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木已成舟，文森特也就很快擁抱了他的新生活。似乎想要為多年的孤僻和懶散贖罪，他百般努力，一門心思扮演好他的新角色。昨天，這個邋遢粗野的鄉下男孩還穿著破鞋，手中提著爬滿臭蟲的漁網。而今，他搖身一變成了荷蘭最耀眼的大都市中前程似錦的明日商業之星。他換上了年輕紳士們的夏日行頭（白襪、草帽）。他的週末不再浪費在格羅特比克，而是與其他時髦的人們一起在附近北海的海濱浴場席凡寧根的沙灘上度過。工作時，他埋頭扮演好公司卓越的領導者森特伯伯的「門徒」（他這樣自稱）。他承認，與伯伯同名這個事實讓他不禁油然而生一份「恰如其分的自豪」。
如果文森特需要一個崇拜的偶像——或者看見未來的自己，那麼他只需要望一望他的上司赫曼努斯·海斯貝特·泰斯提格（人稱H.G.）。泰斯提格英俊、勤奮，有與他24歲的年齡不符的鎮定與自若。他年紀輕輕就攀上了事業的高峰，並非依賴家庭背景，完完全全是個人成就的體現。早在少年時期在阿姆斯特丹書店當學徒的時候，泰斯提格就已經展現出了荷蘭人所讚賞的毫不感情用事的經世致用的態度，以及冷靜機智的頭腦。而且，他懂穿衣打扮。所有這些特質，與非凡的記憶力、對細節的敏銳、儒雅的舉止一起，迅速贏得了森特·梵高的賞識和信任。在這個圓滑機敏的年輕人身上，他無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僅僅六年以後，泰斯提格就晉陞為了總店的經理。
年輕的上司對這位公司的新職員顯出了特殊的關懷。他邀請文森特前往畫廊附近他的家中一起喝咖啡。泰斯提格與年輕的妻子瑪利亞，以及尚在襁褓中的女兒貝琪一起居住。新上司身上有太多讓文森特仰慕的地方。和文森特一樣，泰斯提格識得多種語言，飽讀各國作品。作為海牙活躍的文學團體的領導者，泰斯提格喜歡討論書籍——據文森特所述，他「充滿了詩情」。文森特喜愛聆聽他的談話。「他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森特後來回憶，「我將他視為奮鬥的目標。」
H.G.泰斯提格
以泰斯提格為榜樣的文森特將身心都撲在了他的新工作上。在給提奧的信中，他這樣寫道：「我很忙碌，並且喜歡這種狀態，因為這就是我想要的。」消失在公眾視線之中的文森特把大把的時間都花費在了庫房裡。畫廊的巨額生意都在這兒一錘定音，完成的油畫訂單也變成了大部分的利潤。在大量的庫存中找到所需的複製品之後，文森特會小心翼翼地將它們疊在一起，打包郵寄。偶爾，他也會幫忙裝箱上船或者在直供藝術家作品的店舖（森特的原始產業）裡招呼客人。
作為一個提供全方位服務的藝術「百貨公司」，畫廊還擁有修復工作室，甚至提供競拍服務，所有這些業務也需要一個學徒。在奢華的公共畫廊內，總有展覽，畫作被掛上去、取下來和被買走供私人欣賞。為了縮減開支，泰斯提格僱用了最精簡的員工以維持畫廊的正常運作（森特就是這樣做的）。文森特是在崗的兩位學徒中的一個，多數時候都需要起早貪黑地工作，週六也不例外。當然，畫廊僱有僕人（這在當時很常見）做一些擦洗打掃的下等活。但忙碌的日子裡，像文森特這樣的學徒也免不了要做一些給畫框除塵、擺放櫥窗之類的雜活。
在對新工作的熱情中，文森特對一個全新的領域突然產生了狂熱的興趣，那就是藝術。他如饑似渴地閱讀關於荷蘭及各地藝術家、藝術史和藝術收藏的書籍。他埋首於最新的藝術雜誌——在海牙這樣的國際大都會，這些讀物應有盡有，令人目不暇接。他經常去參觀莫裡斯皇家美術館。那兒離普拉茨只有幾步的路程，在滿牆的黃金時代的畫作中，有維梅爾的《台夫特風景》和倫勃朗的《解剖課》。他懷著朝聖之心去阿姆斯特丹瞻仰佛蘭斯·哈爾斯的《快樂的酒徒》，當然還有倫勃朗的《夜巡》，去布魯塞爾一睹偉大的佛蘭芒「原始人」（文森特喜歡這樣稱呼揚·范·艾克和漢斯·梅姆林一類的畫家）的珍品，去安特衛普看魯本斯。「盡可能多去博物館，」文森特這樣建議他的弟弟，「多看些古董畫是件好事。」
