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武德元年，李淵受禪代隋。貞觀元年，分天下為十道分別是：關內、河南、河東、河北、山南、隴右、淮南、江南、劍南嶺南。至十四年定簿，凡州府三百六十，縣一千五百五十七。另有開邊所納羈縻州郡，尚不在此數。
太宗時期，疫病擾民，無時無之，其具載於史傳者，前後有六次不可謂不頻繁。尤以貞觀十年關內、河東大疫，流行範圍最廣，舉國之地，半為病死擾。此後百姓衣食漸足，每有疫情，多不過三五州少不出一二州，有時即使並非一地，也多遙遙相隔，各發於關內道河東道、淮南道、江南道或山南道中，幸而未曾流行。
高宗、武氏時，僅楚州與京師傳出過一兩次疫病，皆由夏月暴雨引致。大雨連月，洪溢隨之，不只河水氾濫衝突，長安、萬年京畿重地都能淹得水深四尺，隨即整個關中一帶麥苗澇損，饑饉已不可免。然而天不悔禍，雨後成旱，旱後成蝗，非但糧食斷絕連下種的秧苗都留不住了。接連兩年成荒，自不免人禍相仍，「京師人相食，寇盜縱橫」，自陝至洛，死者不可勝紀，相枕於路。
雖然中宗、睿宗而後，直到開元天子即位，大體而言，舉國三百六十州，風調雨順，衣食稍足，疫病看似忽然絕跡。日後杜甫有七古一首，題曰《憶昔》，開篇八句如此，道盡開元全盛時期物阜民豐的景觀：「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然而，這樣的景象卻不包括開元十四與十五這兩年。
這是兩個被官史隱藏得相當深密的「病年」。
先是，實際管領揚州政務的長史李朝隱復入為大理卿，未幾，便調來了兵部侍郎王易從接任。這王易從原本是個出了名的神童，八歲上能作詩，十五歲就精通墳典，十八歲遍涉歷代史籍，十九游太學，二十升甲科，任官史於亳城縣尉，之後丁父憂逾於常制，長達六年。他和先前的李朝隱十分相似，有「直顏正色，莫避權寵」之譽。
皇帝親自簡選他出掌揚州實政，就是要利用他這種積極任事的風骨。卻不料他上任不多久，就因染患了瘟疫而過世，年方花甲。在許國公蘇頲為他所寫的《王公神道碑》中有這麼幾句：「以東南封圻，淮海殷雜，雖陸攝水標，填於委輸，而風果氣銳，懲以剽輕，巨鎮何有？翳公則賴。」短短三十二字，把帝國輸轉之繁劇、揚州形勢之重要，以及王易從當責不讓的貢獻都刻畫得相當明白了。
然而，連封疆大吏都能死於這一場瘟疫，可見病勢傳染之猛烈。
開元十四年，源出於洛陽西北的瀍水原本就流經洛陽城東，復流入洛水。但是在這一年秋七月間，只因為一場連下了六天的雨，瀍水忽然暴漲入漕溝，將鄰近各州原本以租運供應往來的船隻數百艘一舉漂沒。由於事發突然，船中皆有行旅客商負販，竟然在片刻之間，全數滅頂，死者盈千，腐屍隨水沉浮，無處無之，這便是疫病的根源。
孰料就從這一個月起，神鬼失望，黎庶隳頹，立刻接二連三地天示災儆—相鄰於荊、楚之區，十五州大旱並霜害，五十州傳出水災，北以河南、河北為最烈，南以蘇州、同州、常州、福州為最顯。有傳聞謂某村家宅廬舍，隨流水漂流數百里，屋中老小俱在圍坐似共談笑飲食，及至發門戶而細睹之，才看清楚：屋中人都已經是浮腫如豬一般的餓殍了。
