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法師於去年十月十三日在泉州逝世，至今已有五個多月。傅彬然先生曾有關於他的一篇文章登在本刊上，而我卻沉默了五個多月，至今才寫這篇文字。許多人來信怪我，以為我對於弘一法師關係較深，何以他死了我沒有一點表示。有的人還來信向我要關於弘一法師的死的文字，以為我一定在發起追悼大會，或者編印紀念刊物，為法師裝「哀榮」的。其實全無此事。我接到泉州開元寺性常師打來的報告法師「生西」的電報時，正是去年十月十八日早晨，我正在貴州遵義的寓樓中整理行裝，要把全家遷到重慶去。當時坐在窗下沉默了幾十分鐘，發了一個願：為法師造像一百尊，分寄各省信仰他的人，勒石立碑，以垂永久。預定到重慶後動筆。發願畢，依舊吃早粥，整行裝，覓車子。
弘一法師是我的老師，而且是我生平最崇拜的人。如此說來，我豈不太冷淡了嗎？但我自以為並不。我敬愛弘一法師，我希望他在這世間久住。但我確定弘一法師必有死的一日。因為他是「人」。不過死的時日遲早不得而知。我時時刻刻防他死，同時時刻刻防我自己死一樣。他的死是我意中事，並不出於意料之外。所以我接到他的死的電告，並不驚惶，並不慟哭。老實說，我的驚惶與慟哭，在確定他必有死的一日之前早已在心中默默地做過了。
我去冬遷居重慶，忙著人事及疾病，到今年一月方才有工夫動筆作畫。一月中，我實行我的前願，為弘一法師造像。連作十尊，分寄福建、河南諸信士。還有九十尊，正在接洽中，定當後續作。為欲勒石，用線條描寫，不許有濃淡光影。所以不容易描得像。幸而法師的線條畫像，看的人都說「像」。大概是他的相貌不凡，特點容易捉住之故。但是還有一個原因：他在我心目中印象太深之故。我自己覺得，為他畫像的時候，我的心最虔誠，我的情最熱烈，遠在驚惶慟哭及發起追悼會、出版紀念刊物之上。其實百年之後，刻像會模糊起來，石碑會破爛的。千萬年之後，人類會絕滅，地球會死亡的。人間哪有絕對「永久」的事！我的畫像勒石立碑，也不過比驚惶慟哭、追悼會、紀念刊稍稍永久一點而已。
讀了傅彬然先生的文章之後，我也想來為讀者談談，就寫這篇文章。
距今二十九年前，我十七歲的時候，最初在杭州貢院的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裡見到李叔同先生(2)。那時我是預科生，他是我們的音樂教師。一年中我見他的次數不多。因為他常常請假。走廊上玻璃窗中請假欄內，「音樂李師」一塊牌子常常擺著。他不請假的時候，我們上他的音樂課，有一種特殊的感覺：嚴肅。搖過預備鈴，我們走向音樂教室（這教室四面臨空，獨立在花園裡，好比一個溫室）。推進門去，先吃一驚：李先生早已端坐在講台上。以為先生還沒有到而嘴裡隨便唱著、喊著或笑著、罵著而推進門去的同學，吃驚更是不小。他們的唱聲、喊聲、笑聲、罵聲以門檻為界限而忽然消滅。接著是低著頭，紅著臉，去端坐在自己的位子裡。端坐在自己的位子裡偷偷地仰起頭來看看，看見李先生的高高的瘦削的上半身穿著整潔的黑布馬褂，露出在講桌上，寬廣得可以走馬的前額，細長的鳳眼，隆正的鼻樑，形成威嚴的表情。扁平而闊的嘴唇兩端常有深渦，顯示和藹的表情。這副相貌，用「溫而厲」三個字來描寫，大概差不多了。講桌上放著點名簿、講義，以及他的教課筆記簿、粉筆。鋼琴衣解開著，琴蓋開著，譜表擺著，琴頭上又放著一隻時表，閃閃的金光直射到我們的眼中。黑板（是上下兩塊可以推動的）上早已清楚地寫好本課內所應寫的東西（兩塊都寫好，上塊蓋著下塊，用下塊時把上塊推開）。在這樣佈置的講台上，李先生端坐著。坐到上課鈴響出（後來我們知道他這脾氣，上音樂課必早到。故上課鈴響時，同學早已到齊），他站起身來，深深地一鞠躬，課就開始了。這樣地上課，空氣嚴肅得很。
