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八大時間

1964年1月5日

這是我最偉大的一天,沒有這一天,也就沒有了我。這一天,是我的生日。

生和死是一個人最大的事,但沒有一個人會對自己的生死留下記憶。生是一次啼哭,死是一次閉眼。生的啼哭喚醒的是別人的記憶,死的閉眼關閉的是自己的記憶。生於何時,死於何刻;生的情景,死的情狀,這些記憶都儲存在他人的記憶中。所以,談自己的出生,無異於做小說,你說得頭頭是道,聞者都信以為真,但其實不過是人云亦云而已。

時間是放在空間裡的(反之亦然),賦予我成為人的這個時間:1964年1月5日,我的降生之日,是放在距離杭州41公里的一個古老的大村莊裡的,村莊名字叫蔣家門口,行政上隸屬富陽縣(1994年撤縣改市)。富陽是個默默無聞的地名,但其下有兩張赫赫有名的面孔:一是富春江,二是郁達夫。富春江因黃公望留下的傳世名畫《富春山居圖》而名震遐邇(現今一半在大陸,一半在台灣),郁達夫是現代文學史上的大家名士。我的家,蔣家門口是富陽的第一大村莊。這是一個殷實而富麗的村莊,它的古老,它的富麗,它的人丁興旺(現有4000多人),都使它顯得不像一個村莊,而像一個古鎮。在我出生前一個世紀,這裡就有了翻造上海灘上的三層樓房,寬敞的迴廊,紅色的琉璃瓦,明亮的玻璃,高大的檀木台門(三米高兩米寬),龍飛鳳舞的飛簷立柱,寬闊方正的天井,至今都令人歎為觀止。80年前,我爺爺的父親賣掉了40畝竹山,帶著兩個兒子——我爺爺和小爺爺——開始模造這棟來自上海灘上的三層樓,雖然是縮小版的——只有兩層半,規模也小得多,但依然給我們家帶來了經久的美譽。小時候,我經常看到有外鄉人來我們家參觀,指著我熟視無睹的種種雕像、石刻評頭論足,流連忘返。20年前,作家李杭育在我一個遠房叔叔的引導下也去看過,至今記憶猶新,見了我誇獎不已。

能夠出生在這樣一棟堂皇氣派的房子裡,應該是我的榮幸,但我的父親卻不這麼看。小時候,父親經常對我說,我們必須離開這座房子,否則我們家難有翻身之日。這麼說是有深刻的原因的,原因就在我們家前面的一棟樓。這也是一棟三層樓,但似乎沒有那麼考究,沒有那麼多純屬審美的鋪張浪費。那是一棟結構比較簡單、實用的三層樓,長長的一排,有點像現在的單位宿舍樓,外牆粉刷成紅色,到了我小的時候它還是紅的。我們家和他們家中間只有一條不到兩米寬的弄堂,也就是說,它的「屁股」對著我們家大門。父親告訴我,我們祖上和這家人的祖上是死對頭,他們之所以將房子造得這麼高,這麼擺放(屁股對著我們大門),而且還漆成紅色,目的就是為了抑制我們家,破壞我們家的風水。怪的是,自從這棟紅房子造好後,我們家族興旺的景象日漸敗落下來。我的小爺爺為了抵制這種神秘的「破壞」,專門到上海跟一個傳教士信了耶穌,回來後每天都在廂房裡做禱告。我小時候經常帶同學去看小爺爺做禱告,嘰嘰咕咕的,含糊不清的聲音裡不知道說的是什麼。但是我父親知道,父親說他是在祈求耶穌保佑他,而且耶穌也確實保佑了他。

我父親有兄弟四個,也就是說我爺爺有四個兒子,小爺爺只有一個,是獨子。但有了耶穌的保佑,小爺爺的兒子接連給他生了七個孫子,而我爺爺儘管有四個兒子,孫子卻也只有七個。我爺爺死得早(66歲去世,我沒有見著),沒有發現這個秘密:耶穌的力量。正因此,他無法活得更長壽。而我父親雖然發現了這個「秘密」,但由於時勢的原因,雖然滿心想投靠耶穌重整家業,卻又不敢。因為那是一個大肆破除封建迷信的年代,信耶穌是迷信——崇洋媚外的迷信,罪加一等!父親曾經通過養狗、在家門口擺放石獅子、殺公雞等多種迷信方式,來擺脫「紅房子」對我們家的詛咒。但事實似乎證明,這些方式過於簡單,缺乏真正的力量,重整家業作為一個夢想一直盤桓在他心裡。

