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暑假後，十三歲的我進了北京第四中學初一上，那時我計劃寫一部《東北志》的書，並開始收集資料，從謝國楨的《清初流人開發東北史》到張綸波的《東北的資源》、鄭學稼的《東北的工業》，乃至於外人寫的《日本在滿洲特殊地位之研究》等，都在我收集之列——一個初一學生，有這種水平與氣魄，洵屬罕見。有這種程度的少年人，其驕傲自負，也洵屬當然。不過我的驕傲自負，都在我心裡，待人接物，我仍舊一片沖和。不但沖和，並且還常開人玩笑。有一次，我在班上惡作劇，摟住一位兩眼含情臉蛋泛紅的潘姓漂亮小男生大叫：「我愛潘金蓮！」即屬此類。
可惜摟「潘金蓮」的好景不長，國民黨在北方的局面江河日下，北京岌岌可危，爸爸這次學乖了，決定全家逃難。他計劃分四批南下：第一批是爸爸自己，他先到上海打前站。他在東北時候，曾幫了一位台灣朋友翁鎮的大忙，翁鎮回到台灣，寫信來勸為什麼不直接去台灣呢？爸爸說他判斷國民黨雖戰敗，但剩餘的力量，諒可維持和共產黨「隔江（長江）而治」的局面，所以逃到上海，就差不多了。此外，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二二八事件的陰影，使爸爸感到不安，他對台灣不大放心。他不願見國民黨殺台灣人；他也怕台灣人報復，一陣亂殺，殺到他頭上。所以，廣義地說，我們一家也是二二八事件的受害人，我們不直接來台灣而落腳上海，在上海耗盡了機會和財力，最後倉皇來台，是一個錯誤的轉折。
爸爸是坐飛機到上海的，接著媽媽、大妹、小妹、弟弟、老吳（跟了我們一二十年的老傭人，一位無家可歸的老太太）第二批，也坐飛機到上海；然後是三姐、四姐、我第三批，為了省點錢，轉到天津，坐輪船到上海；大姐、二姐原排在第四批，因為大姐剛考上輔仁大學醫學系，剛選上系花，正在高興，二姐在貝滿女中念高三，畢業在即，認為可晚一點再走。這一決定，主要是四姑父的緣故。四姑父叫丁錫慶，是陳納德的飛虎隊要員（陳香梅《往事知多少》書中有一段特別提到丁錫慶），他跟爸爸說，如果局勢急轉，他有辦法找到機票，使大姐、二姐立刻南下，爸爸當然相信。不料，局勢急轉的速度，也就是國民黨垮台的速度，大大出人意料：北京被圍城，北京被解放，除了有槍在手的高級國特如前調查局局長張慶恩等人之外，誰也搭不上飛機了！
等到我再見大姐、二姐時候，已經是四十四年以後，我請她們來台灣一遊，垂老重逢，恍然如昨。
1948年冬天，我和三姐、四姐，先由北京到天津，準備搭船去上海。我們在天津住在旅館裡等船，三個都是初中學生，由五叔陪我們。天津的街道很乾淨，這個城給我的印象是清涼的。在這城裡，我記憶不出任何一張面孔。記憶中，我好像住在一個沒有人煙的死城。不過那時候，局面很亂，說天津是死城也差不多。為補辦一些事，必須回一次北京，我就隻身搭火車回去。在廊坊附近，火車開得奇慢，鐵路是剛剛搶修好的，舊有的鐵路被共產黨給扒了，鐵路兩邊，到處是劫後瘡痍，一片戰亂的景象。
在天津，最後等到了一班船——錫鱗輪。在碼頭上，已經是一片亂局。許多傷兵聚集在那裡，五叔和一位傷兵談戰局，敬了傷兵一支煙，傷兵感謝得溢於言表。那是我唯一一次看到戰亂下的苦難百姓。傷兵口中的國共之爭是內戰，是兄弟之戰。其實，要說內戰，說兄弟之戰，可有比這更具體的。當時河北省東邊有兩個兄弟，哥哥被國民黨拉去當兵了，弟弟被共產黨拉去當兵了，結果竟在戰場上相對開槍，互相把對方打死了。梁秋水老人當時寫了《冀東兄弟行》，有「兄彈弟腹穿，弟彈兄腦裂」的描述，原詩淒慘，我至今不能忘記。