他也研究「新生代」的畫家——比如他伯伯偏愛的荷蘭當代藝術家安德裡亞斯·謝夫霍特和康納利斯·施普林格。他不僅在古庇爾的牆壁上，還在其他畫廊裡、當地藝術市集的一堆亂糟糟的古董和小古玩間、離他寄宿的地方幾個街區遠的新開的現代藝術博物館裡見到他們的作品。
也許就是在這些地方，文森特感受到了即將興起的藝術革命的徵兆。隨處可見的成排的風車、城鎮風景、狂風中顛簸的漁船和從田野裡經過的滑冰場景一個世紀以來一直是荷蘭藝術家創作的素材，但這些新生代藝術品——多數是風景畫——有著模糊的構圖、隨意的筆觸、柔和的色調、薄透的光線，與當時占主導地位的、講究細節精準和濃墨重彩的繪畫風格相去甚遠。在文森特那雙新奇的眼睛中，當時的許多此類風格的畫作似乎有一種尚未完成的感覺。然而，不久以後，泰斯提格開始將它們購入。此類風格的藝術家也開始來到店裡採購原料。一來二去，他們經常能碰上這位姓氏出名的學徒工。19世紀70年代初期，文森特就已經見到了約瑟夫·伊斯雷爾、雅各布·瑪麗斯、亨德裡克-威廉·梅斯達赫、簡·魏斯勃魯赫本人及其畫作。他們都以新的風格作畫——人稱「海牙畫派」，是他們最終從黃金時代的桎梏中解放了荷蘭藝術。
文森特無疑對這場新興的運動早就有所耳聞：它誕生於荷蘭鄉村一次又一次的遠足中，對室外與自然極端推崇。一個偏遠、山林掩映、名為巴比松的法國小山村點燃了伊斯雷爾等藝術家竭力捕捉「對自然的第一印象」的熱情。文森特熱切地將這些荷蘭的「新生代」藝術家，以及他們的法國同行卡米爾·柯羅和查爾斯·雅克的作品納入了自己擁擠的頭腦博物館中。泰斯提格則謹慎地檢驗著它們的市場。
然而，巴比松畫派終究沒有壯大到可以在古庇爾繁花似錦的展示牆上佔據顯要位置。在荷蘭藝術革命風起雲湧的關頭，沒有人注意到另一批法國畫家已經登上了藝術舞台。他們吸取了巴比松畫派的教訓，重新調整了對光線和印象的處理。也沒有人知道，1871年秋天，一位名叫克勞德·莫奈的年輕法國畫家悄悄出現在了荷蘭，出現在了普拉茨。
即便文森特親眼見證了一場新興藝術運動的萌發，古庇爾庫房還是他最重要的課堂。每天，各種畫作在他的辦公桌前經過——有木刻畫、版畫、蝕刻畫、平版印刷畫、照片、藝術家作品集、插圖冊、雜誌、目錄、專題著作及特殊出版物。那時，古庇爾已經壟斷了市場銷售的藝術。一旦一幅畫作大獲成功，它的複製品往往也會大賣。熱銷的畫作通常被定製成各種尺寸、形狀、價位及材質——有時甚至就與原作並肩排列。
在古庇爾，各式畫作應有盡有：有長於細節的保羅·德拉羅什的歷史奇幻，也有烏格斯·默爾的本土肖像；有倫勃朗利用明暗對照再現的《聖經》故事，也有阿里·謝弗的耶穌聖像（一個世紀以來，謝弗塑造的耶穌形象已經深入人心）；有布格羅迷人的牧羊女，也有熱羅姆筆下誘人的東方女郎；有激動人心的戰爭場面，也有細膩的意大利鄉村生活裝飾畫；有浪漫的威尼斯河道，也有17世紀荷蘭的懷舊風情；有非洲的獵虎圖，也有英國議會議政的場面；有撲克遊戲，也有無垠的海戰；有新大陸的木蘭，也有埃及的棕櫚；有美洲平原的野牛，也有寶座上的維多利亞女王。所有這些作品都被富有強烈求知慾望的文森特盡收眼底。有人說，古庇爾的大量存畫確實能「持續地激發想像。在想像中，天知道我們踏遍了多少土地，歷經多少奇遇，揮手描繪下多少傳世之作」。
文森特對每天流經案頭的畫，保持著一名銷售員應有的開放態度。即便是在後來的日子裡，他也沒有批判過任何一幅作品或任何一位畫家。他沒有窒息在這片藝術品的汪洋裡，反倒被激勵鼓舞著。「盡情地讚美吧，」他建議提奧，「太多人過於吝惜他們的讚美。」他的「心頭好」組成了長長一串名單——出現在上面的知名不知名的畫家有60餘位，包括了荷蘭浪漫派、法國東方派、瑞士風景派、比利時鄉村畫家、英國前拉斐爾派、海牙風格派、新興的巴比松畫派、沙龍新寵，以及「那些老大師們」。「我還可以把它拉得更長。」他歎道。然而，十餘年後，文森特爽快地承認，他喜歡的是那個年代意大利和西班牙畫家創作的愚蠢而俗麗的鄉村畫。「我當時覺得那些艷麗的孔雀羽毛，」他在1882年不無難堪地回憶道，「漂亮極了。」