有一個人上音樂課時不唱歌而看別的書，有一個人上音樂課時吐痰在地板上，以為李先生不看見的，其實他都知道。但他不立刻責備，等到下課後，他用很輕而嚴肅的聲音鄭重地說：「某某等一等出去。」於是這位某某同學只得站著。等到別的同學都出去了，他又用輕而嚴肅的聲音向這某某同學和氣地說：「下次上課時不要看別的書。」或者：「下次痰不要吐在地板上。」說過之後他微微一鞠躬，表示「你出去吧」。出來的人大都臉上發紅，帶著難為情的表情（我每次在教室外等著，親自看到的）。又有一次下音樂課，最後出去的人無心把門一拉，碰得太重，發出很大的聲音。他走了數十步之後，李先生走出門來，滿面和氣地叫他轉來。等他到了，李先生又叫他進教室來。進了教室，李先生用很輕而嚴肅的聲音向他和氣地說：「下次走出教室，輕輕地關門。」就對他一鞠躬，送他出門，自己輕輕地把門關了。最不易忘卻的，是有一次上彈琴課的時候。我們是師範生，每人都要學彈琴，全校有五六十架風琴及兩架鋼琴。風琴每室兩架，給學生練習用；鋼琴一架放在唱歌教室裡，一架放在彈琴教室裡。上彈琴課時，十數人為一組，環立在琴旁，看李先生范奏。有一次正在范奏的時候，有一個同學放一個屁，沒有聲音，卻是很臭。鋼琴，李先生及十數同學全都沉浸在亞莫尼亞氣體中。同學大都掩鼻或發出討厭的聲音。李先生眉頭一皺，自管自彈琴（我想他一定屏息著）。彈到後來，亞莫尼亞氣散光了，他的眉頭方才舒展。教完以後，下課鈴響了。李先生立起來一鞠躬，表示散課。散課以後，同學還未出門，李先生又鄭重地宣告：「大家等一等去，還有一句話。」大家又肅立了。李先生又用很輕而嚴肅的聲音和氣地說：「以後放屁，到門外去，不要放在室內。」接著又一鞠躬，表示叫我們出去。同學都忍著笑，一出門來，大家快跑，跑到遠處去大笑一頓。
李先生用這樣的態度來教我們音樂，因此我們上音樂課時，覺得比其他一切課更嚴肅。同時對於音樂教師李叔同先生，比對其他教師更敬仰。他雖然常常請假，沒有一個人怨他，似乎覺得他請假是應該的。但讀者要知道，他的受人崇敬，不僅是為了上述的鄭重態度的緣故；他的受人崇敬使人真心地折服，是另有背景的。背景是什麼呢？就是他的人格。他的人格，值得我們崇敬的有兩點：第一點是凡事認真，第二點是多才多藝。先講第一點：李先生一生的最大特點是「凡事認真」。他對於一件事，不做則已，要做就非做得徹底不可。他出身於富裕之家，他的父親是天津有名的銀行家。他是第五位姨太太所生。他父親生他時，年已七十二歲。他墮地後就遭父喪，又逢家庭之變，青年時就陪了他的生母南遷上海。在上海南洋公學讀書奉母時，他是一個翩翩公子。當時上海文壇有著名的滬學會，李先生應滬學會徵文，名字屢列第一。從此他就為滬上名人所器重，而交遊日廣，終以「才子」馳名於當時的上海。所以後來他母親死了，他赴日本留學的時候，作一首《金縷曲》，詞曰：「披髮佯狂走。莽中原，暮鴉啼徹，幾株衰柳。破碎河山誰收拾，零落西風依舊。便惹得離人消瘦。行矣臨流重太息，說相思刻骨雙紅豆。愁黯黯，濃於酒。漾情不斷淞波溜。恨年年絮飄萍泊，庶難回首。二十文章驚海內，畢竟空談何有！聽匣底蒼龍狂吼。長夜西風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國，忍孤負？」讀這首詞，可想見他當時豪氣滿胸，愛國熱情熾盛。他出家時把過去的照片統統送我，我曾在照片中看見過當時在上海的他：絲絨碗帽，正中綴一方白玉，曲襟背心，花緞袍子，後面掛著胖辮子，底下緞帶紮腳管，雙梁厚底鞋子，頭抬得很高，英俊之氣，流露於眉目間。（讀者恐沒有見過上述的服裝。這是光緒年間上海最時髦的打扮。問你們的祖父母，一定知道。）真是當時上海一等的翩翩公子。這是最初表示他的特性：凡事認真。他立意要做翩翩公子，就徹底地做個翩翩公子。