也就在這一年秋天，潤州從東北角上吹起一陣連日連夜的大風，這風來勢詭怪，卷帶海潮，直入內地，還兜了個大圈子，直掃江都、六合、海陵、高郵四縣，這已經是揚州舊領之地了，風過濤來田井土水為之夾鹼，有些地方莊稼不能再生，有些地方的人喝了那邪水，又鬧起了疫病。
第二年—也就是開元十五年—六十三州發大水，十七州鬧乾旱，總計八十州擾攘不安，這已經是天下四分之一的州郡之數了，更何況成災多佔膏腴之區。朝報聲稱「轉江、淮之南租米百萬石以賑給之」，但是江淮之地，其實也拿不出足數的糧食，揚州也就是在這個時節傳出了疫情，道路積骨相支撐，枕藉數十里。
恰在舉朝無措之際，剛為王易從寫完那篇《神道碑》的許國公禮部尚書蘇頲忽然病死在家裡。死前他曾經毫無頭緒地問家人：「揚州是何方？」家人一陣忙亂，好容易找來陰陽生定了方位，蘇頲竟朝著揚州撲身便拜，行了大禮。家人想是當年蘇頲的父親蘇瑰曾經在揚州擔任過大都督府長史，而這時蘇頲衰病昏聵，約莫是想起過世的父親，亦未可知。孰料他拜起之後，居然對家人道：「久誤此君前程，不能不愧！」說罷，就一命嗚呼了。無論如何，蘇頲也不應該說自己誤了父親的前程；而若猜測「此君」指的是王易從也是說不通的—畢竟蘇頲不但為王易從執筆定千古之論；講究年紀，他比王易從還小了三歲。
皇帝也聽說了蘇頲臨終的怪事，一時籌劃不出禳災之計，卻想起自己的第二十一子，名叫李沐—這沐，有膏沐、化沐的美意，表示聖人王道，雨露普施，是個吉兆，遂更封李沐為揚州大都督，循例遙領，不必到任。
至於接替王易從之任的新長史究竟是誰，朝中一直沒有定論，王易從生前私募的許多僚屬小吏，卻不是中朝命官，必須離職回籍，中有一人，乃是許自正的外侄杜謀。
王易從臨終之前留有遺命，棺槨須運回咸陽洪瀆原安葬，水陸兼程，要走三千多里地，洵非簡易。此事也由於疾家病戶連綿發作的緣故，耽擱了將近一年。到開元十五年秋冬之際，廣陵城各地出現了「投井藥」，算是有了轉機。
據聞，有一小童，手提竹籃，日夜在城中各里巷中穿東行西，凡有井水之處，便出入呼喊鄰人，發付籃中囊藥，說的是：「此藥體性明白，無庸疑慮，乃是大黃十五株，白朮十八株，桔梗、蜀椒亦各十五株，桂心十八株，烏頭六株，菝葜十二株—以上七味，皆領過上清道明法誓咀，祖師授靈。今拿絳袋盛裝，以每月逢三、六、九日日中懸沉入井，令觸井泥；次日平曉出藥，置酒中煎，至魚眼沸三過，於東向戶中飲之；飲量多少，凡取自在；唯服藥之日，禁絕谷肉蔬果之食。一人飲，一家無疫；一家飲，一里無疫。藥酒飲後三朝，還滓復投井中，能仍作一歲飲，可保累世無病。」
這小童看上去骨肉頑健，膚色白潤，音聲嘹亮清爽，和城裡一般受病男女迥然不同。人道：畢竟有病無醫，回天乏術；而這藥有方有據，一旦服食了，就算沒有療效，至不濟也害不了人，索性都依言試服。令人驚奇的是，滿城疫情，居然就此緩和下來—只是藥囊中所貯之物頗不起眼；有人好事，拆開來翫看，但見其藥仿青泥，流出如髓，雖然香氣濃郁，可是一經風，藥效就不靈了這也吻合了古來多少道術之說；無論再怎麼高明的靈丹妙藥，一旦廣為俗人揭露，則寖失其神。
無論如何，匠役之力、百工之業，也就在匝月之間逐漸恢復王易從的靈櫬車馬才勉強齊備成行。杜謀扈送靈櫬離開廣陵之後還追隨了一程，直至荊州才罷。上江水行數日無恙，就在路過江陵即將分途的前夕，杜謀有感於王易從知遇之情，這一夕過後，則真成永訣，便在車轅前焚香設祭，朗語告奠，守夜讀書。