曾幾何時，文森特似乎已將年少的脆弱和挫敗決然拋在了腦後，似乎也放下了漁網和那些瓶瓶罐罐。但某種意義上說來，那些年的慍怒、自閉與孤獨卻讓他具備了許多適應新工作的絕佳技能。通過觀察鳥巢和甲蟲腿練就的細緻的洞察力，而今被用來發現印象派後期難以覺察的墮落或不同的雕刻家處理同一件作品的百變風格。搜集與歸類的無限精力，以及驚人的記憶力幫助他摸清了庫房的海量存畫，幫助他熟記下繪畫部大量藝術家作品的清單。不論是在包裝室，還是在展示櫃，他獨自一人對待甲蟲收藏的小心翼翼和謹慎認真，全都有了用武之地。
作為一個天生的櫥窗設計師，文森特尤其擅長髮掘作品之間的聯繫：不單單看它們是否表現了同一主題，是否出自一位藝術家之手，他還能清晰地判斷它們的才智、風格、氛圍，以及「重量」。（他觀察到，麥斯達格的油畫若是擺放在柯羅的油畫旁邊，便顯得特別「笨重」）。他建議朋友們（當然還有客戶們）製作當下時髦的剪貼簿——可以在空白的本子上收集喜歡的畫作。「剪貼簿的優點在於你可以隨心所欲地排列佈置它們。」他解釋道。文森特也有一本剪貼簿（最初收集的是意大利的「孔雀羽毛」），在未來的人生裡，可以供他隨意地編輯和佈置，精細地排序和佈局。
不知是出於文森特的學識和熱情，還是那層特殊的關係，他很快便被允許來到古庇爾會客室一般的奢華畫廊，與戴著高帽在土耳其睡榻上小憩的紳士們交流。幾年後，文森特已經著手打理一些最重要的客戶。對於價值與稀有，時髦與需求，文森特顯示出了一種與生俱來的悟性，對於要售出的畫作，他總那麼胸有成足，志在必得。1873年，他踏上了去往布魯塞爾、安特衛普、阿姆斯特丹等地維繫客戶和展示古庇爾新產品的年度銷售之旅。他還歪打正著地學習了會計。對自己新角色頗為自信的文森特，堅信他的父母不會再因為要為他找一個合適的位置而傷神。
但成功或者成功的希望都不能撫去文森特的孤獨。十餘年後，他視自己在海牙的早年歲月為「痛苦的日子」。一開始，他也許可以將自己的悶悶不樂歸咎於他無時無刻不在恐懼的離別的悲傷。「萬事開頭難，」他在提奧1873年離家開始工作時這樣告誡提奧，「你感受到的陌生我十分瞭解。」但兩年以後，他意識到問題並非思鄉那麼簡單。即便都市綺麗誘人，即便身邊的照應不少，偶爾能帶來家一般的撫慰，即便一天勞作之後身心俱疲，文森特身上還是帶著津德爾特荒野的那份堅不可摧的孤獨。
古庇爾畫廊，海牙
在一個極度缺乏人手的工作環境中，即便八面玲瓏的人也會發現交際變得異常艱難。作為僅有的兩名學徒，文森特和陀伊納斯·范·伊特森不能同時休假。文森特怪異、帶刺的性格卻沒有讓人們疏遠他，由於森特的頻繁巡視，暴露在眾目睽睽之下的這層裙帶關係，也自然而然地讓文森特受到了其他員工的排擠與孤立。森特變得越來越像是個挑剔、嚴苛的工頭。他要是即將離開前往巴黎或裡維埃拉，泰斯提格常常能暫時鬆一口氣。其他員工莫不如此。「他是個難搞、暴戾的老闆，」泰斯提格後來回憶道，「總愛揪住一件事喋喋不休。」
1870年冬天，森特害病，幾乎奄奄一息。泰斯提格全權掌控了普拉茨。幾乎在一夜之間，他對上司侄子的態度有了180度的大轉變。辦事利落、氣度不凡的泰斯提格對文森特的拖泥帶水和怪異舉止早就骨鯁在喉。他把這歸咎於文森特的鄉野習氣（他常不懷好意地將文森特的父親與世故的森特進行比較）。而現在，這種蔑視赤裸裸地顯露在怒氣沖沖的謾罵和脫口而出的誹謗中。文森特則以痛苦的、對待父親一樣的矛盾心態應對：一旦他的老闆在場，他會一面退縮於順從和「膽怯」之中（「我開始保持距離。」他回憶道），一面忍受著被拒絕。這是一道永遠無法癒合的傷疤。