後來他到日本，看見明治維新的文化，就渴慕西洋文明。他立刻放棄了翩翩公子的態度，改做一個留學生。他入東京美術學校，同時又入音樂學校。這些學校都是模仿西洋的，所教的都是西洋畫和西洋音樂。李先生在南洋公學時英文學得很好；到了日本，就買了許多西洋文學書。他出家時曾送我一部殘缺的原本《莎士比亞全集》，他對我說：「這書我從前細讀過，有許多筆記在上面，雖然不全，也是紀念物。」由此可想見他在日本時，對於西洋藝術全面進攻，繪畫、音樂、文學、戲劇都研究。後來他在日本創辦春柳劇社，糾集留學同志，共演當時西洋著名的悲劇《茶花女》。他自己把腰束小，把發拖長，粉墨登場，扮作茶花女。這照片，他出家時也送給我，一向歸我保藏，直到抗戰時為兵火所毀。現在我還記得這照片：鬈發，白的上衣，白的長裙拖著地面，腰身小到一把，兩手舉起托著後頭，頭向右歪側，眉峰緊蹙，眼波斜睇，正是茶花女自傷命薄的神情。另外還有許多演劇的照片，不可勝記。這春柳劇社後來遷回中國，李先生就脫出，由另一班人去辦，便是中國最初的「話劇」社。由此可以想見，李先生在日本時，是徹頭徹尾的一個留學生。我見過他當時的照片：高帽子、硬領、硬袖、燕尾服、史的克「手杖」、尖頭皮鞋，加之長身、高鼻，沒有腳的眼鏡夾在鼻樑上，竟活像一個西洋人。這是第二次表示他的特性：凡事認真。學一樣，像一樣。要做留學生，就徹底地做個留學生。
他回國後，在上海《太平洋報》報社當編輯。不久，就被南京高等師範請去教圖畫、音樂。後來又應杭州浙江兩級師範學校(3)（李先生從兩級師範一直教到第一師範）之聘，同時教兩地兩校，每月中半個月住南京，半個月住杭州。兩校都請助教，他不在時由助教代課。這時候，李先生已由留學生變為「教師」。這一變，變得真徹底：漂亮的洋裝不穿了，卻換上灰色粗布袍子、黑布馬褂、布底鞋子。金絲邊眼鏡也換了黑的鋼絲邊眼鏡。他是一個修養很深的美術家，所以對於儀表很講究。雖然布衣，形式卻很稱身，色澤常常整潔。他穿布衣，全無窮相，而另具一種樸素的美。你可想見，他是扮過茶花女的，身材生得非常窈窕。穿了布衣，仍是一個美男子。「淡妝濃抹總相宜」，這詩句原是描寫西子的，但拿來形容我們的李先生的儀表，也最適用。今人侈談「生活藝術化」，大都好奇立異，非藝術的。李先生的服裝，才真可稱為生活的藝術化。他一時代的服裝，表出著一時代的思想與生活。各時代的思想與生活判然不同，各時代的服裝也判然不同。布衣布鞋的李先生，與洋裝時代的李先生、曲襟背心時代的李先生，判若三人。這是第三次表示他的特性：認真。
我二年級時，圖畫歸李先生教。他教我們木炭石膏模型寫生。同學一向描慣臨畫，起初無從著手。四十餘人中，竟沒有一個人描得像樣的。後來他范畫給我們看。畫畢把范畫揭在黑板上。同學們大都看著黑板臨摹。只有我和少數同學，依他的方法從石膏模型寫生。我對於寫生，從這時候開始發生興味。我到此時，恍然大悟：那些粉本原是別人看了實物而寫生出來的。我們也應該直接從實物寫生入手，何必臨摹他人，依樣畫葫蘆呢？於是我的畫進步起來。有一晚，我為級長的公事，到李先生房間裡去報告。報告畢，我將退出，李先生喊我轉來，又用很輕而嚴肅的聲音和氣地對我說：「你的圖畫進步快。我在南京和杭州兩處教課，沒有見過像你這樣進步快速的人。你以後可以……」當晚這幾句話，便確定了我的一生。可惜我不記得年月日時，又不相信算命。如果記得，而又迷信算命先生的話，算起命來，這一晚一定是我一生中一個重要關口。因為從這晚起，我打定主意，專門學畫，把一生奉獻給藝術，直到現在沒有變志。從這晚以後，我對師範學校的功課忽然懈怠，常常逃課學畫。以前學期考試聯列第一，此後一落千丈，有時竟考末名。幸有前兩年的好成績，平均起來，畢業成績猶得第二十名。這些關於我的話現在不應詳述。且說李先生自此以後，與我接近的機會更多。因為我常去請他教畫，又教日本文。因此以後的李先生的生活，我所知道的更為詳細。他本來常讀性理的書，後來忽然信了道教，案頭常常放著道教的經書。那時我還是一個毛頭青年，談不到宗教。