錫麟輪很小，我生平第一次坐輪船，不斷地在甲板上張望。船開出渤海，經過山東，遠遠的一片大陸，引起我一番對比：半個世紀前，爺爺那一代從山東北上，出發到東北；半個世紀後，我們這一代卻繞山東南下，出發到江南。好像爺爺那一代的努力，都完全作廢了，陶淵明「根株浮滄海」的詩句，正是準確的預言。
到上海後，我們全家住在工地附近，準備遷入新居。新居是一排小公寓中的一、二、三樓。三樓是六叔頂下的，一、二樓是爸爸頂下的。地點在上海虹口提籃橋附近，對面就是上海監獄，當然是個很爛的地點，但這一小房子，卻已佔掉爸爸全部積蓄的大部分，所以不得不嚴事緊縮。因為六叔和我們兩家十九口人中，誰都沒有職業，這當然是很令人擔心的。當時物價又波動得大，所以爸爸就買了可供幾個月吃的麵粉，堆在家裡，買來美國救濟品（大多數是大罐牛肉醬式罐頭）作為主食，準備長期苦撐待變。
雖然嚴事緊縮，但是有一筆錢，爸爸卻一定要花，那就是我的學費。爸爸堅持我的學業不可中輟，於是我就在姐妹們都沒錢唸書的時候，獨自上學了。那時緝規中學正好有春季班，我在1949年1月25日考取，又從初一上念起。
緝規中學原名華童公學，是第三個成立中國童子軍的學校，歷史悠久。胡適在上海落魄的時候，就曾在這個學校教過書，後來因為喝醉了酒，打了警察，才自動辭職。這個學校後來為紀念清朝在上海的頭兒聶緝規（曾國藩的女婿），就改名緝規中學。我第一次走進這學校的時候，它漂亮的建築大大吸引了我，因為它比起北京四中我的母校來，的確太貴族了。它的建築既優雅又精緻，十里洋場的學校，與文化古都的學校，風格完全不同，貧富也完全不同。
註冊以後，2月15日開學，一上課我就傻了，因為老師學生多講上海話，我不懂上海話，使我非常不方便。尤其英文課，上海地區小學就念英文，英文課本是沿用幾十年的「英文津逮」，內容比北京四中的「正中英語」深，我簡直跟不上。英文老師是女的，講的一口又快又阿拉的上海話，這下子我英文不懂上海話也不懂，上課時候簡直受罪。幸虧每天回家爸爸為我惡補，過了一陣，總算穩住局面。在班上我的國文、歷史成績突出，使老師對我另眼看待，同學也不敢低估我，所以還勉強不受上海佬的氣。不料好景不長，一天中午休息時間，我正在教室刻圖章，馬面班長過來說侮辱我的話，我說你給我停住，再說我就不客氣了。可是他還說，我就隨手舉起刻印刀來，他邊退邊說，我就來個「小李飛刀」，他一跑，刀正好扎進他的腳心，他立刻疼得大哭大叫起來。大家趕忙把他抬到醫務室，我也跟在後面，只覺得腦裡昏昏的，心想這下子可闖了大禍。訓導主任長得人高馬大，過來問我：「是儂干的？」我點點頭，他哼了一聲，掉頭而去。後來馬面班長給送到醫院，住了好幾天，費用全由我負擔。學校方面，說我行為粗暴，以刀傷人，記大過一次。
在上海那段日子，我專心唸書，沒有任何遊樂，我沒去過電影院，只是應邀去了一次王家楨家。王家楨字樹人，吉林省雙城縣人，是張學良走紅時候的紅人，他早年在北大唸書後轉日本慶應大學，1930年做外交部常務次長，1931年出席國聯，1945年出席聯合國成立大會，國民黨抗戰勝利接收東北時，做東北生產管理局局長。他的太太是我老姨父李子卓的妹妹，算是和我家有一點「誅九族」也誅不到的遠親關係。在1948年6月18日姥姥死後，在北京局勢惡化前，我家搬離了內務部街老宅，就住到他家的後院。他有兩個兒子叫大弟、小弟，年紀跟我接近，我們常在後院一起爬樹。有一天，我到前院去，正好碰到一位客人來，這位客人，不是別人，就是爸爸參加那個秘密抗日團體的領袖——馬占山將軍。馬占山將軍字秀芳，吉林省懷德縣人，短小精悍，外號「馬小個子」。他做磨坊工人出身，後來入伍，驍勇善戰，直升到黑龍江省陸軍步兵第三旅旅長（相當師長，因為東北軍沒有師編製，只以旅做作戰單位）。