在我10歲那年,父親借了錢在我們老屋邊上造了一間比較簡陋的新屋,那是他為了擺脫「紅房子」的詛咒的第一個大動作。收效似乎是明顯的,我哥隨即結了婚,我姐也在城裡找到了意中人。遺憾的是由於當時條件限制,新屋的位置離紅房子還是比較近,似乎還在紅房子發威的範圍之內。於是十年後,1982年,我們家又造了新屋,新屋建在村子外,可以說真正是徹底擺脫了紅房子的糾纏。因之收效似乎也是很明顯的,我們家轉眼成了當地出名的「萬元戶」。那時候,我已經在部隊,在千里之外。父親從來不要求我調回去,而且總是對我說,你走得越遠越好,意思是越遠紅房子越奈何不了我。原以為到此父親和紅房子的鬥爭結束了,殊不知大動作還在後面。1996年,父親冒著大逆不道的風險,把我們家的老屋很便宜地賣掉了,真正是驚世駭俗啊!在我們家鄉,老婆可以休掉,子女可以出讓,但祖屋是絕對不能賣的。不過我可以想像,父親為什麼要這麼做,說到底,還是紅房子在作怪,在煎熬他,在改變他,在給他勇氣和力量。

父親對紅房子刻骨而久經的疑懼和抗爭,讓我從小就打開了一扇通往神秘和幽境的小門。這是一扇現實之外的門,可能也是我通往文學深地的門。

1971年正月初十

這一天,我號稱9歲,其實才7歲。

在我們家鄉,人的年紀是以年頭來計的,說你多少歲,說的是虛歲,不是實足年齡。按這種說法,如果你是大年三十出生的,那麼天一亮,到了正月初一,就已經是兩歲了。我出生在元月,但在陰曆年中還是舊年,是農曆十一月十九日,到年三十尚有41天。所以,當我出生42天時,我已經叫兩歲了。每到正月初一都要加一歲,更何況是正月初十。於是,到了1971年正月初十,我不容置疑是9歲了——其實才7歲零50天。這一天,我背著書包走進了設在祠堂裡的教室,事後我痛苦地發現,我背的書包特別沉重——那不是書的重量,而是淚水的重量。

我不知道那時候我們那裡為什麼是正月裡開學,這個問題我沒有琢磨過。不過,我知道這是最後一次,以後都是夏季開學了,而我們之前好像都是正月裡開學的。我覺得正月裡開學更有種喜慶色彩,書包裡藏著壓歲錢和酥糕,那感覺是很好的。中國的農村給人最統一的印象是窮,貧窮落後,吃不飽,穿不暖,髒不拉唧,大人缺乏尊嚴,小孩少了天真。但是公平地說,我們那邊不是這樣的,我從小沒有挨過餓,每年都有新衣服穿,冬天一套,夏季一套,過年時還有壓歲錢,遠的親戚給二角、五角,近的親戚,像外公、娘姨、姑姑至少給一元。我還認了個乾爹乾媽,自己很節儉的,但對別人很好,尤其對我更好,壓歲錢經常給我一張五元大鈔。一般一個春節過下來,我可以得到十幾至二十塊的壓歲錢。這是我的零用錢。我用這個錢到縣城看電影,買好看的塑料涼鞋和的確良,回來做襯衣。

這是少年的我最美好的回憶。換句話說,我小時候沒有感到過生存上的困難,沒有這方面的記憶。有關困難的記憶都來自精神上,來自時尚和世俗。每個時代都有時尚,我少年的時代是一個講成分和階級的時代,把人劃成兩個階級:革命和反革命;分成兩種顏色:紅色和黑類。黑類又細分為五類,即「地富反壞右」,俗稱黑五類。這黑五類中,我們一家佔了兩類:右派和地主。右派是我父親,地主是外公,兩頂大黑帽子,是兩座黑壓壓的大山,壓在頭頂,全家人都直不起腰。

我上學的記憶是從被污辱開始的,記得那是一個下雪天,老師出去看雪了,我們在教室自習;雪花從窗戶裡飄進來,落在臨窗而坐的我的脖子裡,我下意識地縮緊了脖子,起身想去關窗戶,剛好被從外面賞完雪進來的老師發現了。老師走到我面前,問我要幹嗎。我說是雪飄進了我脖子,我想關窗戶。老師問我是不是冷,我說是的。狗日的老師說:你頭上戴了兩頂大黑帽還怕冷啊。

是在課堂上!