1870年臨近聖誕節時，在海牙待了一年半的文森特依然痛苦不堪。他租住的地方離畫廊不遠，裡面擠著房東盧斯一家。他們的幾個孩子都和文森特一般大（包括他的同事伊特森）。但似乎沒有哪個可以交心。他又一次陷入了習慣性的孤單，寧願一個人孤獨地徜徉在附近的城郊，而不願和室友們參加溜冰派對。不論有多麼豐富的活動可供選擇，不論大家如何鼓勵他，文森特還是在海牙「再次落單」了，父母和森特伯伯對此有無數怨言。但社交需要錢，文森特微薄的薪水幾乎都擔負不了他的食宿，於是父親只好「傾囊相助」。後來，文森特用「赤貧」來形容當時的境況。聖誕節期間回津德爾特的車票通常很昂貴，而且泰斯提格也有可能取消他的聖誕節假期——他確實也這麼做了，因為假期通常是畫廊生意最為紅火的時候。
1870年11月，一個爆炸性的消息從家中傳來：全家人即將離開津德爾特。堅守崗位22年後，多洛斯接受了距離佈雷達以東25英里的赫爾瓦特的任命。那兒有一個瀕臨衰落的布拉班特聖會正等著這個堅毅的播種者去拯救。那一年，梵高一家一起慶祝了在津德爾特的最後一個聖誕節。1871年2月，他們永遠告別了牧師公館、花園、溪流和荒野。
在搬家帶來的感傷中，文森特只與他在牧師公館的唯一盟友提奧取得了聯繫。
想要喚醒曾經的親密無間並不容易。提奧在赫爾瓦特的朋友們，也就是勸說多洛斯與安娜離開津德爾特的貴族的子弟們，無一例外地認為文森特這個「一根筋的怪胎」，想必是個「軟蛋」。他一旦出現，他們就在背後取笑捉弄。多年後，這些子弟們依然還能記得提奧如何跟他們一起嘲笑他的哥哥——有人回憶：「他都說得那麼大聲，那麼肯定。兩人的關係一定不怎麼樣。」
1872年8月，也許是在文森特的百般勸說下，提奧來到海牙探望哥哥。他現在15歲了，差不多是文森特離家的年紀。他待了一段時間——差不多足以讓文森特重新習慣他的陪伴。他們去了莫裡斯皇家美術館，在那兒，文森特可以炫耀他獲得的驚人的新知識。但大多數時候，他們就是這樣走著。有一天，他們突發奇想來到了席凡寧根的海灘。兩人沒有走兩側建有別墅的時髦大道，而是由文森特選了一條需要穿越樹林（他稱之為「我的林子」）的神秘小徑。還有一次，他們決定朝反方向行進：往東，往賴斯韋克的方向，也許是去參加某個家庭聚會。
賴斯韋克運河旁，兄弟倆走在堤壩頂的牽道上。不經意間，一艘揚帆的駁船悄然滑過。無風的日子，馬匹依然會利用牽道運送水上貨物。在堤壩以內一座建造於17世紀、用於牧場排水的風車前，他們停了下來。一個直徑20英尺的水輪還在無休無止地勞作著。磨坊主在風車房的窗口售賣烤鰻魚和一個銅板一杯的牛奶。兩人喝完後便走進運河岸邊的一座屋舍中參加派對。當賓客們圍在一起照相時，他們緊挨著站在後排：在按下快門之前長時間的等待中，提奧還是那麼乖巧老實，文森特則像前排調皮的孩子一樣焦躁不安。
去往賴斯韋克那天的經歷和席凡寧根雨天的告別一樣，給文森特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回憶。多年後，他還能對當天的點點滴滴如數家珍。「很久以前……我們一起走在去往賴斯韋克的路上，在磨坊喝了牛奶。」他哀歎道，「那天美好得無法用語言來形容。」後來的日子裡，他將那天稱為「失落的伊甸園」。在這個伊甸園裡，兄弟倆不分你我，惺惺相惜，「彷彿合為了一體」。無論文森特的感受是否真實，無論提奧是否真的拋開了夥伴們的輕視和嘲弄，這些都已不再重要。被同事孤立、被父母嫌棄、被童年的故土驅逐流放的文森特需要相信，他最終找到了一個心靈伴侶。
去往賴斯韋克的經歷成為了一個模式，這個模式在文森特之後的人生中再也沒有改變過：用懷舊來安撫孤獨，用過去來彌補現在。提奧一離開，文森特就提筆給他寫信：「親愛的提奧，一開始的那幾天我很想念你；傍晚我回到家發現你不在，讓我渾身不自在。」正是從這封信開始，大沓的信件像文獻一樣在風雲流變中沉積下來，默默記述著這段動人的人性體驗。
