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我要看胡適之先生的《敬告日本國民》及室伏高信對他的通信，有一位朋友把最近幾期《獨立評論》寄送我。我看過了要看的之後，翻閱其他，發現該刊第一七八號中有一篇署名向愚的《東京帝大學生生活》。其中有這樣的幾段：「上課的時候並不打鍾或搖鈴，時間到了，大家進課堂等候。先生普通是過了規定的上課時間二十分鐘上下才進課堂來的。先生沒有進來之前，學生安靜地等候著；先生將要來了，脫下雨衣，大氅和帽子，扣好了扣子；先生進來了，起立致敬。學科除了必要時用原文課本外，什麼講義也沒有。先生講，學生筆記。教授們都是留學過德國和英美諸邦的，講述的時候，日語德語和英語摻雜在一塊兒，學生們過去在高等學校（大學預科）時代已經受了德語和英語的訓練了，所以毫無困難地埋頭把先生所講的東西筆記下來。兩小時的功課是連下去的，先生認為到了該結束的時候了，也就結束了，並不等到規定的下課時間之到來。下課的時候，學生仍是起立致敬，一種尊敬師長的空氣籠罩了全課堂。」「上課的時候，並沒有查堂或點名的事情，而從沒有看見過學生缺課。因為他們深切地明瞭他們目前所為的是何事。」「學生進圖書館時要將學生證交給坐在二門門口的看守者看，同時把帽子脫下來。千百個人靜悄悄的或是整理課堂的筆記，或是看自己帶來的先生的專門著作（帝大教授每一個人都有他的有系統的專門著作）或由圖書館借下來的書籍。整天的工夫或半天的工夫，一雙眼睛注視在書籍上面，沒有倦容。他們這種勤學苦幹的精神，令人覺得明治維新到今日不過幾十年，把一個國家弄到這種田地，並非偶然。」
我讀了這幾段頗有所感，憶起了我所不能忘卻的，十五年前在東京某音樂研究會中的所見。
日本學生的勤學苦幹的精神，真是可以使人歎佩的。而我在某音樂研究會中所見的醫科老學生的勤學苦幹的精神尤可使我歎佩到不能忘卻。他的相貌和態度，他的說話和行為，我到現在還能清楚詳細地回憶起來。
那一年的春天，我到東京一個私辦的音樂研究會去報名，入提琴科。繳了每月五元的學費，拿到一張會員證。會的規則，每天下午自一時至六時之間，皆可憑會員證入會研究，遲早卻隨便。他們原是適應有正業的人的業餘研究而創辦的。但所謂研究，其實只有頭二十分鐘受先生指導，其餘的時間只是自己在練習室裡熟練。我因為住的是旅館，練起提琴來恐怕鄰室的人嫌煩惱，不如就在研究會中練習，來得放心，所以每天一點鐘就去，直到五六點鐘方才出會。會址只有兩樓兩底和一個扶梯入口。樓上是提琴科，樓下是洋琴科。扶梯入口處放一隻桌子，桌子旁邊坐著一個事務員兼門房的人，我的會費交此人收領；每天到會時，也請此人檢驗會員證，然後上樓。樓上兩間房間中，外間很大，是練習室。壁上掛著許多提琴（大概是五塊錢一隻的起碼貨），不曾自備樂器的人可以自由借用，四周地上立著許多譜台，會員也可自由使用。此外並無一物。因為地上是蓆子，休息時盡可在地上坐臥。內間很小，但又用板壁劃分為二，是兩位教師住的房間，但每間裡面只有一個桌子，兩個椅子，和兩個譜台。教師從下午一時起至六時，即來到室內，等候學生輪流進去請教。（輪流的次序，以名牌為憑。我們一到會，先從事務員受得一張名牌。拿了名牌上樓，依照到會先後，順次掛在內室門口的名牌板上，先生開始授業時，即依名牌的次序順次授教。）教師一男一女，男教師教已有研究的老學生，女教師教初學提琴的新學生。我是初學提琴的新學生，當然受業於女先生的門下。有生以來，向女先生受教，這是最初次，又是最後次。我最初感到一種無名的不快。但受教了幾天以後，就釋然了。因為那位女先生的態度極誠懇，教法極良好，技術又極高明，只得使人心悅誠服。我因為沒事，到會最早，往往第一個受課。因為外面還沒人到，先生教的很從容，除詳細指導奏法外，這位女先生常常和我談談個人的事和中國的事。她是東京音樂學校的初年級主任教師，上午在該校授課，下午到這裡授課。她對中國音樂很景仰，有一次對我說，「中國音樂是神聖的，可惜失傳了。」