這個狗日的!

老師都是如此,更何況少不懂事的同學。所以,我不喜歡上學,因為上學對我就意味著受欺辱。都說學校是育人的,教人以美德,授人以知識,但其實不盡然。我小學到初中,喊過的老師至少十幾個,但真正溫暖過我的只有兩個:一男一女,男的叫蔣關仁,女的叫王玲娟。王老師是知青,胖胖的,演過沙奶奶。蔣老師是個仁義的人——像他的名字一樣,上課不用教鞭(只有他一個人),高個子,籃球打得很好。十幾個老師,只有兩個人,似乎是少了些。但夠了,因為他們代表著善良、正直、仁義和愛,是可以以一當十的。每次我受了欺負,賴在家裡不去上學(這像一種慢性病,一年裡總要犯個一兩次),父親和母親會用兩種截然不一的方式來催趕我去上學,父親是動武,用毛竹條抽打我,粗暴地趕我去;母親是搬救兵,把王老師和關仁老師搬出來說教,有時還直接把老師搬回家,現場將我帶走。父親的方式其實往往是把事情弄得更複雜,我經常是人走了,但又不去學校,而是找一個牆角躲起來,等放學了才回家,製造一個上學的假象。假的真不了。王老師(她是班主任)看我一天不去上學,晚上篤定要來我家問原因,一問就真相大白了。所以,從結果看,父親似乎在用另一種方式把愛我的老師請進家門。當然,老師登門了,學校的大門又向我敞開了。小學五年半(就只有五年半),我最深的記憶就是這種再三的逃學、勸學,大門關了,又開了;開了,又關了。就這樣反反覆覆,反覆中我一再嘗到了被多數同學和老師欺辱的苦頭,也一再品到了被個別老師寵愛的甜頭。

關仁老師,王老師,一男一女,一高一低,像一對天使,像一個完美的世界,存放在我心的最深處、最暖處。他們使20年前的我留下了一首詩——

我心裡有陽光

來自兩個有性別的太陽

一個是男的,一個是女的

很笨拙的,但很真實。

我曾經無數次地想過,如果沒有這兩個太陽、天使,我的人生會變成什麼樣子?

那年那月那三天

這裡指的是兩個時間:一是1978年6月11—12日,二是1981年7月7—9日。前者是初中考高中的日子,後者是高中考大學的日子。兩個日子對我都非同尋常,有點一錘定音的意味。人生能有幾回搏,說的就是這樣的日子。勝者為王,敗者為寇!

把歧視當作動力,發奮讀書,通過優異的成績叫人刮目相看,從而改變受歧視的劣勢地位,這是受歧視者正常的一種反應,一種情況。另一種情況是自暴自棄,破罐子破摔,無所謂,無所求,任歧視自由發展。我當屬於前者,想通過努力把劣勢改變的。但是,我們那會兒讀書學習成績是不重要的,考試都是開卷考,好壞很難體現也無人關注。那時候,我們的好壞主要體現在勞動積不積極,好事做得多不多,對老師禮不禮貌,等等這些課本之外的東西上。這些東西我都做得不錯,小學五年,我當了三年的勞動委員。我待人也特別禮貌,因為自卑,做什麼都禮讓三分,當忍則忍,包括現在都這樣的。少不更事的我並不知道,我的努力並不能改變我的命運。改變我命運的是鄧小平。到了1977年,天變了,國家恢復了高考,學校也開始要成績了。這時我在讀初二。我讀的是二年制初中,初二就是畢業班。要在以前,像我這種「黑五類」,上高中肯定是沒門的。以前讀高中都講推薦,5%的比例,基本是「幹部」子女的特權。但是那一年鄧小平把天變了,上高中要考試,擇優錄取,我的機會就來了。