時過三更，杜謀微感睏倦昏沉，才一瞑眼，卻聽見靈柩之中傳來了竊竊私語之聲，語勢甚微弱，然而字句卻清晰可辨。
某甲道：「從棺去西京三千里，路途顛簸，窮數百里之途，長驅數日，不見一生人，委實無甚佳處，真不欲往。」
某乙接道：「總勝似在廣陵飲那太白藥、誤爾性命的好。」
某甲又怨氣道：「道途間關，苟不得憔悴枯槁之人，略進滋補汝與某也無生理。」
某乙像是刻意壓低了聲，道：「若不然，另有一途—某聽彼讀書郎方才焚香祝告，自道欲返安州，安州去此不遠，何不隨此子而去耶？」
某甲依然唉聲歎氣，道：「千金難買一前知！固不當從汝所言……」
底下的話，說得愈發囁嚅窸窣，便再也聽不清了。可是杜謀睏倦稍去，心底卻敞亮了—廄中四壁蕭然，十丈方圓之內空曠無人，棺材裡躺著的是王易從的屍身，還有誰能說話呢？從言語內容推按，分明是兩個祟人的疫鬼。他們所謂的「太白藥」，杜謀也約略聽人說起過，想來便是那來歷不明的投井藥了；這一份藥，的確在廣陵成就了不小的功德。
然而，杜謀聽得分明：疫鬼隨人，不可小覷。
古來坊巷傳聞，大凡癘疫之氣初起時，勢力甚弱，須貼壁挪移，不能破空飛走。所以常人只要不貼壁而立，便不至於罹病。不過，時日既久而鬼聚寖多，群集勢大，根據有些能透視陰陽兩界者所形容，疫鬼滋繁既盛，就能牽連肢體，成破空之態。到那時，傳染尤烈，若無靈藥，就很難遏阻了。
杜謀繼而一思忖：今番解職回鄉，已經相當落魄了，身邊又緊緊跟著兩個疫鬼，看來很難擺脫。然而彼暗我明，首尾難辨，萬一在居家之處，借身乘隙而起，豈不要為禍於鄉人？情急念轉，倒讓杜謀想到了一個主意：既然疫鬼聲稱在廣陵受害於太白藥，可見先前傳聞那小童籃中之物，實則是有名目的；只可惜自己行色匆匆，不記得單方詳細。那麼為今之計，也只有買囑江陵口岸商牒，看有無沿江下行、赴廣陵而又將回程於安州者，一往一返，攜回藥方，如此一來，就算疫鬼日後真要作祟，也還有個抵擋。
只不過杜謀萬萬沒有料到的是：他所請托的帶信商賈，正是維揚十友之一。根據安州許家的傳述，此人為「廣陵薛商」。他一向所從事者，乃是長年為揚州大都督府籌措京貢之物，每個月十友之會罷宴之後，隨即啟程，往來於揚、滁、常、潤、和、宣、歙之間—這七州，都是揚州大都督府治下。自隋代以來，京貢漸漸成為當地大事，人們爭相進珍獻奇，期望能在聖人面前邀一寵顧，則揚州之名，便可以比肩兩京了。
尤其磨鏡一業，借北山銅礦之富，取材不虞匱乏，自隋煬帝時起，便經三五巧匠之手，成就了絕世的工藝。這種鏡有銀、有銅鏡面都打造得極薄，質地講究的是輕而堅，鏡面光滑，返影如生史載：唐中宗曾經下詔，令揚州造方丈鏡，四面鑄銅為桂樹，金花銀葉，皇帝每騎馬自照，人馬並在鏡中，皇帝還打趣著說：「天無二日，地有二君。」實則話中有話，說的，似乎是他在高宗弘道元年以及武後神龍元年兩度即位為天子，中間相去二十春秋，天下一度淪於武氏之手。
不知從何時起，鹹以當年五月五日端陽節一日間鑄就的鏡為無上神品。其法，須於前一日夜半，初過子時，就將冶爐設於江船之上槳楫如飛，航行到揚子江心而鑄，需要反覆冶煉百次。其鏡徑九寸以象九州；鏡背雕琢盤龍，長三尺四寸五分，號曰「江心鏡」、「水心鏡」，這是上品之極。鑄就之後，須以十天的程期—也就是五月十五當天—飛馳遞京，呈貢聖人以為禮。