去往賴斯韋克的路上兄弟倆必定會討論的話題是女人——特別是一個名叫卡羅琳·漢尼貝克的女孩。這個漂亮的金髮女孩也參加了當日的派對。派對上，梵高家與卡本特斯家的親戚人頭攢動。文森特就這樣遇上了卡羅琳。大家以暱稱相稱，備顯親近，但並不足以催生任何羅曼蒂克的想法。卡羅琳的父親卡爾·阿道夫·漢尼貝克打理著一份興旺的產業。他們一家住在史佩街角一棟令梵高家與卡本特斯家都艷羨的別墅裡。這一切都讓安娜·梵高的心怦怦直跳。她稱漢尼貝克一家為「可靠的好人」，並懇請他們多多關照兒子文森特。「多與他們來往對你的事業發展有好處。」
文森特並不需要母親的鼓勵才會發現19歲的卡羅琳·漢尼貝克十分可人。這個外向、大大咧咧、無憂無慮的女孩與我們古板的學徒文森特性格截然不同（從之後她的信中，你會發現這一點）。她喜歡音樂——不是那種慣常在客廳裡彈奏以顯示教養的沉悶調子，而是《笑吧、笑吧，我的愛人》這類歡快的流行曲子——但從使用的語言，就能感到曲子裡對規矩、禮儀的嘲弄。她愛玩，與男人交往時直截了當，在海牙這樣的一個保守的社會中，似乎看起來有點兒輕浮狐媚。連多洛斯·梵高也稱讚她「是最嬌嫩的花朵」。事實上，聚會上的卡羅琳確實頭戴著從賴斯韋克堤岸邊採來的野花。
遠遠觀望的文森特也許確實被她迷住了。後來，他曾含糊地將她影射為純潔的初戀對象。他將自己的熱情描述為「柏拉圖式的」，而非「肉慾的」。「腦海中的兩個『我』一個幻想著愛情，」他寫道，「而另一個，已經陷入了愛情。」倘若他敞開心扉，表白了愛意，那麼這一定不是一吐為快的愛的絮語，而是一個交雜著迫切與矛盾的聲音——在這個聲音的勸說下，（文森特和他人的）激情往往淪為了投降與順從。這個聲音中散發著孤獨與絕望。「我試圖付出一切，」文森特回憶道，「不求回報。」沒有人知道文森特究竟有沒有表露心意，但他的一片癡心必定付諸東流。他與提奧一到派對上，必定就已經知道今天是卡羅琳與他們的表兄弟威廉·范·施托庫姆訂婚的日子。在合照上，她緊挨在范·施托庫姆身旁，朝鏡頭擺著手，彷彿在炫耀手上的戒指。
文森特對於這場訂婚的反應再「文森特」不過了。他告訴提奧：「如果我得不到一個好女人，那麼找個壞女人也不錯。壞女人總比孤老一生要好。」出於孤獨，而非力比多（「那時，我的身體慾望並不強烈。」他後來承認）的驅使，他開始招妓。
在海牙，不難找到妓女。在古庇爾畫廊幾個街區以外一座名叫蓋斯特的中世紀木結構大雜院裡，只要不挑剔，文森特就可以找到任何他想要的。儘管在19世紀六七十年代改革浪潮的影響下，所有妓院都被要求註冊，所有妓女都要接受正規的醫療檢查，性服務這門古老的生意還是在街頭遍地開花。迫於管制壓力，每間妓院都掩映在「提供女性服務」的酒館或煙草店之後。後來，當提奧搬到海牙時，文森特曾告誡他不要去招惹這種地方：「除非你實在無事可做——但偶爾嘗試一次也無傷大雅。」
文森特最早去蓋斯特似乎是在1872年秋天。當時他19歲，生平第一次摸到碼頭邊的黑巷子裡去尋找其他地方無法得到的慰藉。每到一個新的城市，文森特便會去尋找妓院。有時，他只去那兒坐坐，喝一杯，玩會兒撲克，聊聊天——「人生、煩惱、痛苦，或是其他的一切東西。」如果被妓院攆出門，那麼他會站在門口看客人們進進出出。他後來承認，他會聽其他嫖客講下流的桃色笑話，也能以同樣的下流笑話巧妙接上話茬。但他對「這些該死的墜入風塵的女人」的興趣，似乎始終出於同病相憐、惺惺相惜和交談的需要。他承認對她們有種「特殊的憐愛」，並囑咐提奧要選那些「有感覺的」。
文森特後來記錄道，經過了痛苦的第一年後，他在海牙的日子於1872年左右變得「越來越快樂」。但一顆敏感的心和無人做伴的孤獨疊加在一起往往會讓事情變糟。我們只能猜測文森特到底是惹上了何種麻煩，但據說，文森特對於父母的反應「極為害怕」，甚至恐慌到完全不能自已。絕望中，他決定向他年輕的老闆求助。泰斯提格給了一個直截了當的答覆：文森特必須禁止這種行為——他似乎與文森特的家人結成了一個或一系列的聯盟。如果再犯，那就是對「家庭責任」的踐踏。如果文森特沒有遵守此項協定，那麼家人就有權將他置於合法監護之下。泰斯提格的反應在文森特的回憶中是個深深的背叛，他寫道：「向他開口，我萬分懊悔。」