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代理黑龍江省主席。在嫩江橋戰役裡，孤軍抵抗，日軍死傷一百零八名，村兵少將兵敗切腹，消息傳來，全國振奮，因為這是中國人對日本侵略的第一次公然反抗，也是對國民黨不抵抗政策的第一次公然藐視。日本鬼子感到太沒面子，發動對馬占山將軍的總攻擊，由多門中將總指揮，展開大規模的陸空作戰。因為眾寡懸殊、武器懸殊，馬占山將軍在11月19日，轉入游擊戰，在拉哈車站擊斃日軍八百人，東北義勇軍之名震動中外。1933年，馬占山將軍被逼將部隊從滿洲裡撤入蘇聯，他先由蘇聯轉歐洲，再由歐洲回上海，全國歡迎這位抗日英雄，如癡如狂。馬占山將軍給中國人帶來了信心和希望，這是八年抗戰的最大基礎。在這基礎上，馬占山將軍的孤軍抗日，證明出兩點：第一，他告訴中國人，我們肯打、能打，打不過也要打，而打游擊是對付日本人的最好戰術。他孤軍抗日後，在關內，各地青年在國民黨「罵了不還口，打了不還手」（1937年8月8日國民黨文告中自承）的政策中，紛紛請纓北上，要加入義勇軍，甚至一·二八抗日的非國民黨嫡系部隊十九路軍，也自動要求北上；在關外，各地義勇軍風起雲湧，擁眾從幾千到幾萬，武器從獵槍到丈八蛇矛，與日本鬼子苦戰不懈。據日本鬼子統計，從九一八事變後，到1945年日本投降，十四年間，光在前十年就出動「討伐隊」達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九次，平均每天出動近五次，來剿義勇軍。日本鬼子陣亡的骨灰，每年運回達十萬具！十四年間，東北二百三十個縣中，孤軍抗日之事，此起彼落。日本鬼子雖然嚴刑峻法（以家為單位，家長酷刑處死，男丁充礦工，女眷做營妓），但是平均每天游擊戰仍有二十起。東北同胞的孤軍抗日，比起其他各地的來，更早更久更艱辛。可是在國民黨的欽定歷史中，卻一筆帶過或不成比例，這是太不公道太不公道的！第二，馬占山將軍孤軍抗日的堅苦卓絕，得到世界公論的同情。他向國聯李頓調查團提供的證據，最後使日本鬼子被國聯宣佈為侵略國，使中國得到世界公論的支持，使世界知道中國人不可侮，中國人還是肯跟日本鬼子干的，中國人還是有出息的！
可是，馬占山將軍的孤軍抗日，顯然使不抗日的蔣介石進退維谷，顯然搶了蔣介石的風頭，而為蔣介石所不喜。所以，他雖是第一號民族英雄，但一直被冷凍、被迫害；他的手下，從東北撤到新疆的時候，被殘殺。抗戰期間，他遙領黑龍江省主席，實任東北挺進軍總司令，駐節在陝北榆林和綏遠五原。蔣介石歧視他，使東北挺進軍只有兩三千人，裝備之差，首屈一指。抗戰勝利後，蔣介石私心自用，沒道理地把東三省改為東九省，使馬占山將軍連空頭主席都不可得。他帶著殘部，在淒涼中奔回東北老家，可是在半路上，共產黨攔住了他，消滅了他的追隨者，在左右不逢源中，他黯然到了北京。後來蔣介石在東北與共產黨作戰失利，有人建議，何不派馬占山將軍回東北號召呢？於是給他一個空頭名義，讓他回到東北。1947年4月16日，馬占山將軍萬里榮歸，一下火車，群眾一擁而上，包圍了他，他們大喊：「馬將軍萬歲！」把他抬了起來。在東北同胞的內心深處，他們知道除了馬將軍，沒人值得喊萬歲。四天後，東北同胞開大會歡迎他，十萬人到場歡呼。馬占山將軍才六十歲，可是多年流亡，人已蒼老，他滿臉皺紋，滿臉風霜，對著每一張苦難的臉、折磨的臉、馬首是瞻的臉，他淚下，十萬群眾也淚下。淚盡胡塵的東北遺民，又重新學會了流淚，他們流汗歡迎接收大員，但是流淚歡迎馬將軍！那時東北同胞在飽受日本、蘇聯的折磨以後，正受國民黨接收大員的折磨。國民黨東北行轅主任熊式輝，帶頭貪污舞弊，買大豆、運高粱、炒金鈔、占公車生意等等，不一而足。馬占山將軍無能為力，最後百無聊賴，回到北京。那天正好來看王家楨，使我有緣相會，我見他走進來，心裡無限崇敬。