李先生除繪事外，並不對我談道。但我發見他的生活日漸收斂起來，像一個人就要動身赴遠方時的模樣。他常把自己不用的東西送給我。後來又介紹我從夏丏尊先生學日本文，因他沒有工夫教我。他的朋友日本畫家大野隆德、河合新藏、三宅克己等到西湖來寫生時，他帶了我去請他們吃一次飯，以後就把這些日本人交給我，叫我引導他們（我當時已能講普通應酬的日本話）。他自己就關起房門來研究道學。有一天，他決定入大慈山去斷食，我有課事，不能陪去，由校工聞玉陪去。數日之後，我去望他。見他躺在床上，面容消瘦，但精神很好，對我講話，同平時差不多。他斷食共十七日，由聞玉扶起來，攝一個影，影片上端由聞玉題字：「李息翁先生斷食後之像，侍子聞玉題。」這照片後來製成明信片分送朋友。像的下面用鉛字排印著：「某年月日，入大慈山斷食十七日，身心靈化，歡樂康強——欣欣道人記。」李先生這時候已由「教師」一變而為「道人」了。學道就斷食十七日，也是他凡事認真的表示。
但他學道的時候很短。斷食以後，不久他就學佛。他自己對我說：他的學佛是受馬一浮先生指示的。出家前數日，他同我到西湖玉泉去看一位程中和先生。這程先生原來是當軍人的，現在退伍，住在玉泉，正想出家為僧。李先生同他談得很久。此後不久，我陪大野隆德到玉泉去投宿，看見一個和尚坐著，正是這位程先生。我想稱他「程先生」，覺得不合。想稱他法師，又不知道他的法名（後來知道是弘傘）。一時周章得很。我回去對李先生講了，李先生告訴我，他不久也要出家為僧，就做弘傘的師弟。我愕然不知所對。過了幾天，他果然辭職，要去出家。出家的前晚，他叫我和同學葉天瑞、李增庸三人到他的房間裡，把房間裡所有的東西送給我們三人。第二天，我們三人送他到虎跑。我們回來分得了他的「遺產」，再去望他時，他已光著頭皮，穿著僧衣，儼然一位清的法師了。我從此改口，稱他為「法師」。法師的僧臘（就是做和尚的年代）二十四年。這二十四年中，我顛沛流離，他一貫到底，而且修行功夫愈進愈深。當初修淨土宗，後來又修律宗。律宗是講究戒律的。一舉一動，都有規律，做人認真得很。這是佛門中最難修的一宗。數百年來，傳統斷絕，直到弘一法師方才復興，所以佛門中稱他為「重興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師」。修律宗如何認真呢？一舉一動，都要當心，勿犯戒律（戒律很詳細，弘一法師手寫一部，昔年由中華書局印行的，名曰《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舉一例說：有一次我寄一卷宣紙去，請弘一法師寫佛號。宣紙很多，佛號所需很少。他就要來信問我，余多的宣紙如何處置。我原是多備一點，由他隨意處置的，但沒有說明，這些紙的所有權就模糊，他非問明不可。我連忙寫回信去說，多餘的紙，贈與法師，請隨意處置。以後寄紙，我就預先說明這一點了。又有一次，我寄回件郵票去，多了幾分。他把多的幾分寄還我。以後我寄郵票，就預先聲明：多餘的郵票送與法師。諸如此類，俗人馬虎的地方，修律宗的人都要認真。有一次他到我家。我請他籐椅子裡坐。他把籐椅子輕輕搖動，然後慢慢地坐下去。起先我不敢問。後來看他每次都如此，我就啟問。法師回答我說：「這椅子裡頭，兩根籐之間，也許有小蟲伏著。突然坐下去，要把它們壓死，所以先搖動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讓它們走避。」讀者聽到這話，也許要笑。但這正是做人認真至極的表示。模仿這種認真的精神去做社會事業，何事不成，何功不就？我們對於宗教上的事情，不可拘泥其「事」，應該觀察其「理」。
如上所述，弘一法師由翩翩公子一變而為留學生，又變而為教師，三變而為道人，四變而為和尚。每做一種人，都十分像樣。好比全能的優伶：起老生像個老生，起小生像個小生，起大面又很像個大面……都是「認真」的緣故。