上面所敘述的，是我當時的環境，也是我們那位醫科老學生的環境。我入會後的數星期，新來一個會員。其人身軀短小，臉上表出著多數目本人所共有的特色：濃眉，黑瞳，青頰，糙臉皮，外加鼻尖下一撮濃鬍子。他的臉上少有笑顏，態度謹嚴，舉止穩重，他大約是三十幾歲的中年人了。他每天要到二點多鐘，方始急急忙忙地上樓來。把名牌一掛，就開始練習。他所佔的練習位置，與我相鄰。因此他一來就同我招呼。他見我是先進，每天把提琴托我校弦。因為他自己還沒有置備提琴，每天借用會裡的樂器；而會裡的樂器，絃線都是沒有校正的。我同他相鄰站著練習，他的練習我都能清楚聽到。他的手法很生硬，左手摸音全然不當，以致音程完全不正。右手擦弓非常笨拙，以致發音非常難聽。最初幾天我也不怪，因為初學提琴，總不免一時難於入門的。過了好幾時，有一次，我故意停止了自己的練習，聽聽他的練習看，想知道他練到第幾課了。（我們所用的練習本是相同的。）但聽了好久，總聽不出來。我疑心他所用的練習本與我所用的不同。不然，難道他遲來反比我先進，已經練到我所沒有練過的地方了？於是我乘勢休息，把我的琴擱在譜台旁，閒步到他身邊去，偷看他的樂譜。原來他所用的書同我的並不兩樣。而展開著的還只是開頭某頁；他所熱心地練習著的，正是很淺易的某一課。我的心中有些兒驚異：這種練習課都是我所熟彈過的，應該一聽就可以知道是某課。何以他所彈的我竟一句也聽不懂，好像完全不是這冊書裡的樂曲呢？於是我用了偵察的興味，偷看他的眼睛所注視的譜表，又偷看他的左手指所摸的絃線。久而久之，方才知道他所彈的確是這一課的樂曲，只因左手摸的太不精確，故音程不正；右手拉的太生硬，故發音嘈雜；外加拍子全然不講，於是樂曲中的音符猶如一盤散沙，全不入調。怪不得我聽了莫名其妙。我看出了：他是一個全然沒有音程觀念，沒有手指技巧，沒有拍子觀念，又沒有樂譜知識，而冒昧地入這研究會，冤枉地站在這裡練習的人。我確定了這觀察後最初的衝動，是想立刻奪了他手中的樂器，諄諄地忠告他說：「你拉的完全不對！你是完全沒有音樂先天的人！你不配學提琴！你還是趁早退出去吧！」然而我沒有如此做。於是這衝動就一變而為憐憫。我從他背後看看他的骨瘦稜稜的項頸，帶著灰白的頭髮，傴僂的背部，和痙攣的兩臂，又聽聽他那不成腔調的演奏，「Kawaisoda！」這一句日本語不期地浮出了我的腦際。
當我正在憐憫他的時候，另一個日本人的會員也走近來，和我一同站在他背後參觀他的演奏。這個人參觀了一會兒，啞然地笑出，旋轉頭來對我使個眼色，便昂然地走了開去。他的笑和眼色，分明地表示著他也已看到了我所看到的情形，彷彿是在對我說：「這樣的人也會來學提琴的！你看奇不奇？」這個人大概不知道我是外國人的。不然，他已忘懷於國際界限了。於是我對於我身邊這個可憐的練習者，也忘懷了國際的界限，覺得不能袖手旁觀了。我因有替他校弦的歷史，就老實不客氣地裝作先進者，用手扣他的肩膀，說道：「你的拍子彈錯了！」他旋轉頭來一看，停止了彈奏，謙虛感謝地對我說道：「這東西很難彈呢！我實在要命了！請你替我校正校正！」就把琴遞給我。我為他指出拍子錯誤的地方來，彈一遍給他聽了，然後把琴交還他。於是他熱心地學習，向我提出了種種疑問——程度都是很幼稚的，但態度卻是很認真的。例如關於音程的摸不正確，他問我「各指的距離有否一定的尺寸？」「可否在絃線上用墨畫個記號？」諸如此類，都認真得可笑。然而我對他的友誼的指導，在他極少有利益。因為指導過後，聽他彈奏起來，比前好得有限。指導的地方改正了些，未經指導的地方仍是錯誤。這可見他不是根本理解，乃是局部硬學，其結果仍舊是可憐的。
從此之後，他對我的交誼深進了一步。這一天五點過後，大家將要散出，坐在席上吸煙的時候，他就同我談起平生來。這時候我方才知道他是離東京很遠的鄉下人，是某醫科學校的學生。為了平生缺乏藝術的修養，因此利用課餘的時間，來這裡選習提琴。他告訴我，他將來還想到德國去，德國是音樂很發達的地方，所以他決心研究音樂。說到「決心」兩字，他的態度十分認真，把頭點一點，表示他是一個有志者。我覺得這是日本青年所特有的毅力與真率的表示，在中國是見不到的。中國青年因怕倒霉，說話就調皮。即使想到德國去，事前一定不說，或者偏說「不去」。即使抱了研究音樂的決心，也不肯向人宣佈，或者反說「我一定學不好的」。他們以為說「不去」而「去」了，說「一定學不好」而「果然學好」了，是「有面子」的，「光榮」的，「巧」的。這原是出於自愛之心的，不能說它是惡德；但弄巧成拙，「虛偽」「懦怯」往往也從這裡產生。與其如此，倒不如這位日本醫科老學生的天真可愛了。閒話少說，我當時聽了這位醫科老學生的自白，在心中竊笑他的不自量力。便問：「你為什麼選習提琴呢？聽說德國洋琴音樂最發達。而且洋琴比提琴容易入門。你何不選習洋琴呢？」我這話的重心，在於「而且」以下的數語。但他似乎聽不懂，答道：「提琴音色優美，而且提帶便利。聽說這是西洋樂器中價值最高的—種，我非選擇它不可。」我再沒有話好說，只有「Sodesuka？Sayonara」！這一天我們分別時，我心中認定他是一個可憐的無自覺的妄人。