到了聖誕節，這事已經傳遍了梵高家。文森特總懷疑泰斯提格通風報信了。「我現在很肯定，」多年後他寫道，「很久以前，是他讓我處於難堪的境地。」不論是不是泰斯提格大肆張揚，這件醜聞很快帶來了可怕的後果。評價文森特的工作表現成為了最棘手的問題被擺上了台前。1872年10月，家史的撰寫者，森特伯伯的妹妹記錄了他們對侄子文森特的質疑——這些疑慮只能來自森特本人。「有時，文森特讓人覺得非他莫屬，」她寫道，「有時，又恰恰相反。」
紛至沓來的流言將赫爾瓦特牧師公館的警報拉響。文森特這個沉重的負擔不但會讓前所未有的緊迫的家庭經濟狀況雪上加霜，鄰里異樣的眼光更叫人不寒而慄。凡此種種，讓如何保住文森特的工作成為了當務之急。「你可以想像，」多洛斯在家信中寫道，「文森特讓我們多麼焦頭爛額。」
同時，家人與文森特的交流也變得「越來越不愉快」。多洛斯給不懂事的兒子寄去信件、詩歌和小冊子，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告誡他「不要和自己作對」，「承認弱點」，「將內心與罪惡訣別」。也許是因為父親的堅持，文森特開始學習《聖經》，但仍對它態度冷漠。但在他的室友面前，他表現得像是個無神論者。對父親的那一套罪惡說和悔改說不以為然的文森特總愛在提倡自我完善的資產階級世俗文學中找尋安慰。而母親則連他悶悶坐著的照片都看不順眼（說他「一副苦瓜臉」）。
戰線已經拉開。文森特和梵高夫婦重新開始了敵對關係。這一定是個氣氛緊張、怨恨滿滿的聖誕節——但只是第一個。除夕夜，當他回到海牙時，室友看到文森特坐在壁爐邊「平靜地撕著父親給他的宗教小冊子，並將它們一頁一頁丟進了爐火之中」。
文森特命途多舛，首當其衝的受害者便是弟弟提奧。赫爾瓦特牧師公館已經陷入了經濟危機。文森特很有可能會丟掉工作，需要家裡供養。而且，一旦文森特到1873年3月年滿20歲，他很有可能會上徵兵名單。到那時，多洛斯只能把他送上去蘇門答臘島鎮壓殖民起義的航船，或者花錢贖出他的服役期限，那又將是一大筆費用。而只有提奧能提供家裡需要的另一份經濟來源。多洛斯和森特商量之後，給提奧在布魯塞爾的古庇爾分店找了一個學徒的職位——與文森特曾經的工作一樣。提奧起初不願意。不像哥哥，他喜歡上學，不想離開他在赫爾瓦特的朋友們。但責任擺在眼前。「上帝召喚你去承擔這份工作。」多洛斯這樣告訴他。1873年1月初，只有15歲的提奧搭上了開往布魯塞爾的火車，開始了他的職業生涯。
安娜與多洛斯鼓勵這位古庇爾的新職員「變得和文森特一樣聰明」。但私下裡，他們殫精竭慮，唯恐提奧步任性哥哥的後塵。他們將他寄養在一位牧師家裡，這位牧師可以給他施堅信禮。同時，夫婦倆還讓他加入了一個「青年俱樂部」來結交恰當的朋友，充實他的空閒時間（「以免受到教唆」）。他們苦口婆心地鼓勵他去做禮拜，服從上司，打扮得體，多吃肉（「好變得強壯」）。當然，在性與宗教這兩個文森特栽跟頭的領域，夫婦倆三番五次給出最嚴厲的警告。「時時刻刻都要堅持你的原則，」多洛斯寫道，「只有保持得體，堅持信仰，幸福才會隨之而來。」
儘管要默默忍受孤獨和對牧師房東的不滿，提奧在布魯塞爾幹得有聲有色。還不滿一個月，畫廊不苟言笑的經理托拜厄斯·維克多·施密特遞交報告稱讚提奧很適合藝術品交易這一行，並預測了他最後的成功。多洛斯對兒子表示了祝賀（「能有這樣一個良好的開端真是太棒了」），還稱讚他「勇氣可嘉」——來自這位堅韌的播種者的最高褒獎。提奧白天學記賬晚上學法語。施密特經理對這位年輕的助手偏愛有加，甚至邀請他搬至畫廊二樓的公寓同住。提奧與哥哥的差別並沒有逃過眾人的眼睛。母親寫道：「和文森特相比，你幹得太出色了。」
