺了。——他是海軍游泳選手出身,居然要把自己淹死,求去決心,亦云壯烈。另一位是醫學院的王尚義,他在台大學醫七年,但畢業之日,即是死亡之期。他得肝癌臨死時,我在他身旁,美國女傳教士也在旁勸他重信耶穌,他點頭同意。在他生前,我是一位跟他並不「投機」的朋友,我並不喜歡他。我覺得他不成熟,多其不應多之愁、感其不必感之感。他沒有定見和深度,今天信耶穌,明天拜居士,後天又躺在床上,為失落的自我而哀鳴,死前又重信耶穌。我對他的總括印象是他太浮動,甚至太好虛榮。當然他的興趣很廣,人又聰明,多才多藝,自然可交到一大堆跟他同一氣質但卻遠不如他的渾小子們做朋友,自然也可投合一般跟他同一氣質卻遠不如他的渾小子們,使他們成為他的「忠實讀者」,這種「忠實讀者」,在尚義早夭以後,再對他油然而起了一種悲劇意味,這也是他的「遺著」比他的「生前作品」較受歡迎的一個原因。王尚義去世後,我受他妹妹王尚勤之托,幫了一點忙。那次經驗,使我恍然大悟「自命為尚義的好朋友們」到底是一副什麼樣子。這票人以「尚德」自勉,其實最先失態;以「耐冬」自期,其實最早凋零。王尚義死後,這票人沒有一個成才的,這也證實了一代青年中,真正出現高明光大的偉大人物是多麼不容易,偉大人物是不世出的,而我恐怕是歷久彌新的唯一一位。台大有史以來,從未能出現像李敖這樣偉大的人物,就好像普林斯頓有史以來從未出現像費滋傑羅那樣偉大人物一樣。台大、普大可以人才輩出,但論偉大,卻只有一人而已。1983年6月,木令耆在海外發表《王尚義與李敖——一個時代的兩種表現》,文章中說王尚義和李敖他們有「脫離了母系環境,少年被移植後的失落惆悵」的處境,是真的;說「正當他們開始有些對人生認識的知悟,正當他們想迎風而飄,隨著祖國歷史的潮流向前邁去,他們被父母帶到一個陌生的小島,他們與祖國正動盪著的新時代隔絕了。從此他們受到拘束,身心受到壓制,如同正向藍天方向上長的幼樹,忽然被放在木匣子內,既看不見天日,也無伸展之地」,也是真的。木令耆分析王尚義和李敖「一個時代的兩種表現」,在李敖是「硬性人物」、王尚義是「軟性人物」的主線上,也分析得很不錯。不過木令耆在行文中有一個大錯誤,說李敖「不做偽君子,寧做真小人」等話,顯然是誤讀了我的文章了。我在《十三年和十三月》原文中,是這樣說的:

我最討厭裝模作樣,如果在「偽君子」和「真小人」之間必須選擇一個,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後者。這種性格使我在許多事情上表現得「一馬當先」——當先去做「壞人」。最顯著的一個例子是我二十歲時父親的去世。我父親死後,按照傳統,要燒紙、誦經、拿哭喪棒彎下腰來裝孝子,可是我不肯這樣為「吊者大悅」去做「偽君子」,我的喪禮改革在兩千人的送葬場面前挨了臭罵,可是我不在乎——我是「真小人」!