然而他後來的言行，漸漸地把我對他的觀念改良起來，直到使我欽佩他為止。第二天下午，他去受課的時候，我正在休息時間。被一種「冷酷」的，或者可說是「幸災樂禍」的好奇心所迫，我就跟進去聽。女先生的教室有兩扇短的自關門，像我國菜館裡所常見的。我站在門外可以看見他和女先生的腳的行動，又聽到他們的談話。但見這位醫科老學生走進之後，不請授課，卻放下提琴，恭敬地站著，向女先生談話起來。他們的談話大致如此：
「先生：你看我有沒有學會提琴的希望？」
「噯？——你當然有的！」
「昨天那位同學告訴我，我的音程，拍子，和手法都很不對。先生看究竟如何？」
「你的練習的確還在初步。但是初學這樂器，總有相當困難，你來這裡不到一月呢！雖然進步不能算快，但也不算最慢。只要認真練習，不灰心，一定有成功的希望。拍子的正確，是音樂學習上最根本的要件。你可以這樣去練習……」
以後女先生所講的都是關於音樂學習法的話，醫科學生熱心地諦聽。隨後女先生拿起提琴，用她那穿著草鞋的腳在樓板上用力按拍，實際地教導這醫科學生拍子的練習法。這時候我就退出，自去練琴了。
自此以後，我的鄰席的練習非常勤苦。我們普通的規則，練習廿分鐘，休息十分鐘，同繪畫研究會裡的莫特爾一樣。但當大家休息的時候，這位醫科老學生獨不休息。於是他的琴聲單獨地響著，給大家清清楚楚地聽到。他的拍子和音程固然比前正確了一半，但是還有一半仍是不正確的，引得休息的大家默笑。然而他完全不顧，旁若無人地只管練習。
我在這研究所練習，一共六個月，彈完了練習書第三冊而退出。醫科學生比我遲二三個星期入會。但當我退出的時候，他還沒有彈完第一冊。然而他的練習已經漸上軌道，拍子和音程固然相當地正確了，拉的手法也相當地純熟了。這時候我心中真心地讚美「苦學萬能」！這個可憐的不自量力的妄人，我最初曾經斷定他是永遠不能入音樂之門的。不料他的毅力的奮鬥果然幫他入了音樂之門。以後造就雖然不可知，過去的進步已成確鑿的事實了。我退出研究會的時候，他對我熱誠地惜別，又謝我對他的屢次的指導。他說：「全靠你的友誼的指導，我的音樂進步了些，雖然進步得很慢。」我對他的毅力十分欽佩，但是沒有話可說。現在我想：我國古人教人習字時須坐得端正，有「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的話。這位提琴練習者的音樂的造就，可想見其一定不大；然而他的精神的確可佩，可說是「非是要樂好，只此是學」了。現在我又想：西洋寓言中有龜兔賽跑之說。我當時總算比他富有音樂的先天，得到三與一之比的成績。但照他的毅力，十五年來，恐防已經像他所決心地留學德意志，學成了醫學與提琴的專家而「歸朝」，已達到「有志者事竟成」的地步，亦未可知。而我歸國後就為生活所逼，放棄提琴，至今已十五寒暑未曾重溫舊業，眼見得今生不會再有從提琴上獲得感興的日子了。那麼我們的提琴練習就像龜兔賽跑，他是那勝利的烏龜，我是那失敗的兔子，可勝歎戰！
想起了上述的所見，我覺得《獨立評論》那篇文章中「他們這種勤學苦幹的精神，令人覺得明治維新到今日不過幾十年，把一個國家弄到這種田地，並非偶然」的話，並非偶然。
胡適之先生《敬告日本國民》中有云：「日本國民在過去六十年中的偉大成績，不但是日本民族的光榮，無疑的也是人類史上的一樁『靈跡』。任何人讀日本國維新以來六十年的光榮歷史，無不感覺驚歎興奮的。」我想，這個「靈跡」，大約是我在東京某音樂研究會中所見的醫科老學生及向愚先生所述的帝大學生之類的人所合力造成的。但我的所見已是十五年前的舊事，不足為憑了。據向愚先生所說，現在東京帝大學生的思想「萎靡不振，令人太失望了」。又帝大的文學部心理學科講師戶幡太郎說，現代日本學生的思想，已由「唯物史觀」轉向到「就職史觀」了。唯物史觀不論是否，總是一種人生觀。就職史觀就是只求有飯吃，不講人生觀了。這是何等的萎靡不振！若果如此，那種毅力和勤學苦幹的精神，今後對日本「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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