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屏門的罅隙間左右覷看，所見實在無多；盡廣陵薛商所能記憶，拼湊著瞬目所及的情景，也只能略述膚廓。要之：有那麼一個病容懨損而不掩神氣朗秀的年輕人，縱酒放歌，湊泊樂章，出口成吟，字句略無參差，而每令聽者粲然驚歎，彷彿聽見了向所未聞的曼妙聲曲。恐怕也是他，以一劑太白藥救治了廣陵無數生靈。
「然而，汝卻謂其人面有病容？」許自正摩挲著几上的藥方，他自有憂慮：能以仁術救人者，自己竟然染了病，其方可信乎？萬一這能言善道的行商所帶來的藥單無效，而安州疫情鬼使風發，屆時又該如何抑遏？
「使君光明堂第，賤商不敢隱瞞。」廣陵薛商心眼通透，立刻看出了主家翁的疑慮，連連比劃著誇張的手勢，接道，「彼人看似清，是否染疫，某實不知，卻是當晚為高氏子往來引見，匆匆一面，往來數觥，無多深談。彼知某素為行商，有西溯江流之途，故委以札子，交送大匡山趙征君處收執，具述病體無誤。」
「札子？」
薛商心思仔細，推測許自正所疑者，乃是札中所書之事，怎麼會讓一個交遞商牒之人得知？於是搶忙道：「某游商十方，蹤跡百城，為人交遞商牒，疏通音信，也是分內。委札是那蜀商當場抄錄、一揮而就的，原本還要發付樂工伶人編唱，可惜滿座大醉，不能成辭。」
說著，薛商還真取出一疊札子，翻檢片刻，找著了一方布衲；一望而知，這布衲是順手從旅者隨身攜用盛物的囊袋中撕扯下來的。衲中一紙，展幅兩尺寬、一尺高，墨瀋淋漓，字跡迤邐，有如醉中之人信筆揮灑而就。然而觀其筆畫，於努掠斫磔之處，毫釐端穩，不稍失鋒怯力，甚至還透出些許娉婷嫵媚之姿。開篇首二行即書題目—淮南臥病書懷寄蜀中趙征君蕤。本文如此：
吳會一浮雲，飄如遠行客。功業莫從就，歲光屢奔迫。良圖俄棄捐，衰疾乃綿劇。古琴藏虛匣，長劍掛空壁。楚冠懷鍾★★★儀，越吟比莊舄。國門遙天外，鄉路遠山隔。朝憶相如台，夜夢子雲宅。旅情初結緝，秋氣方寂歷。風入松下清，露出草間白。故人不可見，幽夢誰與適。寄書西飛鴻，贈爾慰離析。
詩末另有一行六個小字，較之於本文，顯得匆促潦草：「弟子李白拜啟。」
許自正反覆讀了幾遍，讀到後來，不自覺地搖頭晃腦，讀罷捨不得放下，又捧起來看幾眼，再看幾眼，才輕輕收回衲中。看薛商收拾了那一疊商牒，卻猛然將一張臉板了，斥道：「不讀這札子某還信汝所言；既讀了，其誰能信？一介蜀商，能作得出這般詩句？本朝立業以來，等閒不曾聞見！不曾聞見！」
僅看第一句，就不是行商之人所能操縱的手筆—「吳會」（指吳郡、會稽二地）、「浮雲」這兩個詞，來自曹丕《雜詩》：「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吹我東南行行行至吳會。」而其精約簡要，倍過於子桓；如此顛倒字句而仍能巧用事典，更不覺繁複。唯「相如台」與「子雲宅」不知何地，但是許自正原非白丁，可想而知：以司馬相如與揚雄來為居室之地命名，則此人不論是不是商，斷斷乎可證為蜀中的子弟了。
緊接著的第二句「飄如遠行客」是從《古詩十九首》而來，原句「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無疑這般起句，是為了將整首詩帶入一個慕古、復古的情調，也就是「刻意不入時聽」，這也可以從「古琴」、「長劍」的感慨復按得之。