我這裡明明憤世地指出:「如果在『偽君子』和『真小人』之間必須選擇一個」的條件下要我選,我才「寧做真小人」,並不是一開始就以做「真小人」為職志。木令耆說我「不顧自己的尊嚴,犧牲君子尊嚴,披上殉道的斗篷」等話,倒是實情。我寫《論犧牲自己的名譽去奮鬥》一文,就特別點破這點。多少年來,在國民黨堵塞每一種管道的暴政下,大丈夫「沒有正常的用武之地」,要想出頭,難免要有一些世俗眼中的「花招」、個性、新聞性,但這些招數使出來,你就不可能有「正人君子」的「清望」形象了。施性忠明明是大丈夫,但他「犧牲自己的名譽去奮鬥」下來,卻被部分淺人以丑角、以卓別林視之,視正常為反常,這種代價,是我們志士仁人不得不付出的。木令耆說李敖「他身經百戰之後,依然凜凜抖發英姿」,正因為我們有「不顧自己的尊嚴,犧牲君子尊嚴,披上殉道的斗篷」的氣魄,我們才能一戰再戰、拆穿偽君子啊!木令耆說:「李敖的成功,是他有脫離悲劇的能力。他能轉悲劇為喜,他成為一個喜劇人物,而不是小喜劇,是莎士比亞的大型喜劇人物。」「王尚義呢?他是希臘古典悲劇人物。」「這兩人處在同一個時代,一個滅亡,一個出頭。」是真的。王尚義的悲劇,乃在他根本就是一個「軟性人物」、一個弱者。但我永遠不明白,這麼善良、這麼有才華的青年人,為什麼不把自己打造成男子漢,而要變嗓成娘娘腔,最後肝癌上身、憔悴以死?為什麼死的不是敵人,而是我們?為什麼「軟性」的不是敵人,而是我們?王尚義全錯了,他在「一個時代」裡,完全做錯了表現。——在「一個時代」裡,只該有一種表現,那就是戰鬥的表現、男子漢的表現、把敵人打得哇哇叫的表現。可惜王尚義不懂這些。從這些陽剛的角度看,王尚義的早夭,毋寧對他是好的,否則他活得愈久,就愈可能淪為「男瓊瑤」,這樣多要命!王尚義死後多年,我感而有詩如下:

又信基督又信佛,口似黃連心似婆,

自古失敗在嘗試,可知傳法有果陀?

自信頗能道出王尚義的悲劇所在。王尚義雖然多愁善感,但笑起來,卻也爽朗得很,毫無保留。不過我有一次看到他的笑中帶苦。一天我們兩人在杭州南路午飯,店中收音機播出新上市的歌曲《小桃紅》,歌聲中「叫一聲小桃紅……就使我想起從前」幾句,迴腸蕩氣,哀婉動聽,王尚義若有所思,一再為之擊節,沒過幾天,就傳出他得了肝癌,不久就死了。