與此同時進京供應一般市商販售的，還有千百之數，雖然不如貢品那樣精美，也都晶瑩耀目，他方絕不能及。這些銅鏡有的尺寸巨大，有的裝飾華麗。除了銅鏡，還有銅盤、銅盂、銅屏風之類不只為兩京達官貴人所喜，也經常為外國的使者搜求而去，成為東洋西域諸邦非常重視的寶物。較李白稍晚的詩人韋應物有《感鏡一首，俱道其美：
鑄鏡廣陵市，菱花匣中發。夙昔嘗許人，鏡成人已沒。如冰結圓器，類璧無絲發。形影終不臨，清光殊不歇。一感平生言，松枝樹秋月。
開元十五、十六這兩年京貢揚州之鏡，引起了另一番前所未有的議論。貢物入宮，皇帝招來許多大臣近侍閒談，不拘常禮，為的就是欣賞那攝物逼真、光燦奪目的揚州鏡。眾口交說，提及了五月端午制鏡的舊俗。皇帝隨口出俚語，漫不經心地道：「朕生日亦自端午。」
當下群臣自然恭恭敬敬地應了聲：「聖人千秋萬歲。」
是時每月五日皆稱端午，皇帝是八月端午生辰，距當下還有將近三個月。這時，聖眷新隆的御史中丞李林甫忽然想到個逢迎的話題，順口奏答：「天子萬壽，百姓之福，臣請以八月端午為『千秋節』，容九州同賀天子萬年。」
為皇帝壽誕創立一節日，亙古以來所未曾有，而皇帝所稱意者，還真在於此。皇帝深深睇了睇李林甫，眉開眼笑地問：「以此勞天下郡縣，合宜否？」
「鏡之為物，本是一敬意。」李林甫慣於尋章摘句，巧弄文字，當下指著那面揚州鏡，道，「聖人以天地為父母，此節恰足示臣民以敬天法地之思，乃是邦國大事。」
一說到敬，反而提醒了皇帝，司馬承禎曾經諄諄言及：「天子示人以敬，便是『無為』。」也想起了由於這老道士的進言而下令國師一行主持新修的「大衍歷」—這不正是天機巧合嗎？皇帝不再理會李林甫，轉臉問高力士：「燕國公何在？」
那是前一年才因為源乾曜、崔隱甫和李林甫的排擠而入罪貶職的張說。張說罷去中書令，經過一番鞫審折辱，終究保留了右相的頭銜，人在集賢院供職，專修國史。高力士應聲回奏了張說下落，皇帝興味揚揚道：「此事不可急就，非待燕國公大手筆不能為。」
皇帝所考慮的，的確是千秋萬代之事；他不要讓後人妄加議論，說他做天子，任意以一己生辰為國家慶誕。然而這樣一樁既要滿足皇帝的虛榮、又要切合國家之大體的事，李林甫的彫蟲小技尚不能有為，必須要張說來撰文，才得安穩。
張說《上大衍歷序》中，還有這樣的幾句：「謹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赤光照室之夜，皇雄成紀之辰，當一元之出符，獻萬壽之新歷。伏望藏之書殿，錄於紀言，掌之太史，頒於司歷。制曰『可』。」其中。「赤光照室之夜」六字，原本寫的是「紫微當庭之夕」卻為皇帝親手改動，有了更加親切鮮活而畢現神靈感應的意象。皇帝當時手持銅鏡，偶來靈感，相當得意。
經由張說的文采詮注，則這一天便不只是皇帝的生日，還是新修「大衍歷」的莊重之期。換言之：大唐帝國千秋萬載的紀歲準則頒布之日，宜乎普天同敬。