許自正忽然想起來，多年前，的確有一個也是出身蜀中的詩家陳子昂。此人甚至明旗張幟地說：本朝詩歌，學步於南朝綺靡艷麗的多，所以在風骨和寄托上，都有著顯著的欠缺，他從而發出了震懾時人的感歎：「齊梁間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每以永歎。」那陳子昂在高宗崩殂之後，赴洛陽上書，倡議為大行皇帝起造陵墓，從而受知賞於武氏，拜為秘書省正字，官至右拾遺，一時顯赫，震動京朝。
或許，形式上的反樸復古，也意味著讓詩作包藏以更宏大的旨趣，這正是多年來蜀中文人風尚之所獨標。許自正不免要想：此一出身舉止都十分神秘的青年詩人，與題目中的趙征君，究竟是什麼關係？他們所欲共事的良圖，也像陳子昂那樣，試將聖朝借由舉試而奠定起來的詩風歌調故為鼎革嗎？
從寫作的筆力看來，這篇《臥病書懷》雖然不切合試帖詩的一般格式，但是句句聲律鏗鏘，屬對工穩完熟，渾然是大家矩范。以如此文字入場，當可輕易博倒天下舉子。而不得不令人驚訝的是，這樣一個作手，既精熟於醫、樂匠作之流所業，又是個四處漫遊的青年，懷抱著當世少見的思古懷舊之情，浪游於江東萬商雲集之地，感到光陰匆匆而逝，心情急迫，並因此而懷念故居，儘管也是人情之常—可是，下一句便不免令人詫異而狐疑了：良圖俄棄捐—試問：一個商賈賤民，能和一個「征君」，能共有什麼樣的「良圖」呢？更何況，詩中「楚冠懷鍾儀，越吟比莊舄」，明明是寄喻著敵國對壘的情操。
這些蜀中豪傑，究竟要與誰為敵呢？
胸中存疑如此，不免是世家之人對於滿天下商賈往來崛起，有些難以釋懷的嫉忌，眼前遠來之客就是此輩，倘或當面流露出這種憂心，反而是有失士族身份和尊嚴的事。許自正於是兜了個圈子，似是漫不經心地看了薛商一眼，露出帶有輕嘲意味的笑容，道：「商賈將本孳息，輸利四方，近世獨大有功於天下。我朝以來，宮廷盛稱『民間』，這『民間』二字，十之八九，所指亦即是商賈。且看：汝居揚州，彼出益州，揚州、益州，乃大江之首尾，天下財貨半歸此區；市集貿易，全操汝輩，毋怪乎學舌吟誦，還能作得出『楚冠懷鍾儀，越吟比莊舄』此等壯語。」
「確然！庶民如草，須以士風引領東西，若不其然，賤民行誼豈有歸止？」廣陵薛商當然聽得出許自正話裡的酸譏之意，然而他近半生周旋官司衙署的修為也不白饒，面不改色地順著主人的話頷首連連，道，「倒是這蜀商於散藥、賦詩之餘，還能仗義疏財也是某平生僅見。」
「商賈之輩仗義疏財？」這引起了許自正的好奇之心。薛商口中的五蠹人不只是一獨善其身，行旅天涯的負販，他還顯示出一種近年來隨著帝國逐漸安定、富強而倏忽掩至的強大勢力。
這種人，有的挾其巨資，求田問捨；也有的不惜重寶，賄賂公行他們的行止，會令人想起漢代太史公筆下的朱家、郭解之流，看似一無所取於人，卻可以盡世間散財市恩，傾囊解紛，施惠於無親無故者、而竟不求答報。在另一方面，他們到處結交公卿，借買賣所得通款上下；也讓各級官吏們得以大事參與普遍關乎百姓生計的大宗交易，如借貸、鑄錢、採銅、釀酒、搾油、車坊、碾磑甚至客舍邸店等，看來都是一本萬利之業。
就在許自正末任澤州刺史的時候，還發現地方惡少之輩，原本放閒遊蕩得多，居然人人系名於軍旅，平時不在營當值，犯事而得罪之後，則潛逃入軍，令官署無由追捕；此事居間媒合其弊的正是商販之輩。許自正觀微知著，不能不有所儆，看來商賈之勢已如風生雲起，浪濤澎湃，日後要形成買官鬻爵的勾當，看來也是順理成章。也就是看出了其中關節，他才下定決心辭官歸里的。
薛商也覷得出主家翁睥睨貿販之徒，情知若是一言不合，就會說成個僵局，那麼，向後圖他許家萬年青為銅本鑄偏爐錢的買賣就作不成了。想到這一層上，便益加謹慎於遣辭用句，不忘在褒揚人的話中，小心翼翼地埋伏好自吹自擂的言語：「某維揚十友，發願接濟吳、楚寒士入京應舉，殆有年矣，此乃四民相持互助之誼，原亦不足掛齒。倒是這遠來的蜀商，與某十友萍水相逢，居然一諾百金，傾囊助義，事了拂衣而去，了無得色，此子真不可測！」