台大同學中,有一人值得特別一提,就是施啟揚。施啟揚是我台中一中高一同班,到台大後,來往不斷,相處甚得,甚至一起偽造文書,幫孟大中逃避兵役呢。我的大學畢業論文題目是《夫妻同體主義下的宋代婚姻的無效撤銷解消及其效力與手續》,寫作過程中,因為牽涉到中國法制史,特別到法學院找材料。施啟揚陪我,拜訪了戴炎輝教授。後來我發現原來戴炎輝的著作,多是抄襲日本學者仁井田升的,特別告訴了施啟揚,他大吃一驚。那時他也研究中國法制史,可是法學院的仁井田升及其他有關法制史的著作,都被戴炎輝借走,別人都無法看到,他乃向我借去不少。施啟揚在1958年畢業於台大法律系法學組,並以第一名考入台大法律研究所,同年10月又考上高考狀元。論者以為施啟揚一定非常用功,其實不然。事實上,他是一個考試匠。他所知不多,但有本領在考場一小時內,用他清楚端秀的寫字,把所知發揮得淋漓盡致。因此在「考工記」上,佔了大便宜。他平時在宿舍不是最用功的,玩牌時間很多。他的天資也不高,悟性尤差。有一天在我宿舍,和孟大中等看漫畫,別人一看就笑了,他卻看不懂。1961年年底,我在《文星》開始興風作浪。後來施啟揚退伍,時相過從,他的法制史研究幾乎全靠我提供資料。他出國後,為《文星》寫過一篇稿子——《從歌德學院到海德堡大學》。並寫信來,提到德國學生為爭言論自由舉行示威,他「也跑去湊熱鬧」之事,可以看出施啟揚的熱情一面。在他留學期間,發生了彭明敏、謝聰敏、魏廷朝被捕案,這案當事人是他的老師和同班同學,聽說他曾寫信回來向台灣當局抗議。五年以後他回國,與我來往較多。到了第二年,1968年,他跟國民黨當局的情況開始變化,他做了「國際關係研究所副研究員」,兼任國民黨「中央設計考核委員會委員」。這年5月13日,他打電話告訴我,說看到4月23日的香港《大公報》,有張其義寫的專欄文字,標題是「台灣的『文星集團』事件」,可看出中共方面如何看文星被封,請我注意。這時他日漸「歸正」,我則因《文星》已垮,處境日惡。這年10月28日,他和李鍾桂在台北中山堂光復廳結婚,由「國際關係研究所主任」吳俊才證婚,在所有他的外省同學中,只請了我一人。施啟揚結婚後,夫妻兩人,相激相蕩,求仕之心愈濃,物慾也愈強。有一次我賣了一套《古今圖書集成》給「國際關係研究所」,他居然從中要了我的紅包!那是1969年1月26日,紅包是當時價值新台幣兩千八百元的《社會科學國際百科全書》(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虹橋書店翻印的,原版要當時美金五百四十元。為了使《古今圖書集成》順利賣成,我送他了,但是心裡一直覺得不是味道。因為書是我直接寫信給吳俊才老師賣成的,施啟揚實在沒有攔腰打劫的道理。我回想起他回台時一直表示羨慕我有小汽車的事,我想這位老朋友一定窮瘋了。有一次,有外國友人向我要台灣鉗制言論自由的法令,為了使譯名準確地出自法律行家之手,我到施啟揚家,請他代譯成英文。他猶豫了一陣,慢慢翻譯出來。為了使他安心,我機警地當場照他的譯稿抄了一份,不帶他的筆跡出門。不料到了門口,他忽然冒出了一句話,他說:「李敖兄啊,也該為政府留點餘地啊!」我聽了,大吃一驚。我所認識的施啟揚怎麼說出這種話!我心裡想,這位老兄大概跟國民黨搭線搭得有眉目了。我很不高興,義形於色,說:「啟揚啊,這樣的政府,它給我這種人留了什麼餘地呢?」從此以後,我就沒再見過他了。後來在我坐牢五年八個月期間,施啟揚已全面國民黨走狗化,官愈做愈大。1981年8月10日,我第二次政治犯入獄半年,這案子表面上是蕭孟能告我,骨子裡卻是王異等政治力量介入整我。我出獄當天,即揭發獄政黑暗,終於促使了李元簇的下台,陰錯陽差地,施啟揚反倒成了受益人——升任「法務部長」。施啟揚的升任「部長」,基本原因,是他深知為官之道,為人全無鋒芒與野心,又具有「崔苔菁」(吹牛、台灣人、青年人)的條件,且是外省人的女婿、德國的博士,自是國民黨提拔的最佳樣板。事實上,他的本質是十足的官僚,膽小怕事,但求做官,其他推托。他在「法務部長」任內,我寫過幾封信指責司法與獄政黑暗,不但寄給他,並且一一公開發表。他除了請老同學程國強回我一次電話外,一直龜縮不理。這時候的施啟揚,早已不是當年的施啟揚了,他一心做官,眼裡早已沒有老同學了。在做官的熱衷下,他曲學阿世,一路朝所學和所用變成兩截的絕路走去。為了取媚當道,今天他搞出刑法修正案來保護元首、明天宣稱長期戒嚴合法來維繫政權;今天重申此時此地不宜組黨來一黨專政、明天聲言調查局絕不會監聽「立委」電話來掩護「錦衣衛」;今天表示台灣沒有政治犯來歪曲事實、明天又大興土木蓋新監所來蹂躪人權……這樣一個高級知識分子為了做官,自我作踐,真太令人寒心了。回想施啟揚當年,在大學生李敖公開寫文章給雷震《自由中國》半月刊的時候,他也匿名「揚正民」,寫《一個大學生的信念與看法》,投稿給《自由中國》,並偷偷去造訪雷震,可見當年的施啟揚,尚不失其真誠的一面。但是曾幾何時,人就變了,變成了官場中人,醜陋不堪了。這是什麼緣故呢?多年以前,有一次施啟揚跟我聊天,談到老學弟朱石炎。他說:「朱石炎是司法界一個很正直的人,是不肯同流合污的,但是如果你把為了國家等大帽子來說動他,他也會糊里糊塗一起做同流合污的事。」如今施啟揚變了,但他的本質又不是什麼壞人,難道這種變化,是被國民黨套上為了國家等大帽子嗎?我但願如此。