我家轉到上海後，王家楨一家也轉到上海。大弟、小弟約我去玩，三個小男生參觀了全國最高的國際大廈、金門大廈，大概上下電梯多坐了一兩次，引起開電梯的上海佬怒目相向，上海佬的勢利眼，我至今記憶猶新。王家楨請我吃餃子，王伯母最後留下盤中的三個餃子不吃，說要留在盤子裡，吃光了太難看。王家楨手不釋卷，那天他手中拿著的一本厚厚的翻譯小說，是文化生活出版社翻譯的。此公面貌不凡，親切中有莊嚴，令人印象深刻。與王家楨分手後四十年，我應邀到世界新聞學院演說，講完在人群走出時，一個熟悉的面孔在旁叫住我：「我是世新的老師，我叫王素梅，是王家楨的女兒。」我沒想到王家大姐竟跟我相逢孤島之上！前後四十寒暑，得見父女兩代，人世際遇，豈不奇哉！
我在上海唯一常去的地方，就是商務印書館等幾家書店。我早在北京時候，就對商務印書館等幾家書店嚮往不已，到了上海，親自去看，十分過癮。商務印書館樓上有風漬書大廉價，每本書後面蓋個蝴蝶圖章，證明為廉價品。我買了不少，大部分是「現代問題」叢書和「新時代史地」叢書。去這幾家書店，我必須過橋進入黃浦灘。有一天早上，我在黃浦灘邊目擊了搶購黃金的熱潮，那幕鏡頭令我終生難忘。原來1948年8月19日，蔣介石政府突然公佈了「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發行了「金圓券」，規定金圓券一元，折合舊法幣三百萬元，相當美金零點二五元，同時限期收兌金、銀、法幣。老百姓不准私存黃金，抓到了要要命，於是全國黃金，盡入公有。中國老百姓真好欺負，1935年，實行法幣那一次，首先領教了蔣介石政府的厲害。抗戰以後，蔣介石政府不能保護人民，老百姓淪為敵偽遺民，日本鬼子為貶低幣值，將法幣兌換日本軍用票或偽鈔，兌換率從軍用票一比法幣二點一，滾成一比十點四，最後禁用法幣，全用偽鈔。不料抗戰勝利後，蔣介石政府又將偽鈔以偽鈔二百比法幣一的顯然不公道的兌換率，回吃老百姓一口。到了金圓券一元比法幣三百萬元出現，前後幾年，老百姓的私有積蓄全給一一兌光。金圓券最初發行的四十天內，蔣介石政府以紙易金，兌換到黃金美鈔逾三億美金，這是全國老百姓多年戰亂的最後劫餘，等於大家掏空腰包，都愛國了。金圓券發行同時，又實行限價，物價限以8月19日為準，為保限價成功，蔣介石政府分在上海、天津、廣州派經濟管制大員督導，檢舉或查抄投機居奇，扣押或槍決奸商巨賈，雷厲風行，聳動中外。但是，正如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所說的，這是想用警察力量推翻經濟定律，必無成功之理。很快的，全國就發生了搶購物資的風潮。上海的四大公司——先施、永安、新新、大新被搶購一空，人心惶惶，天下大亂。金圓券高速貶值，貶值得物價不但早晚不同，甚至一小時內都不同。市面商店本來掛上牌子，上寫「目下一言為定，早晚市價不同」，後來變動太大，價目表要隨時改貼。我在飯店吃碗麵，進門的價錢和出門就不一樣。前一次價目表上的墨汁還沒幹，新的價目又貼上去了。這種目睹怪現狀，真兩千年所未有也！