「汝等著意功名，也得具足慧眼，日後可知『永以為好也』，亦頗不枉言。」許自正冷冷地說—這話不免還是帶著刺，用的是《詩經·衛風·木瓜》之語；原句：「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彷彿是說：於人寒微時，擇雋才而助之，受助之人日後發達了，當須不減回報。
這卻給了薛商一個據理反駁的機會，他且不為維揚十友辯駁，只替那蜀商說了幾句：「若非這一封書札之末，押記署名，這個五蠹人行走江湖，一向刻意隱埋姓字，怕也難以與人討好。」
許自正一聽這話，倒覺得在情入理。畢竟那蜀商隱姓埋名，的確沒有張揚索報的意思。「一諾百金」，是漢初季布的故事，所謂「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然古語終歸是虛語，那五蠹人究竟拿出了多少家底，漫為寒士之資斧呢？正要問，薛商似已微察其意，叉開三根手指頭，道：「三十萬錢，一擲三十萬錢。」
李白在一夕之間，傾其隨行所攜，付予維揚十友—那是李客所交付的三十萬錢—貨真價實的八十兩大唐金。
似乎是為首座上的五蠹人豪舉所動搖，當夜，高適也喝得盡興，趁醉大喊了一聲「慚愧！」，隨即解脫脅下之劍，向維揚十友道：「某今日來意，本欲倩諸君代呈此劍，上干天子，聊念故家仕宦之孫流落於江湖之外；或冀天恩未絕，聖人不棄，勉賜一職，為效薄勞不意教這五蠹人以言以行，醍醐灌頂，豁然解悟—」說到這裡他搖搖晃晃站起身，道，「至於這劍麼，還是要歸還於聖人，幸能擇其忠烈果敢，貞固干濟之士以賜之。某，便也做五蠹人去了！」
一個世家之子，沉隱失志，竟然以五蠹自詡，此事聽在許自正耳中，不啻荒唐而已。他連連搖頭，沉吟了半晌，才道：「少年士子，乘酒興、使意氣，以揮霍自雄，某意亦不可取。不過，爾輩商賈，卻能立志賙濟四方寒微，使盛世毋遺瑗璧，野賢不自隱淪已經難能而可貴了。」
「賤商忝居四民之末，勉效微勞，利用厚生，疏通有無，此以江湖之波瀾，聊映魏闕之輝光耳。」薛商幾番言語試探下來，知道這主家翁自矜門第，傲岸不群，是個極難相通款的人物，真要冒冒失失央他拿出萬年青來鑄錢獲利，怕不一聲令下揈出宅去？於是只好耐住性子，徐徐說道，「那五蠹人與高氏子臨別時說了一番話卻直說透吾輩肺腑。」
許自正沒有立刻答腔，倒是抬了抬眼，示意他說下去。
原來高適不只執意留下家傳御賜之劍，也不肯收拾那五萬錢賞格，更不願再談接納十友資助，入京應舉。雖說當下大醉滿飽快意而行，不知到了幾十、幾百里外，舉目無親故，還就是為人幫使勞力，短役長徭，不知伊于胡底，也就是餬口維生而已。
李白於是笑道：「僅教汝頭頂明月、袖攏清風而去，也做不得五蠹之人。」
「安得如此？」一面問著，高適一面舉起一大爵瓊花樓自釀的鬱金香，胡亂添注些蔗汁，灑了胡椒佐味，滿飲之後，登時額頭蒸汗淋漓如雨下，道：「某不欲有為於此生，其誰奈某何？」
「五蠹非虛誕之說。其末流號『商工之民』，某僅以此道奉聞—」李白微笑道，「古云：走販曰商，坐售曰賈。商賈之道，或走或坐，而無寸土之依，此其為天下蠹人之本也。往來天下者何？將本求利，積少成多而已。汝今不得名一錢，日後難免寄死人家，故汝不足以言商。」
高適的確不曾經商，也不通貿易之術，無可爭辯，不得已點了點頭。