台大外系老師中,有一人值得特別一提,就是台靜農。我在歷史系的時候,他是中文系主任,他沒教過我,但在我窮困時,1967年出售家藏書版《資治通鑒》《昭明文選》《三遷志》等書,他曾幫過我大忙,到我宿舍來看我,我一直感念他。1963年我在《文星》寫文章攻擊台大文學院,也攻擊到中文系,我本以為中文系的腐化,乃是台靜農被「挾持」、不能脫身的結果,後來想起,這是我淆於感情所做的錯誤判斷。其實,腐化的真正原因,台靜農就是禍首。此公青年時代,跟魯迅搞未名社,倡新文學、坐舊監獄,不無知識分子的偉大懷抱與氣概。可是到台灣後,四十多年下來,他表現的,是逃避現實,整天教書以外,搞的是飲酒、刻印、寫毛筆字。他的學術著作,極為可憐,只有一本《靜農論文集》而已,還是八十歲時台大中文系為他印的,問他為什麼如此疏於出版論著,他的答覆竟是:「我不在乎。」我把這本論文集統計了一下,發現全書四百七十五頁、寫作時間長達五十五年、篇數只有二十五篇、每年寫八頁半、每天寫0.023頁。每頁八百四十字,即每天寫十九個字。統計之下,原來台靜農每天只寫十九個字,便成了大學者!自大陸而渡海,可以在這島上風光通吃四十多年,這不是笑談嗎?四十多年光憑詩酒毛筆字自娛(實乃自「誤」),就可變為清流、變為賢者、變為學人、變為知識分子的典範,受人尊敬,這個島知識分子標準的亂來,由此可見活證。如果台靜農志在逃世,也要逃得像個樣子,但他在1984年與梁實秋同上台受國民黨頒「國家文藝獎特別貢獻獎」;1985年又與日本人宇野精一同上台受國民黨頒「行政院文化獎」……老而貪鄙,無聊一至於斯。至於用毛筆字「恭錄總統蔣公」言論,更是無恥之極了。楊牧等糊塗人,在報上推崇他「有知識分子的耿直與狷介」,哪有「耿直與狷介」的人拍蔣介石馬屁的?林文月在報上回憶台大中文系自台靜農以下交誼活動,全篇都是濫情之作。其實台大中文系教授都是一堆酸文人,學閥中之酸者也!當年這群教授意淫美人兒林文月,頗有爭風吃醋味道。除林文月外,亦唯女弟子是尚。1961年度中文系五名助教清一色是女生,可以概見。經我寫文章揭發,才有男生當助教。林文月風華絕代,當年以台大校花聞名,二十多年後,在一喜宴上與她同桌,胡茵夢在旁,大胡茵夢二十多歲的校花,為之失色。如今十八年下來,胡茵夢也風華不再,前後美人兒,都以「終老」下場,亦可哀也。