文森特也許早就慫恿過弟弟加入他的藝術品買賣行業，但他沒有料到會這麼快，兩人又會離得這麼遠。當家裡決定把提奧送往布魯塞爾時，文森特感到很意外。「我剛在父親的信中得知好消息，」他於1873年新年前後寫信給提奧，「衷心祝你好運！」很快，意外被雀躍所取代。「我多麼高興我倆能在同一家公司工作。」幾周後他又迫不及待給提奧去了一封信。在文森特心裡，提奧就職古庇爾會將去年夏天培養的兄弟情義再次推向高潮。「我們還有好多好多話可以講。」他興奮地寫道。狂熱地陶醉在手足情感中的文森特開始給親愛的弟弟各種建議，指導和鼓勵他。他一面撫慰提奧最初的不適，一面回味自己當日的孤獨；他祝賀他的成功，又同情一個學徒工地獄般忙碌的一天。他談論各種各樣的藝術家，反覆要求提奧給他講「他看到的、他最喜歡的畫」。
對文森特來說，提奧的新角色實現了他在通往賴斯韋克的路上的願景：兄弟二人「不分你我，惺惺相惜，彷彿合為了一體」。被這些念頭激勵著的文森特滿懷熱情進入了新年。他開始進行商業旅行，拜訪客戶，從不錯過任何見識更多畫作的機會。他與家人重修舊好，也再次投入了划船派對等社交活動。每有新鮮事，他都會趕忙提筆與提奧分享。有時，重燃的工作熱情近乎癲狂。對於他在布魯塞爾的門徒來說，文森特扮演著拉拉隊長和榜樣的雙重角色。「古庇爾真是個好地方，」他寫道，「在這兒越久，你就會收穫越多的抱負。」
而此時，文森特卻必須離開海牙。
也許是在制訂來年計劃的會議上，森特和泰斯提格作出了這個決定。向來會為兒子的利益挺身而出的多洛斯想必也參與了這個決策。1月底，泰斯提格通知文森特他「可能很快會被」調往古庇爾倫敦分行。調動的原因沒有確切的記錄。顯然，文森特對此一無所知，或者不想與他的弟弟分享。他只說：「上頭決定，我必須要離開。」
他的調離與「不端的品行」不無聯繫。如果他仍不知悔改，那麼必定會讓家庭蒙羞，甚至會毀掉家族生意。當然也可能有其他因素導致了他的調離。文森特與父母的緊張關係也加重了森特對這個同名侄子的不信任感。在12月的照片中，文森特一副邋遢又苦惱的樣子——與他精神抖擻、衣冠楚楚的伯伯和他善於交際的弟弟形成了強烈反差。妹妹利茲後來回憶道：「笨拙和羞澀是文森特事業上的絆腳石。」
但從未想過將他開除。因為這不僅會讓家庭難堪，讓多洛斯背負沉重的經濟負擔，也會浪費文森特的一項無可爭議的特長：對古庇爾的龐大庫存瞭如指掌。綜上所述，將其調往倫敦似乎是最佳選擇（也顯示了老道的泰斯提格的手腕）：倫敦分店主營批量業務，那邊沒有畫廊。它主要和經銷商而非零售的客戶打交道。這樣一來，文森特與外界的接觸就變得十分有限——確切說來，將他限制在了說英語的圈子裡。「他們把他調到倫敦，」妹妹回憶道，「看看讓他和說英語的人打交道是否會容易些。」
但在一個以售賣立足，用銷售來實現增值和定義成功的產業裡，被調往遙遠的庫房只能說是一種羞辱。但是，梵高一家仍然決定冒險一試。作出決定的那一刻，每個人都參與到對真相的暫時隱瞞中。新年伊始，還沒得知調動一事的文森特經歷了一次加薪——從此足以擺脫家庭的資助，還拿到了一個月的薪水作為獎金。這筆55荷蘭盾的巨款中的一大部分被文森特上繳給了他的父親——如家人期待中的一樣。安娜知道消息後，自稱「很吃驚」。但無論如何，她都會把這視為一次晉陞。表面宣稱這是來自「上帝的賜福與引導」的多洛斯極有可能瞭解全部真相。但事後他只能黯然地承認：「我只能佯裝不知。」而泰斯提格則以一封違心的表揚信「圓滿」地完成了這場陰謀的策劃。「他給了文森特最高的讚賞，」多洛斯將內容告訴了提奧，「還說來到畫廊的愛好者、買家、畫家，幾乎每個人都圍著文森特轉。失去他，他很遺憾。但他表示文森特肯定能走得很遠。」