皇帝不會記得、史官也不必記得，這原本是李林甫的提議在深刻的意義上，同敬，銅鏡—會須是出於李隆基一人孤心自明，普照天下的卓見。而且，為了杜悠悠之口，還特意推遲了一年直到開元十七年八月端午，「上以降誕日宴百僚於花萼樓下，百僚表請以每年八月五日為千秋節。」這一番群臣聯袂上表，懇請聖人下詔的做作，載諸史冊，則曰：「天下諸州鹹令宴樂，休假三日。開千古帝誕之先河。皇帝始終記得揚州銅鏡之啟迪，十多年後的天寶元年，他割江都、六合、高郵三縣之地，置千秋縣，算是對揚州的一份報答。
早在開元十五年夏天，為皇帝慶壽之議，已經蜚聲數千里揚州萬商百姓無不殫精竭慮，多方設思，務求為帝誕之期，能貢一新奇之物，出人意表，贏得聖眷。這是廣陵堪堪要同東西兩京一較長短的大好時機。
維揚十友大多從事這籌措京貢之業，從備辦物產到製作器皿、南北運輸，一應俱全。此事固屬本行，多年來得心應手。廣陵薛商也和其他在道的行商一樣，代人交遞商牒，並不是為了蠅頭小利，而交際所需，目的還是廣結善緣。這一度聽說是安州許家差遣，應聲把解送藥方的事攬了下來；其中還有另一層緣故—那就是制鏡與鑄錢的瓜葛。
開皇十年，隋文帝曾下詔令晉王楊廣在揚州設置五處煉爐，鑄造五銖錢，一方面當然是看中了此間古來製作銅器的手藝，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揚州位於四方水利運輸的中心。這個官爐造錢的背景，使得揚州吏民士紳都又有一種自知之明：天下通貨，盡在維揚。
大唐武德四年，五銖錢盡廢，百姓所有之錢，各歸家戶，全數登錄收繳，復別鑄一種錢，名曰「開元通寶」—雖然與日後玄宗皇帝的年號相同，但是這錢的發行、使用則早了將近九十多年。
「開元通寶」發行之初，曾經號令天下：嚴禁地方與個人私鑄，違者論死。原是穩定民生之大本，毋庸置疑。可是到了高宗皇帝中葉以後，天下物產豐隆，卻微露通貨不足之兆，尤以江、淮供輸頻繁之區為然。官爐所在，行之數十年，擅於鑄錢之家，多世襲其職，以利匠藝傳授。也由於這個緣故，能夠掌握鍛鑄技術者，近百年而寖多。
百多年來，東南郡邑，無不通水，由於運河的不斷開鑿，江淮地區水線縱橫，湖泊棋布，蜀麻吳鹽自古輸販無礙，萬石行舟，堪稱來去如風。而揚州、荊州一水相牽，略無隔閡。對於許家家藏無以數計的銅錢，揚州鑄錢業者早就有所耳聞，覬覦已久。這也跟當時兩京貴官插手幫襯私鑄的風習有關。
自從宋璟、蘇頲以及為政刻削、被怨深毒的蕭隱之禁止盜鑄雷厲風行，接連因庶商小民的喧騰物議遭黜官、罷職之後，朝廷仔細推究，也發現了一個盤根錯節的難處，由於銅錢供應不上貿易所需，人人囤積貨幣，不敢購物，導致物價低落。如此一來，市面冷清百工益發蕭索。京中頒布詔敕，也只能敦促加鑄官錢，並懸令禁止買賣銅、錫，以及製造銅器。實則官產之錢，自有定量，就算加工打造，於迫切需要繁榮的市況來說，也只是杯水車薪而已。
官鑄通寶有定額，揚州、潤州、宣州、鄂州以及蔚州等地各有十爐，每爐一年以三十上下的人力，費銅兩萬一千二百斤、錫五百斤，年產三千三百緡—也就是供應舉國流通三百三十萬文錢。連料帶工，鑄造千文一緡的成本是七百五十文，官署獲利二百五十文可以說是相當穩定的財源。然而，一旦另有私鑄，情形便大大不同了。尤其是揚州一地，挾其制鏡工藝之便，造起成色明明不足的私錢來，幾可亂真。