我離台大多年後,陳依玫訪問我,我對她說:「陸游的詩說:『欲求靈藥換凡骨,先挽天河洗俗情。』我在整個大學時代,都在努力又洗又換,我做的永遠使我不滿意。你問如果我現在是個80年代的大學生,不知將如何安排這四年。我想,如果時光倒流,我大可不必在大學過這四年,我覺得從大學中『換凡骨』『洗俗情』反倒過慢,慢得使自己不滿意,感到浪費過多。大學中除非有啟發性的師友,否則效果不如休學自修。但是啟發性的師友太少了。我活到今天,從自己休學得來的自修成績,遠超過師友的切磋之益。沙特不同人論學,只是自己做學問,他的學問已經無須外求,我也是如此。我在大學四年中,好像師友跟我,變成只是情感上的交流,而非知識上的共進。我唸書、我做學問,都是『單干戶』,和他們不相干,我的一切幾乎都來自書本,而不是來自師友的啟發。」「假設我是80年代的大學生,如何安排這四年,不如假設我魂歸那50年代的大學生,如何挖掉那四年!真的,我真的不想回到那段大學生活,如果我重活一次,我對我全部的學生時代,都願意挖去,我並不留戀。我覺得學校是一個著手斲喪性靈的地方,對愈有天才的人,斲喪得愈厲害。蕭伯納說他不願再假設回到學校重溫學生生活,就好像囚犯不願再假設回到監獄重溫坐牢生活一樣。對我來說,幾乎也是如此。」

歷史系四年中,跟我關係最深的女朋友是「羅」。在那種時代,戀愛環境頗為艱苦,連到旅館開房間都要被警察查,可見國民黨政府的專制擾民。袁方《記者生涯》書中記有蔣介石都關注到基隆男女教員開房間的事,可見此風之漸,原自上起。後來我和莊因等合租了一間小房,有時和「羅」兩人在一起,並在1956年10月15日這天「情歸不處」(我不再是處男,她也不再是處女了)。當時我二十一歲,正在歷史系念二年級。在那個年代台北有公共浴池,內有房間,似乎未聞警察去查,我們提心吊膽地去過一次,性交、戲水,洗得好痛快。我和「羅」的戀愛,遭到她家人的激烈反對,她母親羅老太太甚至到了一面用筷子杵著碗裡的元宵,一面歇斯底里叫著「李敖,李敖早死!李敖短命」的程度,這種虔誠的基督教徒的水準,我至今猶有餘憾。在「羅」離去以後,我花了半年時間用日記勉勵我自己,但是,過多的日記其實活像理學家與宗教家們的內省功夫,這種功夫一個人做尚可,可是一與人接觸,便敗相畢露、犯錯纍纍,晚上在日記上自責,第二天一出了門,又復失控。如此週而復始,實在無效而且累人,因此,我就決定停寫了。這次記日記的經驗,使我此生很少做長篇的自省式的日記。我認為三省吾身也好、五省吾身也罷,都要有臨場的可行性才算,而自省式的日記一如軍校練兵,上了戰場能否打勝仗,還要看實際才行。