金圓券發行不到三個月，11月11日，蔣介石政府全無辦法了，出爾反爾，又准人民持有金銀外幣了，並同意以金圓券兌回，但是比率卻高於三個月前政府買進的五倍！用的是抗戰期間黃金儲蓄和美金公債的老套，失信於民，自不消說。但是老百姓即使大吃虧特吃虧，也寧要黃金，不敢再領教金圓券。於是，向黃浦灘中央銀行擠兌黃金的大浪潮，就立刻展開。上海那時戒嚴宵禁，老百姓只好在頭天晚上，藏身在黃浦灘四周，或在陋巷裡，或在舢板內，等待清早五點的解除宵禁。清早五點一過，黑壓壓的人山人海，就從四面八方蜂擁中央銀行，爭取優先兌換。頓時萬頭攢動，水洩不通。上海警察局派出精銳部隊——「飛行太保」，騎在馬上，揮動皮鞭打人，可是都無濟於事，每天被擠死踩死擠傷踩傷的，隨處可見。我去買書，經過黃浦灘，已無法在馬路上通過，只有踩著舢板，繞水而行。這種目睹怪現狀，也真兩千年所未有也！從貨幣學觀點看，金圓券的發行，根本是違背金融基本原理的。政府在根本沒有現金銀準備金的情況下，大肆發行，是典型的賣空；收兌黃金美鈔，又是典型的買空。買空賣空於先，自然出爾反爾於後。最後中央銀行庫存的黃金，以「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用作戡亂，以慰民望」的大道理，搶運到台灣，作為新台幣發行的準備金了。國民黨說這些黃金安定了台灣人事，卻不說這些黃金丟掉了大陸民心，真會說話啊！
由於戰亂遍地，一群群最叫人痛苦的受害者出現了，那就是難民中的難童。難民們在大江南北逃難，許多難童在逃難中丟失了，流落在都市街頭。據1949年上海《大公報》統計，慈善團體光在1月9日那天，就收到小孩屍體一百五十五具！10日那天，又收到一百六十六具！這真是慘絕人寰！當時漫畫家張樂平以難童為主題，畫了《三毛流浪記》，引起大眾的重視。宋慶齡在4月4日以「中國福利基金會」名義，為張樂平舉行「三毛原作義賣展覽會」，又舉辦「三毛樂園會」，以收入所得，救濟難童。當年的三毛們，是戰亂中的孤兒，流亡到十里洋場，流浪在十字街頭，靠著一個破洋鐵罐——他們唯一的家當，在垃圾堆裡撿吃的，或乞討，或擦皮鞋，或推車子，或偷東西……不管怎麼辛苦，怎麼奮鬥，怎麼討生活，結局卻大都是路斃街頭。張樂平在1947年年初的一個刮北風晚上，從外歸來，路過一個弄堂口，看到三個難童，緊緊地圍在一起，中間有一堆小火，他們靠著這點火，取暖求生。張樂平在他們附近站了許久，心裡很難過，但力不從心，沒辦法幫助他們。回家以後，躺在床上不能入睡，心想這三個難童，究竟能不能熬過這一夜呢？第二天清早，他又走過那弄堂，可是三個難童中，兩個已經凍死了。張樂平說：「我想到這樣凍死的兒童何止千萬，我作為一個漫畫工作者，決心用我的畫筆，向不合理的社會制度提出嚴厲的控訴。」自此以後，他從1935年就已定型的三毛畫像，便改成了難童的面貌。他的三毛漫畫，感動了千千萬萬的中國人，也包括了十三歲的我。這一感動，在三十三年後，我出版「李敖千秋評論」叢書第八期裡，猶有餘波。在該期封面，我刊出了一幅姐弟難童圖片。圖片中一個穿破爛黑衣的小女孩，背上背著弟弟，坐在馬路邊睡覺，兩腳赤足，左手下垂，右手拿著一個破洋鐵罐，畫面淒楚感人。這張照片，是當時在上海的外國記者拍攝到的，收入美國出版的《1949年年刊》（YEAR 1949 SECOND ANNUAL EDITION）。不料在我重新刊出後，國民黨警備總司令部管製出版的政工頭子曹建中處長卻大表不滿，他警告四季出版公司的葉聖康說：「這種照片，都是李敖捏造的，用來醜化政府！你們替他發行，可得負責任！」葉聖康轉告我後，我哈哈大笑，說：「這些無知的武人，根本不要理他，叫他來找我好了。」後來此事不了了之，我卻有感於台灣朝野對人間苦難的陌生，才有這種「誤會」。警總的曹處長固然不知人間苦難，但是以關切人間苦難為職志的所謂台灣作家們，又知道多少呢？最謔畫的對比是，居然有人以三毛為筆名，整天做的，竟是帶領病態的群眾，走入逃避現實、風花雪月的世界，這對苦難的真三毛說來，實在是一種侮辱。《三毛流浪記》問世四十年後，我感於三毛的那種悲憫、諷世與抗議的精神，湮沒不彰；托名三毛的媚世作品，氾濫於市，乃請老友王小癡以漫畫行家的水準，編輯《三毛三部作》一書，由李敖出版社出版，這是我三毛情結的又一餘波了。