私錢通稱為「盜鑄」，原本含銅不少，可是既然能夠減料為之有「偏爐錢」、「稜錢」、「時錢」等名目，但看各家摻合與摹擬手段有時鑄者獲利，竟在五成上下。由於江、淮一帶，天然水道與人工運河交織如網，到處都有河渠埤塘，常有人扮作漁父渡工模樣，於拂曉之前鼓棹而行，來到水窮無人之處，便扯開小風爐，依樣鎔冶打造不合乎定制的銅錢，一日數以千計。鑄成了，即就舟邊流水冷卻，至傍晚過後，趁著暮色昏黑，關防疏略，再悄悄把錢埋藏在距離津渡稍遠之地，或者是交由他船接駁。總之，私鑄之錢，交易必需百姓寧可睜一眼、閉一眼，故作不見其偽，務使能完遂買賣為要。
另一個說法，直指製作銅鏡的工匠，他們才是盜鑄的關鍵人物
相傳開元天子初即位時，廣陵某匠制鏡不慎，將大量的錫汁傾入銅中，沒想到卻令鏡面勻淨如銀，雪亮無倫，從此銅鏡的製造出現了更急遽的變化，其紋飾、花樣愈發精美，從葡萄紋、瑞獸紋、龍虎紋、狻猊紋、嘉禾紋而增益為各種花鳥風情、人物故事等。其鎏金錯銀、鑲螺附彩，不一而足。此一期間錫汁大量運用，使得合金比例改變，而依然能維持大尺幅鏡面的強韌之性，需要細密體察爐溫之變化。鑄錢又何嘗不是如此？當銅料普遍不敷所需，又得維持私鑄利潤的時候，制鏡匠人的工藝便頗可借用了。
倚銅山而造錢，固是官家之事。但是國家供應貨幣不足，民間只能借盜鑄疏通有無，這勾當本來犯律，官府卻不敢窮治，因為一旦嚴刑禁止，物價必然削落而買賣冷淡，百業也將隨之蕭條。盜鑄無時或已，這就給了揚州行商另一門生意，他們經常往來鄰近州郡，千方百計接近累世為官的門第之家—特別是逐漸在仕途上沒落、可是家貲殷富的豪門。這種曾經不止一代出過名公巨卿的人家，為防子弟不肖，難以繼承士行，或則厚積錢帛，或則廣置田畝，為的就是日後還能憑財貨謀生取官。阿堵物不蝕不朽，較諸緞匹、粟米而言，傳之子孫無礙，時人皆專稱門第中人這種愈聚愈多的銅錢為「萬年青」。
此時此世，即使是一個操守清正、風骨嶙峋的九品小官，每年還能領有五十多石的祿米、一百二十石的職田粟糧、十八緡年俸以及為數至少四五十石的力課補貼，薪水之資，可以說十分豐腆。至若官職愈高、俸祿愈多，積蓄自然極為可觀。個中還有關隘之處：大小官僚的四種收入多以米糧為計，當然不能盡入口腹，其中絕大部分是得換成銅錢的。而署衙出入，皆為官鑄之錢，成色無虞。
於是，長袖善舞如維揚十友這樣的人物，便得以周旋其間，上下施手。他們將門第中人的上好銅錢假貿易之名，躉運到揚州，名為購物，實則輾轉輸於匠人之手，伺機鎔化，更為合金，轉鑄出成色較差的銅錢，可是數量卻由於摻合了較多的錫、鉛、鐵等金屬而暴多，有以官錢一枚而可私造爐錢七至八枚者，復以較原數多二至三成的盜鑄私錢躉回來處之貴家；貴家再以之搜奇藏珍、興屋構宇孰敢不從？至於如何能讓真銅之量僅及於官錢的十之二三，卻能在新鑄出爐的一段時間之內不異於官錢，就全靠銅鏡匠人的手藝了。
這廣陵薛商一聽杜謀來自安州許氏，知道這一門自許紹以降歷代頗出職官，家藏銅錢甚夥，而許自正兄弟平生處事恭慎，他家的萬年青一向深藏若虛。如果能藉著代遞商牒而與許家搭上交情說不定還可以牽引出為數龐大的換錢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