「至於工，」李白接著道，「《莊子·徐無鬼》謂：『郢人堊慢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汝能為匠石否？汝能為郢人否？」
高適也笑了，搖頭帶擺手地說：「不能、不能！」
「五蠹之四，號『患御者』，姑且容某亦以其道奉聞。」李白也舉起杯盞，娓娓道來，「韓非子稱『積於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者是也，此等人寧賂私門貴盛以重寶，以免御駕臨陣，受征伐之禍，然乎？」
高適又點了點頭。
「汝向稱汝北走薊門，遍游燕趙，欲有所為於邊事，奈何時罷征戰，請纓無門；此好戰之人，豈足以當彼『患御者』？」李白接著指了指剛從間壁移席而來的維揚十友，道，「彼輩是貨賂盈門之人，亟欲款納汝，贐儀在囊，車馬就道，待汝笑納而取功名，汝竟卻之，又烏足當『患御者』耶？」
此言一出，連維揚十友都大笑不已，彷彿自己的身份忽然之間就被抬高了不止一等第。
李白談鋒方銳，豈能罷休？隨即仰飲而盡，手勢一揮，丹砂會意，膝行上前，復自大爵之中分斟出一盞鬱金香呈上，聽李白一發不可收拾地說下去：「五蠹之首，曰儒生；五蠹之次，曰言談之士汝自謂少時曾略讀書，及長，唯佃農耕稼耳。則汝既乏孔門應世之文，亦乏合縱連橫之論；於儒家經術無所發明，於縱橫長短更無警策。此二蠹，君當免矣！」
李白這麼說，看似譏諷已甚，卻隱隱然含藏著一種推許、嘉勉其不隨流俗的趣味，高適也跟著眾人一齊撫掌大樂，道：「某確乎不敢稱儒，更不敢以言談自高。」
「居五蠹之中，非『帶劍者』而誰乎？」李白斜眼睨了睨那一柄給高適拋擲在席邊的御賜寶劍，「將此劍歸奉聖人之家，與汝則無干矣，汝今竟一蠹亦不能也！」
「如君所言，一蠹尚難及如此，而況五蠹乎？」
「懷其才，抱其學，肆其所樂，樂其所事，無所用於天下，亦不甚難。」李白道，同時欹身伏榻，拾起了那柄御賜寶劍，顛來倒去把玩片刻，又雙手捧近高適面前，儼然以當年趙蕤為他授燈書時的語氣道：「汝甘為農，則農矣；汝甘為士，則士矣。為農，則以此為百畝之器；為士，則以此為百兵之君。還劍於天，古來無此君臣之禮；掛劍而去，則微憾於進退之道。某，實為汝惜哉！」
「掛劍而去」顯然用的是延陵季札掛劍的典故，可是「微憾之說，卻令高適困惑，仍然一舉大爵喝了，另只手將劍接了過來道聲：「請教這『掛劍而去，則微憾於進退之道』。」
季札，春秋時吳公子，為吳泰伯十九世孫，吳王壽夢之第四子封於延陵。廣有賢名，壽夢本欲立為嗣君，季札亟以為不可而讓。壽夢不得已，只好以長子諸樊攝政。及壽夢薨，諸樊依遺囑讓於季札，季札還是辭謝了，他引用的是昔日曹君不義，諸侯與曹國人欲立子臧，子臧卻以不合於禮而逃位去國的例子。在當時堅守宗法制度的士君子眼中，子臧是「能守節義」的典範。季札抗命的論旨相當清晰：「君義嗣，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材，願附於子臧之義。」
可是當時吳國國人仍舊堅持立季札為吳國君侯，季札索性拋家棄室，赴野而耕，連公子的身份也不要了。吳人無奈，只得立諸樊為王。諸樊得位十三年，死前仍有遺命，暫時授國予二弟余祭，試圖以次第相傳，終將至季札即位而止。
吳王余祭繼立之後，使季札聘於魯，最重要的工作似乎是「觀樂」—也就是保存在魯國的禮樂。其中包括周南、召南、邶風、鄘風、衛風、鄭風、齊風、豳風、秦風……一直到大小雅及三頌；甚至還觀賞了從有虞氏、夏禹氏、商湯氏以迄於周武王等歷代相傳而來的舞蹈。