李先生人格上的第二特點是「多才多藝」。西洋文藝批評家批評德國的歌劇大家華葛納爾有這樣的話：「阿普洛(4)右手持文才，左手持樂才，分贈給世間的文學家和音樂家。華葛納爾卻兼得了他兩手的贈物。」意思是說，華葛納爾能作曲，又能作歌，所以做了歌劇大家。拿這句話批評我們的李先生，實在還不夠用。李先生不但能作曲，能作歌，又能作畫，作文，吟詩，填詞，寫字，治金石，演劇。他對於藝術，差不多全般皆能。而且每種都很出色。專門一種的藝術家大都不及他，要向他學習。作曲和作歌，讀者可在開明書店出版的《中文名歌五十曲》中窺見。這集子中載著李先生的作品不少。每曲都膾炙人口。他的油畫，大部分寄存在北平美專，現在大概還在北平。寫實風而兼印象派筆調，每幅都很穩健，精到，為我國洋畫界難得的佳作。他的詩詞文章，載在從前出版的《南社文集》中，典雅秀麗，不亞於蘇曼殊。他的字，功夫尤深，早年學黃山谷，中年專研北碑，得力於《張猛龍碑》尤多。晚年寫佛經，脫胎化骨，自成一家，輕描淡寫，毫無煙火氣。他的金石，同字一樣秀美。出家前，他的友人把他所刻的印章集合起來，藏在西湖上西泠印社的石壁的洞裡。洞口用水泥封好，題著「息翁印藏」四字（現在也許已被日本人偷去）。他的演劇，前已說過，是中國話劇的鼻祖。總之，在藝術上，他是無所不精的一個作家。藝術之外，他又曾研究理學（陽明、程、朱之學，他都做過功夫。後來由此轉入道教，又轉入佛教的）。研究外國文，……李先生多才多藝，一通百通。所以他雖然只教我音樂圖畫，他所擅長的卻不止這兩種。換言之，他的教授圖畫音樂，有許多其他修養作背景，所以我們不得不崇敬他。借夏先生的話來講：他做教師，有人格作背景，好比佛菩薩的有「後光」。所以他從不威脅學生，而學生見他自生畏敬。從不嚴責學生（反之，他自己常常請假），而學生自會用功。他是實行人格感化的一位大教育家。我敢說：自有學校以來，自有教師以來，未有盛於李先生者也。
青年的讀者，看到這裡，也許要發生這樣的疑念：李先生為什麼不做教育家，不做藝術家，而做和尚呢？
是的，我曾聽到許多人發這樣的疑問。他們的意思，大概以為做和尚是迷信的，消極的，暴棄的，可惜得很！倘不做和尚，他可在這僧臘二十四年中教育不少的人才，創作不少的作品，這才有功於世呢。
這話，近看是對的，遠看卻不對。用低淺的眼光，從世俗習慣上看，辦教育，製作品，實實在在的事業，當然比做和尚有功於世。遠看，用高遠的眼光，從人生根本上看，宗教的崇高偉大，遠在教育之上。——但在這裡須加重要聲明：一般所謂佛教，千百年來早已歪曲化而失卻真正佛教的本意。一般佛寺裡的和尚，其實是另一種奇怪的人，與真正佛教毫無關係。因此世人對佛教的誤解，越弄越深。和尚大都以唸經念佛做道場為營業。居士大都想拿佞佛來換得世間名利恭敬，甚或來生福報。還有一班戀愛失敗，經濟破產，作惡犯罪的人，走投無路，遁入空門，以佛門為避難所。於是乎，未曾認明佛教真相的人，就排斥佛教，指為消極，迷信，而非打倒不可。歪曲的佛教應該打倒；但真正的佛教，崇高偉大，勝於一切。——讀者只要窮究自身的意義，便可相信這話。譬如：為什麼入學校？為了欲得教養。為什麼欲得教養？為了要做事業。為什麼要做事業？為了滿足你的人生慾望。再問下去，為什麼要滿足你的人生慾望？你想了一想，一時找不到根據，而難於答覆。你再想一想，就會感到疑惑與虛空。你三想的時候，也許會感到苦悶與悲哀。這時候你就要請教「哲學」，和他的老兄「宗教」。這時候你才相信真正的佛教高於一切。
所以李先生的放棄教育與藝術而修佛法，好比出於幽谷，遷於喬木，不是可惜的，正是可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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