父親比我還重視這個機會,並把這種機會歸結到是我們造了新屋。其實那時我們的新屋很小,全家人有一半還住在老屋裡,但我住的是新屋。新屋離紅房子遠啊。從那以後父親在新屋裡給我調整了房間,調到離紅房子更遠的西邊的房間裡,並專門對我講了一大通話。這些話是我以後長長的一系列知道的開始,可以不誇張地說,這些話幾乎決定了我對世界的看法,至今還在對我發揮作用。父親圍繞著希望我發狠讀書的主題,說著說著,變得像一個哲學家,向我道出了一個至真的道理: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我已經忘記父親有沒有引用原文(完全可能),但由此發揮的閒言碎言,我至今不忘。父親說,文化就像太陽光,火燒不掉,水淹不掉,政府也沒收不了(那時政府經常沒收私人東西,連你家多養一隻雞也要沒收,叫割資本主義尾巴),一個人有文化、有知識,是最大的福氣和運氣。云云。

把知識文化比喻成天外來的太陽光,這是我父親的發明。說真的,以前我對父親的感情是很複雜,一方面我覺得他很了不起,對生活和事情特別有見地、有追求,像個哲學家,另一方面我又覺得他糊塗,經常裝神弄鬼,像個愚昧的人。另外,我父親脾氣很差,有點喜怒無常,動不動要打人。現在我又不這樣看了。現在我覺得我父親就是一個了不起的人,只是時運不佳,虎落平陽,變成了一隻羊而已。

話說回來,自父親跟我談過這次話後,我開始發奮讀書,得到的回報是考上了高中。那一年,我們甲乙兩個班共98名同學,最後考上高中只有五個人。到了高中,大家都在發奮讀書,我雖然也發奮,但成績在班上一直處於中間,不冒尖。

1981年,我參加高考,當時的高考錄取率大概只有3%,按我平時的成績肯定是考不上的。結果那年高考,我們班上54名同學只考上了三人,其中有我。我是第二名,比錄取分數高出不多,屬於險勝。儘管如此但依然驚動了老師和同學,而且馬上流傳開一種很惡毒的說法,說我在考試時「做了手腳」。

這是放屁!

但是,我也在想,為什麼我平時成績一般,高考又考得那麼好?完全用運氣來說有點說不通,因為高考三天,後面兩天我都在發燒。我是在昏昏沉沉中應考的,只有我自己知道,否則我一定會考得更好。

那麼,是什麼呢?我現在也不知道。

包括我父親,他本是最愛探究神秘的人,但也沒有給我探究出一個科學的所以然,而是給出了一個大眾化的答案:這就是我的命。

這個答案其實比問題本身還要更神秘、更複雜化。

1981年8月29日

陽光都被樹葉剪碎了,剪成了一片片不規則的圖形,晃晃悠悠浮沉在柏油馬路上。這是浙江省城杭州市裡的馬路。這是1981年8月29日。這一天,我像進入了夢鄉,被一輛軍牌照卡車從富陽拉到杭州,進而拉到浙江省軍區招待所,在招待所短暫停留後,又呼呼啦啦去了火車站。一路上,我記住了一個驚奇,就是太陽光像一塊大白布,被遮天的樹葉剪得粉碎,鋪在泛黑的瀝青路上,黑白分明,晃悠晃悠的,像是夢中的情景。雖然這時候我還穿著便裝,但嚴格地說此時我已經是一位軍人,享受著軍人應有的待遇。比如進火車站時,我們走的是軍人專用通道,上了火車,乘務員給我們提水倒茶,我們也給乘務員拖地擦窗,親如一家人,情如魚水情。

我上的是解放軍工程技術學院,現在更名為解放軍信息工程大學,在鄭州。這是當時軍隊的重點大學,錄取分數很高,院方到我們學校招生時,他們初定的調檔線比錄取線高出40分。我屬於險勝,相差甚遠,自然是想都不敢想的。但是,那些高分的佼佼者被院方帶去醫院作體檢後,可以說是潰不成軍,檢測視力的「山」字表簡直像一架機關鎗,一下子撂倒了20人中的14人,加上其他關卡卡掉的,最後只剩下兩人。要知道,這不是一般的學生體檢,這是入伍體檢,是按軍人的要求來要求的。於是,又重新劃了調檔線,比前次降了一半。但對我來說還是不夠,還差得遠。