但他們的話都沒能糊弄或者撫慰文森特。調離的消息對他的打擊如此之大，以至於他拖了一個月才把實情告訴他遠在布魯塞爾的「門徒」。「想必你應該已經知道我馬上要去倫敦，」他最終在3月中旬提筆給提奧寫信，「要離開這裡，我很遺憾。」他開始抽煙斗——他的父親每當有不順心的事，就會來上兩口——並建議提奧也這麼幹。「這能讓你忘卻憂愁，」他發誓，「凡事不會較真。」他還堅強地向母親保證：「我會過得快活，接受一切。」但調離的具體安排一直沒能確定，他的情緒越來越不穩定。離開的日期從一開始敲定的夏天驀地提前到了「馬上」。之後，原來商定的5月再一次被提前——好像森特和泰斯提格迫不及待地想要他消失在他們的視線之中。在路線上，一開始他被安排直達倫敦；後來，又改成了經由巴黎去往倫敦。最後一周，細節才最終被全部敲定：他會在5月12日搭上去往巴黎的火車。
離開前的一個月，文森特被持續的恐懼所籠罩。因為他總忍不住設想自己即將被孤獨和鄉愁所折磨。「我也許會孤獨一生，」他悲觀地想，「要知道我是多麼不願意離開。」他漫步穿過城市，拿著畫板來到郊外，緬懷著他即將要離開的「家園」。他提起鉛筆迅速描畫著什麼。將成品呈給父母和弟弟看之前還仔細地用鋼筆描上線，用軟芯鉛筆打上陰影。畫畫好似一種儀式，能給他帶來心靈的慰藉：有的畫再現了古庇爾畫廊外的街景，有的畫描繪了他和提奧去賴斯韋克途經的運河和牽道，還有的畫只表現了遠處有輛馬車駛離的長長的路——就像父母駕著馬車離開澤文伯根所走的那條長長的路。
文森特還是一如往常地工作著。復活節短暫的休假後，還有兩天他便要離開。他只帶了很少的行李（把大量物品遺棄在了身後，好像他很快就會回來）。接著，他去往赫爾瓦特與家人作了最後的道別。但在那兒，他沒有尋到任何安慰。只有一大堆關於牧師公館的回憶等著他。妹妹安娜已經離開家去了寄宿學校，提奧遠在布魯塞爾。他只看到憂心的父親。多洛斯最懼怕的噩夢居然成了現實：文森特不幸被抽中去服兵役，而這位牧師不得不從自己乾癟的錢袋中掏出625弗羅林——幾乎是他一年的薪水——去尋一位磚匠，代替他的兒子上戰場廝殺。
湊巧的是，文森特在赫爾瓦特度過的那個週末恰好是聖約伯日——這是紀念《舊約》中飽受苦難的族長約伯的日子。多洛斯抽出時間與兒子進行了短暫的交談。安娜只問了一句：「你真的打算什麼也不帶走嗎？」眼見兒子近乎哽咽，她驚呆了，之後便再沒說什麼。
文森特只在巴黎待了幾天，但足以見識了這個萬花筒一般的城市。他後來回憶道，巴黎給他的唯一印象便是：「太大了，簡直讓人炫目。」這些日子，他一口氣消化了成千幅作品：有新開沙龍中的400餘幅油畫，盧森堡宮大批的魯本斯畫作，當然還有盧浮宮，裡面的很多畫作在最近四年裡文森特都細細地包裝過。他還領略了森特伯伯的世界：他在夏普塔爾大街上氣派的石灰岩公館、珍品薈萃的畫廊、顏料店、大庫房，蒙馬特大道上的舊店舖，以及新巴黎歌劇院之下的面積龐大的新店舖（「比我想像的還要大。」他向提奧匯報道）。他還在森特優雅的別墅裡用了餐，見了一些藝術家和他伯伯藝術圈裡的朋友。
接著他便離開了。去巴黎的唯一原因便是森特伯伯和伯母可以護送文森特去英國——家庭團結的又一次體現。因此當他們離開時，文森特也跟著離開了：先乘火車到迪耶普，再坐船到布萊頓，最後乘火車去倫敦。
對文森特來說，那幾天都在迷迷糊糊中一晃而過——給提奧的信中，他只能想到用「愉悅」這個詞來形容這趟旅程，他心中充滿了疏離感和自責。他後來表示：「當我第一眼見到巴黎，心中首先升起的是一種難以驅散的神秘感。」森特讓他見識了很多，參加了很多奢華的宴會，與眾多卓越的畫家會面攀談。但人們對他高貴的姓氏讚歎得越多，他卻越發落寞悔恨。
當文森特環顧四周時，他很清楚，這裡不再意味著他的未來。他再不可能成為森特從未有過的那個兒子。那個夢已經失落在了海牙或是巴黎，無論如何也不可能重現在倫敦庫房處理訂單的辦公桌上。他已經被驅逐出局。漫長的流放正要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