季札逐一評析，不但知音辨聲，還能夠從樂風和曲式的表現，俱道各國風情、民俗、典章、法律的特色，並點評其民事之勤惰、文化之深淺、政情之良窳、德教之盛衰。這一段經歷，可以視之為季札日後周遊列國的資斧。他隨即到齊國勸勉晏平仲，到鄭國交好子產，到衛國結識了史鰍等六君子，到晉國甚至干說孫文子勿以耽溺於鐘鼓之樂而廢棄了國政，以及預言了多年之後三家分晉的命運。此一廣泛參與列國政治實務的經歷在在證明：季札之以讓國聞名於世，並非一意遯逐隱退而已，他反而是經由擺脫一國國主之「節義」，進取更恢弘的志業。
季札初使於外，道經徐國，徐君對季札所配之劍情有獨鍾而口不敢言。季札微知其意，但是身為上國使，不能不依禮佩劍遂不得已而沮餒徐君之意。孰料待其遠遊歸來，徐君已經薨逝了季札於是解下那隨身之劍，掛在徐君墓前的樹上。隨侍之人問他「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札答道：「不然，始吾心已與之，豈以死倍（悖）吾心哉？」
季札一生行跡之流傳於後世者，多在「掛劍」一節，於此公平生漫遊之宏圖大業，若僅由信諾二字譽之，顯然以偏概全。李白刻意以一劍為喻，卻有意揭示其餘—他甚至對季札還有全然不同的看法。
「某略讀書，不識大體，姑且放言高論，聊貽士君子以一笑。李白正襟危坐，揚聲道，「季札至齊，所為何事？不外勉晏平仲歸還封邑與政柄，所謂『無邑無政，乃免於難』，此其一。至鄭，所為何事？不外告子產以執政者荒侈無度，將有禍難臨之，此其二至晉，所為何事？誡孫文子勿親鐘鼓之樂，所謂『辯而不德，必加於戮』，此其三。此三者畢竟只一事：以有易無、以無易有而已此某本家祖老氏之道也。」
季札、老子或約並世之人，但是高適一向未曾聞知此論，不覺笑道：「某孤陋，尚不知季札曾學於老聃。」
「道心唯一，無須相學而同。」李白根本不糾纏於實事之考求僅此片言，打發了高適，接著卻說，「季札以言以行，所事者，無非放手不做耳—其所得愈大，愈不以為己有，故博名愈高，養望愈厚，而人益信之。寧不憶彼於去晉前所說於叔向乎？」
高適一時不復記憶，搖了搖頭，道：「願聞。」
叔向，名羊舌肸，晉國公族，為季札出使到晉國之時的大夫，一向以端直多能著稱於列國之間。季札離開晉國之前，已經看出當時的國君亦犯「侈」病，而晉國國政日後不免要委之於韓、趙、魏三家大夫。他的臨別贈語是：「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三家。」這幾句話，李白別有一解—
「儒生論史，鹹以『良大夫』為論旨，殊不知三家分晉，其素行不良之事亦多過牛毛矣。以某觀之，季札之言，應拈出彼一『富』字為論旨是也。」李白這才又舉起丹砂為他淺斟五分的小酒盞，略一作飲勢，環觀眾人，最後將視線落在外圍的維揚十友身上，意味深長地說道，「季札道術，毋乃是千古第一大商，所仗之資，偏是一個讓字，故能以無易有，以有易無。」
「然則—」高適擎起手中之劍，鋒尖指天，笑道，「掛劍之義，又何預於商賈之道哉？」
「此即是『以有易無』！」李白這才舉盞沾唇，從容不迫地說，「徐君小國之主，所見者未必寶，所寶者未必貴，其所欣慕，季札之名而已。季札以一不名之劍，而邀千載重諾尚義之名，這筆貿易，盈昃如何？」
高適為這一番強辯所折服，更被他的性情所感動，卻仍心存疑惑：像這樣一個詞章佻達、思理矯健而神氣清爽的人物，為什麼看起來卻與世間千萬汲汲營營的士人逆路錯身、甘於隱淪，而不惜破費、大張旗鼓、驚動周郡所事，竟然只是為了一曲瓜州調？