但也不一定。

那天,我去到醫院參加體檢。天很熱,醫院裡的氣味很難聞,我出來到樓下,在一棵小樹下乘涼。不一會,出來一個戴眼鏡的同志,50來歲,胖墩墩的,他顯然是來乘涼的,站在了我身邊。正是中午時分,樹又是一棵小樹,罩出的陰涼只是很小的一片,要容下兩個人有點困難,除非我們挨緊了。我由於自小受人歧視,養成了(也許是被迫的)對人客氣謙讓的習慣,見此情況主動讓出大片陰涼給他。他友好地對我笑笑,和我攀談起來,我這才知道他就是負責「工院」招生的首長。我向首長表示,我很願意去他們學校,就是成績差了。首長問了我的考分,認為我的分數確實低了些,否則他可以考慮要我。但是,後來當首長獲悉我數學是滿分、物理也有98分的高分時,他驚疑地盯了我一會兒,認真地問我是不是真的想上他們學校。

我激動地說:是真的。

五分鐘後,我改變了體檢路線,轉到四樓,接受了有軍人在場監督的苛刻的體檢。我的身體狀況比我想像的要好,要爭氣,一路檢查下去,居然一路綠燈,哪怕連腳板底也是合格的(不是鴨腳板)。當天下午,我離開醫院時,首長握著我手說:回家等通知吧。

第五天,我接到了由首長親自簽發的通知書。

回想這一些,我恍惚覺得自己是在寫小說。

1988年1月15日

這是一本文學雜誌的出刊時間,雜誌的名字叫《崑崙》,期號是1988年第1期。我的第一篇小說《變調》就發表在這一期上,責任編輯是海波。

我真正開始寫小說是在1986年,之前幾年我一直在寫日記,寫了幾大本,論字數應該在幾十萬之上。總的說,我是個耽於內心的人,不愛熱鬧,不善言辭,寫日記是我放鬆的一種方式,也是習慣。我喜歡把自己交給自己,交給日記本。在我對門的宿舍裡,有一個福建人,姓楊,他也每天要在日記本上塗鴉一陣子。我覺得他是自己人,有意接近他,慢慢地交成了朋友。當了朋友,就可以說點私密的東西,有一天他告訴我一個秘密,說他日記本裡記的不是日記,而是小說。

他在寫小說!

這確實是個天大的秘密。雖然校方沒有明文規定,學員不能寫小說,但我們還是不敢肯定,這會不會「惹是生非」。作為軍校學員,我們的舉動似乎都是被明文規定了的,沒有明文規定的事,我們吃不準對錯,一般都以小心為妙,不做為好。所以,小說最好是寫在日記本上,暗度陳倉,以免犯了哪位教員內心私設的規矩。他還告訴我,小說和日記的不同之處就在於,日記記的是真事,真人真事,有據可查,小說寫的是假事,比如把教數學的張老師和教專業課的黃老師寫成一對秘密的戀人,這可能就是小說。

我的小說之門似乎就是這樣洞開了。這一年,我寫了第一篇小說,當然是寫在日記本上的。我寫的是一個高度近視的老人走錯廁所的故事,楊朋友看了,認為不錯,建議我改一改投給南京的《青春》雜誌。我改了,投了,像投進了蒼茫大海裡,杳無回音。儘管如此,卻並不氣餒,依然「潛心創作」,大有點癡心不改、樂在其中的意味,以致荒疏了學業。我的學習本來功底就不厚,學習都是臨時抱佛腳,當急救包用的,用完就丟了,沒有在根本上作治療,創口還在那,而且在越來越大。到了畢業前,我的專業課成績在班上幾乎落到了最後幾名,但我不以為恥,因為「我會寫小說」。那段時間,寫小說成了自我欣賞、甚至鄙視專業的一面鏡子,極大地滿足了我青春的虛榮心、反叛心。但其實那時寫的所謂小說,都是一堆狗屁不通的垃圾。