我在台大送報期間,每天騎腳踏車到館前路,以現金批報,然後轉回來。有一天路過博愛路,在照相館的櫥窗裡,看到「檀島水仙花後」吳兆雲的照片,很為照片著迷,前後去看過好多次。後來發現我年紀愈大,愈有這種輕微的「畫像戀」(ioonolagnia)的傾向,喜歡看我所選出的美女圖片,尤其裸體的,只是我選出的標準極嚴、極為挑剔,所以雖搜集了大量照片,可是看中的卻千百不得一。文星後期,林海音到我家來,聽說我雅好此道,送了幾張她眼中的美女圖片,她一走,我就給撕了丟到垃圾堆去了,原因無他,審美標準不同故也。照英國埃利斯(Havelock Ellis)《性心理學》(Psychology of Sex)的說法,「畫像戀」的大類是「性景戀」(scopophilia或mixoscopia),就是喜歡窺探性的情景、看黃色書刊、看春宮畫、小電影之類,我亦顧而樂之。一般普通的表現是搜集明星照片、海報,或到電影院看萊昂納多,所以此道人人都難免,只是程度深淺標準高下而已。除了「畫像戀」的癖好外,我在台大,有一次經過延平北路,在一家服裝店的櫥窗裡,看了一個舶來品的塑膠材料(?)的模特兒,造型、表情、姿勢、身材,皆屬極品,我看呆了,後來又去過幾次,流連不已。台灣一般百貨公司或服裝店所有的模特兒都是本土製的,都土頭土腦,不好看,可是當年延平北路那一個模特兒卻完全不同,我懷疑我又可能有輕微的「雕像戀」(pygmalionism)的傾向,可惜我不是藝術家,否則我也許會像那位古希臘雕塑家一樣,迷戀上自己創造出來的美女呢。古書《聞奇錄》記唐朝進士趙顏有「畫像戀」,對一畫中美女神往不止,畫工說:「余神畫也,亦有名,曰『真真』,呼其名百日,晝夜不歇,即必應之。」趙顏遂叫「真真」叫了一百天,畫中人真活起來了,這是「畫像戀」轉出的白日夢,我無此福氣也。古書《壬子年拾遺記》記劉備有「雕像戀」,他的甘皇后十八歲,漂亮無比,但劉備和她做愛時,卻要旁邊一個高三尺的玉雕美人陪著,劉備「晝則講說軍謀,夕則擁後而玩玉人」,可見劉備是「雕像戀」同志也。

如此這般的「雕像戀」後四十年,我在東森電視台做《李敖黑白講》節目,訪問了「情趣商店」,老闆拿出「充氣娃娃」展示,並說如果有資本支援,他們可做出與真人一樣的硅膠美女,長相、身材、尺寸等都可任君選擇。我在電視節目中特別提到古書《中西紀事》的記錄,這書記清朝人看到洋人能「刻物為裸婦人,肌膚骸骨,耳目齒舌陰竅,無一不具。初折疊如衣服,以氣吹之,則柔軟溫暖如美人,可擁以交接,如人道。其巧而喪心如此」。我說這一有趣的見聞,可見清朝時代就有這種可以跟「它」性交的「充氣娃娃」了,今天「充氣娃娃」的最大缺點是不逼真、不好用、不舒服,如果現代科技可以完全做出和真人一樣逼真、好用、舒服的硅膠美人出來,不但身上有聲光化電配備,且具鬆緊、潤滑、顫動、吐納效果,一應俱全。或燕瘦、或環肥、或海倫、或麥當娜……任君擇之,並可照你提供的照片定做一個,這豈不比真人更少麻煩?陳水扁若開一「台北市硅膠美人妓女戶」,豈不比真妓女更經濟、衛生、安全、人道,並且永遠不會抗議呢?以上意見,我從不認為是開玩笑或狂想曲,而是我很認真的建議。當然,為了不歧視女性,「硅膠裸男」亦照樣可大量製造,只要別像李敖就好啦。我在電視節目中展示情趣商店做的dildo(郭先生、角先生、假雞巴、人工陰莖),技術之高,已全然擬人化,並且比真人還理想呢。真人縱大淫棍,一連兩次,也會「指頭兒消乏」;縱威而鋼,一連兩次也會「哲人其萎」,但「硅膠裸男」卻用之則行、捨之則藏、陰道永壯、青春不老,豈不更理想中用?若說硅膠不是真人,和「它」性交會有心理障礙,此真淺人之論,人生真偽,只在幻想力豐不豐富、只在一念之轉。若說面對真人才有情調,也是胡說。妓院中有妓女一邊接客一邊同隔壁也在接客的妓女聊天之事,也有大喊「卡緊!卡緊!」(閩南話「快!快!」)者,是真人又怎樣,又何情調之有?結論是戀真人固是人之大欲,但「硅膠雕像戀」在現代科技效果下,虛擬幻境、上情下達,亦足多者。這種發現與真話,只有李敖說得出來並說得頭頭是道、有益眾生。「畫像戀」萬歲!「雕像戀」萬歲!「硅膠雕像戀」更萬歲!

《李敖快意恩仇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