「既雲商賈所事，將本求利，積少成多—」高適不禁追問，「汝征歌度曲，不吝重金，視黃白如無物，又是何貿易？」
李白一戟指，眼中帶著笑意，反問：「汝自道破家蕩產，興築墳塋，歸葬雙親，至無立錐之地，所為何來？」
「固人子之義也。」
「人子之義，固情之所衷；」李白雙手一攤，比了個寬幅，道「某亦自有一段相思。」
就在這一瞬間，篳篥聲不期而然地輕輕揚起—這是很常見的，許多吹管伶人，於演奏終章之後，都會盡氣息所及之量，吐一領調之長音，謂之「洗濁」。只不過這樂工更像是在呼應著「一段相思」之語，將這一聲吹得婉轉淒涼，雖只孤音獨奏，聲量微小，卻出之以種種吞吐抖顫、斷續疾徐的變化，而顯得動情不已，勾人泫然
李白終於留意此伶，歎道：「汝誠會心人也。」
廣陵薛商記憶中的這一位五蠹人，非徒一衝州撞府、抱布貿絲的蜀商而已，他是大唐盛世正在嶄然漸露頭角的一種新人。這種人與此前不知多少世代的市儈迥然有別，他們雖然去士族不啻霄壤可是生於富裕之家，倚仗父祖輩的貲財庇蔭，經由種種捐輸獻納甚至易籍更名，長年免於力役，稱得上是養尊處優了。也由於商賈交遊結絡之所需，家門極重視禮儀教誨，多有親近書卷、迎聘文儒以成就子弟之見識，雅馴其談吐，豐腆其問學者。時見此輩交接於士族，竟不知其為賤商之流。
許自正聽這薛商款款而言，一俟說到季札的「以有易無，以無易有」之道，忍不住跌足大歎，道：「這五蠹人真個知見非凡堪稱國士之資矣！不過—」
他的疑慮和高適一樣：如果說季札還能夠借由「一不名之劍而邀千載重諾尚義之名」，那麼這五蠹人一舉而散擲三十萬錢，發付維揚十友，去資助那向未結識、亦不知下落的寒士，究竟所為何來？
薛商這才引出自己要說的話來，他也拍拂著几案上的那一紙藥方，道：「憑方取藥，炮熬濟人，恰為醫家本分。醫家擬一方子，療人疾病，復豈能家戶訪求，日月索報？儘教吾等商流，末學無文，多少也有淑世之心，略盡綿薄，所為，不過是聚斂四方之錢，成就十方之業，此無他，勉效士君子之德而已。然而此中功德，尚不止於資助寒微、入京應舉而已—使君若有意於匡濟天下，何妨聊著意於湖海之間、市廛之內，無處不有輕而易舉之功德？」
接下來的話，就容易說了。薛商仍以那三十萬錢為例，但是話題卻偷換成三十萬錢如何轉手至廣陵，旦夕之間即成六十萬錢、八十萬錢甚至百餘萬錢，而令江淮間處處吃緊的錢荒得以稍事紓解；這，何嘗不也是福國利民的大事？
他刻意不提及坊間傳聞許家有多少萬年青，只是反覆陳詞：近世以來，天下物產豐阜，而銅山發墾不足，供錢量少，難以衡准貿易所需，人人靳其所有，不敢商購用物；長此以往，市易枯澀，貨賤而不流，錢愈不出，家戶抱守著不能衣、不能食、因為難以周轉反而困窮無價的銅錢，任由百業蕭條—廣陵薛商的確有幾分危言聳聽，卻言之成理，無懈可擊。說來說去，用語漸重，乃有「此為本朝一大難，而前朝歷代所未見」。
許自正原本對那難得一見、亦俠亦商的五蠹人已經充滿了驚奇的敬意，也是在這個根柢之上，更佩服起眼前的薛商，但覺他也有一種廣大而細膩的憂懷。許自正忽然有一種豁然開悟的感動：像這樣的一個商賈，非春秋時代的弦高而何？他們既有士人的儒雅風流，也有農工之人的勤勉奮發，更因行腳眼界而多所經歷聞見，雖區居四民之末，卻有著比任何人都活絡的心思，精敏的觀想，以此而顧天下之計，誰曰不宜？許自正心動了。這是一種相當複雜的情緒，他既覺得自己可以有所為於邦國，或許還能獲大利於義舉。
他再答話時，竟然口唇顫抖，聲音沙啞，不免透露出躍躍欲試的亢奮：「商事緊要，確乎須留意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