真正有點感覺是到1986年,我看了美國作家塞林格的「青春小說」《麥田守望者》,我的第一感覺是,它像一個反叛青年的日記,第二個感覺——我覺得我應該像以前寫日記一樣的寫小說。繞了一大圈,原來小說可以像日記一樣的寫!這個發現給了我熱情和力量。於是我回到了過去,回到一個人喃喃自語的狀態,就這樣折騰出了一個近兩萬字的東西,我給它命名為《私人筆記本》。先投給《福建文學》,退了,但編輯覺得是個好東西,退稿時專門附了信,鼓勵了我,還客氣地邀請我去他家玩。我也去了,還帶去了又一篇小說,但編輯看了覺得還不如《私人筆記本》。就在這時,軍區文化部在上海辦了個文學創作班,給我們單位一個名額,由宣傳科來落實人頭,前提是去的人必須要帶一篇小說。當時我跟宣傳科一名幹事有些接觸,他知道我在寫小說,就安排我去了。我帶去的就是《私人筆記本》,當時負責辦班的幾位作家,像江奇濤、何曉魯,看了我的東西非常振奮,把我隆重地推薦給了當時很走紅的作家,也是《崑崙》雜誌社的編輯海波。海波看了,也覺得不錯。到這時,這個東西和我才迎來了一線生機。

小說最後更名為《變調》發在《崑崙》1988年第一期——這就是我的處女作。在此之前,海波把我列為他培養的重點作者,安排我參加了兩次活動,一次在廣東萬山群島,主要是讀書,討論;另一次是在北京昆明湖邊,主要是寫東西,關了一個月,寫了一個中篇,即《人生百慕大》,也是發在《崑崙》上的,1988年的第五期,還得了《崑崙》雜誌當年的優秀作品獎。就是憑著這個獎,第二年我上了解放軍藝術學院。軍藝當時很火的,走出了莫言這樣的大作家,以至當時有人在會上戲言道:軍藝是作家茁壯成長的沃土,到了這裡,你即使是一支筷子,也會長成一棵竹子。激動得我好像看見自己已經立竿見影、蒼翠欲滴了。

但是兩年後,當我離開軍藝時,我覺得我還是一支筷子。換句話說,我在軍藝沒有打開門,但也沒有關上門。我的小說之門自打開之後,似乎就關不上了。既然關不上,就死命地打開它吧,打不開也要打。這是多年來我聽到自己說的最多的一句話。我覺得就是這句話告訴了我小說的秘密。

1992年7月1日

這是法律意義上的一天,很枯燥的,沒有什麼說頭。如果一定要說,就是說:從這一天起,法律承認有一個女人是我的老婆,或者說我是她的丈夫。這個女人的名字叫黃尹。對有些人來說,法律承認可能是很重要的一天,但對我和黃尹來說,這是很無所謂的一天。對我們來說,重要的一天在三年前,舉國上下鬧學潮的時候,有一天我跟當時在南京的好友魯羊去南京大學看大字報。看了大字報,魯羊還是不想回家,想看一個女生。他知道女生住在幾號樓幾號房間:八捨208室。但是光知道不行,因為女生宿舍男人是進不去的。那時候也沒有手機,怎麼樣才能把他要見的女生叫下樓來呢?只有大起嗓門喊,別無選擇。那就喊吧!但魯羊卻要求我喊,他說這裡沒人認識你,你喊吧,沒事的。顯然,他是把我當作他了。他當時在寫詩,哲理詩,抒情詩,兩種詩都是世俗生活的異議者,令他的生活少了不少世俗之氣。

如果我們倆調個頭,我想他可能會幫我喊的,他身上有見義勇為的氣質和遊戲的膽子。可我哪有這種勇氣?打死我也不喊。哪怕喊下來的人是我的,也不喊。結果也不需要我們喊,樓裡出來了兩個女生,他定睛一看,默不作聲地上去,攔住了她們。原來他倆心有靈犀呢。不光是跟他心有靈犀,跟我好像也有一點靈氣,無意中帶了一個人來,這樣就形成了兩男兩女的良好格局,否則我不是成電燈泡了?為了暗合緣分之說,後來黃尹說,那天晚上她們本來已經出了宿舍樓,但她覺得天氣有點涼,就又回宿舍取了一件外套,要不然就錯過了。