1949年1月10日，歷時六十六天的淮海戰役（國民黨叫「徐蚌會戰」）結束，國民黨大將黃維、杜聿明等先後被俘。整個江北已經全部失守。局勢的突變，使爸爸對國民黨能守江南的信心，大為動搖，國民黨欲求隔江而治皆不可得了。那時候人人逃難、家家逃難，爸爸的北大老學弟張松涵全家，也搬到我家樓下。張松涵是興安省政府教育廳長，太太戴樹仁是國大代表，跟國民黨淵源都深，準備逃到台灣。臨走前勸我們也去台灣，爸爸同意了。張松涵到台灣後，立刻代我們領了入境證寄來。於是爸爸和我立刻到市區買船票。我家臨離上海前，儲存的麵粉等留給了六叔，又送了六叔一兩黃金，所剩全部財產，只有幾兩黃金，全家九人，每人分不到一兩，也就追隨大官巨商，朝台灣逃難了。
當時上海已經是用銀元的天下，銀元有袁世凱像和孫中山像之分，叫「袁大頭」「孫小頭」，民間自動變成了銀本位，金圓券沒人要了。市面上的情形是「大頭小頭，叮叮噹噹」。爸爸和我在市面上加入客串銀元黃牛，兌到船票票價，到船公司搶購，居然買到中興輪的甲板上船票，非常高興。上海的房子，以買價的十分之一大廉售，居然也賣掉了。於是一切準備停當，準備再逃難。
上船那天晚上，中興輪全輪上下，已經擠得頗有黃浦灘擠兌黃金的密度，我背著我的藏書，終於擠上了船。當晚就睡在甲板的行李上。第二天清早，船開了，六叔趕來揮淚招手，就這樣的，船慢慢開出崇明島，遠處已經依稀有炮聲可聞。從上海到海上，我們又逃難了。
這段時期，爸爸有簡略日記留存，極有史料價值：
4月23日
1.和談破裂，南京人員大部撤退，做官是他們，跑也是他們，受苦的只有百姓。
2.墨林（指立法委員王兆民）、松涵相繼返滬。
4月24日
1.松涵忙著找船票，墨林等均飛廣東，余則人微囊空，不願做人尾巴，甘願做太平民，靜候解放矣！
4月25日
1.松涵全家登船。
2.南京已解放矣！
5月5日
1.松涵來信，台灣生活容易，以個人之生活及已往經歷，實無去台之必要，但為求一飽或短期內覓一工作，亦有考慮之餘地也。
5月6日
1.入境證寄來。
2.決定暫去台尋生路。
3.托人解決房子，由北平而上海，家資已去了大半，此番再去台灣，則一切皆空矣！
5月7日
1.房子問題，居然意外收穫，以六兩半（指黃金）頂出，六弟尚落一住處，雖然比較頂來，賠累甚多，但以住處換住處，尚差強人意也。
2.購船票，必需金圓券，同敖兒去河南路換金圓券，等同銀元小販，在弄堂內石階小坐，左手大洋，右手金券，共換得四億多。
3.購二等票二張，三等票整票三張半票三張，共用去四億三千多萬。
4.通知松涵車票已購得，請到船碼頭一接，並代覓房子。
5月8日
1.解決木器、米面等項。
2.面十四袋、米四包（原註：二百斤）、零星用品，均交六弟暫用，以渡難關，並予黃金一兩，使其安心治病。生此時代，離聚皆不由己，只有聽諸天命而已。
3.送行李上船。
5月9日
1.六弟同（送）桂貞等上船，此番去台，為解決困難，在滬之日用傢俱能帶者無不帶走，東西多累人，信然。
5月10日
1.晚上船，挨過一夜。
2.次日早六弟岸上相送，以淚洗面矣！
5月11日
1.如期開船，一帆風順。
2.船上人多得要命、熱得要命，後悔來得無味也！
從這十天日記裡，一幅亂世流民圖已淒然紙上。我們船到海上後十三天，上海就淪入共產黨之手——爸爸終於償了追隨國民黨到天涯海角的夙願，雖然追隨得如此倉皇，如此狼狽！但是，這下子沒問題啦，我李某人再也不「漢奸」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