這個夜晚,我們把時間交給了南大附近的一家叫三棵樹的咖啡吧。這好像是我第一次「泡吧」,也是我第一次見到黃尹。那時候,我們都不知道這個夜晚是有魔力的,會神秘地衍生出無數個相似的夜晚。這樣的夜晚多了,我們就開始談婚論嫁了,先是在心裡說,然後是嘴上說,繼而是身體說,最後是法律說。說真的,起初我們倆對法律之說都有點小看,甚至排斥它,我們覺得心裡說是最重要的。那時候,我們都希望做一對沒有法律意義的夫妻,但事實證明法律說是很重要的。法律說了,我就從南京調到了成都,名正言順地,朋友和組織都為此提供了應有的幫助,比如房子,比如假期。這就是法律的意義和好處。

作為丈夫,我是另外一個人,不是外面看到的那個人。在外面,我待人比較溫和,處事也比較冷靜,遇事有情講道,樂于謙讓,很多事情放在心裡解決,不愛張揚,不喜熱鬧,總的說是一個謙虛謹慎的人。所以,我老婆經常說,她喜歡做我的朋友,而不是老婆。我的回答是很粗暴的,我說:你是SB——完全是另外一個人!對這個人,他老婆很長一段時間都拿他沒辦法,只好忍著,忍不住就流淚。現在好像找到辦法了,就是做回音壁,用更大的聲音回過來:你是SB!有時在SB之前還加個「大」字:大SB!兩個SB對上就麻煩了。這時候,我兒子就朝我們豎起兩個小小的大拇指:打平,打平!這是孩子在學校裡學來的。我覺得這是他至今在學校裡學到的最好的知識,有著無窮的力量——知識就是力量啊。

感謝上帝!

順便說一個我的反動思想——先申明是反動的,不要較真,當笑話聽。我覺得夫妻之間要學會吵架,不會吵架的夫妻是危險的,相敬如賓的夫妻是不真實的,偷偷摸摸的夫妻是可恥的,心裡只有孩子的夫妻是可憐的。好了,打住吧,用托翁的話說: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其實也是相似的。

1997年5月16日

這是我做父親的一天。

有人說,作品是作者的孩子,那麼是不是也可以反過來說,孩子是父母的作品?應該是的。不過,這部作品寫得太累了。太累太累!有些事情現在想起來都覺得累,比如……說兩件具體的事吧。兒子出生前,老婆和我都被一種說不出的恐懼籠罩著:小東西出來若有什麼短缺咋辦?越是臨產,這恐懼越是凶險,常弄得老婆噩夢不止。第二天就是預產日,半夜裡我被「明天的母親」尖利的啼哭嚇醒。問怎麼回事,准母親只哭不語,眼淚流得人傷心。我說說出來吧,說出來就好了。她說她夢見生了一隻猴子。我看看時辰已三點多鐘,就說子時過後的夢都是相反的,說明你要生個金童玉女了。她對我這說法顯然不滿,連找出幾個老夢反擊我。我只好另闢蹊徑,問其腹內是否有瘙癢感?她感覺一下說沒有。我說既是猴子,毛乎乎的東西,怎會無瘙癢感?她這才破涕。第二天,小東西沒有準時出來,他母親更是惶惶不可終日,說他一定是怕我們嫌棄(不好才嫌棄)不肯出來。我說哪個孩子出生都不是哭的,呆在子宮裡好好的誰願意出來,兒子出來後我都願意進去頂兒子這個空。反正整天就這麼半真半假地哄。其實我嘴頭說的好聽,心頭也是發毛的。對生兒育女,我和老婆的年齡都偏大了,我真擔心當初為圖好耍,拖沓了幾年要我們付出沉重代價。若如真如此,無疑是把我們一輩子都耍脫了。就這樣,等待孩子出世,就像等待老天判決,分分秒秒都被過度的期望和恐懼拉長了又拉長。

9號的預產日,15號仍無動靜,兩人的耐心到了極限,強烈要求醫生採取措施,哪怕挨一刀也在所不辭。於是吃催產飯。小東西倒經不起催,催產飯一吃就發作了,而且來勢尤為兇猛,三下五除二,只花了五個小時就出來了。斗膽視去,身上沒毛,鼻子眼睛什麼的也都是長對了地方了的,心頭頓時釋然。想再細看,已被醫生包裹起來,只露張臉,看不了其他的。回病房後,老婆問我看孩子的屁股了沒有,我說看屁股幹嗎?她不說。但我看出她的心思,我自己因此也有了擔心。看不看?倆人都有點猶豫,因為孩子包裹得嚴嚴實實,我們甚至都不知如何打開。但猶豫再三,我們還是堅決又困難地打開了包裹。先看屁股——沒多長尾巴,也沒少長肛門。然後掰開一個個手指頭看,掰了手指又掰腳趾。都無異樣,自然放心高興。不料小東西適時嘹亮一嚏,頓時把我們的高興嚇得無影,擔心是不是讓他受涼了。那日子就是這樣驚驚嚇嚇,謹小慎微的。但總的說,小東西還算體恤我們,對我們份份擔心都退而避之,偶爾涉足,也只是點到為止,玩個有驚無險而已。我們想這樣就好。這樣我們就什麼都滿足了。

一天,陽光燦爛,我抱著兒子憑窗而立,兒子引頸眺望,似有所見,令我大為開心。照眾人話說,百日之內嬰兒有目無光,而兒子此時遠無百日。我久久望著兒子睜圓的雙目,喜從中來。忽然,我覺得兒子左眼黑珠子上似有異物,定睛一看——啊,那黑色之中居然還疊有一個黑點!形狀和瞳孔一般圓大,位置在瞳孔的正上方,下弧與瞳孔上弧相外切,上弧與黑眼珠的上弧相內切,色澤比眼珠要深沉,比瞳孔又要淺淡。左看右看,確鑿無疑,頓時喜消憂起!說真的,我沒敢告訴老婆,因為那實在有點恐怖。即便那是一粒痣,我知道,皮膚上的痣是無關緊要的,但又有誰能告訴我,眼珠上的痣也是無關緊要的?何況我不知那是不是一粒痣。從此,一份十足的擔心盤踞在我心間。從此,我也開始了漫長而複雜的求證和驗證工作,四處求醫問人,用各種方法手段測試其左眼視力。但是,得到的回答都是似是而非的。我似乎只有耐心等待,等過百日,甚至更長時間。由於過度希望,我自然而然產生了極度害怕。我不知這等待何日才能完結,只覺得在無限的等待中,我已變得越來越可憐而不知所措。

又一日,兒子半夜裡暴吵不已,我抱著他從臥室哄到客廳。客廳黑著燈,兒子的吵勁立馬變成了沉默的東張西望,頭使勁地甩來甩去,像要把黑暗撞破。突然,兒子的頭一下趴在我肩上一動不動,而且身體在使勁往我身後撲。我順勢退去,直到門前,而兒子的頭依然掙扎著從我肩上越過去,往冰涼的鐵門上湊。我以為他是額頭發癢,就換過手來,想給他撓癢。這時,我一扭頭發現,黑暗中小圓的門鏡像一顆寶石一樣亮得耀眼。原來,走廊上亮著燈,而我家裡是黑的,門鏡是惟一的一孔亮點。我終於明白過來,趕緊試著幫兒子的左眼往那亮點上湊,結果兒子十分配合地將左眼貼在了門鏡上,雙腳歡天喜地地踢打起來。我久久地沉醉在兒子的沉醉中,眼淚一滴滴流下來。就這樣,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那不過是一粒黑痣,奇妙的黑痣,無關緊要的黑痣。就這樣,我對兒子有了第一份感激,感覺像是兒子背著我拿性命去破了個什麼了不得的世界紀錄,性命沒丟,那紀錄自然便變成了我的、也是兒子的大榮大幸了。

我要說的是,這僅僅是開始。

我要問的是,這什麼時候能結束?

1997年8月28日

都說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我雖然不是兵,但也是流水的一滴。這一天,我流出了已經容納我17年之久的軍營,流到了地方,領取了今生第一本居民身份證。

《非虛構的我》